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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中的发展与探索（1949～ ）

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经历了发展与曲折（1949～1976）、新时期的探索（1977～1999）、全球化时代（2000～  ）三个阶段。

### 发展与曲折（1949～197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电影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三家国营电影厂：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和1946年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为电影制作的主要力量。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还成立了电影学校，北京的学校后来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与此同时，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后改名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陆续在全国2000多个县建立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到1965年，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20 363个，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000多万上升到40多亿。自1949年制作第一部故事片《桥》开始，创作人员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优秀影片。私营厂也拍摄了《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和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等。1951年对《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等影片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影片产量急剧下滑。1956年6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故事片生产得到恢复。1957年文化部举办首届优秀影片评奖，故事片《龙须沟》《南征北战》《上甘岭》《祝福》《柳堡的故事》等，美术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神笔》等多部影片获奖。科教片《水土保持》还在国际上获奖。1959年，电影界又为国庆十周年贡献了故事片《林则徐》《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美术片《猪八戒吃西瓜》，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和平万岁》以及科教片《桂林山水》等。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再次走上正轨。故事片《甲午风云》《李双双》《阿诗玛》《刘三姐》《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等，戏曲片《杨门女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花为媒》等，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闹天宫》海报1949～1966年间的中国电影（又称“十七年电影”），继承了20世纪30～40年代电影的优良传统，表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历史的发展历程，肯定并颂扬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品质。同时，电影艺术家们不忘底层社会的问题和苦难，不忘百姓的反抗和呻吟，创作出了一批好的作品，特别是根据鲁迅、茅盾、柔石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影片，尤其具有感人的思想和艺术魅力。电影艺术家还将镜头对准时代发展与新生活，对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真实地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展现了广大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精神风貌。活跃在该时期的导演艺术家成荫、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李俊、王苹等，后来被学界称为中国“第三代导演”。“十七年电影”的不足之处在于：数量上，故事片只有600余部；质量上，一些作品在创作思想中存在虚假、说教、拔高之病，且主题单一，人物缺乏立体感，艺术形式有公式化、概念化现象。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电影工作者遭到残酷迫害，电影界一片凋零。影片拍摄主要体现在“样板戏”的创作上，除《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等几部故事片外，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影片《闪闪的红星》剧照这个时期台湾的电影事业也得到了发展。20世纪40年代，台湾电影在制作力量、技术和产品等方面都乏善可陈。50年代，台湾有“中国电影制片厂”、农业教育影片公司、台湾省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制片单位，生产了《望春风》《疯女十八年》《青山碧血》等影片。出现了导演李行、演员柯俊雄等电影人才。1955年，台湾制作了第一部闽南语电影《六才子西厢记》，开启了当地闽南语电影的拍摄。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电影事业繁荣。此时期共生产了2951部影片。重要影片有《蚵女》《玉观音》《侠女》《八百壮士》《汪洋中的一条船》《家在台北》《笕桥英烈传》《小城故事》等。新的电影院不断建起，最多时达500多家（1970）。1975年，台湾成立了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为台湾的电影文化发展提供支持。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香港电影业也很红火。永华影业公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与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三足鼎立，同时还有新联影业公司、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等进步制片单位。优秀作品有《父母心》《寸草心》《一板之隔》《阿Q正传》《四千金》《江山美人》《珠江泪》等。