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一条海院要闻类别的新闻，请你给它取一个标题：
“创新障碍在哪里”的讨论一开始，我就有写一篇文章参与讨论的冲动。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创新障碍主要在现行体制。但是，现在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批评，而是建设。因此，再冲动地批评一通，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在没有想好与“建设”有关的内容时，我一直没有动手。不过，与体制有关的建设，都难免宏大叙事，要具体构思也属不易，这里只说些一孔之见。     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中，与创新关系最为密切的科研、教育体制，改革和转型相对滞后，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其间涉及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改革和转型的突破，产生足以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激励和动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借鉴与企业、市场有关的改革经验，我们需要走中国改革已经有成功范例的“创造新体制的增量”的道路，给予这些增量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尽最大可能让它们加快发育和成长，进而加快形成新体制增量能够整合原有体制存量的条件。     事实上，这方面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但效果确实还不尽如人意。例如，在目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有一些由海外归国的领军人物主持的研究教学机构，它们大多得到一些特殊政策的支持，具有新体制增量的特征，但由于它们所处的发展环境还是和原有体制纠结在一起，因此其创新能力的集聚和发挥还受到不小的掣肘。又如，最近被大量报道的南方科技大学，就将是在中国原有教育体制边上成长起来的、具有显著的新体制特征的增量，但它现在并不顺利。尽管办一所大学需要履行各种程序和审批，但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政府管大学或科研机构，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总的来看，在科研、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使新体制的增量不断地涌现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体制增量缓慢成长的同时，原有体制中那些明显是改革对象的存量，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意思，甚至还在顽强地扩张。前几天，“创新障碍在哪里”专栏发表的两篇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官本位意识阻碍创新”的文章，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记得前些时候讨论事业单位行政级别改革时，有一种声音的大意是，当全社会都是官本位时，高校没有行政级别，将使它们的地位受到影响，会更加不受重视。此话差矣！如果官本位的体制是需要改革的，那么总有先来后到，不可能同一天一个文件解决这个盘根错节的大难题。在这个时候，要大学带个头，有什么不可以呢？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那些已经为官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在改革大局需要动自己的“奶酪”时，充分表现出良知。否则，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未来中国的改革如何才能得以推进。     如果说创造新体制的增量是难度很大的任务，那么，用这个增量整合原有体制的存量，就更是伤筋动骨、难上加难的工作。但是，由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所决定，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大量的工作都与增量整合存量有关。好在我们有一些“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再用新人的办法整合老人”的经验，当然，这些经验在今天已经远远不够。因此，创新改革措施，创新政策导向，加快这一整合过程，中国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才有希望。 2011年2月15日 头版 稿件来源：文汇报 文汇报原文：加快“创造新体制的增量”
该新闻的标题可以是：《[文汇报·头版]陈宪：加快“创造新体制的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