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促进中几人民友谊的发展  我杂技团在几内亚演出  杜尔总统观看演出并接见中国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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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中几人民友谊的发展
    我杂技团在几内亚演出
    杜尔总统观看演出并接见中国艺术家
    新华社科纳克里13日电　中国杂技艺术团12日晚间在这里举行首次演出。
    出席观看演出的有：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国民议会议长迪阿洛·塞福拉耶、政府部长们以及各国驻几内亚外交使节。出席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全体代表也都应邀观看了演出。
    表演结束后，塞古·杜尔和夫人在中国大使柯华、杂技艺术团团长屈武的陪同下，登上舞台同中国艺术家们见面握手，祝贺他们演出的成功。最后还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演出开始前，几内亚非洲民主青年联盟负责文化艺术事务的领导人班库拉·坎福里致欢迎词。他说，中国杂技艺术团的访问几内亚，突出地体现了中、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表示深信，这次访问演出将加强两国之间的真诚友谊。
    中国杂技艺术团团长屈武致答词。他说，中国杂技艺术团不仅给几内亚人民带来了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杂技艺术，而且给几内亚人民带来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最好的祝愿。他表示深信，通过这种文化交流，中国同几内亚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都将进一步发展。
    屈武还祝贺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取得巨大成就。观众们对中国艺术家的表演表示十分欣赏，从节目开始到全部表演结束时场内不断发出欢乐的笑声。每个节目都在观众的长时间鼓掌和欢呼声的要求下重演数次。


title: 我全总、妇联致电支持“非洲日”  祝非洲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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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总、妇联致电支持“非洲日”
    祝非洲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华社14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13日打电报给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对大会将在15日举行的“非洲日”表示热烈支持。
    全总的电报说：“近年来，非洲大陆到处燃起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烽火。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坚持着反帝武装斗争。东非、中非和西非人民纷纷起来争取独立。最近南非联邦的非洲人展开了英勇的反对种族歧视的大规模斗争。
    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再一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毕竟是纸老虎，任何维持殖民主义、统治非洲人民的阴谋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中国工人和人民一贯同情和坚决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祝非洲人民在这一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新华社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今天打电报给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大会举行“非洲日”之际，以中国妇女的名义祝贺非洲的兄弟姊妹们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英勇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全国妇联的电报说：“广大的非洲人民和妇女已经迅速觉醒起来了，非洲大陆到处燃烧起独立自由的烽火，帝国主义的末日将要到来。谨祝非洲的兄弟姊妹们再接再厉，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亚非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必须加强团结
    各国代表在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会议上发言要求警惕帝国主义分裂阴谋
    廖承志指出非洲人民不能放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新华社科纳克里13日电　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13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继续发言。
    全非人民大会常设秘书处秘书长迪亚洛代表全非人民大会常设秘书处讲话。他向大会表示祝贺，并保证全非人民大会对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支持和合作。他要求亚非各国人民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他说，如果两大洲的任何部分仍然处于外国的统治之下，任何独立的亚非国家的独立性就将没有保证。
    乌干达代表团团长基瓦努卡说，自从万隆会议以来，帝国主义看到了它们的统治即将悲惨地结束。因此它们赶紧策划军事阴谋，组织军事条约组织，它们也毫不犹豫地宣传亚非之间的分歧。
    他要求他的祖国立即获得独立。他说，乌干达人民现在要求立即得到完全的民族独立。他说，残酷的殖民主义措施并没有削弱我们的独立要求。恰恰相反，这些措施加强了这种要求。
    他说，我们要求立即根据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制度举行选举；要求组织民族政府，要求不迟于1961年获得完全独立。
    中国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在会上发表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向获得了独立的几内亚人民和政府热烈致意，并表示中国人民永远支持几内亚人民的正义事业。
    廖承志说，“在过去两年中，自从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以来，世界局势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力量日益强大，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则正日暮途穷”。
    廖承志说，亚非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两年来的胜利证明了：“不管是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或者是其它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过是纸老虎。”同时，他又说：“帝国主义者是死硬派。他们将不择手段想尽办法来进行武装镇压，或者借助于甜言蜜语来进行破坏和分裂活动，来分化我们的力量，以便保持他们的罪恶统治和恢复他们所已经失掉的东西。因此，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势必是长期艰巨的斗争”。
    他说，“只要我们相信我们人民的力量并坚持我们的斗争，我们定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而成为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廖承志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深切同情并且完全支持亚非人民的英勇斗争。
    他说，我们相信，“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亚非各国是能够巩固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任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破坏活动，都休想破坏我们的团结、友谊和合作”。
    廖承志在报告中强调指出美国在非洲的野心和阴谋。他说，“美国保持着自己在非洲许多地方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加紧进行经济渗入，并从事各式各样的阴谋，来反对非洲各国人民。在同其它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人们必须始终警惕并毫不放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索马里兰的代表和桑给巴尔的代表要求代表们警惕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亚非人民的团结的阴谋，他们指出，加强亚非团结是每一个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神圣责任。
    马里联邦和黑非洲亚非团结委员会代表提迪安·拜迪在讲话中谴责法国帝国主义。他同时谴责帝国主义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作法。
    也门代表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帕夏在讲话中谴责英国占领也门南部的大片土地。他说，也门南北两部分的人民拒绝分裂他们国家的任何作法。
    他说，也门的领土曾经一再遭受英国武装部队的攻击，特别是在也门南部，而也门南部是一个坚强的阵地，从来没有向敌人屈服过。我们坚决保卫我们的国土，维护我们的权利。炸弹、火箭或者对我们的乡村的破坏以及英国武装部队大肆屠杀我国人民群众的野蛮行动，决不能迫使我国人民接受他们所不能同意的命运。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孙光阀在讲话中谴责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准备战争。他说，停战协定刚刚签订，美帝国主义者就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侵略集团，并宣布把南越包括在这个集团的保护区域之内，美帝国主义者不断把军备和军事人员非法地运入南越，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严重地违反日内瓦协议。
    他说，帝国主义在南越和东南亚肆意为所欲为，越南和东南亚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造成这种威胁的原因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他敦请大会要求：一、美帝国主义停止在南越进行干涉；二、立即撤出在南越的美国军事代表团；三、正确执行日内瓦协议，以使越南得以在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统一。
    毛里塔尼亚的代表布塔吉·阿卜丁在会上说，像所有遭受外国统治的国家一样，毛里塔尼亚的尊严受到蹂躏，它的自然财富被掠夺，人民的人权受到侵犯，因此毛里塔尼亚决心要粉碎奴役的锁链，从而进入拥有主权的自由国家的社会，我们这样做，也就是在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促进人类进步方面作出了我们的贡献。


    工商业者要坚决靠拢党，努力自我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郭棣活　邓文钊　黄洁　陈秋安代表谈广东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主席团、各位同志：
    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对工商业者
      是一场现实的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的国家决算和预算的报告，并且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国家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在1959年又取得了更大的跃进和更为辉煌的胜利。以史无前例的飞跃发展的速度，提前三年，即以二年的时间，超额完成了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成就。由于有了这样光辉的成就，就让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在今后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剩下的三年时间来做更多的工作。可以肯定，今后三年（1960至1962）必将在过去获得成就的基础上，是一个持续跃进和更加高速度发展的三年。我们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努力，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充满了信心和决心，一定要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的光辉照耀下根据我们新的规划胜利前进，并且要取得同样的和更为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国家虽然经过十年来的经济建设，却还未能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实现这一伟大任务，必须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是一个完整的、经过历史无数事实考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国十年来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持续跃进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为了要迅速发展农业，在我们广东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一个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简称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以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并要求迅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支援农业。现在，全省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在响应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并在这光辉的旗帜下向“四化”进军，忘我劳动奋勇前进！同时，广东各地在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影响下，已经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而不顾一切的英雄模范人物。最近广东英德县的“马口事件”的救火英雄们的光辉事迹，就是一个鲜明的典范。当英德县马口造纸厂发生火灾的时候，马口硫铁矿的公安干部和民警，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为了献身国家利益，而奋不顾身的冲进浓烟烈火中去，当火灾扑灭的时候，柴油突然爆炸，不幸有十二位同志英勇牺牲，二十九个同志受伤。马口公安干部和民警这种英勇事迹，是为献身国家利益创造了一个光辉的范例。全国各地闻讯，又在为支援和抢救他们被烧伤了的阶级弟兄，不顾一切地投进了这一伟大的抢救行列中去，并且又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一个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树立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发扬了，作为一个工商业者的我们，听见了这许多英雄事迹和看见了许多动人的场面，内心在燃烧、在感动！这种活生生的事实对我们是一场现实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了这种英雄人物，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高速度的发展，一定能够无往而不利和取得更为巨大的成就。
    “大有进步，还要改造”的估价充分反映了工商业者客观上存在的政治思想状况
    在国家的大好形势鼓舞和推动下，在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协作的精神教育和影响下，我们工商业者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将采取什么态度呢？
    反右整风以后，一年多来，广东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教育和工人群众的帮助下，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前后对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认识到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向党靠拢了一步；与职工群众一起劳动或参加工商界举办的农场锻炼，有一定的表现，逐步改变着对劳动人民的观感和态度；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取得成绩，有所贡献。根据我们了解江门市二十三个工厂、企业的七百五十一个工商业者的统计，1958年共有先进生产（工作）者（包括一、二、三等）一百八十六人次；1959年增到三百一十六人次。海口市一位工商业者郑德彩自1956年合营以来至1959年底的四年中每年每季都评上了先进生产者，并且其中有十四次评为一等，其他为二、三等。这是一个最突出的事例。在今年正在开展的“四化”运动中，全省工商业者一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投身到这一运动的行列中去，不少人还能够夜以继日地苦战，有些还结合“四化”订了规划，在“五一”、“七一”前要求提出二至三条改革。这些事实说明了广东工商业者已经从轻视劳动转变到参加劳动实践中去，在向着劳动人民学习，开始向着劳动人民过渡，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是，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而与有着共产主义风格的像马口事件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又相距还差十万八千里。一般工商业者由于两面性还存在，资产阶级的本质还没有完全改变，因此反映在去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怀疑抵触和不满，而广东地邻港澳，还要随时受着外来的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因而广东工商界思想的反复性和时冷时热的变化情况，比之全国一般工商业者更为显著。在当前的“四化”运动中我们重点调查了江门市的一些工商界的表现，反映在百货行业中就存在着“八不、六怕”的思想。所谓八不是：（1）无钱不行，（2）无技术不行，（3）工厂能行门市部不行，（4）大部门能行小部门不行，（5）无原料不行，（6）洋法行，土法不行，（7）无设备不行，（8）无马达不行。所谓六怕：（1）怕影响指标任务，（2）怕浪费金钱，（3）怕原料不能解决，（4）怕领导不支持，（5）怕安排不好，（6）怕辛苦不愿提。这些情况，无疑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反映。再从其他行业或者其他市县看，一般以为“四化”是技工的事与自己无关，大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有些希望买现成的，或者要求洋货进口；有些看工人搞、随大流，自己也勉强搞，还没有置身于运动之中，推一推、动一动；有些怀着过关的思想，自己是组长或技术人员不搞不好看，提出一件敷衍了事；有些希望一鸣惊人，失败了又灰心丧气，如梅县畜牧场一私方试验鸡的人工孵化，在一、二次试验中失败了，非常惊慌怕受处分，要求自愿赔偿损失，后来在党的关怀鼓励下卒之成功了，才认识到党的伟大，自己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渺小。这些情况又说明工商业者在大有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尽管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其中的一些人，或者为数不少的人的动摇观望还存在，对社会主义企业就不会有感情，并且另一方面还要留恋着资本主义。如梅县有人所谓“新恩虽厚，旧谊难忘”，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人说：“对社会主义有向往之心，对资本主义有留恋之意”，正强烈地反映了这种两面性。因此，这种对待社会主义的感情，与马口事件的英雄们，和许许多多的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弟兄们比较起来相差不是十万八千里吗？一个是有忘我的精神，冲天的干劲，必要时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挽救阶级弟兄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却还在十字街头徘徊徬徨。从这些情况看来，我们真正向工人阶级过渡，还要继续不断的努力，进行政治立场和思想认识的根本改造，才能够真正赶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从这些情况也证明，民建会、工商联两会代表大会对当前工商业者所作的“大有进步，还要改造”的估价，是充分反映了工商业者客观上存在的政治思想状况，是完全正确的。要做到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积极服务，
          必须不再“我”字当头
    我们工商业者还有一种情况是，遇事把个人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我”字当头，一切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这是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完全不相容的。从“四化”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来看，如上所说的许多事例都是“我”字当头的表现。工商业者要做到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积极服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两面性，要清除消极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面，成为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的一面；要丢掉“我”字当头，改为政治挂帅。在民建，工商联代表大会期间刘主席对我们说过，要我们“顾一头、一边倒”，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就是针对我们工商业者当前政治思想状况对症下药。人民日报社论也说得好，“顾一头”“一边倒”——这是当前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每一个工商业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心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呢？或者是既顾个人利益又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两头都顾，等量齐观呢？还是一心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下呢？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抉择问题。是坚持资本主义呢？或者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摇摆摆，三心二意呢？还是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呢？为国家和人民着想，同时也是为工商业者本人的前途着想，我们希望工商业者作出明智的抉择，这就是一心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
    我们的国家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从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党和毛主席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照耀和带领我们走向国家富强、个人获得美满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我们要达到“顾一头”，“一边倒”的目的，首先，就必须做到：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坚决依靠党，热爱党，无条件听毛主席的话，接受党的领导，这就是根本的根本，核心的核心；其次，还要继续努力进行政治立场和思想认识的根本改造，客观上还存在着的如上所述的资产阶级本质的东西，两面性的政治态度，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意识，都是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进行改造，彻底把它铲除，要大破才能大立，破掉资本主义东西，才能建立对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作的感情，才能说得上产生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才会真正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把马口英雄事迹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学习的榜样。要把我字当头打垮，才能忘我劳动。不进行这些根本的改造，就没有条件和基础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过去的事实证明，我们在全行业合营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后，我们工商业者由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够真正地为社会主义多做一点工作，做出一些成绩。但是过去的成绩，还仅仅是开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要遵照刘主席和其他首长的指示，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行列中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做出更大的成绩，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广东要把今年的粮食在去年的三百二十亿斤的基础上增加到四百亿斤的指标。为此，我们必须响应党的号召，千方百计来完成这一巨大任务，首先，当前要求农业的迅速发展，关键在于农业的技术改造，要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来装备农业，以工业支援农业，贯彻中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方针。与此同时，还要加强交通运输工作，以适应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开展以“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这样才能够达到迅速发展工农业的艰巨任务和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任务。为此，我们全省工商业者必须坚决投身到“四化”运动的行列中去，在自己的企业和工作岗位上多动脑筋，找窍门，想尽种种办法来进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千方百计钻进业务中去，抓薄弱环节，攻生产关键，土法上马、土洋并举，改变手工操作的落后面貌，向“四化”进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和节约劳动力，把增产节约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下去，达到省委规定的在今年7月以前“四化”程度占70％的指标。第二，要清除思想障碍，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树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一切从搞好企业岗位工作出发，要克服自卑感；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过程中，必须与工人结合，走群众路线，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发掘自己的潜力，忘我地并且做到不顾一切地贡献自己的所有力量。第三，当前正在城市中开展的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运动，又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一个生产关系大变革运动，也是一个由资产阶级生活转变到社会主义生活的过渡，这将推动我们工商业者和家属跳出家庭小圈子，走向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巨大转变。这将进一步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城市街道工作中千条万条，组织街道居民参加和发展生产是第一条。解放了的家庭庞大劳动力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列中来，为发展工业支援农业，又提供有利的条件。我们工商业者和家属必须坚决支持和积极拥护这一措施，并身体力行推动家人都参加到食堂、托儿所和街办工业等等生产、福利事业中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第四，今年是六十年代的第一年，我们要彻底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今年的继续苦战，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年，必须扎扎实实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并在劳动实践中认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为进一步改变我们工商业者和家属的政治状况和思想面貌，把自己改造成为符合于六项政治标准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实现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努力奋斗。现在国内和国外的形势对我们全国人民以最高速度、全面地、发展国民经济是很有利的，工人阶级的干劲冲天，忘我劳动，优良品质，都大大鼓舞着我们工商业者。我们绝不可能满足于工商业者的现状。我们工商业者要把对党的感激的心情化为力量，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伟大号召，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觉悟，鼓足干劲，更好地投入增产节约运动，更好地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在大跃进中贡献力量，作出成绩。第五，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今年的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和首长报告的指示，必须认真贯彻到每一个工商业者和家属中去，使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并迅速行动起来，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掀起一个为进一步接受改造，更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高潮。


title: 太原市普遍调整职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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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市普遍调整职工宿舍
    本报太原14日电　太原市各厂矿普遍按照生产单位调整职工宿舍。现在，全市已经有太原钢铁公司、太原纺织厂等十八个厂矿进行了职工宿舍的大调整。
    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以后，一个宿舍的职工休息时间一致，休息得好，生产时精力更加充沛，而且也便于职工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技术、文化学习。同一个车间、同一个班次的职工住在一起，改变了过去“上班在一起，下班不见面”的情况，可以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关照，增强职工的团结，有利于共同进步。各单位的党委书记、厂长、工段长等领导干部，都和工人一起搬进了宿舍区，和工人同吃同住。这样，就使领导干部更好地和职工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职工的思想和生活，更好地向职工进行教育，促进生产发展。许多职工家属在调整宿舍以后，掀起了大办工厂和集体福利事业的热潮。


title: 广西人民送走了“瘴鬼”  黄征、叶培、覃波代表谈广西僮族自治区抗疟工作的成就

text:
    广西人民送走了“瘴鬼”
    黄征、叶培、覃波代表谈广西僮族自治区抗疟工作的成就
    旧社会把广西称为瘴气之地。千百年来，各族广大劳动人民深受恶性疟疾之害。人们唱着这样的山歌：
        晚稻黄熟瘴鬼来，不损人丁也损财；
        十户人家九被累，病人床上声哀哀。
    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广西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疟疾被控制了，人人精神焕发，个个身强力壮。群众这样歌颂着：
  解放红旗飘，山区变了样；多亏共产党，彻底来解放；推倒三座山，群众见太阳；生产日日高，生活天天强；
  全面大跃进，无病保健康。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报告，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们将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抗疟工作向大会作一简要的汇报。
    广西僮族自治区是美丽富饶的地方，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但旧社会则把广西称为瘴气之地，令人感到可怕。所谓“瘴气”，实际上就是恶性疟疾。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给这种流行的疾病所侵害，痛苦是说不尽的，更不知夺去了各族人民多少生命。龙州民间称之为“鸡鬼”。玉林地区流传这样一首山歌：“晚稻黄熟瘴鬼来，不损人丁也损财，十户人家九被累，病人床上声哀哀。”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修建黔桂铁路，路线是经过疟疾高度流行地区，民工死亡很多，所以当时有“一条枕木一条命”的话。
    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这种灾难，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反动的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不关心人民疾苦所造成的。因此，随着反动统治阶级被消灭，长期以来人民所受到的这种灾难也得到了解脱。
    解放后，广西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贯彻执行民族政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1958年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以后，广西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送走了“鸡鬼”、“瘴鬼”，根据四市二十二个县的调查，到1959年底，疟疾发病率已下降到万分之一以下的有一个市八个县，下降到千分之一以下的有三个市十四个县。玉林专区一千七百七十五个生产大队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二个大队，去年全年没有发生一例疟疾病人，无疟大队占生产大队总数的75.3％。在全区连续几年修铁路，在巨大水利工地，在全民大办钢铁工地，几万几十万人的工地上，都没有流行过疟疾，并且经历了流行高峰季节，极少发现疟疾病人。由于防治工作广泛深入，在全区范围内，疟疾被控制住了，于是，广大农村出现了人人精神焕发，个个身强力壮，劳动出勤率大大增加，生产步步高涨的新气象。群众是这样歌诵着：“解放红旗飘，山区变了样；多亏共产党，彻底来解放；推倒三座山，群众见太阳；生产日日高，生活天天强；全面大跃进，无病保健康。”
    我们对疟疾作斗争，是采取以消灭传染源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的，包括：（一）系统彻底的治疗新感染病人，贯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方针。训练大批基层抗疟人员，组织医疗力量（主要是中医），分片包干，负责疫情报告，诊断病人，取血检脾肿，送药治疗，追踪观察，这样就可以防止漏查、漏治，并为贯彻全程治疗，系统治疗与彻底治疗提供可靠的保证。（二）开展疟史普查，结合重点血脾检查，进行多次的、全面的抗复发治疗。（三）对外来人口严格执行登记、检查，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制度。（四）进行健康人预防服药，对水利工地、山区等地居民在流行高峰出现前进行预防服药，控制新感染。（五）结合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力灭蚊防蚊，消灭疟疾的传染媒介，切断其传染途径。实践证明，运用这样的防治方法，我们完全可以将疟疾加速消灭。
    我们能够在抗疟工作中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的大显神通；同时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由于我们有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各级党委亲自挂帅，把除害灭病工作与生产统一安排布置，充分发动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与推广经验，采取了以消灭传染源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因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巨大成绩。但是党刚提出要消灭疟疾的时候，有少数人曾经怀疑疟疾能否消灭。通过了几年的实践，生动地证明，只要有党的领导，不单是疟疾完全可以消灭，就是所有其他危害人民健康较严重的疾病，也是可以消灭的，党的领导是我们工作中无往而不胜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领导下，全体卫生工作人员政治挂帅，也是我们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由于卫生工作人员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明确业务必须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所以能够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忘我地劳动，上山下厂，风雨无阻，不分昼夜，深入田间，送医上门，送药到口，一切为了病人，千方百计的去发现病人，进行登记治疗，有病治病，无病防病，使卫生工作密切结合生产，为生产服务。
    坚决走群众路线，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关键。疟疾一直在危害着我们广西各族人民，消灭疟疾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当党提出了消灭疟疾的号召，一个除害灭病的群众性运动就风起云涌，波涛澎湃地掀了起来，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势不可挡。有人认为“群众不愿意搞除害灭病”，“群众搞除害还可以，搞灭病就不可能”，这是没有看到群众的除害灭病的迫切要求，不相信群众，以为群众愚昧无知，这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1958年我们因为依靠了群众，推行普查疟疾史和群众性的抗复发治疗，便在短短的时间内，把疟疾的发病率，骤然迫使下降到将近消灭的程度，这就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好群众路线取得胜利的典型范例。除害灭病工作是群众运动，又是技术工作，在开展群众运动中，必须使技术指导与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把技术交给群众掌握，群众的积极性就可以高度发挥，技术亦可充分得到推广，作到领导、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发挥出无比强大的力量。在群众运动中，还须不断总结群众的经验，加以整理提高，用来丰富我们现有的科学技术，使群众运动不断往前发展。
    1960年，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我们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树雄心，立壮志，干劲一鼓再鼓，上游一争再争，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不断革命，把除害灭病工作，由点推广到面，不断提高质量，作出更多、更出色的成绩来。为争取大大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除害灭病任务，为把卫生工作更好地支援工农业生产而奋斗。
    最后祝代表们身体健康。


