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详细介绍影视学中的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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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学中的发展简史

电影、电视是产生于现代科技进步的艺术，它们随着时代的变化、技术的进步、观念认识的更新等被逐渐确立为具有特性的艺术门类，并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总体而言，影视学的发展简史包括电影发展简史和电视发展简史，同时电影、电视在中国的发展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 电影发展简史

自诞生以来，电影历经无声电影、有声电影、彩色电影、电子计算机特效电影等发展阶段。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电影由无声而至有声又至立体音响，由黑白而至彩色又至电子计算机特效，放映形式由单一趋于多元。这种技术上的变革，使得电影在艺术上不断变化，在媒介上具有丰富表现力及较大可塑性。电影的诞生将人类对艺术的思考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打开了人类文化艺术的新视野。人类的艺术思维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影像阶段。1895年12月28日是电影诞生的日子。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举行电影公映活动，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短片，真实的生活场景、运动的画面让观众叹为观止。与此同时，法国导演G.梅里爱把戏剧的叙事手法引入电影，最早在影片中使用了特技效果。梅里爱的影片虽然对电影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使电影向艺术迈进了一步，但由于他对戏剧美学的恪守，未能找到电影独特的艺术表达手段。当卢米埃尔兄弟和梅里爱就电影的表现内容各执一端而进入死胡同的时候，美国导演D.格里菲斯创作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等影片，兼具卢米埃尔兄弟的纪实风格和梅里爱戏剧电影的元素，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电影艺术语言。《一个国家的诞生》所开创的蒙太奇叙事方法被世界公认为电影成为艺术的标志。格里菲斯对电影艺术作出了杰出贡献，是电影艺术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电影之父”。蒙太奇作为电影的叙事语言在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一批活跃的电影家认为蒙太奇原则是电影创作的基础，被称为“蒙太奇学派”，代表人物有L.V.库里肖夫、D.维尔托夫、V.I.普多夫金、S.M.爱森斯坦。库里肖夫通过“库里肖夫实验”揭示了不同镜头加以组接可以获得新的影像涵义。普多夫金强调蒙太奇可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内在联系，并创造出“联想蒙太奇”等电影形式技巧，使影片充满抒情意味。维尔托夫提出摄影机应当像眼睛一样去观察和表现世界，所拍摄的“新闻片”及其理论对纪录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森斯坦强调蒙太奇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在《罢工》《战舰波将金号》等影片中践行了这一理念。与以蒙太奇作为叙事语言为核心的电影表现方式不同，先锋派电影是无声时期电影的另一重维度。20世纪20年代，一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法国开展了先锋派电影运动，其后这一运动的影响遍及欧洲其他国家。先锋派电影强调电影的视觉特性，反对传统的戏剧类叙事结构，电影流派包括印象派电影、达达主义电影、超现实主义电影等，电影作品以《幕间休息》《一条安达鲁狗》为代表。1927年在电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爵士歌王》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历史从“伟大的哑巴”进入有声时期，电影从此成为视听的艺术。有声电影极大地推动了电影的表现力，挖掘了电影的本性，促进了类型片的发展和延伸。1933年后，由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后期录音得以在电影制作中实现，突破了以往只能同期录音的桎梏。1935年，世界上第一部公认的彩色电影《浮华世界》面世，标志着电影由黑白向彩色的重要转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影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世界各地呈现出多元并进的特点。意大利电影、法国电影、德国电影发展迅猛，相继出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左岸派、新德国电影运动等电影流派，这些电影运动及电影思潮不仅宣示了对传统电影观念的反抗，标志着电影美学的革命，同时也是世界电影中民族电影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电影在战后受到其他国家民族电影和电视业的先后冲击，曾在一段时间受到冷遇。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美国出现新好莱坞电影运动，美国电影再次崛起和兴盛。此外，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电影如今是遍及全球的大众艺术，它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首先兴起并迅速发展。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电影，经过短暂的对外来电影的单纯模仿阶段之后，进入将电影本土化移植的阶段，即实现电影本体与本土的结合，使电影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与本民族民众的生活风俗、伦理道德、文化积累、欣赏习惯相一致。由此，电影在本土的文化土壤中寻求到被社会容纳、大众认同的必要条件。一百多年过去了，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电影工作者，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精华，创作出具有本国或本民族特色的电影，敏感于时代的脉动和变化，积极融入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的特点，构成了世界电影丰富多样的景观，并以多点散射的方式相互渗透、广泛交流，使得世界电影发展呈现出在宏观上异中求同、微观上同中求异的多元格局。