粤语片是香港最主要的片种，其产量占影片总数的2/3以上。60年代后出现的新型武打片最受青睐，有影响力的作品如《独臂刀》《大醉侠》《唐山大兄》《精武门》《蛇形刁手》《醉拳》等。武侠片导演有胡金铨、张彻等，演员有李小龙、成龙等。李小龙

### 新时期的探索（1977～1999）

1977～1999年间，中国电影在新时期的探索又分为两个阶段：全面探索的浪潮（1977～1989）、在转型和发展中前进（1990～1999）。全面探索的浪潮（1977～1989）  1976年10月，中国电影开始复苏。1979年生产电影50余部，年度中国电影院观众高达293亿人次，创历史最高纪录。1984年，故事片产量达140余部。这个阶段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作人员的艺术人生观转变为表现个人的经验和思考；电影的美学形态，从戏剧美学电影向多形态、多风格转化；电影的艺术功能，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模式，向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实验性电影以及多元交叉电影转化。1979年创作的作品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曙光》《从奴隶到将军》，歌颂知识分子的影片《李四光》《海外赤子》，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揭示“文化大革命”伤痕的影片《苦恼人的笑》《泪痕》等。1980年创作的影片有《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等。由于改革开放，文艺界接触了大量的外国艺术形式，西方电影新奇的外在形式、表现技巧等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热情。所以，以人物心理活动为线索的时空交错的剧作结构，幻觉、梦境、升格、降格、定格、黑白片对接、无技巧剪辑、多画面等手法被吸收运用。比如《小花》交叉使用彩色片与黑白片以形成对比，舍弃平铺直叙的方法而大量运用闪回，将回忆的情景展现在现实跟前，使影片显得婀娜多姿；《苦恼人的笑》以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结构全片，大量采用隐喻、象征、幻觉、梦境、荒诞等现代派表现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现“文化大革命”期间荒诞的社会情景，表现人物内心的苦痛与挣扎。《小花》剧照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导演们不仅超越了传统，也超越了自身。汤晓丹创作了气势磅礴的纪实性故事片《南昌起义》（1981）和《廖仲恺》（1983）。成荫导演的《西安事变》（1981）将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梳理得清晰分明。水华导演了富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伤逝》（1981）。王炎完成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凌子风改编了多部文学名著：《骆驼祥子》（1982）、《边城》（1984）、《春桃》（1986）、《死水微澜》（1991）。谢铁骊、谢添等也参与了改编作品的创作。在老一辈导演中，谢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摄制的《天云山传奇》（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等影片，关注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善于塑造女性形象、表现人性人情。中年导演的作品也很引人注目。1979年，女导演张暖忻与李陀合写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是中国电影创新和探索的理论宣言。中年导演的代表作有：张暖忻的《沙鸥》（1981）、《青春祭》（1985）和《北京，你早》（1990）；郑洞天与徐谷明合导的《邻居》（1981），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吴贻弓的《城南旧事》（1982），追求纪实风格，挖掘出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意趣和电影境界；胡炳榴的《乡情》（1981）、《乡音》（1983）、《乡民》（1986）三部曲，充满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王启民、孙羽导演的《人到中年》（1982），概括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面貌；颜学恕导演的《爱情与遗产》（1980）、《野山》（1985），后者在继承传统与接受电影新技巧的结合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丁荫楠摄制的《孙中山》（1986），则以独特的构思、恢宏的气势在银幕上再现了重要历史人物的风采；吴天明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1982）、《人生》（1984）、《老井》（1987），在国内外获奖；女导演黄蜀芹创作的《人·鬼·情》（1987），解决了电影的纪实性与假定性的关系，把写实与写意、叙事与抒情、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城南旧事》剧照如果说中年导演对于外国电影停留在借鉴的层次上，青年导演则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大胆的创新。他们把现代电影语言融汇到作品中，一方面开拓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对民族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吴子牛的《喋血黑谷》四部影片，在思想、美学上有共同的追求，体现了青年一代导演崭新的电影观念，标志着他们的崛起。《一个和八个》把战争描写推向后景，着重刻画危急关头人的行为。《喋血黑谷》力求真实地再现抗战期间社会的本来面貌，赋予电影深厚的历史感。《黄土地》的内涵更加厚重，形式更加特别。影片的角色不仅有“人”，还有“黄土地”“黄河”以及看不见的摄影机镜头等“物”，故事也不再是叙事要点，而成了牵引和运载创作者独立思考、情感判断的符号。《猎场札撒》也不同于以前表现草原、蒙古牧民的影片，观众很容易从中体会到导演的独特思考。中国电影各时期的作品具有代际的类似特征，于是“五代导演”的提法就在约定俗成中确定下来。“第一代导演”指张石川、郑正秋等中国电影的开路先锋。“第二代导演”指活跃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蔡楚生、孙瑜、费穆等一批人。“第三代导演”是崛起于新中国影坛的谢晋、水华、凌子风等导演。“第四代导演”指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谢飞等70年代末才获得导演机会的中年人。“第五代导演”即活跃于80年代影坛的年轻导演，他们大多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久就有了展露才华的机会。