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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原法学院刑事法学科举行案例研讨会

近日，由媒体首先报道并迅速引起网络发酵的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辱母杀人案”备受学者关注。凯原法学院刑事法学科在张绍谦教授的指导下，举办了针对此案的小型研讨会。凯原法学院张绍谦教授、林喜芬教授、周铭川副教授以及刑事法学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本次研讨会。    师生们均表示，一审判决书通过“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以及“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来否认辩护人提出的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存在一定的理论问题。对于此案定性问题，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有观点认为，本案性质属于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罪，理由是被告人于欢针对持续性非法拘禁及殴打行为实施的防卫是合法正当的，而其导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结果，属于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应认定为正当防卫，被告人于欢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理由是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本意就是防卫人没有义务对不法侵害进行容忍和退让，一般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包括不法侵害、防卫时间、防卫对象以及防卫限度。本案已满足不法侵害、防卫时间和防卫对象的条件，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应该是一种最小必要性的实质性判断，但这种最小必要性本身具有模糊性，所以在无法决断是否超过这种最小必要性的情形下，通常认为行为本身是正当的。按照于欢当时的状况和其主观视角来看，持刀伤人是他摆脱不法侵害能够使用的有效而唯一的方式。因此，该观点认为，于欢并没有超过防卫的必要限度，属于一般正当防卫。    关于本案中警察执法的问题，有同学认为一审的错判被纠正的同时也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渎职责任，但是整个地方治理情况失序的恶果不能仅仅由某几个警察或法官个人来承担。“于欢案”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立法问题，也不是一个司法认定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在失范的社会状况下，刑法治理应当对涉黑涉恶行为进行有限度、有选择地扩张。但也有人表示，一方面，我们会呼吁进一步增加警力或司法资源，对涉黑涉恶行为进行强力打击；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在当前社会情形下，增强警力或司法资源进行专项打击，可能恰恰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现状。二者之间可能本身就是悖论。     除却上述案件定性及警察执法问题，也有与会者从媒体与司法的互动视角出发，认为媒体与司法本身是可以良性互动的，但如果是相反，那么媒体的报道及反响将会极大地损害司法公信力，阻碍法治发展。“于欢案”的诸多事实在媒体报道与司法判决中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了公众“一边倒”的舆论，有许多言论甚至脱离了事实本身。有老师对此表示担忧，在这种趋势下，舆论对司法机关的压力可能会被人为利用，使得热点案件成为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策略或模式，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     张绍谦对本次会议作总结，肯定了师生们的积极参与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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