title: 党的中兽医政策的胜利  蒋次升代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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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中兽医政策的胜利
    蒋次升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衷心拥护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所作的各项报告。在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中，提出了把畜牧业放在种植业同等的地位，并号召掀起一个以养猪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的新高潮。我作为一个兽医科学工作者，特别感到振奋。现在我就中兽医工作发展情况，作个简要汇报，请予批评指正。
    中兽医学术是我国劳动人民同家畜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极端歧视和摧残，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没有得到发展。
    伟大的党和毛主席自来就重视和关怀中兽医工作。解放以来，在党的“团结、教育、使用、提高”中兽医的方针和团结中西兽医继承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的政策光辉照耀下，中兽医的积极性大为发挥，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58年6月在兰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兽医研究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正式成立了中兽医研究所。从最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中兽医研究工作会议报道的资料看，一年多来，中兽医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更为繁荣的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中兽医数量和质量方面，有了很大增长，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例如甘肃省从解放前的二千六百人增至六千二百余人，其中约有三千五百人得到进修，1958年他们和防疫员一起，防治的家畜达一千五百多万头（次），等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九年（1941年——1949年）总和的八十倍，他们的勤劳和贡献，受到了各方面的尊重，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很多担任了兽医院（所）的领导职务，还有的被选为省政协委员，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在研究机构和力量方面，不断壮大起来，1958年7月前全国只有两个中兽医研究单位，人员很少，现在有十个省都建立起来了，有的省在县和人民公社里也设了研究室（组）。全国范围的中兽医研究工作网和大协作已经初步组成，现有五十四个单位参加，包括省区与省的畜牧兽医科学研究系统之间、以及它们与高等院校、其他有关兄弟单位、生产部门之间的协作，互相联系，互相支援，交换资料，联合作战，以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还值得注意的是：西兽医学习中兽医空前高涨，过去的“门户之见”，基本消除。1959年在兰州连续举办的两期中兽医训练班，六七十名学员都是高级西兽医，在结业时能初步掌握中兽医基础理论和技术，回去后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特别是针灸，很受赞扬，因而在1960年继续举办第三期，并扩大范围，学习期限改为一年。
    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辉照耀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大革命的胜利，中兽医研究工作，遵循党的中兽医政策和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坚持政治挂帅，贯彻结合生产、走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取得很大成绩。
    在发掘、整理中兽医古籍和编书方面，年余来各地校正增补了典籍有九种，绝大多数都湮没了数百年，现今重问于世，发行达十五万册以上。为了较系统的、较全面的介绍中兽医的理论和经验，组织了全国有关单位协作，中西兽医合作编写和审查成套的中兽医理论体系书籍四种，其中两种已经出版，在工作中既编了书，又开展了学术讨论，也提高了干部水平。此外还出版了著名中兽医经验集四种。这些都受到广泛的欢迎，大大帮助了学习和生产上的应用。1959年在农业部的领导下，全国广泛地开展了中兽医“采风”运动，收集了千千万万的验方秘方，进行了资料的汇集和整理工作。甘肃省仅在第二次全省中兽医代表会议上就献出了验方四千二百八十三件，古籍一百一十一本，还有中药样品一百一十八种，许多老先生深夜还在整理材料，挖尽心思把一些过去给亲属都不传的秘方、抄本献了出来，报答党的爱护。
    在治疗家畜主要疾病的研究方面，已验证或鉴定很多中药或中西药结合的方剂，并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对某些西兽医科学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疫病，也初步取得了有效的药剂，如猪喘气病、牛布氏杆菌病、马鼻疸、牛肺疫等。其中猪喘气病结合加强饲养管理，隔离消毒等措施，证明能够控制和消灭它。此外还有催情、保胎的方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兽医针灸术，不仅疗程短，效果高，使用简便，而且适应范围广泛，可以治疗内科疾病（如马疝痛、牛瘤胃臌气等），也可以治疗外科疾病（如马闪伤跛行、牛马风湿症等），还可以治疗一些早期的传染病（如猪喘气病、猪瘟、猪肺疫等）。关于电针疗法以及针灸生理机制和经络行径的研究，也已开始进行。去年从来没有记载过的骆驼、羊、鸡、兔等的针灸术，也正在收集、整理、研究。以上这些都说明了祖国兽医学遗产，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待我们大力发掘，更加证明党的中兽医政策，是伟大正确的。
    一年多来，中兽医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和高速度、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要求，还远远不相适应。在学术思想上和研究方法上也还有一些问题，须要大家注意研究。
    第一关于中兽医基础理论的研究问题：中兽医学不仅有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目前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一环。如不加以注意，研究工作就不能很快的大踏步的前进。因此如何运用辩证唯物观点，现代科学方法或最新技术成就，研究基础理论，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解决家畜主要疾病的防治，这是一个很重要问题。
    第二关于中兽医针灸的研究问题：过去对中小家畜和家禽特别是对猪的针灸适应症研究及对经络学说和针灸机制的研究，都要我们大力加强，这是研究中兽医科学的另一重要问题。
    第三关于中药研究问题：开展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尤其是应用中药防治猪、禽等的疾病，必须要我们根据中药制药用药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探索新的炮制、使用方法和途径。在这方面，既要谨慎研究，又要大胆尝试。
    各位代表：我国畜牧业的高速度发展，前途是极其宏伟的。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继续贯彻党的中兽医政策和科学研究方针，坚持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搞好协作，集中力量，总结群众的丰富经验，突破家畜主要疾病的防治问题，同时积极开展中兽医医学理论的研究，并进一步密切科学研究、教育、生产三者之间的结合，培养新生力量，壮大研究队伍，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兽医学术事业，就一定能得到新的发展。让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战无不胜的伟大旗帜，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中兽医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继续大跃进，也一定能够继续大跃进。


title: 下定决心　鼓足干劲　加强改造  李伯球委员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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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定决心　鼓足干劲　加强改造
    李伯球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荣幸地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听了陈叔通副主席所作的“工作报告”。又列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了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又一次受到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衷心感到鼓舞。
    这几年来，我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在群众监督和帮助之下，进行自我改造，参加学习、参观和短期的劳动锻炼，越来越深刻地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和罪行的严重性，愧悔无及。同时面对着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大好形势，更难忘党的伟大恩德，加之，群众热情的激励，新鲜事物的启发，使我精神焕发，改造要求愈切，信心益坚。现在就我最近通过学习参观和劳动所得的几点体会略述如下，请各位委员批评帮助。
    从学习和各地参观中，具体地体会到党和毛主席给了全国人民充沛的旺盛的生命力，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人民昌盛、社会繁荣、国家富强的保证和一切力量的泉源。这次参观内蒙古自治区，看到内蒙古人丁昌盛，工、农、牧业的生产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迅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人丁昌盛是蒙古族和少数民族一件大喜事。过去在反动统治下，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减少趋势极为严重。他们多年来渴望着疾病消除、人丁昌盛。现在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果然实现了。蒙古族人口由1946年的八十三万上升为一百一十三万。其他各族同样人口上升。牧区人民抱着娃娃欢天喜地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给我送来了孩子。”内蒙古工业现已建立了初步基础。工业产值，从1949年的9.4％发展到1959年的50％。其中1958年增加幅度达到83.21％，1959年又递增57.7％。已拥有相当质量的百万职工，旧时代连手工业者都少得很的蒙古族，现在已有四万多的工人队伍。农、牧业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大跃进，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牧区变化更为显著。我们参观了达茂联合旗新宝勒格人民公社。1959年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三百零三元，比上一年增加46％，有的户收入达一千元到两千元。建立了学校、卫生院、邮电所，并且有了五台拖拉机，三年间即将实现机械化。他们歌唱着：“草原出现新气象，牛羊肥来娃娃壮，人畜两旺多幸福，感谢恩人毛主席和共产党。”“过去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解放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57年和1958年上半年又进行了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在新的形势下，贯彻了党的总路线，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局面。总之，内蒙古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贯串着阶级斗争而取得的。
    党的领导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统帅，一秒钟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和削弱党的领导，这是一条根本规律。违反这一条就要犯大错误和失败。整个时代的历史事件都充分证明这条规律是不能违反的。可是我恰恰就严重地违反了这一条规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我反复考问自己的问题。前些时我作的答案是：第一，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去对待党的关系，口头上拥护党，实际上追求个人名位；第二，早年投身于中间路线，改良主义毒素很深，一向又没有作自觉的根本改造；第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曲解党的政策。有了这几条，到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尖锐的关头，即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暴露出个人主义丑恶面目，同党的领导对抗了。近来由于学习党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和结合参观，社会主义事业一日千里的形势给我做了镜子，使我更看清楚过去自己同党的关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本质上是同党的立场对抗的，不接受改造，就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革命更深刻发展的形势下面越来越不能相容。不仅如此，我还背上沉重的包袱，自居进步，看不起基层的工农干部，在工作中对有工作有关的干部亦常常在内心潜伏着不服气，这种不服气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抗。同时又自恃有党的信任，以为永远不会犯政治错误，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反动的本质一定要暴露。到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基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就猖狂地要从政治上思想上争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以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多样化，是一个新的形势，在中国阶级斗争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保留政治上更多的自由，因为党要动员他们的积极性，企图抓起这些政治资本，同党的干部较量。这一来正好同党领导下向前猛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对抗。要冲破资本主义残余的劳动大军势如雷霆万钧，自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现在想起来还要胆战心惊。但是思想上越认清楚越感到幸运得到党的挽救。党对我的教育和无微不至的关心，是起死回生的太阳和春风。我能够获得改造，在毛泽东时代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过真实的人生，是万分荣幸的。
    在各地参观，到处都看见劳动人民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大搞群众运动，劳动创造的智慧无穷无尽，一浪高一浪，奔腾澎湃的气势是不可遏抑的。去年参观河南安阳，群众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的成就，异常辉煌。其中有由三个人干起来，发展到一千二百人的钢铁企业。这次在内蒙古参观同样看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使工业突飞猛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比去年的劲头更高。呼和浩特市，有一个仅仅十二个职工的电映机械修配厂，大跃进时期改为制造厂，去年已试制成功十余种新产品，今年正在设计和试制高级尖端项目。如宽银幕扩大机，宽银幕磁性还音头，新型移动放映机等。全厂已有职工九十四人，85％是青年徒工，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他们说：
  “我们受到过一些右倾思想的嘲笑和阻挠；但是最终胜利的不是他们，而总是党领导下敢想敢干的人们。”这是多么豪迈。包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规模更大，成绩也更惊人。设计水平本来很高，但经过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自动化水平提得更高，而且创造新技术的多是青年工人。
    包钢白云鄂博矿区，现在是拥有电力自动的机械装备，即将建成的矿场。在草原上建起一座二万五千多人口的新城市。但是初来勘探的工作队，却是在辽阔而荒漠草原，同自然作艰苦斗争，无水可饮，只有以雪当水，出门即要迷路。他们靠着党、靠着毛泽东思想的武装、靠着群众战胜了一切困难。今天公路、铁路、邮电网，四通八达，电灯闪耀，红旗飘扬，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添上光辉的云彩。
     饮水思源，使我联想到全国千千万万这样光辉的业绩，千千万万不怕任何困难、千方百计为党完成任务的干部，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那是多么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多么可敬、多么可爱。
    从大跃进以来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和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的群众运动，是全民生产运动，是全民劳动大协作、工农大协作运动，是全民的文化革命、技术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为工农服务是唯一的光荣的道路，在这个形势下更加明显了。但是，我过去的思想行动恰恰与此相反。口头承认劳动创造世界，心里却怀着知识分子优越感，看不起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并且把知识技术看作个人资本。抽象地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实际上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上面，指手划脚。这种种可耻的剥削阶级反动思想是同工人阶级专政、同劳动统治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时时发生抵触的。两年来在学习、改造中虽已不断的对自己种种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并得到领导、群众和许多朋友、老师的帮助，逐步使我认识错误。可是根底没有铲除，毒草就时常会冒出苗头，在这里刚刚卸下的包袱，在另一个场合又背上了。自以为是，不虚心听群众意见的态度，还是阻塞自己改造的障碍。一向把知识分子要深入群众同工农相结合这一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理解为通过知识分子来综合和提高工农的劳动经验。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工农的老师，而不是向工农学习。这种本末颠倒显而易见的错误，亦直到学习党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并结合参观、劳动看了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才使我纠正过来。除恶务尽，我立定决心鼓足干劲，加强改造。
    我从参加生产劳动过程逐渐改变了对劳动的态度。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没有体力劳动就没有脑力劳动这些道理，在我思想上有了具体的内容，不是空洞的口头语了。对于劳动对象、劳动成果也发生了感情，自然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发生变化，因此对党的政策方针有比较真实的体会。党每一项政策，每一个号召都是为了保障劳动权利，发展生产，体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党和劳动人民是骨肉相关心连心的。如果知识分子不甘心情愿同劳动人民同命运，那就一定不能同党一条心。
    以上很肤浅的体会。恳切希望各位委员、座中的朋友、老师给我批评指正。
    今后当继续在党领导下，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继续加强自我改造，争取更多时间的劳动锻炼，向劳动人民学习。并当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文件。积极参加政协全委会的各项活动和工作。彻底破灭资产阶级立场，坚决同个人主义决裂，立定甘心情愿同劳动人民同命运的志愿，改造思想和生活习惯，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进一步学习改造和为人民服务。


    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与党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
    竺良甫代表谈昆明工学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情况各位代表：
    两位李副总理所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和衷心的拥护。
    195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要求，党中央对我国教育事业系统地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当时某些人怀疑这样是否会影响教育质量。事实总是最有说服力。经过一年零六个多月的时间，党的教育方针贯彻执行的结果，我国教育事业进行了深刻的革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伟大成就。教育一经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发生如此的效果，那末，与生产密切结合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毫无疑问，必然要使教育革命更加深入，教育质量还要更上一层楼的提高。我想回顾一下去年的深入教育革命的成就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昆明工学院和全国其他大学一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政治挂帅，继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继续以培养干部为主，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和小规模的生产，进一步密切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者之间的结合。这三者都在1958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获得了更大的成绩。毕业设计结合实际生产
    从教学方面来讲，教学质量的高低，我以为应当从毕业设计来衡量，因为毕业设计是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结合点。去年我院各个专业的毕业设计都是结合有关厂矿的实际生产，真刀真枪地来进行的。譬如以采矿专业为例，毕业设计是结合矿山的生产任务在矿山进行的，设计题目由矿山及学校双方共同拟定，充分反映了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设计质量一般都达到了技术施工的要求，其中设计的专题部分有65％以上已被矿山所采用，矿山对学生的设计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岂能与过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业务书”，纸上谈兵来进行毕业设计的质量，所可同日而语吗？
        生产劳动培养劳动习惯
    其次从生产劳动来讲，生产劳动基本上是按专业教育计划的规定和劳动大纲的要求来进行的。一年来全校同学共计劳动了十四万二千多个劳动日，自办工厂经调整后共有十二个，生产了不少产品，工业产值达四十万元以上，超额完成了昆明市计委下达任务的指标。社会公益劳动约占全部劳动时间五分之一，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如支援学校附近的厂矿和国营农场的秋收、秋种等。为了响应市委的号召，还在校内进行了蔬菜生产一百三十余亩，在白鱼口地方开辟了养猪的饲料基地四百余亩。机械系师生和技工装配了一台拖拉机，并为炊事工作机械化制造了淘米机、煮饭用锅炉、洗菜机、切菜机等。通过生产劳动政治觉悟提高了，思想感情有了显著的变化。例如冶金系两个专业的学生在支援厂矿时，劳动的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厂方的定额，组织性和纪律性也很强，不断得到厂方的表扬。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了通过1958年大炼钢铁，一方面使同学受到了锻炼，培养了劳动习惯和集体观点，另一方面也学到了炼钢炼铁的技术。
        生产劳动推动科学研究
    再其次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讲，在去年一年的生产劳动中，更进一步地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机械系设计试制成功了万能磨床；地质系文山地质队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五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一千八百多平方公里，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七十平方公里，千分之一的地质图一平方公里，送交了区域地质报告，矿山地质报告和岩石、古生物鉴定说明书等科学研究的报告。有些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工作量巨大的研究工作，如云南地层的综合研究，昆阳磷矿设计等总干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去年国庆十周年时，向党献礼科学研究项目达一百三十余项。今年年初党委传达了中央科学研究会议的精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全校师生员工共提出了重点项目二百五十余项，一般项目二千余项。现在各系本着重点和一般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在校外加强与厂矿和科学研究机关的协作，在校内又打破系与系、教研组与教研组之间的界线，努力合作。我们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加强共产主义大协作，这一科学研究任务是一定能够出色完成的。
  把当前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同教育方针结合起来
    根据以上所述，回忆一年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副总理说：“当前各个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心内容是与生产密切结合，逐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伟大运动”。那末这一运动的开展，会不会使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引向更高发展道路上去呢？人的精神面貌会不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呢？对于这一问题，李副总理在报告中已作了更全面的肯定的回答。他说：“这个运动必将加快我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科学技术文化水平。”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没有止境的。能搞土的就搞土，能搞洋的就搞洋，搞土洋结合就搞土洋结合。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运用各种各样办法和设备将会制造出高级的、精密的、尖端的新产品，将会在科学技术史上写出异常光辉灿烂的一页。而把土的、洋的、土洋结合的和高的、精的、尖端的新创造、新技术加以试验，加以研究，加以总结提高，纳入工艺规程，吸收到教学方面来，那不就大大丰富和提高教学质量了吗？列宁说过：
  “我们不可能把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把脱离相应的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提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所以把当前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与党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一定能进一步提高教学和教育质量是毫无疑问的。
    在过去两年中，党提出的“一主二从三结合”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即科学研究机关以科学研究为主，同时进行培养干部和小规模的生产，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以培养干部为主，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和小规模的生产；在生产企业中以生产为主，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而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生产企业又要密切的结合。今后，李富春副总理说：“要把单个工序、单个车间的技术革新发展成为整个工序，整个企业的技术革新。”又“要把同类企业的各种技术革新的经验‘配起套’来，形成成套的经验，形成系统的经验，使技术革新系列化。”这样在技术革新当中一定会提出千千万万的工作量巨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课题，而需要组织各方面力量来研究，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生产企业将会结合得更加密切，共同努力，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
    因此，学校调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和学生去参加农业技术改造或者到生产企业中去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虚心向工人农民学习，同时总结提高工农群众创造的丰富经验，这样必然使科学理论和生产实践，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当然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不是没有斗争的。因为这一运动的本身就是新的与旧的，先进的与落后的，革命的与保守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来。只有让广大师生参加到轰轰烈烈，瞬息万变的这一运动中去，才能受到教育，从而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那教育革命不就更加深入了一步吗？党的教育方针不就得到更进一步的贯彻吗？
    “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毛泽东思想。中国古代，聪明才智好像只集中在舜或者尧的身上，而解放了的六亿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毛主席有诗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洲尽舜尧。”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树雄心，立壮志，开动脑筋，大胆创造，难道那一个不就是舜，那一个不就是尧吗？


title: 工商业者要通过实践改造思想  刘国钧、张敬礼代表谈在无锡、常州参观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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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业者要通过实践改造思想
    刘国钧、张敬礼代表谈在无锡、常州参观的体会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谭震林副总理“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三位副总理的报告，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使我们进一步明确认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势，和今后持续大跃进的美好前景。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年连续大跃进的伟大实践，充分地体现出党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正确，充分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大法宝，已经成为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无往不胜的武器。现在全国各地，正声势浩大地开展全民性的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为中心内容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全国人民正为实现1960年继续跃进而忘我劳动。我们相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冲天干劲，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一定会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作为一个工商业者在这大好的形势面前，一定要坚决地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大跃进的洪流中去，贡献一切力量。通过为社会主义服务，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1958年和1959年的伟大实践，使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大跃进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是完成可能的，是客观的必然性。国民经济总是经历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发展过程，而每一次反复，也就把生产水平提高一步，国民经济就在这样的波浪式的运动中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条宝贵的经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上月我们曾经到无锡、常州去参观。现在体会到常州市大成一厂王正铨同志改革布机工艺设计的过程，就符合李副总理所指出的规律。王正铨同志敢想敢为，他为了要提高棉布生产，大胆地改革了布机工艺设计，使布机的车速由原来的一百九十转提高到二百四十转以上，高的达到三百转。这一创造性的改革，使棉布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显著的提高。电力和机物料的消耗也有显著的降低。成本也相应地降低，如在整个纺织业中加以推广，按照今年的产量估计，每年可以降低成本一亿多元。这一革新冲破了陈旧的技术理论，使纺织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改革的过程中，该厂的工人群众和王正铨同志把车速逐步加快，使矛盾尽量暴露，然后抓住矛盾、解决矛盾，使落后部门赶上先进部门，取得共同的跃进，使生产一浪推一浪的前进。
    我们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样是一个反复前进的过程。解放十年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反复，由于党的领导和教育，使我们在反复中前进了一步。近两年来，工商业者参加了劳动实践和工作实践。通过劳动实践，在党的直接教育和工人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取得了进步。但是，我们和职工同志相比之下，在劳动中的干劲，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就感到很不够。我们和他们显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正视自己的缺点，进一步在劳动实践中，培养社会主义感情，改变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彻底改变政治立场。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的成绩，自己才能逐步得到改造，赶上当前飞跃发展的形势。我们这次到无锡、常州去参观，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工人阶级那样的冲天革命干劲，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废寝忘食地忘我劳动，你追我赶，把运动推向高潮，与自己相形之下，感到自己大大的不够。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我们工商业者就必须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因而，我们必须在劳动实践中，一心一意接受党的领导，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在服务中改造自己。我们还必须努力加强政治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才能逐步的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示我们，轻工业增产的关键，仍然在于扩大原料的来源。除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以外，应当千方百计地节约原料、材料和提高出品率。纺织工业是轻工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想就这方面，提一些建议。
    江苏省是我国较老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在技术力量上有一定的基础。我们建议，江苏省的纺织工业可以逐步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同时，在节约原棉方面，可以适当的提高棉纱支数，这样可以多纺纱、多织布，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关于纺织工业的原料问题。我们建议，在开展大规模养猪运动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发展养兔事业。兔毛是高级毛织品原料。生产兔毛，除了可以抵补羊毛的供应外，还可以供出口的需要；同时，兔肉也可以增加一部分副食品的供应。养兔事业的发展，对农村副业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养兔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强。农村中体力较差的老、弱、妇孺都可以担任。只要配备少数的技术指导人员（如能防治兔子的疾病和熟悉兔子的生活习性的人员），就可以饲养。兔的饲料，主要是以青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在农村中比较容易解决。
    二、兔的繁殖率强，生长快，饲养很短的时期，就可以拉毛。良种兔，每年每头可以提高到一斤左右。兔毛的价格比羊毛高得很多，兔肉亦可以出售作为副食品，这对增加农副业的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有好处。
    三、兔的尿、粪是很好的肥料。它的肥效较高，并且有杀虫能力。所以养兔不但可以增加收益，还可以为农业生产增辟肥源，并且可以作为农药的原料，这对农业增产也有很大的帮助。据江苏省靖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养兔场负责人介绍，出售兔的尿粪所得的代价，抵付养兔的饲料，还有多余。
    以上意见，是不够成熟的。仅供有关部门参考。
    最后敬祝
    代表们身体健康！
    大会胜利成功！