### 电视发展简史

电视的兴起，随着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对光电转换技术的不断探索而逐步形成，经历了从基础研发到机械电视、电子电视再到数字电视的发展过程。1900年8月，俄国科学家C.伯斯基在巴黎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电子技术会议上宣读了《电与电视》一文，文中首次出现“电视”（Television）一词。1881～1936年是电视的基础研发时期，机械电视和电子电视的研发同步交叉进行。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光电机械扫描盘、阴极射线管发明的基础上，为电视发射和接收系统的不断进行技术攻关。1925年4月，英国科学家J.L.贝尔德在伦敦一家塞尔福里奇百货商店门前进行了商业表演，为世界上第一次公开的电视表演。同年10月2日，贝尔德再次进行实验，首次实现了电视真人图像的即时传送。随后，贝尔德成立了“贝尔德电视发展公司”，不断对机械电视技术进行发展和完善，被誉为“电视之父”。1929年，俄裔美国工程师V.佐利金受聘担任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电视研究所主任，推出了电视的电子图像显示器，并进行了远程直播展示。经过几年的实验，直至1933年，佐利金研制出可供实际应用的电子电视的完整设备，实现了电视的全电子化，开辟了电视发展的新阶段，被称为“现代电视之父”。在电视经过基础研发时期后，随着电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电视机开始批量生产销售，世界各国相继开始建立电视台，定期播放节目，电视成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市郊的亚历山大皇宫正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向公众播放了歌舞节目，标志着世界电视事业的诞生。1937年，美国德福雷斯特无线电公司的总工程师A.B.杜蒙改进阴极射线管，研制出可供批量生产的商用电视接收机，之后第一批以其名作为品牌的“杜蒙”电子电视成功投放市场，进入普通民众家庭。从此，电视从基础研发阶段转入了实际应用阶段。然而，正值电视事业兴起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毁掉了许多国家的电视台，电视节目的播放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逐渐恢复了电视事业，电视发展进入繁荣阶段。苏联、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陆续开启电视事业。其后，电视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延伸到亚非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电视阶段。中国、澳大利亚、尼日利亚、摩洛哥等国家的电视事业开始起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微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电视传播方式出现了卫星电视、数字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三维立体电视等。电视从模拟电视进入数字电视发展的新阶段。当下，电视已经成为通过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将声音和图像转化为电信号，以电视塔、电缆、光缆、卫星传播器、互联网等有线和无线方式进行传输，并由电视机、电脑、手机等信号接收终端设备重现的一种信息传播系统。

### 电影、电视在中国的发展

电影是19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开始是由外国人在中国放映、摄制影片。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京剧舞台纪录片《定军山》，被视为揭开中国人摄制影片的历史序幕。1905～1931年是中国电影人将诞生在西方的电影艺术移植到中国、并在已被西方电影以绝对优势占领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的拓荒时期。1913年，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问世。之后，相继有电影摄制机构出现，进行国产影片摄制与经营，但均为小规模的、时断时续的、收效甚微的尝试。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的《孤儿救祖记》以巨大的票房成功，证明国产影片在中国市场具有较大的空间，吸引了一批投资者对民族电影业的关注和参与，相继成立了众多电影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形成以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这三个初具规模的电影公司为主的制片工业，经历了家庭伦理片、社会言情片、古装片、神怪武侠片等类型片创作热潮的起起伏伏。其中，神怪武侠片以中国传统道德中“侠义精神”为主，将中国武术、中国戏曲中的武打与电影特技巧妙地融为一体。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多以迎合城市市民观众趣味以保证票房收入。在内容上多宣扬传统封建道德，在形式上多顺应中国戏曲及文明戏以适应观众的欣赏趣味。拓荒时期的中国电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和商业性。早期中国电影与五四运动后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诸多艺术领域中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相一致，呈现出积极、开放的发展局面，在被外国电影垄断的电影市场上争出了一席之地，使中国民族电影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为中国民族电影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人才、舆论等方面的基础。1931～1949年是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探索时期。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翌年又发动了淞沪战争，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尖锐。电影积极地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确立了大众化的路线方针，汇入民族解放运动、民主革命运动的洪流，发生了与社会时代发展相一致的历史性变革。从1931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制作了《春蚕》《三个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比较优秀的影片，在拓荒时期的基础上产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战乱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几乎陷于停顿。由于摄制基地被毁和胶片来源中断，上海几家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被迫停产。上海沦陷后，除一部分电影人在香港、重庆、武汉、延安坚持很少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摄制外，大部分电影工作者参加了救亡工作，一部分人转入戏剧等其他领域。