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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时期， “转型”这个词被赋予过不同的重点和内涵。在前三十年，中国的转型主要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尽管上述转型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但时下所说的转型，其内涵主要是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发展方式转型。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为体制转型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然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们开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进程。这一发展转型是以体制转型为基础的，而且发展转型的动力和一系列的具体操作，都来自于进一步深化的体制改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就将改革与转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发展方式转型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保证和维护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命题在提出之初，主要和资源环境有关。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可持续性与经济、社会结构的良性和稳定息息相关。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与可持续性的关系处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尽管我们现在所说的转型，主要是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但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理所当然地要求社会发展方式、生态发展方式同时转型。否则，经济发展方式就不可能实现转型。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有关的改革，主要是收入分配领域，城市化模式和产业升级路径的改革。当然，这些方面的改革都需要有一个优化的顶层设计。 　　收入分配改革与转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提高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 “高投资”的特征。其间的合理性可以由发展阶段和现行体制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得到解释。其间的不合理性，则主要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有关。主要的解释是，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者的实际消费水平过低，高收入者则成为 “高投资”的直接或间接推手。因此，我们提出了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改革，进而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内部需求、尤其是内部的消费需求上。 　　其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目前，我国以基尼系数显示的收入分配差距都达到或超出了 “警戒值”，继续扩大的后果，将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遭遇难以承受的压力。因此，涉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应尽快出台，进一步达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主体意识，通过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遏制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势头。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之形成缩小的趋势。这既是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又是其具体结果。 　　城市化是过去三十年，也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然而，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是一个不均衡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城市化的要素没有齐头并进，同时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扭曲的城市化发展方式。我们知道，城市化的基本要素是人口、土地和产业，人口的城市化是主导，同时还需要相适应的土地和产业的城市化。现在的情形是，人口的城市化不足，绝大部分持居住证的城市常住人口，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保障；土地的城市化过度，城市的物理形态急剧扩张，大量违规占地、用地和囤地的存在，各相关主体都在攫取来自土地的收益；产业的城市化失衡，主要表现为，制造业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供给不足的同时存在。为了解决上述 “不足”、 “过度”和 “失衡”，就需要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综合改革。 　　还值得注意的是，与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国相比，在经济总量高速扩张的同时，产业结构没有得到相适应的优化和升级。这里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中国国情的原因。较大的经济总量、较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的不均衡结合在一起，使产业发展在较长时间处于低水平均衡。其二，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部分要素 （劳动、土地和资金等）价格长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导致企业可以利用偏低的要素投入获得利益，致使它们降低甚至失去通过创新使产业升级的愿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微观解释。这两个原因都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要增强产业升级的动力，重点就是要加快与要素价格管理体制有关的改革。这里的改革既涉及到政府放松管制，如对部分能源资源价格的管制；也涉及到政府加强指导，如对劳动要素的价格即工资水平的指导。 　　无论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均衡的城市化，还是加快产业升级，都还与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有关。由此也再次表明，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否则，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很难有自身的改革动力，转型也会遭遇更多困难。 解放日报  2010.12.21  08版 原文链接：转型就是改革
《纵论“十二五” 陈宪：转型就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