title: 重庆市工商业者投入了技术革命运动  萧松立、王文彬代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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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工商业者投入了技术革命运动
    萧松立、王文彬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拥护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报告和其他报告。我们仅就重庆市工商业者投入“四化”（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为中心的全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和问题作如下的发言。工商业者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
      动中做出了一些成绩
    重庆市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和工人群众一道，响应了中共四川省党代会“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1960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的战斗号召，并在民建会和工商联两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和鼓舞下，不少人在企业中投入了以“四化”为中心的全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运动。有些人在党领导下，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性，还和工人一起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重庆市市中区工业的十二个厂在3月初了解的情况，技术革新已实现自动线三条，自动化十项，半自动化两项；机械化十四项，半机械化七项，共三十三项。如华丰电池厂私方人员负责设计成品组自动线，由九道工序改为一道工序，节约了劳动力十三人。市中区商业九个商店，截至3月11日的不完全统计：技术革新已实现联动化七条，电动化、机械化十八件，蒸汽化三件，共计二十八件。如南纪门商店私方人员设计和制造码头联动化，将卸车、过秤、转动联动化，节约劳动力六人。又如沙坪坝区高达五金厂私方人员在党领导下和工人群众一起实现了铸工机械化流水自动线，提高了工效一百倍，大大节约劳动力。同时，还实现了螺丝生产自动线，提高了产量五十三倍。在实现机械化方面，如重庆模具厂私方副厂长设计、制造、安装清砂滚筒化，改手工操作为机械化，提高工效三十至一百倍。重庆安昌厂私方人员设计、制造电动葫芦防梭盖子，改手工操作为冲压，由每天作两个提高到作一百个，提高工效五十倍。总的来说，大多数工商业者在党领导下直接或间接投入了“四化”运动，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性。有些人还做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有的人还得到“技术革新能手”、“技巧赛能手”等光荣称号。还有些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在参加“四化”运动中，结合进行自我改造，有了好的表现，帮助亲人也起了一些作用。如有人把油漆手工操作改为机械操作，大大提高了工效；有人帮助爱人改正了“建议多、实现少”的缺点，因而做出了成绩。有的女工商业者得到“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这是党的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工商业者、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四化”运动、加强自我改造的结果。但是这些成绩，和工人群众的伟大成就来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更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对我们工商业者的要求。我们工商业者应该毫不迟疑地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努力，争取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从我们工商业者投入“四化”运动的过程来看，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人心情上也不是那么愉快。主要的是：顾虑重重，怕这怕那，怕负责任，怕犯错误，怕批评，怕紧张，怕苦战，怕困难，怕麻烦。还有些轻土、重洋、贪大的思想，认为要搞就搞洋的、大的，土的，小的起不了多大作用。也有人把“单干”成功，荣誉可以独享。也有人抱着消极等待态度。这些情况，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有多有少，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如不加以清除，显然对我们继续前进是非常不利的。首先就不能很好地接受党的领导，必然迷失方向，也得不到工人群众的支持与帮助，就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在政治思想改造方面也得不到进步。因此，我们体会到：要在自我改造途程上继续迈进，要在“四化”运动中做出更多的成绩，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必须注意的几点
    第一，必须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任何人离开党的领导。任何人离开党的领导，就会一事无成。我们工商业者要在“四化”运动中做出成绩，更离不开党的领导。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党组织针对群众的实际情况作了动员，有些单位还组织了辩论：“技术革新是妨碍生产？还是促进生产？”“在短期内能不能实现机械化，自动化？”“每个干部在运动中应该抱什么态度？”对个别人还进行了必要的帮助。重庆纺配厂在搞一项尖端技术的时候，按该厂平时工作能力，需要半年时间；但在“四化”运动中，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结果十三天半就完成了。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私方人员十二人也参加了一种自动线的工作，但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最初，不少人有“重洋轻土”思想和畏难情绪，党组织作了：1、利用废旧料搞生产自动线，2、“先土后洋”等明确指示。当时，私方人员除怀疑土法是否能起作用以外，还顾虑自动线过去没有搞过，缺乏经验，把握不大。同时，所有试制的机器，要求各人自己设计绘图，自己找零件，自己装配，而且时间短促，感到困难重重，很不好搞。经党组织不断教育，私方人员虽然开始搞了，仍然缺乏信心。直到全厂青年工人在共青团总支号召下，很快地行动起来，搞成了第二道自动线，并向私方人员提出了挑战。私方人员迫于形势，不得不下决心搞，才具体订出了短期规划，和工人群众一道，经过十天苦战，试制成功了四种自动机器，并提出革新建议达一百条。有些人改革工模夹具，提高工效有的达到三十倍到五十倍，对完成生产任务起了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工商业者必须重视政治思想改造，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才能有进步，才能在工作上做出成绩，也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第二，必须不断破除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目前，“四化”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瞬息万变，不断地飞跃发展，已形成伟大的全民性的运动。可是我们工商业者中间有些人，仍有种种怀疑与顾虑，例如有些人顾虑到：我提出的技术革新若搞不成功，使企业受到损失，被人家给我戴上破坏生产的帽子，那我就负不起责任；有人认为搞技术革新和日常生产有矛盾，怕搞了技术革新影响生产任务完不成；有人顾虑搞出来的技术革新不像样子，搁置不用，造成浪费，责任落到自己头上，要受到人家的批评；有人认为自己业务忙，工作时间已经过长，没有时间独立思考，再搞技术革新；有人顾虑要搞技术革新，就要和职工一起苦战，不能休息；有人认为搞技术革新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人怕提合理化建议，因为那个提的合理化建议就要那个做，做成功了还要再做，提过了还要再提；还有不少人强调人少，困难多，认为要搞技术革新，没有原材料不能搞，没有动力设备不能搞，没有技术人员绘图，只好慢慢来，要搞，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商业还不如工业好搞些。像以上所说的顾虑这样，怀疑那样，处处向困难低头，事事为个人打算，就不可能在“四化”运动中做出成绩。如果能够不断地解除思想顾虑，就有可能完成技术革新的光荣任务。重庆南洋烟厂有位私方技术人员，最初，从个人名位出发考虑问题，思想上有些不通，情绪上一度不愉快。经过思想斗争，才向厂里提出建议，当然很快得到同意。党组织希望私方人员组成一个小组，共同搞一些技术革新。私方人员顾虑到本厂已基本实现了自动化，要再搞自动化，大成问题。经党组织指示，可以搞烟砖生产自动线。私方人员经过研究订出规划，并保证在三昼夜完成。接着，又顾虑技术力量不够，怕自己的保证不能实现。经过党的教育，工人群众的带动，私方人员的通力合作，在工作实践中引起了兴趣，增强了信心和勇气，经过三天三夜，终于试制成功，提高了工效，节约劳动力十余人，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所以，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不断破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克服“我字当头”，逐步树立工人阶级集体主义，事事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主动积极地投入“四化”运动，努力做到“干字当头”，“巧字当头”，坚决“顾一头”“一边倒”，争取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多贡献力量。
    第三，必须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人多力量大”，“大家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在“四化”运动中同样得到证明。任何人要很迅速地做出成绩，必须坚决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决依靠群众，和群众结合。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久经考验的强有力武器。在“四化”运动中，处处都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一切事业的胜利都要依靠群众，一切工作的进行都要走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工业方面，党总结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已成为改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制度。李富春副总理指出：“领导人员、工人群众、技术人员三者密切结合，同心协力，千方百计，就一定能够在技术上创造出奇迹。”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单干”思想，不仅要和技术人员合作，而且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一起搞。重庆南岸区有一个私方技术人员同三位行政人员（一人搞幼儿园工作，一人担任车间记录，一人在车间服务，三位都是女同志。）通力合作，经过三昼夜的努力，就制成了一部筛烟机。我们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立场、观点的问题。根据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下决心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时，我们所要依靠的正是最光荣的最有前途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忘我劳动、大公无私、首创精神、集体主义高等贵品质，永远是我们工商业者学习的光辉榜样。
    还要学习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先进经验、文化、技术知识，特别是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于我们工商业者破资立社，改造自己，提高觉悟，极为重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自己革自己的命，胜利进行一切工作的指南。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并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以“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正如排山倒海地向前发展，形势无限美好。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更积极地投入“四化”运动；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改造，争取不断进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成绩。我们一定要把政治思想改造和劳动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互相推动，互相促进。还要遵照党中央刘少奇副主席的指示，坚决“顾一头”，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一边倒”，坚定不移地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也就是要贯彻执行我们向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保证：“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党走，一心一意接受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这样，才是我们光明、正确的道路；只有这样，才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


    反帝斗争的又一重大胜利
    李维光、胡文耀代表谈天主教界拥护对龚品梅叛国集团和美国间谍华理柱的裁判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谭震林副总理关于为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通过报告和讨论，以及在江苏省的视察参观，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形势是极为良好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仍是一个全面的更好的继续大跃进的计划。现在席卷全国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群众运动，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正在蓬勃地开展着，各个战线上千百万职工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和雄心大志振奋人心，第一季度“月月红”的生产捷报不断传来，这就为提前和超额完成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美满幸福的前景。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的伟大胜利，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我们天主教人士深为这种处处呈现着光明，处处充满着希望的美好景象所鼓舞，同时也深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解放后，中国天主教界发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给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我国的各种阴谋活动以沉重的打击，最近上海中级法院对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间谍华理柱的裁判，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也是天主教界反帝爱国运动的又一重大胜利。因此，我们愿意就这个案件谈谈我们的看法和认识。
    最近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对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美国间谍华理柱进行了公开审讯和判处。在审判大会上，我们亲眼看到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大量的确凿罪证，亲耳听到以龚品梅为首的十四名叛国分子的亲口招供。招认了他们披着宗教外衣，一贯破坏国家各项政治运动和政策、法律、法令的实施，破坏全国各地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勾结、包庇帝国主义间谍，窃取国家机密情报，窝藏特务、反革命分子；鼓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运动等罪证。老牌间谍分子华理柱主持“天主教中央局”，指挥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间谍和反革命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颠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罪恶活动；华理柱更领导着“天主教中央局”属下的“华明通讯社”和“圣母军”等反动组织，搜集我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疯狂地煽动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企图达到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
    由于美国间谍华理柱和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叛国集团的罪证如山，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利用天主教，作为侵略工具，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主要阴谋之一，而罗马教廷甘心作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以宗教外衣作掩护，把国际间谍特务机构和罪大恶极的间谍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布置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替美帝侵略战争政策效劳。这些事实都很好地证明罗马教廷忠实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阴谋把中国天主教变为美国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觉悟起来的中国天主教友和神职人员，通过这两个案件更清楚地认识了罗马教廷的反动本质和狰狞面目，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中国天主教友的死敌，我们必须与它划清敌我界限，彻底摆脱它的一切控制，肃清它的一切影响，坚决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由于美国间谍华理柱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破坏阴谋，美国政府大为恼火，公开为华理柱的间谍活动进行辩护。美国国务卿赫脱发表所谓“声明”，并指使其代表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恬不知耻地提出所谓“抗议”，企图掩盖华理柱的罪行，从而替指使华理柱从事间谍颠复活动的美帝国主义开脱罪责。真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不但不能开脱罪责，反而更加证实了华理柱在中国的犯罪活动正是美国政府一贯图谋颠复中国政府各种阴谋活动中的一个环节。诚如上面所说的间谍分子华理柱的这些罪恶活动，那一点是“宗教性”的，那一点与宗教有什么共同之点呢？至于说什么对教友“灵魂福利”的“献身精神”，那更是胡说八道，不值一驳。这个老牌的间谍分子华理柱，他所披的只是一身宗教外衣，他所做的却是美帝国主义指使的在宗教外衣掩护下的间谍罪恶活动，除此而外，并无其他。我上海人民法庭对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间谍分子判处徒刑，全国天主教人士莫不拍手称快，美国政府却把这事硬与宗教联在一起，并恶毒地诬蔑我国政府“继续迫害宗教”，真是荒谬已极。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里，是完全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正当的宗教活动一贯受到宪法受到国家的保护。但像华理柱一类的间谍分子，不管他披着什么外衣，在我国是没有自由的，并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的。十年来令人信服的事实完全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政府妄图以种种卑鄙手段抵赖华理柱的罪行，那是赖不掉的；梦想利用宗教信仰问题来欺骗世界人民，也是欺骗不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尊严和一切司法权利，决不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已经觉醒了的中国天主教友也决不再受美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的利用和欺骗。
    现在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在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的情况下，玩弄表面和平实际备战的两面手法。与此同时，它还继续与罗马教廷狼狈为奸，继续利用天主教进行敌视我国的阴谋破坏活动。因此我们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友必须提高警惕，站稳立场，努力自我改造，继续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任凭美帝国主义和罗马教廷耍什么花招，我们坚决与它们斗争到底，粉碎它们的一切阴谋诡计，摆脱它们的利用和控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保卫世界和平，积极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


title: 真主意和荒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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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意和荒唐话
    不久以前，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亲自把他的所谓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的把戏拆穿了，但是法国总理德勃雷却认为有必要再重复一次，而且把话说得更明确些。他12日在阿尔及利亚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表示“法国可能号召人们心平气和实行自决，这是它的荣誉”。而德勃雷马上就向人们证明，法国的这一“荣誉”是不值半文钱的。
    很少人会怀疑，如果真正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抉择。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经坚持了五年多的顽强斗争，难道还不足以表明他们要求独立的意志吗？法国政府准备怎样对待这样的自决的结果呢？这位法国总理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万一发生难以置信和不幸的情况，即是说阿尔及利亚大多数人终于选择了分裂（按即独立），那将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人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取消那些愿意作为法国人而愿意自由地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法国公民资格”。说得明白易懂一点就是：“不管你作什么样的选择，阿尔及利亚人反正只能是法国的公民”。他还斩钉截铁地说：“分裂实际上就是分割”，而这是与法国的“神圣原则”不相容的。法国的“神圣原则”是什么呢？德勃雷毫不隐讳：这就是“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法国放弃阿尔及利亚的事情”。所谓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权也者，原来如此。阿尔及利亚人民只能在阿尔及利亚永远属于法国或者法国永远占据阿尔及利亚这二者之间选择其一！
    德勃雷还公开宣布：为了使阿尔及利亚仍将同法国在一起，法国政府“将继续进行绥靖工作”。这就是说，法国当局决心继续进行武力镇压，以图实现永远无法实现的妄想：使阿尔及利亚人民屈膝。
    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大志”还不仅在于阿尔及利亚一地而已。德勃雷宣布他的“雄心”说：法国给阿尔及利亚安排的这种命运“应当成为它毗邻的和遥远的、还存在着种族主义的邻国的榜样。”那就是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法国放弃它在非洲的殖民地的事情。
    当然谁也无法阻止法国总理怀有各种各样的“雄心”，可惜事情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如意。整个非洲都在沸腾了，而且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坚决斗争的确给其他的非洲人民树立了榜样，使他们明白：只有同殖民主义者进行不屈的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一切殖民主义者终将要从非洲的土地滚出去，而法国殖民者自然也不例外。


title: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财两旺  马玉槐代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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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财两旺
    马玉槐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的报告和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汉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回汉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民族间的团结协作关系空前巩固，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在两年中，工业产值增长了四倍多；农业产值增长了70％，羊只增长了55％；中、小学学生人数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商品零售额提高了60％以上。全区人口增加了四分之一。回汉人民形容自治区是“人财两旺”。今春以来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开门红的胜利，为今年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跃进打下了基础。这一切表明，宁夏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宁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是遵循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论思想，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结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宁夏回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极其深刻的变革和进步，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和平土改的地区，由于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势力对回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回族人民发展进步的重大障碍。回族人民在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在全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十分强烈的感到，不消灭民族内部残存的阶级压迫，不解除思想束缚，就不可能高速度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回族人民向以宗教作掩护的残余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发了坏人坏事，废除了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制度，摆脱了封建束缚，解放了生产力。长期遭受封建束缚的回族妇女获得了解放，她们摆脱了家务纠缠，踊跃地走出了家门，揭掉了盖头，积极参加了工农业生产、政治文化学习和社会活动，同汉族妇女一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在固原专区进行的镇反补课运动，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社会秩序空前稳定。反对残余封建势力斗争的胜利，大大解放了回族群众的思想，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更加迫切的要求发展进步。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鼓舞和推动下，他们自觉地改革了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习俗，破除了迷信，树立了崭新的风尚，精神振奋，干劲十足。回族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迅速进步，为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力量，有力的促进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群众运动，加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回族人民的进一步解放，使宁夏回、汉人民特别是回族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各民族劳动人民利益的完全一致。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和歧视，已经被不分民族、不分彼此、亲密无间、通力协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所代替。人们不再以民族作为区别对方的标准，而是以阶级作为判断、分析的准绳，劳动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阶级的真诚友爱成为相互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伟大的人民公社，又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劳动人民之间利益一致、步调一致的关系。广大回汉人民在各个战线上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战。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使回汉人民不仅在思想上、行动上更加一致，而且在经济、文化水平上也更加接近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一切阻碍民族进步和民族团结的消极因素必定会迅速被克服，回汉人民势必会更加接近，共同性一定会愈来愈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宁夏回汉人民的长期向往和期望。对此，我们应当热情欢迎和积极促进，使民族关系上的这一进步趋势迅速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回汉人民团结协作关系的日益巩固和不断加强，使宁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最有力的保证，出现了全面、持续大跃进的局面。回汉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加珍爱相互之间的社会主义大团结，他们坚决地、主动地共同粉碎了一切危害社会主义、分裂民族团结的逆流。
    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团结，我们坚持不懈地反对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它代表着少数民族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胜利形势下的挣扎和反抗。因此，我们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具有一定的长期性。根据宁夏的情况，当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民族关系上保守排外，坚持甚至制造民族界限和民族差别。在经济建设上违背一盘棋的方针，不顾现实条件片面强调民族地区的需要。在文化上保持落后，不愿甚至阻碍群众改革陈规陋俗。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总是以民族利益的保卫者自居，并且歪曲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处心积虑地分裂民族团结，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少数民族进步，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环节。我们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斗争同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一样，是波浪起伏的。在宁夏，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地方民族主义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它的活动市场大大缩小了。但是，既然阶级斗争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放松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斗争。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坚决批判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并且在这种思潮一有抬头的时候，就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经过两年多的大跃进，宁夏地区已经在促进民族融合、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获得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开端。这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今后，我们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更好地团结回汉人民，更高的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充分调动和发挥回汉人民的力量，为加速宁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而努力！


title: 名区传天下  郑晓沧委员谈杭州的变化

text:
    名区传天下
    郑晓沧委员谈杭州的变化主席、各位委员：
    这次来京参加会议，听到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益发坚强了我对本年和以后必然和必能持续跃进的信心；眼见新中国即将展开的更瑰丽的美景，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旗帜所指向也即胜利所到达之处。我不胜欢欣鼓舞，表示衷心拥护。我也听到了政协陈叔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和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指出了十分明确的方向，我表示完全同意。	杭州大学
    我所在的杭州大学是大跃进声中的新产儿。今年我挂上一个“杭州大学”的徽章，不少委员还是初次看见它的名字，见了表示惊异，因此我愿对杭州大学略说几句。
    在1928年由求是学院改成的浙江大学，在抗日战争复员后有七个院，但当时学生恐不超过千人。1952年浙江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专办工科，现在学生已有八九千人。1956年起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浙江有建立一个综合大学的动机，当时好像已有“杭州大学”的提出。1958年在大跃进声中果然在浙江师范学院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学生现在已有五千人。现在有十一个系，除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尚设有新闻系，下学期将添设哲学系与经济系，其中社会科学的学系比较多。又杭州除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外还即将扩大农学院为农科大学，扩大医学院为医科大学。可以见到浙江省文教事业和他省一样将大大发展。
    我原在浙江师范学院，合并后即在杭州大学的教育系。我的业务工作是教育史，主要是欧洲教育史。因为年近七十，领导上照顾我，从1958年起已不再任课，专搞科研一类工作。这四五年来做过十种。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为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举行三百周年国际纪念大会时，我曾把他的一生编过一个剧本，通过组织，寄往参加，以表敬意。也曾写过“颜元（习斋）的教育思想”，“中国教育用书附用图绘的研究”，“浙江两级师范和浙江一师校史志要”等。党总支和同事们为鼓励我起见，认为我在这一方面颇有些干劲也略有些成就，但实在是渺小得很，比起我们教育系里对重编教材和教育实习上所做的细致繁重的工作，实有愧色；比起杭大生物系淡水鱼催卵研究，以及地理系接受了本省人民委员会的委托做了不少可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我更感到惶愧！杭大师生除平时劳动外，也常常下乡下厂，和工农同志逐渐接近，逐渐融合。自去秋学习鼓干劲反右倾以后，思想大大提高，继以比学赶帮，和技术革命高潮，十分蓬勃。我列举这一些事实，得见杭州一个学校跃进的一斑。	西湖新景
    不少委员对我说，“想来杭州更美丽了。”真的，杭州已从一个消费城市变为一个兼有重工业——包括钢铁、机械、电机、制氧、硫酸和很多轻工业的城市了。除四害成绩显著，尤以小营巷为最，毛主席曾亲自去看过，给人们以无限的鼓励。街道食堂也多办起来了。至于西湖，一样由于党的领导，确也整治得更美好了。去年杭州十余画家合绘了“西湖新景”大幅三帧，我当时曾有七绝六首表示欣喜，兹录于下，使委员们也可想像到西子湖的新面貌：
    一、钩出西湖新玉貌，十年梳理万人呼。
        天然美质严妆后，如此风姿旷代无。
    二、障眼垣墙一旦除，琼楼朱阁映平湖。
        白堤草软花迷眼，欢意蓬蓬溢画图。
    三、牡丹亭外花如醉，翠雨厅前嶂又清。
        人与游鱼同极乐，舞姿活似有歌声。
    四、辟径连山变坦途，种来嘉木已扶疏。
        十年浚治规模在，百里回环众乐图。
    五、湖上风光似画图，湖山胜处画难摹。
        诗心静挹春山美，妙笔神传秋水腴。
    六、梅隝茶畦歌宛转，苏堤柳下舞蹁跹。
        名区名画传天下，松柏长青亿万年！


title: 食堂里闹革新

author: 杨自信

text:
    食堂里闹革新	中共河南孟津横水公社委员会第一书记　杨自信
    横水这个建自隋、唐的古镇，是我们公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镇上十七食堂，是公社党委的试验田，我们决心从中创造经验，来推动全公社食堂的逐步改进和迅速提高。走过十七食堂，从高大的门坊望去，就可以看到宽敞的院子里，有两排巍峨整洁的餐厅和一连十二个烟囱的厨房，院子中间有花坛、鱼池和自来水管。老、幼、病人和产妇都有自己的餐厅，顿顿有可口如意的饭菜。俱乐部、图书室有各种娱乐用具和通俗易懂的书报，人人都能找到适意的消遣，来度过饭后、工闲的时间。
    近几天来，十七食堂的炊事员们一直在闹饭菜多样化的竞赛。什么合香馍啦，满桌香呀，她们已制成了几十种从未听说过的新食品，使社员们吃到了顿顿有名堂，一月不重样的饭菜。晚饭后，我抽空往十七食堂去，想找兰英同志了解一下改革饭菜的成绩，恰巧一进门便碰到她搭着一条抹布从餐厅里出来。她见了我一面擦着手，一面向我跑来，满面带笑地说：“杨书记，你来得正好，今晚我们正要试制一种新的食品呢！请你参加指导，并亲自鉴定。”“好！我就是来看你们‘满桌香’呢！”说着我俩一同走进了厨房。
    光洁的天花板上一排挂着六个明亮的电灯，满屋亮堂堂的，一群白衣的炊事姑娘，围成了一个圆圈，正在听炊事班长郭秀珍讲解今晚作第六次试验的新食品——可口酥的制法。兰英告诉我，试制“可口酥”已失败过五次了，但秀珍没有灰心，今晚是研究后的又一次试验。
    顶多十分钟的时间，第一炉黄焦喷香的“可口酥”下炉了，兰英递给我一个，一定要我尝尝。我推辞不过只好尝尝，搭嘴一咬酥脆喷香，觉得确实是老少可口的上好食品，但是郭秀珍一尝，却说味道不到家，火候也差。她又在面里兑了些小苏打，加了些香油，压小些火苗，最后才烘出了更酥更焦的“可口酥”。兰英告诉我秀珍从郑州学习回来，为了给老人和小孩制这种既省牙又好消化的美味食品，曾整整用了四个夜晚了。
    工具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公社的各个角落，各生产大队，各厂矿以及乡里各部门都雷厉风行地大闹工具改革。十七食堂也在大队支部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掀起了炊具改革的高潮。
    支部书记崔月和食堂主任韩兰英两位同志把情况告诉了我，我表示大力支持，并根据他们的要求从公社机修厂拨给他们四个技术最高的铁木工人，协助他们进行工作，鼓励他们依靠群众智慧，一定要取得炊具改革的巨大胜利。如果有什么困难，党委一定设法解决。他们兴奋得向我保证：绝不辜负党委的关怀，坚决要在半月内实现炊具半机械化。
    一连四天，因为生产忙，党委会议也多，我虽然始终惦记着炊具改革的事，但却没时间亲自去看看，只是兰英不断来汇报每天的成绩。第五天的深夜，我刚刚结束了各大队支部书记的电话会议，走进了自己的住室，就发现了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行秀丽的字迹：杨书记：党委的关怀、支持和鼓励，在我们食堂开了花，炊具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七用切菜机、包饺子机都试制成功，并决定在今晚完成装置后试车，我们热情地希望你来验收！你正开会，我得赶快回去作试车准备，不能久等，请你会后去鉴定。	　晚安！　兰英。
    看后，兴奋的心情使我忘掉了疲乏，转身就往十七食堂走去。
    一走进十七食堂的大门，就听到“隆隆”的机器转动声，夹杂着姑娘们的笑声从厨房里传了出来。我推门走进厨房，见兰英正把洗好的青菜投入切菜机的入口，结果随着“沙沙”的声音，从出口迸出了一团团细碎的菜丝。
    在包饺子机的后面，郭秀珍从进面口倒入了半袋面粉，安化民从另一开口处倒入了一盆清水，青菜从另一个口里装进了机身，机轮不停地转着，均匀整齐的饺子便从出口处连续吐了出来，多么精巧的炊具啊！
    仅仅十天的时间，十七食堂的炊管人员经过了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切菜机、和面机、洗碗机、包饺子机、牵引磨等八种十三件新炊具，并在厨房通往粮库、餐厅的甬道上，铺上了铁轨，装上了三部绞索运输车，使整个炊事，转送操作实现了半机械化，共节省了炊事员二十七人，而炊事效率还提高了六倍。