抗日战争结束后，经历了八年离乱之苦的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社会实际有了更多的接触，对底层社会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体会，思想、艺术均较前成熟，长期的生活积累与被压抑的创作热情的结合，迸发出可贵的艺术火花，很快就推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表达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下的痛苦呻吟和强烈愤怒，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解放的正义要求和革命呼声。尽管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这些影片只能用比较隐蔽的手法来表现，但仍然与广大观众产生了思想情感上的共鸣。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与解放区，也建立了电影摄制机构，以拍摄纪录片为主，为中国革命历史保留了丰富而珍贵的电影资料。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重要阶段，电影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通过与人民、与时代、与社会进步的联系获得自身发展的活力。电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为广泛，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比之前大大提高。1949～1966年是中国人民电影的振兴与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华北、东南、中南、西北、西南相继成立了电影制片厂。1966年以前全国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生产故事片的制片厂，规模不一，共7个，它们分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和珠江电影制片厂。除此之外，还相继成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这一时期，电影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电影国产胶片和电影机械基本可以实现自己制造。电影的发行放映开始走向乡镇、农村、工矿、部队，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发行放映网。全国性的电影专业学校、电影专业团体、电影出版和电影科研机构逐步建立，如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更名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变，电影工作者获得更直接、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生活的便利，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继续坚持并发扬中国电影与时代、社会发展相联系的良好传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革命历史题材成为首先吸引电影创作者关注的领域。同时，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也迅速地出现在银幕之上，出现了《桥》《钢铁战士》《白毛女》《翠岗红旗》《渡江侦察记》《上甘岭》《祝福》《李时珍》《青春之歌》《林则徐》《林家铺子》《老兵新传》《红色娘子军》《早春二月》《农奴》《舞台姐妹》等影片，这些作品在题材内容上较之前有了新的开拓，在艺术构思上也独具特色。这一时期，老一辈电影工作者及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电影工作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电影专业队伍。1966～1976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荒芜时期。许多影片和电影人遭到批判，电影制片厂被迫停产，电影相关机构被解散。这一时期，只生产了少量的故事片和所谓的“样板戏”电影，中国电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停顿和倒退。1977年以后，是中国电影恢复创伤、重新振兴的时期。1977～1979年，由于电影领域仍处在十年动乱的余悸之中，影片生产处于徘徊、踏步的状态。广大人民对电影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1978年国家批准成立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和潇湘电影制片厂，使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故事片厂增加到了11个。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广大电影工作者在荒芜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医治创伤的同时，积极解放思想，不断突破禁区，努力开拓视野，吸收世界电影艺术、技术新的成果，恢复了电影与时代、社会相结合的优秀传统，在创作界先后出现伤痕电影、反思电影和改革题材电影创作的热潮，影坛出现了崭新风貌。一批与现实联系紧密、思想内容深刻、艺术上有所创新的电影作品深受观众的欢迎。其中《归心似箭》《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西安事变》《人到中年》《黄土地》《黑炮事件》《野山》《孙中山》《芙蓉镇》《血战台儿庄》《老井》《红高粱》等，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相当一批中、青年电影工作者在实践中成长起来，脱颖而出，显示出中国电影发展较为广阔的前景。这一时期，相继批准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截至1988年，中国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故事片厂共有16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改革的深入发展，电影领域的体制改革方兴未艾，电影领域释放出蓬勃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市场逐步打破封闭的态势，市场化语境下电影的重要选择与发展，构成中国电影演进进程中新的历史时期。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创了中国商业大片之路，电影产业持续走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随着电影生产制作、发行和放映各个环节的产业化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呈现为庞大的体量和规模，展现出爆发式增长和跨越式发展的态势。从《马背上的法庭》《三峡好人》《香巴拉信使》《盲山》《钢的琴》，到《找到你》《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电影，时代气息比较浓厚，创作特色鲜明，与传统题材的表述方式有较大不同。