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下面这则综合新闻栏目的新闻总结一个标题：
8月30日，“刑法大师课”系列讲座第三讲在海城铁路学院凯原法学院举行。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法学院教授汉斯·库德利希以《刑法分论中的帮助犯》为题，为我院师生分享了德国刑法分则中的理论问题。德国图宾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恩德·海因里希、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蒂亚斯·瓦赫特、凰县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姜涛、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马寅翔等担任与谈人。讲座由凯原法学院教授于改之主持。汉斯·库德利希首先介绍了《德国刑法典》第27条关于帮助和教唆的规定，并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阐述。他指出，德国刑法区分了直接正犯、间接正犯和共犯，以及不同形式的共同犯罪，其中帮助犯是最弱的参与形式，帮助犯的前提包括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和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一方面，帮助行为可以是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帮助，可以发生在犯罪实行开始和完成之间，也可在预备阶段提供协助。仅仅“加强实施犯罪的决定”这样的心理帮助是否应受刑事处罚存在争议，对于中立帮助行为，德国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并逐渐成为判例焦点。另一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有“双重帮助故意”，即对自己的帮助行为以及对故意非法主犯罪行为的既遂存在故意。此外，他还就德国刑法中独立受处罚的帮助行为展开讨论，主要介绍了《德国刑法典》第259条赃物罪、第257条包庇罪、第217条旧版的营业性帮助自杀、针对被禁团体的帮助禁令和针对被禁团体的帮助禁令。而后，他针对网络犯罪中的帮助行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于帮助手段原则上不受限制，网络活动当然也可能被视为支持性的贡献。最后他指出，犯罪参与理论归根结底是归属问题，也是评价问题，需要审查的是行为人所做出的贡献比直接参与人更少一些时，何种情形下应当认定其对结果负责。立法者可以在其刑事政策的规定空间内，以不同方式影响与参与刑事可罚性以及因此与归属相关的价值决定。在与谈环节，于改之指出，库德利希就帮助犯的对象、处罚根据、因果关系、中立的帮助犯问题、刑法分则中独立处罚的帮助犯、网络中的共犯和帮助行为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我国的立法完善和司法适用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本恩德·海因里希则提出了四个案例，以供中德双方进行讨论。其中包括销售刀具的日常经营行为、向实施网络犯罪的行为人提供热点、对于创设网站上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管等情形的讨论。在具体案例中，海因里希教授又进一步区分了行为人对实行行为者主观上明知的不同，使案例的讨论更加深入。梁根林就海因里希提出的四则案例进行了分析，指出该案例本质上还是涉及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范围及判断问题。同时指出，中国学者对于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存在主观说、客观说和兼采说的不同观点，即便采用不同的标准，具体立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马蒂亚斯·瓦赫特根据报告中提到的《德国电信媒体法》第七条规定，指出主要根据行为人主观的明知程度进行分级，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解决中立的帮助行为时，也采用偏向于主观说的立场，或许可以说明立法者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持有同样的观点。姜涛认为，中国和德国法律实践中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涉及帮助犯的存在范围、帮助犯和帮助型犯罪间的关系处理。第一个问题在理论上讨论较多，第二个问题则关注仍有不足，其中涉及单独帮助型犯罪的量刑从轻问题。马寅翔则从比较刑法的角度，讨论了德国刑法第217条第2款与我国刑法中盗窃罪规定，在刑事政策上的异同。德国刑法第217条规定，如果帮助他人自杀的人，是自杀者的家属或者亲近之人，则帮助自杀者通常是不可罚的。该条规定所体现的刑事政策，或许与我国刑法中不认为盗窃近亲属财物构成盗窃罪，具有相似性，也即避免干预家庭和亲属关系，尽量由伦理道德和民法进行调整。最后，汉斯·库德利希分别就前述的与谈内容和提问，一一进行回应。本次讲座就德国刑法分论中的帮助行为展开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同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就中立帮助行为的认定标准和范围展开讨论，对于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处理帮助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凯原法学院“刑法大师课”系列讲座第三讲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