title: 新时代的新科状元——中央机关事务工作跃进誓师大会旁听记

author: 本报记者

text:
    新时代的新科状元
    ——中央机关事务工作跃进誓师大会旁听记	本报记者
    中央机关近五千名事务工作方面的先进人物，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跃进誓师大会。他们当中有炊事员、保育员、汽车司机、招待员、电话员、收发员、打字员、理发员等等。在旧社会，这些工作被人们看成是卑贱的，可是今天他们的劳动被称为是崇高的劳动，是新时代的新科状元。	处处为吃饭人着想的炊事员
    “食堂办得好，吃得香又饱；顺心又顺意，花样真不少；盘中色香味，日夜费辛劳；感谢炊事员，感谢党领导。”
    这是群众对食堂的赞歌，对炊事员同志辛勤劳动的颂扬和崇高的评价。来自粮食部、对外贸易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优秀厨师郑玉明，食堂工作者张克明、吴兆瑞在会上的发言表明，这些平凡的工作者正在从事不平凡的事业。对外贸易部食堂专业小组组长张克明在发言中谈到：外贸部食堂仅仅在短短三十天的时间里，从和面、淘米、包饺子、做馒头到洗菜、切菜、刮鱼鳞、洗碗等方面，已经有八十七件炊事工具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使工作效率提高了几倍到十几倍。粮食部报国寺食堂厨师郑玉明谈到他们实行粮食增量法，不仅节约了许多粮食，而且能使同志们吃饱、吃好。他说，报国寺食堂有六百人吃饭，实行粮食增量法，每月可节省粮食一千多斤。同时经过科学鉴定，采用增量法后主食中的蛋白质、醣、脂肪的保存率比旧法做饭高，对人的身体营养很好。中华全国总工会食堂工作者吴兆瑞谈到他们炊事员的创造性和共产主义风格。在这个食堂工作的许多炊事员，不分工作性质，不计工作时间，不讲报酬，进行忘我的劳动。他们真是“处处为吃饭人着想”，群众爱吃的多做、常做；夏天多做清淡食品，冬天多做带汤耐冷的食品，“对单身病号，送饭上门；对慢性病号，主动照顾”。只要工作需要，早来早吃，晚来晚吃，凉了热后吃。他们一心一意为集体服务，千方百计搞好食堂工作，用粗粮素菜，做出主食和副食花样五百多种，改革炊事工具五十多件。化学工业部机关食堂经过十五天的苦战，建成了煤气发生炉，赶来向大会报喜。	  热爱孩子赛妈妈的保育员
    像妈妈一样热心地培育孩子的保育工作者，她们在会上响亮地提出口号：“一片热心爱孩子，万分体贴赛妈妈”，有的保育工作者表示，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愿意决心干一辈子保育工作。石油工业部的一个幼儿园园长李哲旺在会上介绍了许多保育员热爱孩子赛妈妈的先进事迹。孩子马萱萱的母亲去世不久，她的父亲又调西北工作，保育员崔淑敏对她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了使这个失去妈妈的孩子得到母爱的温暖，崔淑敏甚至在除夕夜也到萱萱家去陪她。萱萱的父亲怀着激动的心情来信感谢说：“我虽远离了失去母亲的唯一女儿萱萱，但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我知道有你们的崇高的无产阶级母爱在照顾着孩子。”这个幼儿园由于在保教工作上创造了很好的成绩，去年被评为北京朝阳区的红旗单位和北京市的先进单位，有三人被评为市的先进工作者，六人被评为区的先进工作者，今年第一季度又被评为朝阳区的红旗集体单位和北京市的红旗集体单位，并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称号。	  精打细算的“管家人”
    一位好的“管家人”杨日春同志的发言，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杨日春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办事员，他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千方百计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有一次研究所需要花四、五十元买一架梯子，杨日春嫌太贵，决定买材料自己作，第一次合计要花二十元，他不死心，仍嫌贵，最后买了一根圆木杠，锯成两半，结果只花了六、七元便做成了一架梯子。另一次，机关里有两个电铃坏了，电工说这玩艺坏了不能修，买两个又要花二、三十元。杨日春不相信，他亲自拆开来检查，发现原来是弹簧坏了，他换上了弹簧，这两个电铃至今还在用。
    杨日春说，我们虽然做的是些“小事”，但是我知道我们肩负着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重大责任。正因为这样，我平常从各方面想办法节约，甚至每次买东西用的小纸绳，都积攒起来供大家使用。为了节省更多的行政管理费用，杨日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就立志要做个“万能事务员”。几年来，他用旧零件拼凑成工具，向汽车司机学焊接，向工人学修自来水管，学修电灯，学安装，学木工，并将自己学会的技术教给别人。现在，这个研究所的设备、用具坏了，一般都能及时由自己修理，节省了很大一批修理费，而且减少了水电的浪费。	        勤劳的服务员
    国防部机关招待处有一位服务员王淑芳，每天的工作是擦擦洗洗，端菜送饭，从早忙到晚，为客人服务。这位服务员不仅出色地完成党所交给她的任务，而且还以主人翁的姿态，同其他服务员一起，细心照管服务处的其他事情。她们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洗手巾、台布和工作服等用品，不管工作怎样繁忙，去年她们始终坚持下来，全年没有到外边洗一件东西，为国家节约了三千六百多元开支。王淑芳自己在去年有二百九十三天都是早晨五点多钟起床洗各种用品，全年洗了一万七千多件。这位勤劳的服务员，现在被机关评为五好工作者，并荣获“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四年多没出事故的汽车班
    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司机班，连续三年获得了北京市行车安全一等奖的荣誉。这个班共有八名司机，几年来共得集体奖十五个，个人奖十一个，最近又获得北京市特等奖一个。这个汽车司机班的王道玉同志在会上介绍他们安全行车的经验时说，正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才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个班的司机每人都能背熟自编的用以鞭策自己的一首四季歌：
    “春暖花开扑鼻香，解冻冰化路翻浆；春风渐暖游人广，人多路滑要预防。夏季炎热莫打盹，精神集中看前方；雨水泥泞路难走，见人减速要躲让。秋风凉爽喜洋洋，车满载来人又忙；中速行驶无事故，安全行车有保障。冬季冰封有寒霜，雪铺满地风打窗；路穿冰甲滑又险，司机驾车把心当。”
    不仅如此，他们每人还谨守这样一些行车秘诀：“冰天雪地行车警惕”，“不抢行，不斗气”，“三躲不如一停”，“宁停一分不抢一秒”，等等。这个司机班由于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从1956年以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安全行车五十万公里，而且节约了大量汽油。
      爱场如家的饲养员
    “为集体，为别人的幸福而工作是最光荣的”。这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第五局和勘测公司联合农场饲养员屈东山在发言中说的。这就是他“爱场如家，待牲畜如娃娃”的积极工作的泉源。他说，党对我的教导和关怀，使我在工作中的劲头更大，从早到晚，风来雨去，工作虽然紧张，但感到非常愉快。当饲料缺乏时，我就上山打野猪草，母猪生仔，我就日夜不离猪圈守护着。我缺乏养猪常识，就苦心钻研，我爱上了农场也爱上了猪。无论早起晚睡，我都要去看看猪，否则心里就不安。
    在大会上，这些平凡的新人物，都表示要鼓足更大的干劲，在今年的持续跃进中，各显其能，做出更好的成绩，争取更大的光荣。


title: 机关事务工作必须持续大跃进

text:
    机关事务工作必须持续大跃进
    机关事务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知道，党和国家机关是领导和指导政法工作、工农业生产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建设事业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指挥部”。保证机关工作持续跃进，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重大问题。把机关事务工作作好，使机关事务工作持续大跃进，对于保证机关工作持续跃进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机关事务工作主要包括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医务所、浴室、理发室、水电工作室、小卖部、以及行政财务、机关生产、清洁卫生、文化娱乐、家庭服务、交际、招待等等。这些事业直接关系到机关干部的日常生活，关系到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搞好它，才能保证机关干部吃好、睡好、休息好、娱乐好，精力充沛地从事工作。机关事务工作同各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任何一项机关事务工作，都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也就是服务于党政工作、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财政贸易、文教卫生等工作的。
    几年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国家的机关事务工作和其他各个战线一样，取得了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不管在开展增产节约、发展机关副食品生产、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还是在兴办机关集体福利事业、组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开展机关爱国卫生运动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机关事务工作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有效地保证了机关工作更好的进行。以托儿所为例，目前，中央国家机关已办了托儿所、幼儿园三百多所，入托儿童近四万人，使成万的女干部得以安心工作。再以增产节约为例，仅中央机关1959年即节约行政经费三千五百多万元，用它可以建设一个年产三十万吨钢材的钢铁联合企业，或者可以购买四十匹马力的拖拉机一千九百多台。另据部分中央机关的不完全统计，1959年机关副食品生产全年共收获各种农作物一千四百多万斤，供应机关各种肉类蛋品七十九万多斤，这对改善机关职工的生活和减少市场供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机关事务工作的这些成就，是和广大机关事务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极其深刻地体会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务工作，并不低人一等，相反，是崇高的、光荣的。许多人爱上了机关事务工作，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项光荣的事业。这次参加中央国家机关事务工作跃进誓师大会的四千七百多名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代表，就是这些人当中的杰出代表。国防部机关司机郭连贵同志，不顾烈火烧身，挺身将三百斤重的两个大油桶推开，又抢出了酒精桶，扑灭了火灾。曾经七次荣获特等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称号，最近被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老共产党员、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东郊幼儿园主任钱讷仁同志，年过六旬，仍然干劲十足，热爱孩子赛过妈妈。还有许多炊事员同志在改革炊具、节约粮食、节约煤炭、提高饭菜质量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许多医务人员深入机关，深入宿舍，为病人服务。他们都“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别人”。他们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发扬了可贵的共产主义风格。
    目前，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城市公社对于促进生产，解放劳动力，彻底改造旧城市和建设新城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一新的形势鼓舞下，中央机关正在积极地行动起来，大抓机关经济生活，大办集体福利事业，把有劳动能力的干部家属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机关集体福利事业范围很广，在目前，主要是搞好机关食堂，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搞好干部家务集体劳动，搞好学生课余集体活动。特别是搞好机关食堂最为重要，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干部及其家属吃饭的大事情，一定要加强领导，积极办好，努力做到炊具机械化，管理科学化，饭菜多样化。我们要派既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又勤于到食堂去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干部去办好机关食堂。做好机关事务工作，就能够把干部家属从家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也就能使干部更加集中精力做好工作。
    组织机关经济生活，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以养猪和种菜为中心的机关生产，建立集体福利事业的基地。实践经验证明：凡是机关副食品生产搞得好的单位，集体福利事业就搞得好。如冶金部和石油部的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都有很大发展，很多副食品已经做到了基本自给或者半自给，干部生活就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保证机关事务工作持续跃进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迅速实现食堂炊具和其他生活服务工具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有人说：机关事务工作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油水不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在机关事务工作中，大量耗费体力的手工操作还是很多，拿食堂来说，洗菜、切菜、和面、淘米、蒸饭等等，许多食堂还都是靠手工操作，既费时又费力。中国科学院仪器厂的食堂实行炊事工具改革以后，炊事员由过去的二十七人减为十三人，工作时间缩短了二分之一，过去开九百人的一顿饭要一个半钟头，现在只要四十来分钟，还改进了饭菜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过去炊事员工作一天劳累得腰酸背痛，忙得团团转，现在却有充裕的时间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了。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机关事务工作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同生产部门一样，有着非常广阔的天地。各级机关都应当在食堂和其他占用劳动力最多的环节，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提高事务工作人员的文化技术水平，把劳动力节省出来，以便加强机关其他工作和支援工农业生产。
    在国家的机关中，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保证工作人员身体康强，是搞好机关事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几年以来，各级国家机关大力开展了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许多机关成了卫生红旗单位。但是，应当说，我们机关干部中还有不少身体不健壮的人员，很多人还有不卫生的习惯，因此，在机关中开展卫生运动是个长期的任务，需要经常去做，同时，开展卫生运动，不仅需要除害灭病，搞好环境卫生，更重要的是大搞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使体育活动经常化，以增强体质。同时在全体干部和家属中间进行卫生教育，牢固地树立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新风尚。使每个工作人员认识到：一个革命工作者，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而且还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十分良好，各个战线跃进捷报频传，机关事务工作者应当树雄心，立大志，拿出不断革命的精神，作好机关事务工作，保证党和国家的机关工作持续的全面的大跃进。


    沈阳市前进人民公社在胜利前进
    高凤琴代表谈东北机器制造厂是怎样组织职工家属生产和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主席团、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是沈阳市东北机器制造厂的一个职工家属，现在仅就我厂组织职工家属生产和办集体生活福利、服务事业作一发言。
    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全国各城市正在大办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大办郊区农业，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广泛地组织居民的经济生活，把城市人民进一步地组织起来，并且使成千成万的城市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这一切，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从我们工作中体会，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我们厂在中共沈阳市委直接领导下，于1958年11月开始筹建人民公社，命名为沈阳市前进人民公社。经过1959年一年的巩固、发展，充分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对完成和提前完成我厂各项生产计划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公社成立后，全厂职工家属有80％参加了社会劳动，其中参加国营工厂为合同工的占73％，参加社办工业的占27％。一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她们普遍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现在已有90％的合同工达到了二、三级工的技术水平，能够独立地进行操作，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许多合同工既能当车工、磨工、电工、压力工，而且也会做木工、瓦工和检验工等十多个工种，成了多面手。她们不但成为了熟练工人，而且还有许多人成了生产战线上的技术革新能手和骨干。如三零一车间，在1959年大干8、9两月向建国十周年献礼过程中，遇到了清沙困难，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当时情况是人员少，任务重，时间紧，在职工家属中的女合同工王秀兰同志带动下，十五名妇女自动组成了花木兰大队，人人想办法，个个动脑筋，提出了七十一项建议，开展了二顶三巧姊妹红旗竞赛，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一至十倍，从而突破了清沙关键，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保证了第三生产区提前七天完成1959年第三季度的生产任务。
    除组织职工家属参加我厂的生产外，我们还热烈地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了大批职工家属积极参加社办工业的运动。全体职工家属干劲十足，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当时大家都不懂技术、没有设备、又没有生产门路，困难很多。但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一个一个地克服了。没有设备，我们就发动妇女群众到处去挖找废料。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挖出了砖七十多万块，木材十二万斤，钢铁二百二十三吨，五金十一吨，耐火砖一千吨，这样就给我们办工业打下了物质基础。不懂技术，我们向职工家属发起了“向自己亲人学技术”的号召，学习条件非常有利，在职工家属中，有的丈夫是工程师、技术员，有的是技术工人，特别是党委提出了每个职工要在职工家属办工业过程中做一件好事的口号后，随即，在全厂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互教互学大办工业的热潮，在党委领导下和全体职工大力支援下，经过了三个月的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小型的、土洋结合的、为大厂服务的五金、铸造、水泥、洋钉等十一个工厂。经过整顿后，目前还有九个。今年1月到现在实现革新项目三百六十四项，提合理化建议五百四十件，实现的五百零五件，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点二五倍，创造价值四万三千一百四十元。由于这些社办工业直接为工厂加工，因而使工厂在1959年内节省三十多万元的财富，并为国家创造一百八十六万元财富，有力地支援了我厂的生产。我们厂和全国各兄弟厂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提前三年一个月零五天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二十七天完成了1959年的总产值计划，提前十六天全面地、超额地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今年又提前十一天半完成了第一季度总产值计划，实现了六十年代首季开门红。
    为了更好地满足职工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在党提出：工厂大办副食品生产自给运动的号召下，我们还发动职工和家属，在工厂周围的荒地上大办农场，养猪五百五十头，鸡鸭五千五百只，年产牛奶二十四万多斤，蔬菜三百八十万斤，实现了公共食堂副食品的自给。并依靠全厂职工和家属的义务劳动于1959年冬，建成了一座年产五十万斤鱼的三万平方米的鱼池。另外，在集体饲养、公办农场的同时，还号召组织每户家属自己种菜、养鸡，1959年产蔬菜一百二十万斤，养家禽五千多只，改善了职工的生活，鼓舞了他们的生产热情。
    为了使职工家属无牵无挂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劳动岗位，使工厂企业有可靠的“后勤部”，根据党的“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指示精神，我们还大办了集体生活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在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本着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大办托儿所、幼儿班、公共食堂和多种形式的服务性的集体福利事业。共办起五十七处托儿所（站）幼儿班，入托儿童达二千四百多名（除十五处厂办的以外）都是在没有向国家要一文钱、没盖一间房子的情况下，用土办法办起来的，房子是大家互让腾出来的，设备是家属自己拿出来的，保育员是群众自己挑选的。而且都是根据不同需要，为不同对象服务的。其中有的是为女职工和民办工厂女工的儿童服务；有的是为在业余时间女职工和家属参加社会生活而组织的临时服务组；有的是收学龄前儿童，对他们进行“五爱”和“四育”的教育。现在这些组织已经空前巩固并在迅速的发展。保育员们提出：“托儿所赛如家，阿姨赛妈妈”的行动口号，热情的抚育儿童。今年以来，并开展了技术革新，制成了电器报尿器，自动换奶器等十余种器具。为了配合女职工上晚班，保员们提出：“孩子妈妈上晚班，昼夜收托门不关，半夜回家路太远，请你住在哺乳站”。给女职工极大的方便，深受职工的赞扬，先后收到了职工写的一千二百多封表扬信，互相鼓励，因此大大地促进了女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全厂女职工有六百五十多名评上了先进生产者和红旗手，仅在今年1、2月份中，就有二千多名女职工在大闹技术革命中提出了三千一百多项革新建议，对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在解决女职工带孩子问题的同时，吃饭问题也必须同时解决。为此在党委的领导下，本着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原则，兴办了十七处中小型公共食堂，后来根据需要合并为现代化的大食堂三处，满足了全体职工吃饭的需要。食堂炊事人员有90％是由家务劳动解放出来的妇女，她们参加食堂工作后，在党的领导教育下，提高了思想觉悟，很快的掌握了技术并独立地进行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值得提出的是，炊事人员在开展三好、五满意的食堂竞赛中，千方百计地研究粗粮细作，食谱多样化，保证了职工吃得好、花钱少。全年共做出主副食三千七百六十种花样，职工们写诗歌颂扬公共食堂：“每日吃三餐、顿顿花样翻，喷香又可口，人人心喜欢，吃得肚里干劲往上添，掀起新高潮，生产大翻番”。最近，食堂炊事人员在党提出的向机械化、自动化进军的伟大号召鼓舞下，人人精神奋发，个个干劲十足，与生产车间协作大搞炊具机械化，实现了洗碗、切菜、淘米、包饺子等四条自动生产线，三十六种机械化、自动化炊具，使炊事人员从笨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精神更加振奋，更好地为食堂工作跃进而努力。
    我们工厂现在有80％的职工家属参加了社会劳动，但是家务中的一些琐事还牵连她们的精力。她们迫切要求迅速摆脱繁琐的家务负担，以便更好地从事社会劳动和学习。根据这种情况，为了更好的保证生产持续跃进，按着党的指示，我厂又开展了全面地组织职工家属的经济生活，大搞服务事业，一年来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在没向国家要钱的情况下，共建立十四处服务站，十九个代销点，一百九十六个邻里互助组，三处理发店和十余处缝纫组。这些依靠群众兴办的服务事业，从买米、买菜到缝缝补补等各个方面，为职工生活服务。1959年共互助产妇病人六百四十三人次，二千五百五十天。使职工尤其是夫妇都上班的职工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方便，使他们安心地从事生产。
    广大职工家属参加生产和集体活动，使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家务劳动社会化、集体化，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思想觉悟。经过一年多的社会劳动、集体生活锻炼之后，出现了人人讲生产，个个谈政治，关心国家，照顾集体，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新气象，普遍地建立了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平等友爱的关系和民主团结的家庭。
    我们在组织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广泛地组织居民经济生活方面，一年来，我们的体会是：
    一、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听党的话，掌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个法宝，从思想上认识搞好这一工作，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正因为通过党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职工家属认清了目前有利形势，提高了认识，克服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和狭隘保守意识，彻底破除了封建家长制和男尊女卑的传统残余，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积极性，组织到社会劳动和集体生活中来。组织社会劳动，参加集体生活必须贯彻执行党的为生产服务，为职工群众服务的方针。为了贯彻执行党的这一方针，每一工作都必须注意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工作，千方百计地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努力。脱离了党的中心任务，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办好。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是我们一切事业成功的最根本的泉源。
    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自觉的事业，不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力量，就不能办好一切事业，就不可能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组织职工家属参加社会劳动，参加集体生活，搞好职工和家属的集体福利事业亦不能例外。我厂职工家属，多半出身于封建家庭，她们在旧社会受的痛苦和压迫最深、最多。几年来，她们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思想觉悟，他们都具有彻底解放的强烈意志和要求。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广大妇女群众完全摆脱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她们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生产者，她们有巨大的潜在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她们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地发挥和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正是通过这一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做了以上许多工作的。
    解放以来，我们广大职工家属，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好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中成长了起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党的伟大和毛主席思想的伟大。拿我个人来说，过去是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属，解放后与广大妇女一样，在党的培养下，把我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与工人们一样过着集体生活。妇女们用诗歌来赞美这幸福的生活：
    过去妇女只会做针线，
    整天围着锅台转；
    有心去生产，
    孩子没人管。
    现在围着机器转、什么都能干，
    吃饭进了大食堂，
    孩子送进幼儿班；
    学习政治学文化，
    拿起笔来写诗篇；
    感谢党的好领导，
    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完。
    我们今天的幸福，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只有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厦添砖添瓦，与全国人民一道向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而奋勇前进！