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建军大业》，再到《湄公河行动》《战狼2》《流浪地球》等，影片内容表现融入主流价值观，形式上更加类型化，叙事视点更加多元，对人物的塑造也更加丰满。2012年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曾超过北美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保持不断增长的势头，全国电影票房642.66亿元，较2018年增长5.4%，其中国产片份额达64.07%。2019年新增银幕9708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69787块。2021年，中国电影仍受疫情影响，但中国内地一共上映697部电影，银幕总数则达到82248块，全年总票房和银幕总数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电影票房达427.58亿元人民币，其中国产电影票房占84.49%。面对疫情和市场的挑战，中国电影以当代视角反映时代发展新变，呈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与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电视事业相比，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中国电视的起步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电视属于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是国家宣传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3月17日，天津无线电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并在当晚试播动画片《小猫钓鱼》。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标志着中国电视的诞生。6月15日，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9月2日，北京电视台开始正式播放节目。此后，上海、哈尔滨、天津、广东、陕西、辽宁等省、市也陆续成立电视台或实验电视台。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中国电视的探索时期，中国电视的制作与传播技术获得了初步的发展。1973年4月14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第一次试播。同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彩色节目正式播出，中国电视实现了从黑白电视向彩色电视的转型，并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基本播出格局。整体而言，处于起步和探索时期的中国电视主要承担宣传教化和社会动员功能，是一种借助新兴技术产生的意识形态的象征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是中国电视发展进程中的黄金时期。1976年起，中国电视逐渐恢复了文艺类、科教类、体育类节目。1977年起，地方电视台开始重新开放。1979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则商业广告。同年8月，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召开，明确提出电视台要独立自主办节目的要求。1980年5月，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美国系列片《大西洋底来的人》。198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改为广播电视部。1983年，中国第一个电视节目市场成立，中国电视人的市场观念起步。同年，首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魅力被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与此同时，中国电视剧迎来了创作高峰，推出《西游记》《红楼梦》《渴望》等经典作品。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无论在机构建设还是在电视节目内容等方面，都趋向丰富多元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思潮直接推动了电视在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电视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专门、独立的社会文化领域。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电视的持续发展时期。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电视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92年，电视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营模式。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行了“栏目带广告、广告带栏目”的广告运作机制。1999年，电视的产业性质被进一步明确，并向着集团化方向发展。与经济转型同步出现的是电视节目的兴盛，《快乐大本营》《幸运52》等电视节目陆续开播，电视的“大众文化”气质和潜能被进一步发掘。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实现了国家、电视机构与市场的协商，完成了从“事业”到“产业”的身份转型。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进入全面市场化时期，并参与全球化的进程。2001年中国加入WTO，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电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体制机制层面，中国电视的商业性质在这一时期被持续激发和开拓，出现了一批合资性质的电视制作公司，推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在传播层面，越来越多的中国电视作品走出国门，进入世界市场，同时也引进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优秀电视作品，实现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全球化路径。同时，数字电视的进程也非常迅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电视的发展。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工作的通知》，中国电视从粗放式的全国电视网覆盖工作进入精细化的用户综合服务的新阶段。当下，面对新兴媒介的兴起和冲击，中国电视需要对自身的内容、平台、效果进行有效的调整和转型，以实现在新的时代、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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