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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与探索（1949～ ）中的新时期的探索（1977～1999）

1977～1999年间，中国电影在新时期的探索又分为两个阶段：全面探索的浪潮（1977～1989）、在转型和发展中前进（1990～1999）。全面探索的浪潮（1977～1989）  1976年10月，中国电影开始复苏。1979年生产电影50余部，年度中国电影院观众高达293亿人次，创历史最高纪录。1984年，故事片产量达140余部。这个阶段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作人员的艺术人生观转变为表现个人的经验和思考；电影的美学形态，从戏剧美学电影向多形态、多风格转化；电影的艺术功能，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模式，向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实验性电影以及多元交叉电影转化。1979年创作的作品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曙光》《从奴隶到将军》，歌颂知识分子的影片《李四光》《海外赤子》，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揭示“文化大革命”伤痕的影片《苦恼人的笑》《泪痕》等。1980年创作的影片有《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等。由于改革开放，文艺界接触了大量的外国艺术形式，西方电影新奇的外在形式、表现技巧等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热情。所以，以人物心理活动为线索的时空交错的剧作结构，幻觉、梦境、升格、降格、定格、黑白片对接、无技巧剪辑、多画面等手法被吸收运用。比如《小花》交叉使用彩色片与黑白片以形成对比，舍弃平铺直叙的方法而大量运用闪回，将回忆的情景展现在现实跟前，使影片显得婀娜多姿；《苦恼人的笑》以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结构全片，大量采用隐喻、象征、幻觉、梦境、荒诞等现代派表现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现“文化大革命”期间荒诞的社会情景，表现人物内心的苦痛与挣扎。《小花》剧照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导演们不仅超越了传统，也超越了自身。汤晓丹创作了气势磅礴的纪实性故事片《南昌起义》（1981）和《廖仲恺》（1983）。成荫导演的《西安事变》（1981）将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梳理得清晰分明。水华导演了富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伤逝》（1981）。王炎完成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凌子风改编了多部文学名著：《骆驼祥子》（1982）、《边城》（1984）、《春桃》（1986）、《死水微澜》（1991）。谢铁骊、谢添等也参与了改编作品的创作。在老一辈导演中，谢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摄制的《天云山传奇》（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等影片，关注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善于塑造女性形象、表现人性人情。中年导演的作品也很引人注目。1979年，女导演张暖忻与李陀合写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是中国电影创新和探索的理论宣言。中年导演的代表作有：张暖忻的《沙鸥》（1981）、《青春祭》（1985）和《北京，你早》（1990）；郑洞天与徐谷明合导的《邻居》（1981），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吴贻弓的《城南旧事》（1982），追求纪实风格，挖掘出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意趣和电影境界；胡炳榴的《乡情》（1981）、《乡音》（1983）、《乡民》（1986）三部曲，充满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王启民、孙羽导演的《人到中年》（1982），概括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面貌；颜学恕导演的《爱情与遗产》（1980）、《野山》（1985），后者在继承传统与接受电影新技巧的结合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丁荫楠摄制的《孙中山》（1986），则以独特的构思、恢宏的气势在银幕上再现了重要历史人物的风采；吴天明拍摄的《没有航标的河流》（1982）、《人生》（1984）、《老井》（1987），在国内外获奖；女导演黄蜀芹创作的《人·鬼·情》（1987），解决了电影的纪实性与假定性的关系，把写实与写意、叙事与抒情、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城南旧事》剧照如果说中年导演对于外国电影停留在借鉴的层次上，青年导演则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大胆的创新。他们把现代电影语言融汇到作品中，一方面开拓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对民族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吴子牛的《喋血黑谷》四部影片，在思想、美学上有共同的追求，体现了青年一代导演崭新的电影观念，标志着他们的崛起。《一个和八个》把战争描写推向后景，着重刻画危急关头人的行为。《喋血黑谷》力求真实地再现抗战期间社会的本来面貌，赋予电影深厚的历史感。《黄土地》的内涵更加厚重，形式更加特别。影片的角色不仅有“人”，还有“黄土地”“黄河”以及看不见的摄影机镜头等“物”，故事也不再是叙事要点，而成了牵引和运载创作者独立思考、情感判断的符号。《猎场札撒》也不同于以前表现草原、蒙古牧民的影片，观众很容易从中体会到导演的独特思考。中国电影各时期的作品具有代际的类似特征，于是“五代导演”的提法就在约定俗成中确定下来。“第一代导演”指张石川、郑正秋等中国电影的开路先锋。“第二代导演”指活跃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蔡楚生、孙瑜、费穆等一批人。“第三代导演”是崛起于新中国影坛的谢晋、水华、凌子风等导演。“第四代导演”指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谢飞等70年代末才获得导演机会的中年人。“第五代导演”即活跃于80年代影坛的年轻导演，他们大多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不久就有了展露才华的机会。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生产，电影代际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电影中的新生代和新力量开始出现。成功的探索鼓舞了年轻人旺盛的创作热情。陈凯歌导演了《大阅兵》和《孩子王》，田壮壮导演了《盗马贼》和《摇滚青年》，张军钊拍摄了《加油，中国队》和《弧光》，吴子牛导演了《最后一个冬日》和《阴阳界》等。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冷峻幽默，通过知识分子与代表体制的干部、执法人员的较量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客观的解剖。《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是《黄土地》和《大阅兵》的摄影，也是《老井》的摄影和男主角，他在《红高粱》中把镜头对准作为异类的土匪，通过对颠轿、土坡、唢呐等的渲染，颂扬了民族热忱与豪情。《红高粱》剧照20世纪80年代的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创作，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纪录片《美的旋律》《老北京的叙说》，美术片《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科教片《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尼罗罗非鱼》等好评如潮。