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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科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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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科学知识体系

自渔猎时代以来，渔业知识已有丰富的积累，如公元前2000年古印度叙事《玛哈拍哈拉塔》中就记载了营养径流对孟加拉湾饵料生物和鱼产量的作用；公元前1046之后（西周）《诗经》中记载的捕食鱼类多达13种；《尔雅·释鱼》中记载的鱼类多达22种，既有淡水种类，也有海水种类，均有基本的描述；公元前460年前后，范蠡《陶朱公养鱼经》详细描述了养鲤的池塘条件和人工繁殖方法；明代屠本畯《闽中海错疏》记载了福建200多种海产动物的名称、形态、习性、分布和经济价值等。但是，渔业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却始于近代渔业发展阶段。19世纪中后期，新动力渔船的出现是渔业捕捞历史上的重大技术革命，带动了渔具渔法、捕捞机械、助渔仪器和设备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催生了捕捞学及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如渔具学、渔法学、渔场学等。与此同时，由于捕捞引起产量波动，加强了对渔业资源生物学基础的调查研究。1883年，英国生物学家T.H.赫胥黎[注]主持欧洲北海鱼类资源调查，得出了捕捞对资源影响不大的结论，很快这个结论或观点被证实是不正确的。因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对渔业资源变动及其原因的调查研究更加活跃，德国鱼类学家F.海内克[注]、丹麦渔业与生态学研究者C.彼得森[注]和挪威鳕和鲱鱼研究专家J.约尔特[注]分别提出“繁殖论”“稀疏论”和“波动论”等鱼类种群数量变动学说，苏联学者F.I.巴拉诺夫[注]提出计算渔业产量的数学模型，英国学者E.S.拉塞尔[注]和M.格雷厄姆[注]分别提出影响鱼类种群数量四要素（补充、生长、自然死亡和捕捞死亡）和可持续产量模型等，美国学者W.托马森和F.贝尔提出“限额捕捞”理论，这些创新研究表达了对可持续产出的追求，为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Schaefer、Beverton-Holt和Ricker等多种渔业资源评估和管理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渔业生物学及资源管理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中后期产生了一批学科专著，如《渔业生物学》（1968，1981）、《鱼类种群变动理论》（1969，1974）、《渔业科学概论》（1972，1984）、《海洋渔业管理》（1974）等，使渔业生物学成为渔业科学知识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随着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GLOBEC）和大海洋生态系（LMEs）研究发展，与全球变化密切相关的水域生态系统研究成为渔业生物学新的研究方向和重要内容，为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管理和适应性对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虽然美欧等国家已开始了鲑鱼等渔业种类增殖放流，但是由于产业规模比较小以及之后的主要养殖国家在亚洲，水产养殖学科发展较晚。20世纪50年代以鲢、鳙为主的中国家鱼人工繁殖成功并随后出版相关专著，这不仅带动了中国和世界（特别是东南亚诸国）水产养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水产养殖学科迅速发展起来，产生了一系列学科专著，如中国出版的《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1961,1973）、《海带养殖学》（1962）、《中国池塘养鱼学》（1989），以及欧美出版的《集约化鱼类养殖》（1992）、《水产养殖和环境》（1992）等。在此基础上，水产养殖学科发展日趋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主要分支学科为水产遗传育种、水产养殖病害、水产营养与饲料、水产养殖生态、水产养殖技术以及养殖装备与工程等。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应用得到高度重视，其中水产基因组学技术发展迅速，至2022年全球已完成50余种水产养殖生物全基因组测序，15个种（类）（红鳍东方鲀、海胆、大西洋鳕、牡蛎、笠贝、半滑舌鳎、鲤鱼、罗非鱼、拟双斑蛸、草鱼、大西洋鲑、牙鲆、鲫、星突江鲽等比目鱼类、南极磷虾）的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自然-遗传》《细胞》等刊物发表，其中8个种（类）（牡蛎、半滑舌鳎、鲤、草鱼、牙鲆、鲫、星突江鲽等比目鱼类、南极磷虾）的研究以中国为主完成，大大提高了水产养殖学基础科学知识的厚度和水平。近代渔业以来160年的发展，促进了渔业科学基本学科的形成和进步，不仅包括渔业生物学、渔业捕捞学、水产养殖学，同时还包括由此带动起来的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渔业装备与工程、渔业经济与管理等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渔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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