    只有通过友好协商才能真正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吴益修、谢南光、陈宗基代表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所作的三个报告以及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我们现在想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双重国籍的华侨的问题作一个联合发言。作为华侨代表，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华侨的心情，尤其因为我们的亲友中有许多是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因此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和希望了解的较多。我们知道全国人民对侨居国外的华侨，包括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都是极为关怀的。
    我们认为妥善解决存在于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的双重国籍问题，对于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当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签订了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时，国外华侨同国内人民一样，表示热烈的拥护，并且希望尽早地使条约生效，付诸实施。我国陈毅外交部长在去年12月9日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信件，提出了全面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侨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项就提出两国政府立即交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批准书，同时派出代表组织联合委员会。我们高兴的是，两国政府已经在今年1月20日在北京互换了条约的批准书，并且在1月25日在雅加达成立了两国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讨论和规定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办法和有关执行这一条约的各项问题。联合委员会成立以来，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我们希望双方通过协商能够尽早地取得协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联合委员会还在协商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就以1960年第十一号政府条例的形式，宣布了印度尼西亚政府早在1959年6月单方面制定的、有关实施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第二十号政府条例生效。一些地方的印度尼西亚当局最近还强迫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在短期内进行选籍，逼迫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和有技术的人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否则就以解雇及其它迫害手段进行威胁。这种做法不仅已经遭到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的普遍反对，而且显然是违背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精神和原则的，同时也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制定自己的国内法我国政府是不会去干涉的。但是1959年第二十号政府条例却是有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条例。条约既是两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对两国政府都有约束力，两国政府都应该共同承担执行这一条约的国际义务。根据条约和换文的规定，应该由双方共同研究和规定对条约实施的办法，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单方面可以自己单独搞一套实施办法。印度尼西亚当局片面进行选籍的活动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能在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上制造更加困难的障碍，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妨碍条约的实施。我们希望这种情况能有所改变，由联合委员会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共同制订出实施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办法，并顺利地付诸实施；也只有通过友好协商，才能真正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最根本精神就是要让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根据本人自愿原则顺利地进行选籍。我们有的人过去曾经长期在印度尼西亚居住过，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本来是愿意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的。因为他们已是世世代代在印度尼西亚定居，和当地人民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劳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作了贡献，因而和当地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对印度尼西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把印度尼西亚看作自己的家乡。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愿意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可以理解的。对他们的这种愿望我国政府一向是尊重、谅解和赞助的。我们认为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应当尊重他们的这种愿望。我国政府和人民愿意看到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能够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不受歧视的公民，而对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事业和经济繁荣继续作出贡献。这样不仅对他们本身和对印度尼西亚来说都是有利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可是令我们感到愤慨的是，印度尼西亚的有势力集团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却大规模地全面地掀起了反华排华活动，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大肆迫害华侨。这种反华排华活动目前还在继续进行。与此同时，在印度尼西亚还出现了许多使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感到不安的情况。在排华的浪潮中，他们中的小商贩在一些地方也被迫停业。他们的营业和就业的应有权利受到限制。排华分子在农村中还制造骚扰恐怖气氛，以敲诈勒索的手段来将他们逼走。他们的子女的就学权利也受到限制，自己办的学校也被禁止教授华文课程。某些地方还发生对双重国籍的华侨妇女进行逼婚的现象，甚至逼他们改名换姓。总之他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遭受许多排斥，他们的人格受到种种的侮辱，他们的自尊心也受到严重的损伤。他们看到就是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也不能免掉被歧视与迫害的厄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不使他们感到恐慌和寒心呢？他们又怎么能够在国籍问题上真正按照自愿的原则自由地选择呢？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回到中国来，难道不是迫不得已的吗？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如果遭受到迫害和排斥，无法谋生或者是遭到歧视不愿继续在印度尼西亚居住而要求回到中国来，我们强大的、各族人民平等友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当然是欢迎的。祖国政府一定会给予他们以热情的接待和妥善的安置。我们相信，他们回来以后，也一定会同国内人民一样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我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停止反华排华活动，同时停止对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的排斥行为，尊重他们的权益和人格，使他们能够在印度尼西亚安心居住下去，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友好的气氛下表达自己的自愿来进行选择国籍。这样才能使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的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从而有利于全面和合理的解决华侨问题，使两国的友好关系能够得到维护和发展。


    在戏曲艺术中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文化部举行现代题材戏曲剧目观摩演出
    新华社13日讯　为了在戏曲艺术中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文化部今天起在首都举行现代题材戏曲剧目观摩演出。今晚演出的剧目是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表演的京剧“四川白毛女”。文化部负责同志观看了今晚的演出。
    戏曲界后起之秀在今天演出的“四川白毛女”中，创造性地运用传统表演手法，生动地表现了农民与地主恶霸斗争的故事。女主角刘秀荣的表演不仅集中了青衣、花旦、刀马旦各种旦行的稳重端庄，爽朗勇敢的特点，而且在表现强烈的复仇情感时适当采用了一些武生、花脸的动作。这个戏在唱腔、念白、群众场面等方面也都有一些新的尝试，能在深刻领会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传统表演方法的某些局限性。
    这次观摩演出是结合外地赴京巡回演出举行的，参加观摩演出的有十个剧团、六个剧种，共六百多人。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派代表前来观摩。将要陆续演出的剧目有天津市评剧团的“张士珍”；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星星之火”；内蒙昭乌达盟京剧团的“巴林怒火”；河南豫剧院三团的“冬去春来”；安徽省卢剧代表团的“程红梅”；中国京剧院二团的“白云红旗”；中国评剧院的“金沙江畔”；黑龙江齐齐哈尔评剧团的“八女颂”；北京市曲艺团戏剧队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些剧目都是大跃进以来创作的、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的优秀现代剧目，其中不少是表现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英雄人物和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也有历史革命斗争的故事。观摩演出后，这些剧目将在首都进行公演。
    文化部对这次观摩演出极为重视，观摩演出期间将举行座谈会并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参加。会上将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相互学习，以推动戏曲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现代剧目，教育人民，满足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title: 堰水翻过山

text:
    堰水翻过山
    车连车成一条线；
    沟连沟成一条堰。
    线向山上牵，
    堰水翻过山。（四川）


title: 再度阐明中印两国整个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只要双方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定能满意解决

text: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四月三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复照印方
    再度阐明中印两国整个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只要双方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定能满意解决
    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是局部性暂时性问题，两国人民千年万年友好合作是根本问题
  举世瞩目的中印总理会谈即将开始，希望双方努力使关心中印友好的人民的期望不致落空
    新华社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0年4月3日给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照会一件，照会全文如下：
    北京
    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谨申述如下：
    中国政府收到了大使馆1960年2月12日的照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印度政府在照会中表示，为了两国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必须采取积极步骤，来消除引起目前紧张局势的原因和建立两国间友谊的坚实基础，并且认为两国政府必须不迟延地协议一项安排，来完全消除产生边境冲突的危险，并且便利对各项争端的友好解决。这是同中国政府的历来愿望相一致的，中国政府表示衷心的欢迎。
    关于中印边界的事实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在1959年12月26日的照会中已经作了详尽的和全面的陈述。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的各种异议并不能动摇上述中国照会所提供的事实和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且两国总理不久即将在新德里会晤，因此中国政府不拟对印度政府上述来照所提出的各点一一作出答复。本照会将只就印度政府提出异议的若干主要问题和一部分事实作某些必要的说明，作为对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照会的补充。中国政府澄清这些问题和事实仍然不是为了争论，而是希望促进印度政府的了解，缩小双方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照会仍将使用在1959年12月26日照会中所说明的关于中印边界西段、中段和东段的概念。
    一、中印边界有没有划定和需不需要正式划定
    （一）印度政府不接受关于整个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印之间没有边界条约和协定的论断，但是举不出任何反驳的事实。印度政府承认1842年条约并没有划定西段边界，但是又辩称这段边界是从十七世纪以来就确定了的，可是依然举不出划定这段边界的条约根据。关于中段，印度政府承认根本不存在什么边界条约。关于东段，印度政府只能举出1914年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之间的西姆拉条约和他们双方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秘密换文，但是中国政府早已论证这两个文件是非法的、无效的，而且西姆拉会议根本没有讨论中印划界问题。基于以上所述，中印之间没有任何边界条约或协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正式划定，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二）印度政府说，全部中印边界，如所周知，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的，并且说，根据国际惯例，沿着这种不变的天然地形的习惯边界就算是规定了的，不需要双方再正式规定。这个论点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首先，中国政府早已论证，所谓全部中印传统习惯边界是沿着众所周知的主要分水岭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其次，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国际边界线标志着毗邻国家在各自领土上行使主权的分界线，它必须由有关国家共同加以规定。因此，即使中印传统习惯线的某些部分具有比较明显的天然地形，它们的起讫点和具体位置也仍然需要由双方共同加以规定。第三，甚至是英国在过去也没有提出过中印边界无需正式规定的主张，这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英国曾经在1899年建议同中国规定克什米尔（包括拉达克）和新疆之间的边界。在1921到1927年间，它同中国进行关于划定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边界的谈判，这一谈判并不是如印度政府所断言的，仅仅为了解决少数几块牧场的归属问题。在1914年，它还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地、非法地画了一条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如果按照印度政府的说法，中印边界根本无需正式划定，那么，英国过去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要求同中国划定中印间的各段边界呢？由此可见，所谓中印边界无需正式规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三）既然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毗邻国家间的边界必须由双方共同规定，那么，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片面地宣布它的国界线或者改变地图的边界画法，显然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对有关邻国也是没有约束力的。至于以片面行动破坏传统习惯线，扩大占领范围，这自然更不能构成取得领土的合法根据。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历来就坚持这种立场。可以忆及：第一、中国的历届政府从来不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的领土要求；第二、在西姆拉会议上和会议后，中国政府明确声明不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当时和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第三、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对于英国过去破坏中印传统习惯线、侵占中国领土的非法行动，屡屡提出了抗议和交涉；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也明确地向印度政府说明中印之间存在着未定界问题和中国从来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立场。关于这些事实，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的照会曾经作了详细的叙述。但是，印度政府却一再断言，中国政府对英国遗存下来的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中国政府对领土遭到外来侵占从来没有提出过抗议，中国政府直到1959年9月才忽然改变自己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等等，这是中国政府感到诧异和不可理解的。
    （四）印度政府还争辩说，既然在1954年的中印谈判中双方没有要求讨论边界问题，这就证明边界问题已经不存在。这个论点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认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某一次谈判中没有被提到，就自动地变成不存在了，那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可理解的。而且，中国政府从谈判开始就一再说明，这次谈判只是解决两国间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代表也表示同意。可见1954年谈判并没有解决或者试图解决两国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于说边界问题不解决，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就不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这也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正常关系，这主要是指在中印两国分别获得解放和独立，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印度在西藏持有英国遗留下来的特权的状况必须改变，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应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至于两国间的未定界问题，在未获解决以前，只要双方愿意维持边境的现状，也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建立，这在国际间有不少的实例。
    （五）基于以上所述，可见中印之间从来没有签订过任何边界条约或协定来正式划定两国的边界。中国政府主张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举行全面谈判和达成边界协议是完全有道理的。把中国政府的主张说成是要求达成什么“新”的边界协议以代替“旧”的协议或是要求“重新”确定两国边界，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有关各段边界的个别问题西段边界
      （一）有关归属和行使管辖的事实。印度政府不同意西段边界的有关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而不属于印度的论断，但是它没有举出任何有力的反证。尤其是印度政府始终没有举出任何理由来说明这样一种离奇的情况，就是1950年以来，中国的人员和物资一直频繁地穿越这个地区往返于新疆和西藏之间，并且修建了一条纵贯的公路，而自称对这个地区行使管辖并且一直派有人员定期巡逻的印度政府，却长期对此毫无所知。
      （二）关于地图。印度政府说，中国地图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对这段边界的画法还同现行印度地图或多或少相符，只是在此以后才改变了画法；还说，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来没有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十八世纪以来的许多中国地理图志，特别是一些有权威的，如1784年的“大清一统志”和1820年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都载明新疆的境界及于喀拉喀什河河源西南的山脉，这就是喀喇昆仑山脉，这同现行中国地图对边界的画法是基本一致的，而同印度地图的画法并不一致。至于印度政府所提到的一张1917年出版的“中国邮政图”，它是由当时把持中国邮政事业的法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不征得中国当局同意下擅自绘制的。同中国人一样曾经长期受过殖民主义侵略的印度人应该容易了解，这张图并不代表中国人的观点，而只代表帝国主义分子的观点。
    印度政府说，十九世纪访问过这个地区的英国勘测人员和一些旅行家的地图或记载都同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相符，这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这些人的地图和记载前后表现了很大的矛盾和混乱。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一百多年以来英国为了侵略新疆和西藏而不断私自窜改边界画法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其中有些人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边界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曾经指出，约翰·瓦克和尼赫鲁总理来信中提到过的海华德和罗伯特·肖对边界的认识就接近于中国地图的传统画法。这一点印度政府也无法否认，可是印度政府又否定他们的权威性，硬说约翰逊和第二次叶尔羌调查团的调查才是权威性的。但是，这也不能成立。以约翰逊为例，他甚至对地形测量都有明显的错误，这在1955年出版的印度测量局局长马松所著的“冰雪之乡”一书中就曾指出过。约翰逊的图还毫无根据地把中印边界线标到新疆的赛图拉以北，即比现在印度地图上的界线更向北深入中国领土约一百五十公里，这种画法恐怕连印度政府也是不会同意的。
      中段边界
    关于这一段边界的各争议地点，印度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中国政府只想就波林三多这一个问题做些补充。印度政府说，波林三多同波兰松多不是一个地方，而同波林是一个地方。这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波林三多就是印度一般读为波兰松多的地方，不难看出，波兰松多只是波林三多的变音。而波林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地方，从来也没有同时被称呼为波林三多。在尼赫鲁总理1959年9月26日信件所附的注释中，印度政府也明白承认波林三多就是印度控制下的波兰松多。
    东段边界
      （一）有关管辖的历史事实。印度政府表示不能接受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包括门隅、洛渝和下察隅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个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而且直到不久以前还由中国行使管辖的论点。印度政府力图证明这整个地区一向属于印度。但是，印度政府新近列举的种种理由也都是不能成立的。
      （甲）首先在门隅地区，西藏地方当局不仅行使印度政府也承认的宗教职权，更重要的是行使行政职权。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举过许多事例足资证明。还可举出，曾经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带进行探测活动的英国地理学家华德在1938年发表在皇家中亚细亚学会杂志上的“阿萨姆喜马拉雅：在巴里巴拉的旅行”一文中虽然毫无根据地说，在1913—1914年，包括达旺在内的门隅地区“已割让给印度”，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仅在此以前，门隅特别是达旺是“在西藏的行政系统之内”，而且直到他1938年到达门隅的时候，“西藏的行政管理还继续着。”其次，关于包括瓦弄在内的下察隅地区，则不仅居住着藏族人民，而且历来属西藏管辖。1944年英军非法侵占瓦弄，经西藏地方政府派桑昂曲宗宗本的代表进行交涉，英军才撤退。至于处于门隅和下察隅地区之间的洛渝地区，西藏地方政府在那里广泛设有各级行政机构和征收赋税，也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
      （乙）印度政府声称，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在遥远的八世纪以前是由瓦曼、萨拉斯塔姆巴和帕拉王朝而不是由西藏统治，可是，并没有举出任何事实根据。所谓从十三世纪起阿霍姆王朝控制了这个地区的说法，也是不确实的。阿霍姆王朝的统治范围仅及于布拉马普得拉河北岸的平原地区，从未到达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从印度阿萨姆省政府所属的历史考古研究部1949年出版的“英国与阿萨姆关系”一书的第一章和附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喜马拉雅山脉以及居住着阿卡人、达夫拉人、阿波人和密闪密人的山麓地带都是在阿萨姆的境界以北，而不在它的境界以内。至于印度政府一再提到的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同这个地带的某些部落所缔结的各个协定，那不难从协定的条文中看出，它们只是关于互不侵犯或接受英国经济援助的协定，不能作为这些部落归属英国和印度的依据。
      （二）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否具有合法性。印度政府没有再强调西姆拉条约对中国中央政府具有约束力的说法，因为中国中央政府根本没有在条约上签字，更没有加以批准（中国代表陈贻范虽然曾经在条约草案上草签，但是声明这不是正式签字，正式签字须经中国政府批准，而中国政府也立即声明这个草签无效），这个事实是怎样也否认不了的。但是印度政府着重争辩说：（甲）西姆拉会议讨论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乙）西藏地方政府有权单独订约。中国政府愿意进一步澄清这两个问题。
      （甲）西姆拉条约的第九条并没有涉及中印边界，条约的附图并没有标出中印边界，这一点如果联系到以下事实就更容易辨明。首先，印度政府始终没有能够举出在西姆拉会议的哪一天和会议记录的哪一页上出现过讨论中印边界特别是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问题。关于一个涉及到面积如此之大的领土归属问题竟然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在条约和附图上被规定下来，这显然是不可想像的。其次，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上，并没有标绘中印之间的界线。硬要把图上标明的红线（它是用以表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的某一特定部分解释为中印边界的一段，这从会议的全部文件中也找不到任何文字的根据。
    （乙）西藏地方当局无权同外国单独进行谈判和签订条约，这是绝对不容争辩的。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享有完全的主权。西藏地方当局如果不经中国中央政府的授权和同意，无权同外国进行谈判和签订条约；即使这样做了，也是非法的、无效的。这一点，甚至过去的英国政府也不敢忽视。印度政府所举的1904年的英藏条约——它是英国通过战争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就是一个例子。可以忆及，英国在强迫西藏签订这个条约后，还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签字批准。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交涉，直到1906年中英另订条约，并且把上述英藏条约作为附件之后，才算告一段落。至于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秘密换文，它是瞒着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的，并且长期对外保守秘密，而中国政府在西姆拉会议期间已经作了一般性的声明，不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条约和类似文件，因此这个换文更是非法的、无效的。
                    ×　×　×
    中国政府希望，以上所述将有助于进一步澄清有关边界的下述事实，这就是：整个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目前有争议的地区历来属于中国，不属于印度，而且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迄今还在中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但是，中国政府愿意重复地说，它始终希望同印度政府经过友好协商，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使双方不再在边界问题上有任何争端。在一些人看来，中印双方的分歧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中国政府不同意这种意见。中国政府认为，无论中印双方目前在这一个特定问题上分歧有多么大，但是比起两国人民需要千年、万年友好合作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来说，终究是一个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问题。只要双方以两国友好和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为重，抱有诚意，坚持友好协商和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那么，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使边界问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尽管中国政府曾经一再陈述边界事实和自己的立场，但是从来没有对双方的讨论提出先决条件。中国政府愿意在讨论中以和解和合理的态度同印度政府共同探讨解决分歧的各种途径，尽力促进讨论的成功。
    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双方维持边境的现状，保持边境的安宁，不使这个一时未决的问题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政府一向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从未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和边境紧张局势的步骤。去年在两国边境上一时出现紧张局面和不幸事件，对于中国说来，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和毫无准备的。此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和提出建议，以求确保边境的安谧，防止使用武力和发生冲突。印度政府在1960年2月12日的来照中同样表示希望两国政府不迟延地协议一项安排，来消除产生边境冲突的危险并且便利对各项争端的友好解决，这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政府希望，周恩来总理1959年12月17日信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能为印度政府所接受，作为此项协议的基础，因为上述建议是在充分考虑了双方前此所提的各项建议的基础上拟就的。中国政府还希望双方并不停顿于这一步骤而能进一步共同努力为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做出一项安排，使两国人民不再为边界问题感到困惑和不安。
    由于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中印之间前一时期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改善，这是令人宽慰和鼓舞的。现在，举世都瞩目于即将到来的两国总理的会晤，中国人民、印度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关心中印两国友好的人民都对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怀着殷切的期望。的确，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和两国政府的重大责任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中国政府希望，中印双方对此能够有充分认识，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两国人民以及一切关心两国友好的人民的期望不致落空。当然，中国政府绝不忽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世界上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两国关系，阻挠会谈的成功。但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相信，两国政府如能相见以诚，努力创造条件，就一定能够使两国的边界争端迅速得到解决，而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也就不仅不会动摇，而且将会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60年4月3日于北京
    附件：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1960年2月12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　（见第七版）


title: 宿舍调整了以后

author: 陈霈

text:
    宿舍调整了以后	陈霈
            热闹的宿舍区
    这是一个晴朗的假日，我迎着早晨的太阳，来到阳泉三矿。一下汽车，我就跑到原来的办公大楼找党委会。咦！这里怎么变成矿工宿舍了？“党委会搬到哪去了？”“搬到沙坪宿舍区了。”当我找到党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正碰上张钧安同志在那里。“王书记在吗？”“不在，他今天串工房去了。”党委书记串工房有什么事呢？小张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便告诉我说：“按生产单位调整职工宿舍以后，党、工、团的办公室都搬到了宿舍区，党委委员们工作时就经常在职工宿舍区里。”“好吧，那咱们也去串串工房好吗？”小伙子愉快地答应了。
    我们顺着一条宽阔笔直的洋灰路走去。在这条横贯南北二里多长的马路两旁，排满了一幢接着一幢的矿工宿舍。人们熙来攘往。几乎每幢宿舍雪白的墙上都贴着激动人心的捷报，画着色彩鲜艳的漫画；每隔几步就可以看到万紫千红的竞赛台、献礼台、标兵台、跃进门，千百面红旗迎着春风招展。一路上，不断看到标明“一号井工人宿舍”“白头嘴坑工人宿舍”……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展览室、党校、团校、红专学校、食堂、医疗所、敬老院、中学、百货商店、影剧院、运动场等应有尽有，还有一座文化宫正在修建。看到这些，我情不自禁地说：“这儿变化可真大呀！”小张笑着说：“你还记得吧！前几年，工人们刚刚从荒山土窑搬进了新房子里，一间屋里上白班、上夜班的都有；一个组的工人住了好几处，相距十来里，想谈谈心，跑一上午，累个死也难得找到一个人，要想组织工人学习、开会、搞文娱活动，那就更困难了。自从调整宿舍以后，工人学习、开会、搞竞赛评比、文娱活动都搬进了宿舍区，才把这里闹得热火朝天。”
            红勤巧互助组
    边说着，我们已经来到了机电工人宿舍区。许多门上挂着“红勤巧互助组”的牌子，闪闪发光，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随手推开一间宿舍的门，嗬！好漂亮的宿舍呀！窗明几净，非常整洁，屋里还摆着许多书报。一位瘦瘦的年青工人把我们让了进来。小张跟他很熟悉，笑着问：“刘巨模，你看的什么书？”“看‘毛选’”。小张指旁边一张空床问：“侯俊业呢？”“参加晋中区青年理论学习督导团下厂了。”于是，我们便毫无拘束地从学习、工作又扯到生活。当扯到他们的“红勤巧互助组”时，小刘激动地说：“提起互助组可真是太好了！”他便讲起这样一段故事：这，还是去年的事情，党委为了全面提高工人政治、技术、文化水平，就在各寝室普遍实行了“政治、文化、技术三配备”，一间寝室也就是一个“红勤巧互助组”。小刘这间屋里住着三个青年钳工。侯俊业下了班就死啃理论；刘巨模不问政治，死钻技术。刚搬来，两人老说不到一块。可是，他俩同组劳动，同室共眠，天长日久怎么能不发生一点影响呢？一天晚上，两个小伙子躺在床上，小侯问小刘：“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这一下可把小刘问住了。小侯就给小刘讲保尔和吴运铎的英雄事迹，小刘听了很受感动。同时，他亲眼看到比他入厂还晚一年的小侯，由于自己努力，入了党，还当了全市理论学习模范，参加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而自己因为只在个人“前途”上打圈子，几年来碌碌无为，感到十分惭愧。从这以后，他相信了小侯讲的那些道理，下定决心奋起直追。一年来，他已学过十多本理论书，被评为学习模范和技术革新标兵，去年11月还入了团，又写了入党申请书。同时，小刘也从技术上帮助小侯。晚上下班后，两人在宿舍里钻研技术。一年来，他们共同钻研革新了十多件机具，提高效率一至十四倍，而且两人在技术上都进了一级。类似这样感人的故事是很多的。
            一场辩论会
    从小刘那里出来，我们到了一号井工人宿舍，可巧王书记和一号井坑主任史德贵也在这里。我们谈着谈着，又说到了调整宿舍的事情。王书记爽朗地笑着说：“调整了宿舍，我跟工人们睡觉、劳动都在一起，关系更亲近了。我刚搬进工房，工人看我被子薄就抢着给我被子，我不肯要。可是等我睡着了，工人们又悄悄地给我盖上了……”
    “哈哈！哈哈！”一阵笑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户看到一伙工人坐在太阳地里，有说有笑，好像聊天，又像开会。这是干什么呢？史德贵主任说：“这是三队工人们正开经济活动分析会呢。现在宿舍里不仅能解决生活和学习问题，还能解决管理问题呢。”史主任给我讲了这样一次生动的辩论会：去年4、5月份，三队调到一个新工作面，坑木消耗很大。主要是有些人不爱惜坑木。有一天，工人张五元放顶时光图省事，把一根本来可以回收的大梁给压在落山里了。当天下班后，在宿舍里就开了个经济活动分析会。成本组长吕更旺问老张：“你说今天那根大梁能不能回收出来？”张五元说：“丢根坑木算不了什么。”更旺说：“可不能那么说，一根坑木来得多不容易呀！像那么粗的树，至少也要长十来年，从栽种到长大，又用火车、轮船送到矿上加工，这要多少人的血汗呀！你再算算，这根大梁成本至少有三十多块钱，你光图一时省事，小利益就损害了大利益。”高来头也接着说：“咱再算算政治账，过去替资本家下窑挖煤，他哪舍得给咱买坑木。现在，咱们国家的木材并不充足，党为了保证咱们的安全，不断给咱们运来坑木，咱们要是不爱惜，对得起谁呢？”也有的说：“咱们要超过英国，如果没有坑木停了产，那怎么超呢？”你一言我一语地，几笔账算得张五元心里又亮堂又惭愧。坐在一旁的贾四奎也深受感动，自动检讨说：“我比五元错误还大，丢的坑木更多，从明天起就坚决改正。”一场辩论教育了全组，大家就琢磨着怎么能降低坑木消耗，你一条我一条就凑起了个爱惜坑木的公约，并且决定推广金属支柱。就这样，三队的坑木消耗由3、4月份每千吨煤用十五立方，下降到每千吨煤只用五立方。
          ×　×　×
    夜，降临了。当我坐着汽车走上归途时，回头从车窗里望见宿舍区的万家灯火，犹如天上撒下的星星闪烁发光。可爱的矿山，你又经历了一次变革！生活在这样一个欢乐、和睦、友爱、互助和温暖的大家庭中的矿工们，是多么幸福！


