你能详细解释一下现时代的哲学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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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时代的哲学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这里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亦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而西方诸国的革命却相继失败，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予以新的设计和展望，他们既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考茨基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共产国际的唯物主义观点，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思想，提出了不同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张。最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G.卢卡奇、K.科尔施、A.葛兰西等人，他们也被称为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主要著作有《历史和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等，他坚持理性主义立场，批驳伯恩斯坦轻蔑黑格尔辩证法的论调，批判西方自谢林直到存在主义以来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强调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克服异化理论和拜物教理论。科尔施的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他重视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对考茨基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居的做法，同时也指责列宁的反映论，主张一种反教条的、批判的、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葛兰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家，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使得他赢得普遍尊重。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主编的《新秩序》周刊和《狱中札记》之中，作品内容丰富，涉及意大利历史、教育、哲学、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被誉为开创了适宜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后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哲学有一些流派竭力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界限，尽量寻找它们之间的所谓“结合点”，用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这表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和精神文化中愈益显示出它的威力，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竭力遏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已是一种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一味地公开敌视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因此，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除了仍然存在着公然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以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些流派，它们声称自己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补充”“改进”，以期马克思主义能够日益完善，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改进”，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别的哲学合二而一，实行“综合”。于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综合等等风靡一时。形形色色的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现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由于打着同情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它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种种的所谓综合，用西方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合乎现当代社会需要的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E.弗洛姆、T.W.阿多诺、J.哈贝马斯、A.霍耐特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示了一定的不满，认为这种社会存在着不合理性。在有的哲学家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发生了异化，成了商品和科学技术的奴隶，这种异化了的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因而产生了一种倦怠感、自我冷淡感，这样的人已不成其为人，而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马尔库塞把这种异化了的人称作“单向度的人”，他的一本代表作就是以此命名的。弗洛姆则把人的这种异化状态称作“精神分裂的自我异化”。出路何在呢？人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异化状态呢？马尔库塞主张进行斗争，只不过这种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的斗争”，也就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斗争。这种观点很明显地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弗洛姆十分推崇S.弗洛伊德的学说，强调从心理上谋求人的平衡。他认为，只有通过心理革命使人达到精神净化，才能摆脱人的异化状况。哈贝马斯在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的影响下，提出一个所谓理性化的改革方案，认为一旦社会从对物的重视转向对人的重视，一个理性化的社会就会实现。哈贝马斯还在坚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确立的自由、民主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同时，强调要对现行的国际政治秩序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进入2000年，霍耐特已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他融合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提出了“承认理论”和关于“自由先于法律限制”的思想，突出了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霍耐特的研究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已经从批判理论走向后批判理论。由此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虽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但它的理论是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其中的异化观点同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韦伯的社会学、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糅合在一起，试图对现行的西方社会加以改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及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颇引人注意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代表是M.H.多布（M.H.Dobb，1900～1970）和A.L.莫尔顿（A.L.Morton，1903～1987）。多布在20世纪30年代就撰写了《今日之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直觉”或“先验的逻辑”，强调要通过历史经验的研究来形成历史知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原理，他又专门阐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莫尔顿同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撰写了《人民的英国史》，以往被忽略的农民、工人阶级第一次成为英国历史的创造主体，唯物史观首次应用在英国史的研究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左倾理论家们不再满足于按照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匈牙利事件使英国左倾知识分子感到失望。R.霍加特、R.威廉斯、E.P.汤普森等新左派思想家深刻反思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先后出版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著作，形成了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威廉斯的《文学与社会》《文化是日常的》、汤普森的《漫长的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都以文化研究的实证方式，展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面貌。这些左倾理论家门被称为“新左派”。60年代前后，新一代左派理论家登上历史舞台，主要代表人物有P.安德森、T.伊格尔顿等人。他们受L.P.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哲学取向的影响，逐渐摆脱英国本土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主张建立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期达到走出英国、走向国际，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目的。安德森在70年代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这两部著作分析欧洲历史发展的特点，解释绝对国家的形成、类型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具有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综合在一起的鲜明特征。伊格尔顿的主要著作是《批评与意识形态》，他在这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予以批判，认为他们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经验主义的，在政治观念上是改良主义的，他强烈主张在理论上必须建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地方狭隘性，恢复其原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属性。安德森、伊格尔顿这一派被称为“第二代新左派”，在60年代的英国理论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80年代后，由于国际局势出现大的变化，各种社会运动，如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冲淡了新左派思想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在英国理论界出现了多元分化的新阶段。G.柯亨、E.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C.墨菲（Chantal Mouffe，1943～ ）等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以其与“第二代新左派”显著不同的理论形态而出现，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显现出当代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柯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一次把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之中，其中不仅运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而且还采用了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再加上“博弈论”“理性选择论”等策略，开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潮。拉克劳和墨菲的最重要成果是《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他们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尤其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敢于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去解构原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在“回到领导权”的口号下创造新的批判性理论，并以此去探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道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国际理论界的注意，激起了范围相当广泛的争论。伴随着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主义的兴起，现代西方哲学中还涌现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源于美国学者B.阿格尔（B.Agger，1930～2017），他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看到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对生态的破坏，所以，这样的理论不足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根据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展开双重批判。J.奥康纳继承和发挥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他在其主要著作《自然的理由》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剖析了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其中包括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强调必须找出资本主义积累与异化消费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2002年，美国学者J.克沃尔（Joel Kovel，1936～2018）出版了《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灭亡》，他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还明确提出建立生态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这两大主题。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但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论局限性，这是我们理应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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