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生产，电影代际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电影中的新生代和新力量开始出现。成功的探索鼓舞了年轻人旺盛的创作热情。陈凯歌导演了《大阅兵》和《孩子王》，田壮壮导演了《盗马贼》和《摇滚青年》，张军钊拍摄了《加油，中国队》和《弧光》，吴子牛导演了《最后一个冬日》和《阴阳界》等。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冷峻幽默，通过知识分子与代表体制的干部、执法人员的较量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客观的解剖。《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是《黄土地》和《大阅兵》的摄影，也是《老井》的摄影和男主角，他在《红高粱》中把镜头对准作为异类的土匪，通过对颠轿、土坡、唢呐等的渲染，颂扬了民族热忱与豪情。《红高粱》剧照20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创作，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纪录片《美的旋律》《老北京的叙说》，美术片《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科教片《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尼罗罗非鱼》等好评如潮。80年代拍摄娱乐片成为中国电影的潮流之一。继《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功夫片后，导演们利用王朔畅销小说的名气，在1988年改编了4部娱乐电影：《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神鞭》《最后的疯狂》等则把喜剧元素与文化思考、人性分析结合起来，为娱乐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80年代的电影理论研究逐渐活跃。广大电影学者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电影的本质、特性及其规律，电影观念的发展，电影美学，以及电影如何反映生活、如何建立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如何借鉴现代世界电影理论和技巧等，都进行了讨论，对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转型和发展中前进（1990～1999）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型，制片业由单一的国家投资，按分配指标计划拍片逐步过渡到国家、民营、独立制片等多元化投资拍片形式共存的格局。美国大片开始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对中国民族电影造成一定影响。90年代中国的文化消费内容和形式急剧扩张，电影不再是民众的唯一娱乐方式，观影人次急剧下降。面对中国电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电影人以创新的勇气和才情应对挑战，为中国电影走向21世纪做了准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故事电影从总体上看有三大特点：一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起步和辉煌。1987年7月4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1987年的《巍巍昆仑》《彭大将军》和1989年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的上映，标志着集中摄制重大题材影片的起步。90年代为庆祝建党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重大题材影片成为亮点，《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开天辟地》《长征》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重大题材影片中还有一类是人物传记片，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此外还摄制了一批颂扬现实生活中英模人物的主旋律作品，如《焦裕禄》《孔繁森》《横空出世》等。这些影片不但记录了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塑造了重要的历史人物，还兼具了艺术电影的情感渗透力，形成了独特的品牌风格。二是突出观赏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追求观赏性和娱乐性的影片发展最快。幽默样式的有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绝境逢生》，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警匪样式的有黄健中的《龙年警官》；动作样式的有塞夫、麦丽丝的《东归英雄传》，李惠民的《新龙门客栈》，程小东、李惠民的《东方不败》等；民俗样式的有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惊险样式的有《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对那些按旧思路应该拍成主旋律的题材也大胆地加强了观赏性。比如何群的《烈火金刚》是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片的结合，叶大鹰的《红色恋人》是革命历史片与言情片的结合，冯小宁的《红河谷》是爱国主义影片与西部类型片的结合等。这批影片样式和含义大大扩展，在审美、教育、娱乐等功能中，观赏和娱乐得到更多强调，人物形象更丰富，叙事、制作上从低成本、小投入到追求高成本、大投入。《有话好好说》剧照三是审美形态多元化。这个时期的电影创作重在反映当代生活，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人物、新形象方面。比如《生死抉择》是反腐倡廉影片中的佼佼者，在揭露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和塑造干部形象上都有突破；《过年》《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则是以平民化视角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片。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界新人辈出。被称为中国电影新生代或“第六代”的管虎、张扬、李欣、姜文等，以自己对电影和人生的独特感悟，导演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影片，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爱情麻辣烫》等。从1977年开始，特别是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电影制片厂增加到20多个，新建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单位，电影器材、电影胶片完全可以满足放映、制片的需要。