title: 各族工商业者必须跟着共产党走  牙合甫大毛拉代表的发言

text:
    各族工商业者必须跟着共产党走
    牙合甫大毛拉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当我们伟大祖国送走了辉煌的十年、跨进了更加辉煌的年代的时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了。我出席这次会议，感到万分兴奋。
    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谭震林副总理的报告，对我有深刻的教育。我表示衷心拥护，并坚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计划，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我愿为完成这些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普照着祖国各地，也普照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新疆，人民公社越来越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大跃进的花朵处处鲜艳夺目。这次来京之前，我视察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镇人民公社第八生产大队。这个队共有九百八十七人，四百九十一个劳动力，生产发展突飞猛进。公社化的第一年——1958年，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比1957年翻了一番。1959年的粮食作物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总产量仍然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长了60.25％。他们计划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9年增加80％以上，并力争翻一番。
    随着生产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员每月平均工资达到十五元，最高的达到三十元。过去根本不得温饱的贫雇农，今天都过着富裕生活。有的社员，过去日夜盼望都难得一件土布衣服，而今天却穿上了条绒、卡其等机织布料的衣服，有的还穿上毛料。许多社员置有脚踏车，有的还有手表。社员普遍有百元以上的存款。公共食堂成立后，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再也不为吃饭问题发愁了。因此，公共食堂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社员的居住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三十户人家已迁入新的住宅。适龄儿童都入了学。过去没有入过学的青壮年都积极地投入到扫盲运动中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摘掉了文盲帽子，有的文化水平已提高到初小毕业程度，他们在扫除文盲之后，又在自己的红专学校继续学习文化、技术和政治理论。
    这个队的翻天复地的变化，是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胜利。因此，社员十分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他们说：“我们今天的幸福日子，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的，是人民公社给的。”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维护着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他们在田间地头这样歌唱：“社会主义是命根，人民公社像眼睛；谁要胆敢来破坏，我们拧掉它脑袋”。
    我是一个工商业者，现在谈谈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多数工商业者，同全国大多数工商业者一样，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际教育，在思想改造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过去，我们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劳动和劳动者是卑贱的，不承认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积极参加大炼钢铁、公路和铁路建设、植树造林、爱国卫生运动等一系列的劳动实践，思想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初步认识到劳动的光荣和伟大。
    各民族工商业者，在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红旗竞赛，学标兵、赶标兵、当标兵。同时，积极地参加了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认识到一定要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思想感情上向劳动人民靠拢。我们工商业者的家属也通过参加居民委员会举办的工厂企业、服务行业等劳动实践和各项群众运动，初步认识到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道理和勤俭持家的好处，好逸恶劳的思想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完全是由于伟大的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我们工商业者不能不向伟大的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改造好了，没有任何问题了。相反地，我们工商业者中间还存在着与总路线精神不相符合的许多问题。例如，不少工商业者对接受党的领导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怀疑和戒备，认为“党不信任我们”；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还存在着怀疑和动摇；有的在大跃进中缺乏干劲；对向劳动人民，特别是向本厂本店的工人学习，还不完全心服，自高自大，没有放下架子；唯利是图、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严重。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大多数工商业者虽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还不是同党一条心。今后必须努力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必须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向党说真话，跟着党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千方百计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
    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端正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认识，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并把积极工作同思想改造很好结合起来。
    坚持体力劳动与生产实践的锻炼，在劳动实践中认真地向工农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和革命干劲，逐步养成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坚决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作斗争。
    工商业者的家属也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工作，参加各项社会运动。夫妻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建立起一个民主、团结、和睦、友爱的新家庭。
    当前我们祖国的形势空前良好，工商业者的前途十分光明。我们新疆的工商业者，坚决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加强思想改造，鼓足干劲，和各族人民一起为实现1960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
    以上发言，有不对的地方，请代表指正。


title: 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1960年2月12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

text:
    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1960年2月12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
    印度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谨提到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交给印度驻北京大使馆的照会。大使馆奉印度政府指示，答复如下：
    二、中国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印度总理1959年9月26日给中国总理的信和印度外交部1959年11月4日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照会中所提出的各点，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遗憾。中国政府只是重申了它对印度领土广大地区的要求，而漠视了信中所提到的事实。印度政府殷切地希望，对它所提出来支持它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事实和历史材料的正确理解，会缩小须加讨论的争端，从而为友好的解决铺平道路。然而，印度政府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政府在来照中不仅不接受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无视了重大的边界协定，对协定的条款作了站不住脚的解释或者怀疑了协定的有效性。这种态度很难导致两国都希望达到的谅解。
    三、中国政府辩称，中印边界未经正式划定，并且为支持这种论点而硬说边界并未经条约和协定所确定。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这个论点。以习惯和传统为基础的中印边界是沿着天然的地形，而且这条习惯传统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整个边界是固定了的，并且多少世纪来一直是众所周知的。根据国际惯例，沿着众所周知的、不变的天然地形像主要分水岭的习惯边界，就是划定了的，不需要进一步的或正式的划界。有意义的是，直到最近，没有任何中国政府曾对它提出异议，或者对于印度行使主权管辖直到这条传统边界一事提出抗议。鉴于所有这些事实，印度政府不能同意必须举行谈判，达成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中印边界。
    四、中国政府说，产生目前的争论是由于“中印边界一直没有划定，英国在这方面又留下了一些纠纷的遗产，而印度政府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令人不能接受的指责”。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这句话里的断语和指责。事实上，目前关于边界的争端和边境紧张局势的产生是由于中国政府在1959年9月8日第一次对大片的印度领土提出要求，并且在此以前和以后侵入了印度领土来支持它的要求。印度政府一贯珍视其友谊的一个邻邦竟采取这种态度和行动，这使印度政府感到特别诧异和震惊。尽管有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情，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印度政府一向愿意探索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够在所谓必须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这样一个谈判的基础会无视过去的历史、习惯、传统和国际协定，因此是印度政府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印度政府愿意再次表明，它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端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小的修正。
    五、下列各段将简述有关国际边界的基本材料，同时论及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照会中所提出的论点。
    六、首先谈拉达克的一段。中国政府说：印度政府认为拉达克的边界是1842年条约所确定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从十七世纪以来，拉达克的边界就确定了，并且得到承认。1842年条约并不是确定边界，而只是确认了它。十九世纪时访问过这个地区的人，确认这条传统边界是位于印度地图所标明的地方。中国政府引用了海华德在1870年和罗伯特·肖在1871年所出版的非官方地图和海华德所写的一篇文章，来证明它的论点，即所谓拉达克的传统的东部边界是位于目前中国地图所标明的地方。但是，海华德只是勘测了阿克赛钦的西端，而肖的路线位于甚至更西边的地方。因此，他们的意见对于阿克赛钦东部不是权威性的。后一块地区是约翰逊在1865年勘测的，1873年第二个叶尔羌调查团也访问过这个地区。因此，关于拉达克东部边界，他们的报告才是权威性的，而他们的地图和叙述证实了传统的印度的画法。
    七、中国政府断言，1842年条约是西藏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而现在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地区的80％左右是新疆的一部分。印度政府对这一论点感到惊讶。尼赫鲁总理在他9月26日的信中已经谈到过这一点。条约本身表明中国是条约的一方。条约中有关的引语如下：
    “鉴于在上帝的面前，由曾经发生的战争所产生的恶感已经完全从心中消除了，现在（各方）都不再有抱怨，今后将无论如何永不丝毫背离或破坏世界之王赫沙吉大人和巴哈杜尔大君同中国可汗（皇帝）和拉萨的古鲁喇嘛之间的同盟、友好和团结。我们将继续保有拉达克边疆的极限和按照古老的习惯属于它的毗邻地区，而不对老的、确定了的边界以外（的国家）进行侵犯或干涉。我们将遵守各自的边界。”
    事实上，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结束西藏对克什米尔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西藏曾向中国求援。中国照会中说，这个地区的80％在1842年是新疆的一部分，这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也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来没有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
    八、中国政府说，1899年“划定边界”的建议并无任何结果。这再一次表明没有把印度总理1959年9月26日信中所述的事实考虑进去。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英国人在1899年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指拉达克东部与西藏的边界，而是指拉达克北部与新疆的边界。那个建议明文说到，北部边界沿昆仑山脉到东经八十度以东的一点，在此和拉达克的东部边界相接。这毫无疑问地表明，整个阿克赛钦地区都在印度领土之内，而且中国政府过去没有反对过边界的这一划法。如果1899年的建议并无结果，这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肯按照印度地图所标明的传统画法来承认边界，而是因为即使在当时，中国政府看来也不认为有必要对这个地区的众所周知的边界进行任何正式的划定。
    九、印度政府从来没有主张说，边界在1842年或1899年就明确划定了。的确，既然边界是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了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就没有必要进行正式划定或在地面上标界来加以承认。中国政府说有很多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中印边界的这一段是未经划定的。事实上，它所提出的证据只表明边界未曾在地面上标定。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在1921年到1927年间所提出的建议，只是要求确定在一个特定地区里少数几块牧场的归属问题。对主要的界线是不存在争执的，更不用说要求确定边界了。来照在这个问题上曾引用了罗西安爵士1959年12月11日在伦敦泰晤士报的投书。但是，这封信所谈到的是试图“在地面上”划界，即标界的努力。印度测量局1950年所出版的地图注明这段边界“未经规定”，以表明这段边界从来没有从一点到一点详细地描述或在地面上标定。印度总理1959年8月28日在人民院说，这段边界未曾划定过，这只是表明没有在地面上标明过。
    十、中国政府辩称，除碟穆绰克（巴里加斯）地区（据中国政府说，这个地区最近几年被印度“侵占”）外，中国所要求的拉达克的其余部分一直属于中国，并且是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些论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碟穆绰克地区多少世纪来一直是拉达克的一部分，这是为1684年拉达克和西藏间所签订的条约和此后访问过这个地区的旅行家的记载所证明了的。至于该地区的其余部分，所谓大部分是在新疆管辖之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述，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未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因此，这个地区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曾是新疆的一部分。这块领土的任何部分也不曾是西藏日土宗的一部分。曾在1820年访问过这个地区的穆尔克拉夫脱说，班公湖是日土宗地区与拉达克公国间的分界。这点实际上符合印度地图所标明的传统画法，而不符合中国地图上的画法。1847年以边境专员身份访问过这个地区的斯特拉彻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画法，这个画法实质上和印度地图上的画法相符。
    十一、极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支持的证据，而竟说中国人民曾把这地区用作放牧和采盐的场所。事实上，所述的这些牧场和采盐场一直是拉达克村民所保有的，他们一直定期地到这些地区来；而这些村民从未遇到过任何中国的越境者。所谓1750年起中国政府就设立边卡，对这里行使管辖、进行巡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昆仑山脉以南，从来没有过任何中国的哨所。二十世纪以来，克什米尔政府的官员和印度商人和打猎队在这个地区自由地走动，不曾碰到过任何中国人在这个地区行使管辖的迹象。在这些年代里，克什米尔政府和印度政府对整个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勘测。只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员才侵入了这块领土；中国政府竟用这一入侵作为要求的根据，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震惊。所谓印度人员只有三次，而且是在最近几年——1958年9月，1959年7月和1959年10月——进入这块领土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印度人员一直定期地在这个地区巡逻。只有在中国政府所提到的那三次，他们才碰上了中国部队。
    十二、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竟举出一个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论点，并且根据阿克赛钦和喀拉喀什这些名字起源于维吾尔语的事实提出了要求。没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论点。印度政府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在几世纪以前印度的影响曾深入中国，西藏和新疆有一些地名是起源于梵文或帕拉文。和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从梵文“库斯达那”演变来的。还有，西藏阿里地区的现在的名字，是西藏西部的别名纳里·噶尔松中的梵文字“纳里”的缩称。
    十三、中国政府在它最近的照会中说，二百年来中国地图中对拉达克边界的划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地图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地图一致标明的边界线，或多或少是和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传统划法相符的。只是在二十年代末年以来出版的中国地图中，才标出了不同的划法。晚近中国地图的大致趋向，是把边界线更深地推入印度领土。
    十四、异乎寻常的是，中国政府竟对自己的官方地图，如对1893年画的地图，一无所知，并且抹煞“中国新地图和商业地志”的重要性，说它是私人机构的出版物。事实上，正如该图集序言中所说的，它是以权威性的官方测量为根据的。然而，印度政府还愿提请中国政府注意中国政府于1917年出版的“中华邮政舆图”。这幅地图所标明的整个印度北部边界或多或少是符合于印度传统的画法的。
    十五、中国政府并不重视这一事实，即印度地图所标明的画法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的。它似乎不知道在山区的传统边界线总是倾向于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而不是依照任何其他的天然地形。这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天然边界线中，分水岭是最好的，它不会改变，而且易于辨认。在有一系列山脉的地方，往往是分水岭，而不是别的东西，成为传统的边界，因为山两边的人民在定居时倾向于上溯到河流发源地为止，而不会越过它们。印度北方边界的划法全部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这一点支持了这条线由于习惯和传统而成为边界的事实。中国政府所谓拉达克的分水岭边界由于有一条河穿过这里而不能成立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世界上很少有任何主要的分水岭，不管它多高和连绵不断，没有被某条河流所穿过；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它作为分水岭的事实。另外一个论点，即所谓现在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地区容易从中国方面进入而不容易从印度方面进入的事实支持了中国地图的画法这个说法，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是否容易进入并不是确定边界画法的标准。
    十六、印度政府高兴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地图关于印度旁遮普、喜马偕尔省和北方省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的划法，说它
  “符合实际”。这一段的画法是符合分水岭原则的，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地图上也标明了这种画法。然而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政府对这段上某些地区的要求，即司丕提地区、什布奇山口、尼兰—贾德汗、巴拉霍蒂、香札马拉和拉不底。印度总理在1959年9月26日的信中已经举出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些领土一直是印度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无视这些确切的材料，而只是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重复它以前说过的话。
    十七、中国政府还指责印度政府占领了1954年协定指定为西藏阿里地区贸易市场之一的波林三多。印度政府拒绝这种说法。印度政府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占领这个地方。中国政府是把这个贸易市场同印度尼兰—贾德汗地区的一个叫波兰松多的地方混淆了起来。然而，印度境内的后一地点从来也不是贸易市场。波林三多（也叫波林）的座标是北纬三十一度十九分，东经七十九度二十七分。这个座标已由高尔先生在1954年3月26日的信中通知了陈家康先生。波兰松多的座标是北纬三十一度十八分，东经七十九度八分。在导致1954年协定的谈判期间，被提到的是波林三多（波林），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市场。当时就向中国代表团说清楚，波林三多和波林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名称。当时没有必要提到波兰松多（北纬三十一度十八分，东经七十九度八分），而且事实上在讨论中和后来达成的协定中都没有提到它。因此，不存在任何误解的余地。
    十八、中国政府辩称，西藏当局持有有关它所要求的这些地区的地契和户口、税收簿册，并且举出十八世纪有关巴拉霍蒂的一个文件为例。印度政府听到这一点有些惊奇。在1958年中印代表团在新德里就巴拉霍蒂举行的长期讨论中，中国代表团没有提到存在着这些文件。可以忆及，印度代表团在当时说，他们持有税收记录和其他有利的证据。
    十九、印度政府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关于这里的居民属于藏族血统，因此这些地区属于中国的论点。实际上，这种基于种族关系的论点早在1957年7月就被周恩来总理本人驳斥过了。1957年7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因此，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因此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在印度这个国家里，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享有同样的公民资格。藏族血统的印度公民数以千计。学习藏文是印度政府所鼓励的。这些藏族血统的印度人一向是印度的忠实的公民。
    二十、印度政府不能同意：1954年印中之间签订的协定与两国边界问题无关。的确，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没有要求讨论边界问题。印度代表团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就印度政府来说，边界是人所共知的，是无可争论的，不可能存在有关边界的问题。不仅印度官方地图标明了边界线，而且印度当局对所有地区都一向行使着行政控制，直到印度地图所标明的国际边界线为止。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地区中的任何一块所提出的要求是态度严肃的话，可以期望它至少会提到它的要求，如果不加以讨论的话。的确，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会晤时说过，中印关系日益密切，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双方可以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印度大使当时指出，印中之间未决的只有小问题，但是他希望两国间不留存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是大是小。周恩来总理回答说，像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的大国之间，必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顺利地解决。从周恩来总理这段话的上下语气来看，很难得出推论说，他心目中有着中国对印度地图标明为印度领土并且在印度管理下的大片土地提出的要求。在1954年1月8日的会议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说，中印谈判是要根据五项原则解决业已成熟了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方面接受了这些原则作为讨论的基础。印度代表团团长在1954年4月29日协定签字后的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充分讨论了在这个（西藏）地区存在于两国之间的问题”，这表明了在印度方面看来，没有遗留任何争端或问题了。印度代表团自始至终认为，两国间所有争论的问题都在考虑之中，并且一旦达成解决，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有鉴于此，中国方面竟说赖嘉文大使在一次据说是非正式的谈话中同意将不讨论边界问题，这是令人惊异的。
    二十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竟说在导致1954年协定的讨论过程中根本没有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惊异。当讨论在这个地区规定六个山口的第四条时，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是，中国政府“同意开放”这些山口。换言之，中国方面主张这些山口是属于中国的。印度代表高尔先生对此提出反对，他申明这些山口是印度的。因此，不能说这些山口的归属问题根本没有被提出。最后取得协议的条文是：“双方商人和香客经由下列山口和道路来往”。这只能被解释为：使用这些山口不牵涉到归属的问题，因为它们是边界山口。
    二十二、中国政府还以根据推想辩解说，边界问题不会在1954年进行讨论，因为当时“两国所最关切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当时就对邻接西藏地方的大片印度领土抱有要求的想法的话，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关系当然是建立不起来的。中国政府当时完全知道印度官方地图对国际边界线的画法。它也一定知道1950年印度总理就印度边界问题所作的权威性的声明。此外，中国政府也知道，经过制宪议会公开会议长时间讨论后通过的印度共和国宪法，在它的附表六中明确提到阿萨姆的各部落区和东北边境特区，中国政府现在企图把这些地方说成是中国的领土。在1954年协定中，中国政府申明尊重印度的领土完整。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它想在以后对印度的大片土地提出要求的话，它是不会这样做的。况且，中国总理在1954年和1956—57年之交同印度总理进行讨论时，丝毫没有表示他的政府对大片土地有要求，恰恰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修改地图本质上是一个程序问题，总有一天会做到的。结论很明显，从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改变了它的立场。
    二十三、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这种论点，即不丹以东传统边界线以南的地区一向属于中国，而且直到最近还在中国的管辖下。在八世纪以前，这片土地一直属于瓦曼、萨拉斯塔姆巴和帕拉王朝，到了八世纪这些王朝屈服于掸族的一个支系阿霍姆人的压力之下。最后，到十三世纪时，阿霍姆的一个统治者控制了整个王国，并且这个国家命名为阿霍姆，经过发音软化，现在叫阿萨姆。阿霍姆统治者在这个地区统治了近六百年，最后到1826年为英国在印度的权力所取代。在阿霍姆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对北部部落的控制减弱了，但是当时的印度政府经过几年又在那里重新建立了权力。然而，阿萨姆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失去对这些地区的主权，西藏人从来没有取得主权。传统分水岭边界线以南的部落地区一向是印度的一部分。
    二十四、在十九世纪，英属印度政府建立了对这些部落的权力，这些部落承认英属印度政府有权在他们的地区维持法律和秩序。在英属印度政府同这些部落缔结的协定中提到英国人的领土，这只是意味着这种领土当时是在印度英国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以区别于它只行使松懈的控制的部落地区。但是这些部落从来没有停止处于英属印度统治者的中央权力之下。
    二十五、中国政府提出来支持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管辖权的要求的唯一证据，是关于达旺和瓦弄地区。但是达旺和瓦弄只构成中国政府现在要求的大片土地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而且就这两个地方提出的证据是同该地区的其余部分没有关系的。即便就达旺和瓦弄来说，中国政府的论点也是不能成立的。达旺从来也不是西藏的一部分。达旺的地方管理权过去掌握在一个土王手里，他有一些联村头人，叫卓里恩，和村落头人，叫卡充，做他的助手。喇嘛系统在这个地区行使的唯一职权是宗教方面的。现在在达旺有一个很大的西藏寺院，它的主持和和尚向当地信奉喇嘛教的居民征收宗教捐。征收这种宗教捐不可能也没有给予西藏当局对达旺的任何领土主权。中国全权代表在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的发言也支持这一看法。1914年3月7日，陈贻范说：“支付给西藏人的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税收，而仅仅是对寺院的捐款。与其说是税，不如说是慈善捐助。”1914年6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孙宝琦通知英国驻北京公使说，“西藏人自认为对凡有喇嘛教徒居住的所有地方都有权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喇嘛们可能有宗教上的权力，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地方属于西藏。”
    二十六、再者，某些西藏家族在传统边界以南有过私人房地产并且征收租金。这种租金不能认为是政府的税收。甚至在1914年以后还可能支付过这种租金，因为印度和西藏代表之间关于边界的协定保护了私人房地产权。
    二十七、中国政府引用了1853年英属印度当局同门巴族人签订的协定，并声称，根据这个协定，印度政府承认门巴族人属于西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认为英属印度政府会直接同西藏签订这项协定。在那些年代里，西藏政府确是在独立进行谈判的，例如1856年它同尼泊尔签订的条约就是证明。事实上，1853年的协定是关于牵涉到一个西藏人的一件具体的事例，在这个特定的场合，当地的土王们似乎是在代表西藏政府行事。的确，九年以前，这些土王在1844年以书面的协定接受了英国在印度的权力。1844年协定的关键性的句子如下：“我们也保证执行从英国当局方面奉到的任何命令。”
    二十八、在下洛希特河谷（中国政府称为下察隅）的瓦弄地区，是由密内密人和西藏流民居住的四个村庄所组成。西藏流民的存在并不证明这个地区是属于西藏的。这些流民曾抵抗西藏当局收税的企图。
    二十九、说在印度和中国出版的权威性地图对这段边界的划法是符合现行的中国地图的划法，这是不正确的。正如前面已说过的，1917年出版的中华邮政舆图对边界的划法是同印度地图上的印度划法相符的。1925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了一幅地图，图上标明的中国边界是中国扩张得最多的时期，即1911年以前的清朝时候的边界。就是在那个时候，不丹以东的边界也是大致上沿着目前的划法。至于印度的官方地图，印度政府已经提起中国政府注意，印度测量局1895年出版的印度全图，这幅图用浅橘色标明了这个部落地区。从1938年到1952年，印度测量局用未标定界的记号画出了这条边界，因为事实上边界没有在地面上标定。但是，由于传统边界线是沿着一条主要的分水岭，印度政府在1954年决定，在地面上标界是不必要的。因此，以后的地图上就取消了未标定界的记号。
    三十、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提到了尼赫鲁先生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英文本第三版所附的1945年的印度一图。这幅具体的地图是出版商加进去的略图，作者不能对它的不准确性负责。也不应该由此得出任何对印度政府不利的结论。
    三十一、中国政府竟坚持对印度与西藏1914年关于确定不丹以东的传统边界的协定的法律效力提出疑问，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遗憾。西藏运用自己的权利同外国进行谈判和缔结条约，这并不是第一次。在1914年以前，西藏曾有好几次同外国进行谈判和缔结条约。例如，西藏在1856年曾同尼泊尔缔结了一个条约，1904年又同英国缔结了一个条约。这些条约从未被中国反对过，而且都是充分有效的。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的全权代表和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开会。这个情况中国政府是明确而毫不含糊地同意了的。三个全权代表在1913年10月13日会议的第一次会上互换了全权证书。由达赖喇嘛发给的西藏代表的全权证书明确地说明了西藏在会议上是平等的一方，有权
  “决定有利于西藏的各种问题”，而西藏代表的全权证书中国代表是认为善妥的。英属印度代表的全权证书中国代表也是同意的，这份全权证书肯定了三个代表有平等地位，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调整各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三十二、认为印度和西藏在1914年3月缔结的关于印藏边界的协定是秘密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是双方有权威性的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后缔结、并且由西藏政府批准的协定。因此，这里面没有什么偷偷摸摸的。此外，印藏边界在三边条约的附图上是划定了的，而中国代表在1914年4月27日也在这个附图上签了名。1914年边界协定在1929年版的艾契生的“条约、契约、证书集”中发表过，再前一版是早在1909年发表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这个协定提出过抗议。事实上，早在这个协定以前，英属印度政府就建立了它对这些部落地区的权力，与各部落缔结了协定，并且创立了包括这整个地区的两个边区。这些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西藏和中国政府都没有向英属印度当局提出过反对。
    三十三、中国政府说，在西姆拉会议上只讨论过中国和西藏之间以及外藏和内藏之间的界线，印度政府对此不能同意。认为中国代表签过字的条约图上的红线只代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从来没有说明过这条红线的一部分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分界线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所谓条约附图上红线的麦克马洪线部分代表西藏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种强辩是荒诞的。经英属印度，中国和西藏全权代表草签的条约的第九条就处理了西藏的边界问题，条约的附图又清楚地表明了西藏同印度的边界。这就是通称为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线。中国政府1917年出版的中华邮政舆图把这条线划作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并把线南地区标为印度。现在不论怎样夸大想像力，也不能够硬说那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还有中国的任何领土。关于红线代表西藏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的说法，是同中国政府自己关于线南地区是由西藏当局而不是由中国政府行使管辖的说法相矛盾的。
    三十四、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现在竟想借助于1907年英俄条约，并且争论说1914年的条件是无效的，因为英国受1907年条约的约束不能同西藏直接进行谈判。中国不是英俄条约的当事者，不能引用那个条约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事实上，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谈判的进展一直被充分地通知了俄国政府。包括地图在内的一份条约被送给了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对谈判和其后的条约都没有提出异议。
    三十五、中国的照会谈到中国政府1946—47年所提出的四次抗议。可以说明，这些抗议是对英属印度管理当局1943年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一个小地方的行为而提出的。当时印度政府回答说，“印度政府在该地区所进行的唯一活动，完全限于在印藏边界的印度的一边，该边界被接受已有三十多年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11月的抗议，仅仅声明中国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印度对这个抗议没有答复，因为不久之后，印度政府就在1949年12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月后，印度政府在1950年8月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到西藏和印度间被承认了的边界应该不受侵犯。同一年，印度总理公开宣布印度坚持麦克马洪线。因此，对于印度政府关于国际边界的立场，不能有任何怀疑。
    三十六、西藏人从没有对1914年议定的印藏边界提出过抗议。他们不止一次地承认这一边界线的存在，并且声称他们不想对它的有效性进行争论。当英属印度的代表在1936年和1938年口头上重申麦克马洪线的时候，西藏政府回答说，它完全知道1914年协定的条款。倒是印度政府在1943年对西藏人非法渗入印度领土提出了抗议。每当西藏人趁印度忙于其他事务而企图在印度领土内征收非法的税款时，印度政府就提出了同样的抗议。印度政府提出抗议，西藏人就撤退了。关于西藏人在1947年提出的荒唐的要求，尼赫鲁总理1959年9月26日的信中已经充分地予以处理。
    三十七、中国政府知道印度政府同不丹和锡金所有的特殊的条约关系。因此印度政府欢迎中国照会中对于锡金和不丹为一方和西藏为另一方之间的边界的解释。照会说，锡金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早经正式划定，在地图上既没有任何分歧，在实践中也没有任何争论。印度政府愿意补充说明，这条边界在地面上也已标定了。至于不丹，它的北部边界是传统的和众所周知的。东边和不丹接壤的是印度的东北边境特区，该地区和西藏之间的边界是传统的也是由协议所划定的。因此，不可能有任何西藏领土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政府满意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没有对不丹北部任何部分重复它在地图上的要求。鉴于印度政府对保卫和保持不丹和锡金的完整负有责任，印度政府欢迎中国政府关于它不会侵犯锡金和不丹的领土的保证。
    三十八、以上各段已简略地阐述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实质之点。中国政府竟重复它原先对朗久事件和羌臣摩河谷的空喀山口事件的说法，印度政府对此只能表示遗憾。有关这些事件的真相，已在印度的前几个照会中告知了中国政府。那些照会中所提出的各点迄今还没有得到回答。只须指出，如果中国人员真是在印度人员撤退后五天才进入朗久的话，印度人员的伤亡就无法解释，同样的，1959年11月24日交给中国驻德里大使馆的卡拉姆·辛格先生的详细叙述，驳倒了中国政府关于空喀山口事件的说法。印度政府不得不再次申明，如果中国部队没有侵入印度领土，对在印度领土上执行例行的巡逻任务的印度警察人员采取攻势的话，造成印度人员严重伤亡的这些不幸事件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三十九、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所表示的友情抱有同感。印度人民甚至在取得独立以前就大量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自从印度取得独立以来，这种友情有很多具体表现。因此，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历史边界提出异议挑战使印度人民格外感到惊异和失望。最近的发展深深地扰乱了印度人民的心情，使他们对几世纪来一直保持平静的漫长边界产生了不安。因此，为了两国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必须采取积极步骤来消除引起目前紧张局势的原因和建立两国间友谊的坚实基础。
    四十、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由两国政府不迟延地协议一项安排，来完全消除产生边境冲突的危险并且便利对各项争端的友好解决。中国政府在最近的照会中重复了它原先的建议，即两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从边界各撤二十公里或双方协议的其他距离，双方武装人员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这些建议已在印度总理1959年11月1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详细讨论过了。印度总理在那封信里所提出的建设性的建议，就是旨在达到两国政府都希望达到的目的。印度政府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接受这些建议。
    四十一、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接受这样的立场，即“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因此，它还有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作为讨论的先决条件。印度政府显然不可能接受这种它认为是不合理并且违反历史、地理、习惯、传统和国际协定方面的事实的主张。以上各段所列举的事实完全驳倒了中国政府的论点。印度政府亟愿取得友好的解决，但是它决不能接受严重损害它的基本立场的建议。
    四十二、印度总理在1959年11月1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表示准备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同周总理会晤，但是他建议两国政府当前的努力应该集中来达成一项过渡性的谅解，这项谅解会有助于和缓目前的紧张局势和阻止局势恶化。虽然最近几星期来没有再发生边境事件，最主要的急务是达成一项过渡性的谅解。造成紧张和愤恨的基本原因依然存在。印度政府还没有能够明白，为什么几世纪以来一直保持平静的漫长边界在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竟变成了紧张和不安的策源地。如果这方面有任何更深奥的原因的话，印度政府是不知道的。因此，除边界问题而外，为了中国和印度的利益以及一般地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两国政府有必要不吝惜一切力量来消除误解和在坚固的基础上恢复两国之间的传统的友好诚挚的情谊。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驻华大使馆（印）
              1960年2月12日于北京


