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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理论中的学科中国特色

艺术学理论在中国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一事实，虽受到德国“艺术学”一词的启迪，但毕竟体现了厚实的中国古典传统的支撑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分别表现在三个层面：①各艺术门类互通的艺术传统。这种传统认定各门艺术之间不存在天然界限，而可以相互贯通，气韵流转。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还有《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优质诗歌应当有画意，优质绘画应当有诗意，这种诗画品质互训互见的观念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跨门类整合奠定了美学基础。这种诗画互训互见观念在现代激发起清脆的回声。面对来自西方的艺术门类相互独立的现代观念，宗白华、方东美和唐君毅等从本民族传统中去寻找应对方略，先后提出了中国各门艺术“相通共契”的鲜明主张。“西洋之艺术家，恒各献身于所从事之艺术，以成专门之音乐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家。而不同之艺术，多表现不同之精神。然中国之艺术家，则恒兼擅数技。中国各种艺术精神，实较能相通共契。中国书画皆重线条。书画相通，最为明显。……而中国之建筑则舒展的音乐，与音乐精神最相通也。中国人又力求文学与书画、音乐、建筑之相通”。这种不是从外国而是返身从本民族传统中寻找学科资源的努力，正体现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鲜明的中国特色。②文史哲整合的学科传统。正像文史哲在中国古代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中被视为一个相互汇通的统一整体一样，中国人不满足于像外国学者那样将各艺术门类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而是致力于将其视为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和相互共生的综合现象加以统括性研究。章太炎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先后出版《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著述，其中的所谓“国学”就包括“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五部分，而它们之间原本就是相互贯通的和不可分割的。他和同时代人倾向于把“国学”视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学术传统的现代延续方式，以及研究中国传统典籍、学术与文化的学问。这其中的“文学”就应包括艺术学理论。这种学科整合的古代传统为今日艺术学理论的跨门类性、跨学科性提供了有力的传统支撑。③“中国艺术心灵”传统的存在。即相信中国人的心灵本身就具有艺术性，而这种艺术心灵本身就具有统括所有艺术门类的力量。自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提出中国人看待世界具有与西方人的“直觉运用理智”方式不同的“理智运用直觉”方式以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方东美、宗白华和唐君毅等美学家在与德国哲学家G.W.F.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论及O.斯宾格勒的“文化心灵”论等外来理论积极对话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艺术心灵”或“中国艺术精神”这一新思想。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心灵如欧洲文化心灵的比较而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本身在其特质上就具有艺术性，甚至整体上就属于一种艺术心灵。这是指中国文化本身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中就显示出独特的艺术本性，即是说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心灵相比，中国文化心灵在其本性上就是艺术的。钱穆也有相近的主张：“吾尝谓中国史乃如一首诗，余又谓中国传统文化，乃一最富艺术性之文化。故中国人之理想人品，必求其诗味艺术味。”类似的表述还有：“中国文化精神，则最富于艺术精神，最富于人生艺术之修养。而此种体悟，亦为求了解中国文化精神者所必当重视。”正是这种整体的“艺术心灵”可以跨越任何艺术门类的界限而实现同一性。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1966）主张，只有由庄子所代表的中国艺术精神才能够体现“纯艺术精神的品格”：“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万古的标程；但在实现中，乃旷千载而一遇。……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此一精神，自然也会伸入到其他艺术部门。”他坚持庄子才有资格代表中国艺术精神中的“纯艺术精神”，而这种“纯艺术精神”一面“结实在绘画上面”，另一面也会渗透到其他艺术门类之中。他的具体理由在于，“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因为开辟出的是两种人生，故在为人生而艺术上，也表现为两种形态。