电影产量显著提高，1978～1998年，拍摄故事片2500多部，美术片812部，科教片5765部等。同时，在国际上获奖的各类影片达300余部次，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帝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等国际最重要的电影节中，中国故事片都获得过最高奖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事业继续平稳发展。80年代初，在电视媒体的冲击下，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也先后遭遇了考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并由此引发了新浪潮运动。1979年香港首先迎来了新浪潮运动，涌现出许鞍华的《疯劫》、徐克的《蝶变》、方育平的《父子情》、章国民的《边缘人》等一批作品。台湾的新浪潮从1982年持续到1986年，代表作有《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海滩的一天》《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等。新浪潮运动为台湾和香港后来的电影事业培育了新生力量，为华语电影走向融合、迈向世界作了准备。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人有：导演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王家卫、吴宇森、关锦鹏等；演员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张曼玉等；编剧吴念真、邱戴安平、张坚庭等。《卧虎藏龙》剧照新浪潮之后，在全球电影市场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不时有佳作问世，如《警察故事》《旺角卡门》《喋血双雄》《悲情城市》《推手》《牯岭街杀人事件》《一一》《卧虎藏龙》《花样年华》等。这些影片类型多样，有武打片、言情片、喜剧片、历史片等；视觉风格突出，明快、凝重、艳丽、朴素等，各具特色；影片功能丰富，既能让人消闲娱乐，带来艺术美的享受，又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 改革发展时代（2000～ ）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业进入了改革发展时代。从2002年起，中国电影改革步伐加速，各类市场主体增多，之后连续14年在产量、票房、综合收入等主要指标上保持快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电影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大陆（内地）、香港文化交流的深入，各类电影资源的相互流动、补充和促进，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形态十分丰富。如歌颂时代英雄、彰显主旋律的《张思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反映现实生活，艺术上颇有探求的《三峡好人》《刺客聂隐娘》《百鸟朝凤》；借助高科技手段，大幅提升观赏娱乐效果的《英雄》《无极》《美人鱼》等。《英雄》剧照2010年中国全年故事片526部，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元。中国电影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一些重要的变化。伴随着数字化进程，城市影院终端的大幅增长，3D技术升级对影院观影体验的有效提升，以及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广泛使用，使当代中国的电影创作、市场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青年观众群覆盖面的扩大，中国电影新力量的不断崛起，商业电影的价值取向及以票房取胜的市场倾向，影响到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多向度发展等问题的认识。中国电影在持续的市场繁荣和快速提升的同时，创作视野得以拓宽。电影类型化、影像话语和导演个性化诠释等逐渐形成更加多样化的理解和故事策略，电影综合产值、市场占有率、过亿票房、电影数量、观影人次及海外市场票房等各项指标均不断跃进。中国电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了多媒体时代的新特征。当代电影如何融会贯通，进一步追求创新实践、直面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也开始引起新一代电影人的深入思考。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为440.69亿元人民币，其中国产片票房为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比2014年增加了109.81亿元、增长高达68%，约占北美电影市场票房的60%以上。中国电影票房在本土取得了飞跃式的增长。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电影工作，给予悉心指导和极大关怀，电影业发展显著加快。2014年5月31日，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推动中国电影繁荣发展。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电影产业促进法》，该法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中国文化立法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促进电影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电影创作活跃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彰显中国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出一大批有正能量、有感染力、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如《智取威虎山》《百团大战》《湄公河行动》《老阿姨》《血战湘江》《十八洞村》《战狼2》《红海行动》《地久天长》《流浪地球》等。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保持不断增长的势头，全国票房642.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其中，国产片份额达64.07%。2020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虽受到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全年总票房和银幕总数保持全球第一，出现了《夺冠》《长津湖》等有市场反响的重要作品，反映了中国电影持续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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