title: 四川科协是怎样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的  刘承钊代表的发言

text:
    四川科协是怎样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的
    刘承钊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并在今后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现在，我仅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的情况作一简要发言。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四川省全省人民经过两年的奋战，已经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给予四川省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也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也空前地活跃，风起云涌，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这是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科学技术工作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伟大胜利！
    1958年大跃进以前，有些人只看到专业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作用，小看或者看不到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的作用。在党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以后，出现了全民办科学的苗头，广大工农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积极投入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中去，直接从工农群众中产生的先进生产经验和创造发明，有如春花怒放，万紫千红，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事实有力地批判了轻视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作用的错误思想。
    一年来，四川省各级科学技术协会在组织和推动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中，发挥了作为党的一个工具和助手的作用。
    首先，紧密结合生产关键，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试验研究活动。据泸州市科协不完全的统计，通过群众性科学试验研究实现的项目就有一千八百一十四个，解决生产关键问题四百五十多个，不仅使很多工厂由手工操作实现了土洋结合的半机械化生产，而且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不少的高产纪录，单是罗汉公社的小麦平均亩产量，就比1958年增长了34.8％。群众性的科学试验研究的成果，还有力地驳倒了资产阶级科学家所谓远缘杂交不孕的“学说”。作物方面的水稻和高粱杂交，油菜和豌豆杂交，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有了后代；畜牧方面的牛与猪杂交，羊与猪杂交，生出了牛精猪和羊精猪。这就为培育作物和畜牧方面的新品种开辟了新的途径。由四川省科协发起的“技术采风”，更是一个适合广大群众参加的科学技术活动。通过“技术采风”，有效地把先进生产经验和群众的创造发明及时总结推广出去，使其遍地开花，到处结果。营山县科协配合有关部门，采取深入基层、依靠群众、全面了解、重点整理的办法，将营山县十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所出现的先进生产经验和群众的创造发明加以搜集和总结，除汇编成资料三十多种，并通过省内外报刊加以普遍地推广，共有十四个省（市）和省内四十六个县（市）来信来电索取有关资料。这就广、快、精、准地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情报，从而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普及宣传，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直接参加，改变了过去由少数科学技术工作者向群众作普及宣传的局面，因而开展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了。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处处宣传技术，人人学习技术，生产贯彻技术”的动人情景。开展业余技术教育，也成为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四川省各级科协大都采取了就地取材，能者为师，大家当先生，大家当学生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大力开展不同专业的业余技术教育工作，为厂矿企业和人民公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材。如自贡市张家坝化工厂科协，就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培养了七百多名技术工人，其中有的已担负了技术员或助理技术员的工作。开展业余技术教育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成都量具刃具厂科协就采取了专业工种训练班，技术大练兵、技术服务队、各种技术学校，以及无线电俱乐部等形式，在全厂组织了八千多次的群众性的技术学习，较普遍地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在1959年就有五千三百多人突破生产关键三千三百五十八项，对于全厂提前一百零五天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全国科协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以前，各专门学会的学术活动大多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专家的范围内，现在则不同了，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工农发明家和革新能手直接参加了各专门学会的学术活动，从而根本改变了学会的性质，促使学会的学术活动更紧密地与生产实际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四川省科协所属的各专门学会也起了这种变化，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重庆市各专门学会从1959年第三季度到现在，就组织了学术讨论会、学术报告会、经验交流座谈会等学术活动四百零七次，医学会还组织了医药学术讲学团到区、县进行讲学，举办了全市性的医药红专大学和出版了两种学术刊物。成都地区各专门学会的学术活动也很活跃，曾先后组织了水稻技术考察团和水利技术考察团深入省内重点地区进行技术考察，此外，还在武胜县召开了学术性畜牧座谈会，在西充县召开了学术性土温床育红苕苗现场会，及时地总结推广了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所有这些学术活动，都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学术空气极为浓郁。
    在这些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中，广大工农群众是最积极的参加者。据营山县科协的统计，仅在1959年，全县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工农群众就达二万四千五百零八人。不仅如此，广大工农群众还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对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宣汉县上峡公社张明德，根据玉米叶子对生的特点，创造了“玉米定向密植法”，每亩可种六千棵。全县推广了这种方法并认真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以后，四万亩旱地玉米亩产由五百四十一斤提高到一千零二十五斤，其中有一万九千亩超过了一千五百斤。眉山县东风公社陈志伦，几年来培育出二十一种农作物新品种，其中有每穗多达一百二十多粒的小麦，每株长七、八包，产量达两斤左右的玉米。从以上事例说明，广大群众的科学技术活动，不仅作用显著，而且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全民办科学大好形势。因而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便成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根据一年来的体会。人民公社的建立及其巨大的优越性，为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为全民办科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这里，我只举一个公社为例加以说明。泸州市罗汉公社是在1958年9月由原两乡一镇，十六个高级农业社组成的。公社成立以后不久，就建立了科学技术协会和科学研究所，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单是科学试验研究获得成功的项目就达一百三十八个，在这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工农发明家和革新能手就有六十一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能够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呢？首先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能够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过去农业社不能办的事，现在人民公社办到了；过去农业社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人民公社解决了。例如原最大的一个农业社——光辉社，曾办了一所业余技术学校，终因领导力量薄弱，学员不能负担教师的补助工分，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就停办了。但公社一成立，各管区都办了红专技术学校，参加学习的就有一千七百多人，培养出大批的技术人材。其次，人民公社实行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举办了各种集体福利事业，使几千年来广大农民愁吃愁穿的思想负担得以解除，这就不仅为群众参加科学技术活动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且大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前程大队有一个女社员叫何仲英，在农业社时就热心于科学试验研究活动，但因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不可能分出更多的时间。公社成立以后，全家十四口人在公共食堂吃饭，四个孩子进了幼儿园和托儿所，八个劳动力都参加了社里的生产和工作，平均每月可领工资五十五元，比公社成立前的收入增加了68.6％。因而她一身轻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同其他社员在一起，进行了三十八亩小麦、水稻、红苕、玉米、高粱、甘蔗等作物的高产试验，推广了“温床育苗”等六种先进生产技术，自己并学会了制造多种土化肥和土农药的方法。再其次，人民公社既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又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单位，这就为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社员王志忠是一个祖传三代的培育树苗的能手，因原农业社没有成批经营果木，他的专长不能发挥。公社成立后，他在公社园艺场不到一年，就试验研究成功了二十多项培育林木果树的新技术。由于以上原因，全公社能够经常参加科学技术活动的积极分子就有二千三百多人，占了总劳动力的25％，在全公社造成了一个科学为生产，生产用科学的局面。
    在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中，我们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必须保证党的领导和实行政治挂帅。现在各级党委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普遍地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四川省的各级科协组织，绝大部分都是由同级党委书记或有关负责同志亲自挂帅，具体领导。既抓思想教育，又抓工作的政治方向和业务方向，既抓生产关键，及时组织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又抓组织的健全和发展，不断壮大科学技术队伍。在领导方法上，一般都采取了“六统一”：统一领导、统一布置、统一汇报、统一检查、统一总结、统一评比。这就为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为了高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要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既要充分发挥专业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作用，又要轰轰烈烈地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大搞全民办科协并使两者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目前，一个以工具改革为基础的，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全民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我们必须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为工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服务！


title: 事实回答了插秧能不能机械化  马廷士代表介绍“江西五九型”插秧机的创制和推广情况

text:
    事实回答了插秧能不能机械化
    马廷士代表介绍“江西五九型”插秧机的创制和推广情况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的报告和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加速农业技术改造，争取在十年左右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我国农业机械化的伟大号召之后，我省全党全民立即热烈响应，迅速掀起了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和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农业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浪潮。广大工农群众充分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破迷信、立大志、搞革新、搞创造，新发明，新工具不断涌现。“江西五九型”插秧机的创造成功，正是我省人民的千百万项新创造、新发明、新工具中的杰出产品。经过鉴定与反复试验，“江西五九型”插秧机已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第一、插秧工效高，一人操纵一部插秧机，每天可以插秧六亩至七亩，比人工手插提高工效五倍至六倍。第二、插秧质量好，分秧均匀，深浅一致，横直整齐，能保证合理密植，有利水稻生长发育，并已基本消灭了漏秧、勾秧、漂秧、伤秧等现象。社员们形容说：“用插秧机插秧，棵棵一样大小，兜兜一样深浅，行行一样整齐，赛过秀才写字。”第三、操作轻便，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妇女、半劳动力都可以使用。社员歌唱道：“插秧机，显威风；插得快，插得正，腰不酸，腿不痛，促增产，立奇功。”第四、机身坚固，部件牢稳，故障很少，下水后可以持久地作业。第五、适应性很好，对早稻、晚稻和水、旱、老、嫩、长、短等各种秧苗，都适应操作。由于插秧机具有上述许多优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因而我省今年计划全面推广使用，在春季插秧期间可以制造十三万部，如果以每台每日平均插秧六亩，以二十天插秧时间计算，每台可插一百二十亩，十三万台插秧机可完成一千五百六十万亩插秧任务，占我省早稻二千五百万亩的62％；到晚稻插秧时全省将增加到有十六万部插秧机，基本实现水稻插秧半机械化。
    “江西五九型”水稻插秧机的创制成功与推广使用，是我省水稻栽培技术上的一个大革命，对促进农业更大增产，实现持续跃进具有重大的意义。育秧水插，是我国水稻生产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但水稻插秧工作一直是人工手插，连最简单的工具都没有。这种工作的劳动强度很大，终日弯腰曲背，非常劳累。插秧机普遍推广使用后，便将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人们可以站立插秧，大大减少劳累。同时将节省大批劳力。据调查，我省手工插秧工作量一般占水稻生产全部工作量的10％左右，需要花许多劳力。今年全省推广使用十六万部插秧机后，可节省两千五百多万个劳动日。由于插秧机插秧工效高，质量好，节约大量的劳动力，从事精耕细作，更好的促使水稻增产。根据去年机插大约增产6％到10％的情况，以最低幅度每亩增产5％计算，今年全省仅此一项即可增产七、八亿斤粮食。
      “江西五九型”插秧机从开始试制到定型推广，中间经过了无数次的斗争。既要和由于缺乏现成经验所产生的困难作斗争，又要和右倾保守思想的障碍作斗争。党的各级组织坚决支持插秧机创制者的创制活动，从各方面培育这个新生事物。人民公社的成就与威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都给我省创制插秧机的人们以巨大鼓舞。
    多次试验，反复改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插秧机的成功，再次证明了在一切工作或生产中都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1958年大跃进中，我省各地充分发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创造插秧机。至年底时，全省各地设计与制造了二十余种型号的插秧机。1959年一开始，随着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的大规模开展，我们通过反复试验初步定型了“红旗一号”与“红旗二号”插秧机后，立即制造了一百多部样品，发到全省各地进行试用与研究改进，并接连召开了十多次全省性的技术经验交流会，现场会，举办了多次训练班，及时向各地传布了制造与使用插秧机技术的情况，发动广大群众来进一步试用改进插秧机。接着，全省内迅速形成了一个试用改进插秧机的热潮，被卷入热潮的有成千上万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干部与技术人员，他们战胜种种困难，对插秧机做了许多重大改进。进贤县机械厂工人在秧的下边加装托秧板，改变了过去分秧不匀的现象，使插秧均匀度大大提高。金溪县手工业者把秧船方形滑板改进成为舌形滑板，消灭了插秧后发生的“栽头”现象，增强了作业时的稳定性。省农科所技术人员找到了秧箱等距移动的办法，解决了过去秧箱不能等距移动的困难，在做了许多重大改进后，我们采取边试验、边改进、边推广的办法，派出了十多个工作组到各地总结改进的成果与经验，然后根据各地改进的情况，又制造了一批样品发到各地，发动广大群众更进一步地试用改进插秧机。如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改进，由低到高、不断提高，机构、性能日趋完善，最后终于创制成功现在的“江西五九型”水稻插秧机。从这里，我们又深深体会到，开展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和其它各项工作一样，只要坚持政治挂帅，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能迅速取得胜利。
    插秧机的创制成功，破除了过去有人认为“插秧不能机械化”的迷信思想，为全面实现水田机械化作业开辟了顺畅的道路。开始试制时，有一部分人曾经认为用机器插秧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断定说：“能用木机子插秧，就能用石头当饭吃。”还有的人说什么机械插秧是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研究没有解决的尖端技术，我们技术落后，更不能解决。当插秧机在试制阶段有些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时，他们更是幸灾乐祸，说“试验到了顶啦！”“再搞下去只会造成更大浪费。”当插秧机初步试制成功后，他们又怀疑能否增产，并说什么不合乎机械原理啦，影响我国水稻技术的优良传统啦等等。插秧机试验成功的时候，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们，为了掩饰自己思想上的右倾，他们又散布“插秧机只能小面积使用，不能在大面积上推广”的谬论。他们强调说：“田小路窄，难以运行，地形崎岖，难以使用”等。但是广大工人农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坚韧不拔地刻苦钻研，互相学习，大胆创造，千方百计战胜了困难。进贤县农民根据在农具上使用操作手把的经验制成三角形操作手架，使操作插秧机更稳定更轻巧。该县的工人根据工业机器使用的调节器的原理，为插秧机制造了深浅调节器，插秧可深可浅，运用自如。现在无数事实业已证明：插秧不仅可以机械化，而且可以增产；插秧机不仅是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而且是增产的工具。	插秧机的创制，出自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
    插秧机的成功，再次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无比。据说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水稻插秧机已研究了半个世纪，至今尚未搞出名堂来。而我省人民在短期内就成功地创制了水稻插秧机。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有党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全省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坚持政治挂帅，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胆创造，互相帮助，彼此学习，因而迅速创造成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切为了利润，为了个人发财，彼此保密，互相倾轧，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在短期内创制出插秧机来。第二，正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试制改进，集中了集体智慧，因而，创制中的困难问题，一个个地得到迅速解决，顺利地创制成功了插秧机。
    “江西五九型”插秧机创制成功，最好地体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无穷智慧。它并不是具有什么“高深学问”和“机械知识”的人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一机具都是一些最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这些被资产阶级专家称为“土包子”的普通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与鼓舞下，有高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觉悟，有冲天的革命干劲，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不怕丢面子，不怕失败，失败了再干，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坚持到底，因此，很快就搞成功了。这一事实也就说明，所有科学技术人员必须放下架子，坚决投身于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和工人农民一道，把书本理论知识与工人农民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作出真正有益的贡献。
    我省虽然已进入大面积推广使用插秧机阶段，但是由于创制与使用不久，难免在推广使用中将遇到一些问题，因此，今后需要继续加强领导，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及时总结经验，不断的研究改进，积极准备由人力、畜力操作提高到机械动力操作，使插秧作业较快地从现在半机械化过渡到机械化。我们坚信，在党中央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胜利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省人民一定能够迅速实现农田机械化作业。