因此，可以说，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不过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常须要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意味的转换。没有此种转换，便可以忽视艺术，不成就艺术。……由道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则是直上直下的；因此，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为纯艺术精神”。他责备儒家式艺术精神不纯粹，因为它需要到“仁义道德根源之地”去实施“有某种意味的转换”，而在没有这种转换之时就往往可能忽视艺术。而只有庄子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才有资格“直上直下”地带领个体升腾入纯净或纯粹的艺术精神之境。有关“中国艺术心灵”传统的观念，可谓触及艺术学理论的中国特色的根本缘由：由于拥有同一的“中国艺术心灵”传统之根，才能由此而生长出相互贯通的艺术门类枝叶，以及开放出相互整合的学科之花果。相对而言，外国（包括德语国家、英语国家、法语国家等）少有与中国的艺术学理论相对应的学科建制，而更多地是对单一艺术门类的研究。尽管德国学者率先创造出“艺术学”这一学科词语，但不仅在德国本身缺少后继力量，而且在英语世界却至今未见相应词语的普遍运用。不过，同时也应看到，欧美学界更多地维系单一艺术门类学科建制，但毕竟已出现越来越多的艺术门类综合性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趋向。今天的艺术学研究的跨学科特点表现在，要考察一部艺术品的究竟，不能局限于本学科视角或单一学科视角，而是需要动用若干学科交织而成的综合知识、方法或手段，去作协同探测。其实，这种带有跨学科特点的艺术学研究，在西方早就发挥其作用了。英国艺术理论家E.H.贡布里希在其《艺术与错觉》（1960）中，就善于运用跨学科乃至跨文化手段去研究具体艺术品案例。从该书序言可见，他对无名氏绘画《德温特湖：面朝博罗德尔的景色》与中国画家蒋彝的水墨画《德温特湖畔之牛》的比较分析，就体现了格式塔心理学K.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哲学、R.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言学等的跨学科综合视角。当然，还要加上中英跨文化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到20世纪末，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更是成为英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常态。美国批评家J.卡勒（Jonathan Culler）曾归纳当今文学理论的四种特征：一是理论具有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即一种其效果在原初学科之外的话语（discourse）；二是理论具有分析性和沉思性（analytical and speculative），即一种从人们称为性、语言、写作、意义或主体的事物中找出其含义的尝试；三是理论具有对常识的批评性（a critique of common sense），即是对被指认为自然的那些概念（concepts）的批评；四是理论具有自反性（reflexive，或译反思性），即是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质询。这里的第一条揭示了当代文学理论面对的开放性和跨学科性现实。正是由于开放性和跨学科性的基本作用，过去相对说来封闭的学科格局得以被撕裂，导致后面的第二至四条特征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即传统演绎性研究被归纳性研究取代，反常识性和解构性等特征，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的显学，而自反性甚至蔚然成风。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H.贝尔廷（Hans Belting）在其与人合撰的《艺术史导论》一书中已经认识到，艺术学一词在德语领域长期以来有着“双重指涉”：一重指向19世纪早期，当时的美学家追随F.W.J.von谢林的理论而使用了艺术学概念；另一重指的是更为宽泛的概念，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德索提倡的“一般艺术学”概念，它“不仅归纳造型艺术，也解释音乐、文学和表演艺术”。这里已经看到了宽泛的跨门类艺术学的发展现实。它还从艺术史学科的视角承认，尽管艺术史学科已先后经历过两次拓展，即第一次19世纪面向工艺美术的拓展，第二次20世纪以来与“图像转向”相应的面向日常艺术、新媒体艺术和摄影史的拓展，但是，“艺术史还从未涉及过电影和电视的领域，所以也没有相应的反对意见出现。然而我们可以预见到，艺术史不可能将这些媒介完全排除在外。因为关于艺术家的电影已经成为艺术史的一手材料，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经有艺术家利用录影带做记录或进行艺术创作”。该书提及的理由或许不一定恰当，但在艺术史中纳入影视艺术史，确实不仅变得必要和重要而且也十分迫切了，这是因为考虑到另一个更加合理而又充分的事实：电影和电视艺术已经是当前中国艺术活动中最具公共影响力的两大艺术门类，因而要想认知当前中国艺术史的总体面貌，就不得不正面应对作为大众艺术的影视艺术门类群的急切呼唤，即便是对其暂时知之甚少从而带有某种筚路蓝缕的或摸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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