80年代拍摄娱乐片成为中国电影的潮流之一。继《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功夫片后，导演们利用王朔畅销小说的名气，在1988年改编了4部娱乐电影：《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神鞭》《最后的疯狂》等则把喜剧元素与文化思考、人性分析结合起来，为娱乐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80年代的电影理论研究逐渐活跃。广大电影学者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电影的本质、特性及其规律，电影观念的发展，电影美学，以及电影如何反映生活、如何建立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如何借鉴现代世界电影理论和技巧等，都进行了讨论，对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转型和发展中前进（1990～1999）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型，制片业由单一的国家投资，按分配指标计划拍片逐步过渡到国家、民营、独立制片等多元化投资拍片形式共存的格局。美国大片开始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对中国民族电影造成一定影响。90年代中国的文化消费内容和形式急剧扩张，电影不再是民众的唯一娱乐方式，观影人次急剧下降。面对中国电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电影人以创新的勇气和才情应对挑战，为中国电影走向21世纪做了准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故事电影从总体上看有三大特点：一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起步和辉煌。1987年7月4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1987年的《巍巍昆仑》《彭大将军》和1989年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的上映，标志着集中摄制重大题材影片的起步。90年代为庆祝建党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重大题材影片成为亮点，《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开天辟地》《长征》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重大题材影片中还有一类是人物传记片，如《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此外还摄制了一批颂扬现实生活中英模人物的主旋律作品，如《焦裕禄》《孔繁森》《横空出世》等。这些影片不但记录了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塑造了重要的历史人物，还兼具了艺术电影的情感渗透力，形成了独特的品牌风格。二是突出观赏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追求观赏性和娱乐性的影片发展最快。幽默样式的有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绝境逢生》，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警匪样式的有黄健中的《龙年警官》；动作样式的有塞夫、麦丽丝的《东归英雄传》，李惠民的《新龙门客栈》，程小东、李惠民的《东方不败》等；民俗样式的有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惊险样式的有《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对那些按旧思路应该拍成主旋律的题材也大胆地加强了观赏性。比如何群的《烈火金刚》是革命英雄传奇与枪战片的结合，叶大鹰的《红色恋人》是革命历史片与言情片的结合，冯小宁的《红河谷》是爱国主义影片与西部类型片的结合等。这批影片样式和含义大大扩展，在审美、教育、娱乐等功能中，观赏和娱乐得到更多强调，人物形象更丰富，叙事、制作上从低成本、小投入到追求高成本、大投入。《有话好好说》剧照三是审美形态多元化。这个时期的电影创作重在反映当代生活，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人物、新形象方面。比如《生死抉择》是反腐倡廉影片中的佼佼者，在揭露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和塑造干部形象上都有突破；《过年》《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则是以平民化视角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片。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界新人辈出。被称为中国电影新生代或“第六代”的管虎、张扬、李欣、姜文等，以自己对电影和人生的独特感悟，导演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影片，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爱情麻辣烫》等。从1977年开始，特别是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电影迎来了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电影制片厂增加到20多个，新建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单位，电影器材、电影胶片完全可以满足放映、制片的需要。电影产量显著提高，1978～1998年，拍摄故事片2500多部，美术片812部，科教片5765部等。同时，在国际上获奖的各类影片达300余部次，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帝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等国际最重要的电影节中，中国故事片都获得过最高奖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事业继续平稳发展。80年代初，在电视媒体的冲击下，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也先后遭遇了考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并由此引发了新浪潮运动。1979年香港首先迎来了新浪潮运动，涌现出许鞍华的《疯劫》、徐克的《蝶变》、方育平的《父子情》、章国民的《边缘人》等一批作品。台湾的新浪潮从1982年持续到1986年，代表作有《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海滩的一天》《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等。新浪潮运动为台湾和香港后来的电影事业培育了新生力量，为华语电影走向融合、迈向世界作了准备。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人有：导演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王家卫、吴宇森、关锦鹏等；演员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张曼玉等；编剧吴念真、邱戴安平、张坚庭等。《卧虎藏龙》剧照新浪潮之后，在全球电影市场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不时有佳作问世，如《警察故事》《旺角卡门》《喋血双雄》《悲情城市》《推手》《牯岭街杀人事件》《一一》《卧虎藏龙》《花样年华》等。这些影片类型多样，有武打片、言情片、喜剧片、历史片等；视觉风格突出，明快、凝重、艳丽、朴素等，各具特色；影片功能丰富，既能让人消闲娱乐，带来艺术美的享受，又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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