title: 插秧机给稻区人民带来了幸福  黄荣代表谈广西“五九——三型”插秧机

text:
    插秧机给稻区人民带来了幸福
    黄荣代表谈广西“五九——三型”插秧机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谭震林副总理的报告和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现在我就广西僮族自治区制造的“五九——三型”插秧机作一简短发言。
    广西僮族自治区目前正在普遍推广“五九——三型”水稻插秧机。这种插秧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结构简单，容易制造，使用钢材少，主要是木结构，可以就地取材；（2）操作方便，容易学，一小时可以学会，一天可以熟练，很适合广大农民的需要；（3）工效高，理论工效每小时一点一亩，实际工效每小时零点八九亩；（4）分秧均匀，有效合格率达到80％；（5）性能良好，漏秧1％以下；（6）能插大小不同的秧苗，适应性广；（7）修理、调整都很方便。今年2月中央在广东召开的全国第七次水稻插秧机会议上，它被评为全国推广的七种插秧机之一。
    这种插秧机，经过群众性的试验、使用，已经显示出它的很大优越性。实践证明，使用机插比手插提高工效五倍至十倍。如龙津县睦南人民公社已插早稻九千一百多亩，其中有四千八百多亩使用机插，使插秧时间比往年缩短了十一天，提高工效五倍多。苍梧县东安人民公社有三百七十六架插秧机全部投入插秧运动，使工效比往年提高七倍，全社六万多亩早稻，去年半个月插完，今年使用部分插秧机只需六天即插完70％以上。类似这样的事例各地都有。插秧机确实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处，不仅使农民摆脱了插秧的繁重体力劳动、提高工效、加快速度抢上季节，而且对广大农民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大农民热烈欢迎这种插秧机。宁明县农民用这样一首山歌来表达对插秧机的心情：
    插秧机，真稀奇，
    不长翅，一天能插十亩七，
    横看成行，直看整齐，
    妇女见了笑咪咪，相争下田试一试。
    鹿寨县也流行这样一首山歌：
    插秧机，好处多，人人见了笑呵呵；
    解除千年腰疼苦，再不叫娘喊疼多。
    手插秧苗蔸蔸来，机插秧苗一排排；
    省工省力规格好，一人能顶几人栽。
    广大农民这种喜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插秧机它标志着农业耕作方法上的革命和劳动力的大解放，所以“五九——三型”插秧机一经初步定型，就得到了群众性的全面推广，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区，是汉、僮族地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都普遍使用起来了。全区各地农业机械厂正在紧张地大批制造，现在已生产了十八万部插秧机，有八万部已在田野工作，代替着人们的手工插秧，在春插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年全区所种早稻，由于大面积推广插秧机，比往年提前半个月到二十天完成了插秧任务。现在全区还在继续轰轰烈烈地开展大制、大用、大推广“五九——三型”插秧机的群众运动。
      “五九——三型”插秧机能够迅速地产生、使用和推广，不是偶然的。插秧，这项带有强烈季节性的劳动，它所需要的劳动量相当于农业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特别是夏收夏种、收头糙、插二糙，从大暑到立秋只有半月时间。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作业条件下，广大农民早就迫切要求用插秧机来代替它。但是，这在旧社会里在小农经济的状况下，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势下，才把农民群众这个许久的心愿变成了现实。
    “五九——三型”插秧机是群众性的创造，是在大跃进中产生的。我区虽然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插秧机的研究试制工作，但那时只是少数人在搞。1958年大跃进以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具改革运动，调动起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创制插秧机的高潮。当时在宜山、平乐、岑溪、北流等县出现了农民发明创造的各种各样插秧机就有十多种，有双夹式的，有叉抓式的；有人力的，有畜力的；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在制造上也有简有繁；虽然都有分秧不匀、漏秧、伤秧等缺点，但是给“五九——三型”插秧机的创制打下了基础。
    农民群众和农业机械研究的广大职工及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密切合作、精心创造的这些插秧机，得到我区各级党委的充分重视和鼓励。区党委明确指示了研究创制插秧机的方向和具体要求。区党委书记亲临现场指导插秧机的试验和评比工作。在党的密切领导和大力关怀下，采取了农民、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科学研究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立即掀起了研究创制插秧机的新的广泛群众运动。从1959年4月到5月，经过一个月的苦战，就研究创制出四种不同型号的插秧机，比农民过去的创造又提高了一步。我们选择了其中一种性能较好的，经过1959年大面积的试验和改进，又经过我区农业机械研究所和群众运动中生长的技术人员进行无数次的反复研究，并吸取外地经验，采取边研究，边改进，才逐步地比较完善起来。经过鉴定评比以后才选定“五九——三型”插秧机作为目前推广使用的定型插秧机。由于这种水稻插秧机，从研究创制、试验到定型，都是和群众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在全区农村掀起了仿制、应用和推广这种插秧机的新高潮，并且很快掌握了制作技术和使用方法，训练出了大批优秀的插秧机手。
    总之，“五九——三型”插秧机的产生和使用、推广是一件大事，它不仅可以提高耕作效率，减轻劳动强度，节约劳动力；而且对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试验创制和使用推广的过程，充分表明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广大人民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冲天的革命干劲，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就能做到。同时还充分表明，研究创制和使用推广插秧机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把科学研究与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仅仅由少数人去搞是不可能迅速得到这样大的效果的。
    目前这种插秧机也还不是十全十美、没有缺点的。如均匀度还不够理想；每架插秧机还需要三点五公斤的低炭元钢及扁钢，目前在钢材不足的情况下，更多地制造这种插秧机仍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我们现在采取边推广使用，边总结群众的经验，继续研究改进，从实际生产过程中，特别是结合当前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伟大的群众运动中研究和改进提高，使之更加完善。同时，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中，我们还要继续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遵照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思想，努力创造更新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来装备农业，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而努力奋斗，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不断的大跃进而奋斗。


title: 巴黎集会声援西葡两国爱国者  杜克洛说西共向西班牙人民指出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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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集会声援西葡两国爱国者
    杜克洛说西共向西班牙人民指出了道路
    新华社巴黎13日电　由法国共产党组织的争取大赦反佛朗哥的西班牙爱国者和葡萄牙受迫害的民主人士的声援大会，昨天晚间在巴黎互助大厅举行。
    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政治局委员雷蒙·居约以及共产党前东比利牛斯省议员安德烈·杜尔纳都在会上讲了话。
    杜克洛说，西班牙人民对佛朗哥政权的愤怒正在日益加剧，争取在西班牙实行大赦的斗争也在日益扩展。杜克洛号召法国人民行动起来，使这个运动日益扩大。
    杜克洛着重指出，声援西班牙爱国者也是维护法国自己的事业的政治行动，他说，迫使佛朗哥独裁政权退却，显然也是对法国反动势力的打击。
  杜克洛接着谈到葡萄牙局势，他强调指出，长期以来霸占政权的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已经把无数葡萄牙爱国者关进监狱。
    杜克洛最后表示完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他说，西班牙共产党不顾镇压、英勇地进行着反佛朗哥的斗争，向西班牙人民指出今后的道路。
    雷蒙·居约在致大会开幕词时首先向进行不懈斗争的英勇的西班牙人民致敬。
    雷蒙·居约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人民以及希腊人民和格列索斯及其英勇的同伴们的事业，是所有自由人民的共同事业。
    安德烈·杜尔纳强调指出，争取大赦佛朗哥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的斗争，就是争取自由在一切地方获得胜利的斗争。争取使政治流亡者获得大赦以及争取让他们返回祖国的斗争，就是争取国际局势和缓和争取和平的斗争。
    大会结束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向在西班牙遭到镇压的受害者热烈致敬，并且坚决要求西班牙大赦一切被监禁的和遭放逐的全体政治犯，决议同时保证坚决地同一切西班牙民主人士团结一致，协力行动，来制止法西斯镇压。
    大会还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声援在葡萄牙被镇压的受害者。
      这两项决议将在今天递交给西班牙和葡萄牙驻巴黎大使馆。
    据新华社巴黎11电　据“人道报”报道，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继续对国内各阶层人民施用猖獗的恐怖手段。仅最近两个月就逮捕了五百人，其中有许多青年人。
    西班牙国内的法庭和法院正在开庭审判参加去年6月18日全国抗议罢工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人士。
    佛朗哥刽子手们的这种恐怖行动激起了法国公众的愤慨。
    巴黎市郊的南方飞机工厂的两千多名工人联合签署了一份抗议书交给西班牙驻法国大使馆。还有许多职员、大学生提出许多类似的抗议书。


    培养归国华侨学生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张国基、吴桓兴、庄希泉、伍禅代表杨新容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谭震林副总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
    我们曾经多年在国外从事华侨文教工作，回国以后，有的也还是做归国华侨学生的教育工作。
    两年来，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祖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主义连续大跃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法宝”，已经深入人心，迅速地改变着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地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速度向前发展。
    祖国的强大是华侨最有力的靠山。由于新中国这十年来日益繁荣昌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文教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大鼓舞了国外侨胞，他们更加团结爱国，广大华侨青年，特别是华侨学生，对祖国更是无限向往。当国外华侨教育遭受迫害和摧残，华侨学生就地升学日益困难的时候，他们要求回国升学就更加迫切，回国人数日益增多。
    在过去的十年中，从亚洲各国以及欧洲、非洲、美洲、澳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归国的华侨学生已有六万人。根据“集中接待、分散入学”的方针，经北京、广州、厦门集美、汕头四所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补习之后，考入中等以上学校的，就有五万多人，其中已有五千多名从国内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掌握了各种专门的知识技能，参加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祖国建设事业中的积极力量。现在在校的几万名归国华侨学生，也和国内广大青年一样，朝气蓬勃，天天向上。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正在健康地成长着。
    这几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归国华侨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生活目的、学习目的明确了。他们绝大多数人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思想觉悟的提高，各地归国华侨学生中还涌现出大批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和读书、劳动、思想三丰收的积极分子。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归国华侨学生过去一般缺乏体力劳动习惯，但是通过劳动实践，他们和工农群众发生了联系，对劳动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杭州市十九个中等学校1958年夏季参加郊区抢收抢种的三百一十七名归侨学生，其中被评为超等、优等各类积极分子的就有一百四十四人，占参加人数的45.4％；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的四百二十一人中，被评为积极分子的就有二百零二人，占参加人数的48％。北京、广州、厦门集美、汕头四所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的同学，在劳动中一般地表现也很好，个别的变化就更大。如厦门集美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有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姓陈的女学生，刚回国在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时，怕参加劳动手粗不好看。每当学校广播室一宣布要劳动，她就溜到广州市去玩，不想回到学校。后来，她被分配到了厦门集美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学习，在学校的耐心教导和老同学的帮助下，慢慢也参加了劳动，劳动中，她逐渐认识到：每一小时的劳动，都是直接为祖国创造财富的，这样也就逐步体会到劳动的光荣的意义。去年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割稻，在公社社员集体劳动的冲天干劲的鼓舞下，她热情很高，第一次打破全校女子割稻最高纪录。到最后一天，她仅用四个半小时，割稻一点六亩，而且树立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成为学校的劳动标兵。至于归侨学生当中，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成长，动人的事例，也是很多的。如南京大学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新加坡归侨学生陈万里，就在去年学校失火的时候，他奋不顾身，登楼抢救国家资财，在英勇与火灾斗争中，脑部受了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舍己为人、不惜牺牲的精神，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学习的旗帜和榜样。
    在四所归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过去也曾有一小部分同学，遵守学校的纪律是比较差的。现在在这四所补习学校，遵守纪律、积极劳动、热爱集体、尊敬师长、认真读书，已经成为普遍的新风气。
    从归侨学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方面看，由于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就更好地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大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实践证明，只有一面读书、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一面实践，把读书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学生得到真正全面的知识。结合得越好，学习质量提高得越快。普通学校是这样，就是在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教育工作上，无数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是这样的。如果把学习和劳动对立起来，那么，对学生参加劳动可以大大提高教学效果的意义，就必然不能理解。一两年来，归国华侨学生普遍反映比过去学得深透，学得更踏实，既学到了书本的理性知识，也有了实际的感性知识。这样，不但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领域，而且也加深了对课本的理解。学习质量因而普遍地提高了。1959年北京的北大、清华等十四所高等院校毕业的归侨同学共二百三十二人，全部合乎国家培养的规格，从大学毕了业，愉快地走上国家建设岗位。杭州市1959年初、高中应届毕业生有一百六十人，其中一百五十三人考上了大学或高中。再如1958年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有三百多名同学，响应了党的“上山下乡”的号召，到云南参加一年多的劳动锻炼，大部分在1959年暑假，只经过一个月的补习，又报考了学校，一百四十八名报考高等学校的同学录取了一百三十五名，报考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级中学的四十四名中录取了四十一名。很多人的政治课、语文课、生物课考试成绩都是五分。过去学物理学是死记硬背，在劳动中亲自应用了生产工具，物理学也容易懂了。因此在他们总结一年劳动收获时，都感到这一年获得多方面的丰收，“一年劳动胜读十年书”。也有一部分自愿留在农场工作的，他们已经掌握了生产技能，发挥着他们的专长。其中有些成了劳动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如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生产队副队长、印度尼西亚归侨吴华清就是一个例子。
    从归国华侨学生的体质方面看，他们参加劳动以后，对增强体质收到很大效果。两年来，各地归侨学生的患病率较前大大下降了。在增强体质的基础上，通过劳卫制成为国家等级运动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这几年，在党的培养下还涌现出大批的国家优秀运动员。1959年有二百多名归侨学生运动员经过各地分区选拔，代表各省市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其中有的创全国最高纪录或打破世界纪录，为祖国增光。如归国华侨学生黄强辉由于打破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获得国家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羽毛球五项冠军的运动健将王文教和陈福寿、陈家琰、黄彬，著名的游泳选手符大进、傅翠美、黄曼翠、王强立等都是归国华侨学生。
    党和政府对华侨子弟的培养、关怀和热爱，国外华侨父老是无限感激的。我们在国外期间，为提高华侨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的水平，曾多方设法，作过不少努力，其结果毕竟是有限的。但他们一回到祖国，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就得到全面迅速的成长。这在国外是做不到的，也是难于想像的。
    为什么归国华侨学生的进步成长如此迅速呢？在我们看来，这不仅雄辩地说明祖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同时也证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1958年以来，国内各级学校贯彻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全国各地的归国华侨学生，也无例外地都投身到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同时各级学校还贯彻了党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普遍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些，就是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
    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在文化补习以及思想教育工作上，也摸索出一套规律。四所归侨学生补习学校也和全日制普通中学一样，把劳动列入了正式课程，建立了劳动生产基地，保证新归国的华侨学生也都能参加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锻炼，而且还针对归国华侨学生的特点，进行了教学改革，进一步贯彻了“缺啥补啥，重点补习”的教学原则，这就更有效地提高了归国华侨学生补习教育质量。
    国外有一部分侨胞，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还有一些不了解，但我们相信，在事实的教育下，他们也必然会认识到党的教育方针为他们回国的子女带来的好处。
    当然，我们在归国华侨学生的教育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同时，也注意到他们的特点，因此还贯彻“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也就是说，归国华侨学生教育是祖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它必须服从社会主义教育的统一原则。对归国华侨学生的培养方向，也必须与国内同学“一视同仁”，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因此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这是必须肯定的，这是“一视同仁”的基本内容。“适当照顾”是指华侨学生长期侨居国外，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体力劳动习惯，因此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过程中，具体做法与步骤，应该与国内同学有所不同，如他们政治觉悟较低，对他们政治上的成长应该多加关怀；他们文化基础较差，就要加强个别辅导；他们缺乏劳动习惯，在他们初回国的一个时期内，劳动方面就要适当的安排；他们的家庭不在国内，在生活上也要多加关怀，经济上有困难的，就给予人民助学金，每逢假期组织他们集体活动，使他们能够愉快度假等等。针对归国华侨学生的特点多做一些深入细致的工作，这绝不是强调特殊或者迁就落后，而是为了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是长期的。在印度尼西亚有势力的集团掀起的排华反华活动，当地华侨教育受到严重迫害，估计今后必将有更多的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学。党和国家对他们伸出热情的双手，敞开了温暖的怀抱，热烈欢迎他们回到温暖幸福的祖国，继承华侨的爱国传统，和国内广大青年同学一道学习本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国务院今年2月2日发布的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中规定：“归国华侨学生和具有学习条件的职业青年，依据其学龄和文化程度安排就学；经济有困难者，国家给予助学金。”就是要使得他们都能安心学习，将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了做好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安置、培养教育工作，除原有北京、广州、厦门集美、汕头四所补习学校扩大招生名额外，今年国家还准备在昆明、南宁增建两所归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在武汉、厦门创办两所中等技术学校，在海南岛开办两所、在漳州开办一所归国华侨中等农业技术学校，为他们的深造、就业创造条件。另有部分要求随家回乡或安置在厂矿、城市的，则分别由有关省市根据他们的实际文化程度，适当照顾他们的年龄，直接分送入有关学校适当班次就读。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和归国华侨学生投考高等学校的要求，还准备创办综合性的华侨大学一所。
    各位代表，我们深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一定能够把归国华侨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力量。


title: 办好公共食堂  讲究集体卫生（图片）

author: 马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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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公共食堂  讲究集体卫生
              马永春


title: 四八交叉作业适用于一切矿山  黑色和有色金属矿山及化工采矿部门已广泛推行

text:
    四八交叉作业适用于一切矿山
    黑色和有色金属矿山及化工采矿部门已广泛推行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门创造的“四（班）八（小时）交叉作业”先进经验，已经在冶金工业部门的黑色、有色金属矿山以及化学工业的采矿部门中广泛推广。推广的结果证明，这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不但适合于产品单一、多工具、多工种、多工序以及工作场所不断向前移动的采煤工业，而且对其他类似的地下作业也是适用的。
    冶金工业部门的黑色和有色金属矿山曾经派代表到唐山开滦煤矿学习了“四八交叉作业”的经验。到目前为止，黑色和有色金属采矿部门已有半数以上的大中型矿山全面推广了这一先进经验。凡是推广了“四八交叉作业”的各矿，每班实际生产工时普遍增加了一小时半到二小时，工效提高15％到30％，采矿强度（单位面积在一定时间内采出的矿石数）提高15％到25％，掘进进度提高15％到30％。因为采掘加快，顶板压力减少，还保证了安全生产。在企业管理、工人的精神面貌等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便于把矿山工人培养成多面手，并能促进矿山企业综合工作队的发展。
    化学工业部门的矿山企业，去年12月间也曾派出工作组到开滦煤矿学习“四八交叉作业”的经验。现在，向山硫铁矿、荆襄磷矿等不少单位已经完成了推广“四八交叉作业”的试点工作，正在普遍推广。锦屏磷矿在部分工作面上实行“四八交叉作业”以后，工效普遍提高了10％到15％；有一个工作面的日产量还比过去猛增了一点六倍。向山硫铁矿在采用这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同时，实行了利用电铲代替人工扒矿，每个工作面的生产效率比过去提高了二倍以上。


title: 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在高涨

text:
    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在高涨
    今天是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和全非人民大会所发起的“非洲日”。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目前的非洲，呈现出一片大好形势。在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走向新的高涨。今年将有多哥、索马里兰、刚果和尼日利亚等包括近六千万人口的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地位。这样，非洲独立国家的人口将要占到全非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现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地进行着；南非人民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非和东非各国人民坚决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欺骗阴谋，而要求独立；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人民正在为挣脱“共同体”的新枷锁而斗争；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莫三鼻给人民也发出了战斗的声音。非洲人民的漫漫长夜即将逝去，黎明的曙光正在升起，并将沐浴自由非洲的大地。（附图片）
    ①今年1月25日到1月31日，在突尼斯首都举行了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
    ②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以必胜的决心坚持进行民族独立战争。图为准备打击敌人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一支队伍。
    ③南非联邦非洲人在3月30日包围了开普敦的警察局，抗议白人当局对示威群众的屠杀。
    ④法国政府在撒哈拉沙漠进行核试验的罪恶活动遭到非洲人民的严厉谴责。图为非洲人民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法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的情景。
    ⑤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今年1月和2月间到非洲进行了六个星期的“调查旅行”，遭到了非洲人民的强烈反对。图为尼亚萨兰布兰太尔城的非洲人在麦克米伦住的旅馆前面示威。


title: 社会主义温暖大家庭

author: 张富然

text:
    社会主义温暖大家庭	河北新乐城关公社女社员　张富然
    今天起早，俺们二队，就在村东种春小麦。大伙的干劲真足，村里响起了吃早饭的钟声，有的社员还不肯直起腰来。
    “收拾工具回村吃饭。”队长对我说。
    我摇了摇头说：“等种完了这几亩再走。”
    “不用走啦！”有人在我背后喊了一嗓子，我回头一看，只见我们二队食堂炊事员李银雪担着饭篮，正对着我笑哩。
    “你们怎么送饭上地？”我问她。
    “你们怎么不下工回村？”她反问我。
    “我们为了多种几亩小麦。”
    “我们也是呀！”
    队长见我们问答得有趣，打着哈哈说：“你们不用商量，倒成了一个心眼。”
    “成了一个心眼”这句话，立刻打动了我的心，我接过银雪递过来的热气腾腾的杂面餄餎，就想开了心事：
    从成立食堂以来，大伙心就拧在一起，都想着实现“千、百、万”。早先，不用说一个生产队，就是像我一家几口人，好多事想不到一起。就说吃饭吧：那时候，我说先下地后吃饭，我的丈夫就要先吃了饭再下地，我那婆婆就插进来说：“丙辰下地，你在家做饭。”不管生产多么紧张，三个人就是三个想法。成立食堂以来，一家人都在食堂吃饭，丙辰的思想慢慢就变了，有一天，他对我说：“吃的是一锅饭，人家想的是把方田生产搞好，俺光图自己方便可不沾气。”我婆婆到了时候就吃饭，也绝了为吃饭生是非的心。
      ☆　☆　☆
    傍晚时分进了村，我就进了食堂的院子。
    “嫂子，”炊事员秋果迎上来说，“过一会才吃饭哩，下工回来，也不到家歇歇，怎么又到食堂来了？”
    我一时答不上来。我这双脚就不知怎么的，每天下工进村，一拐弯就走进了食堂。当时，我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秋果：“我是来看看你们的‘万能灶’安上了没有？”
    “就缺三、四根炉条，一时也买不到。”
    我一想家里有几根铁棍子扔在一边，也许用得着，就赶忙回家。在屋角里找到了旧铁棍，还发现两口落满尘土的“大初印锅”，放在一旁。俺婆婆说：“富然，这两口锅不知食堂用得上吗？”“用得上。”我想食堂有了万能灶，这两口锅要做些汤什么的，不是挺合适吗？
      ☆　☆　☆
    吃罢晚饭，我和丙辰把在幼儿园里的孩子接回了家，这爷俩一天不见面，又逗闹起来。丙辰这个人，现在天天喜喜哈哈的。从前村里没有食堂时，他的脾气可大了。有时我下地回来，赶不上做饭，他就摔盆拍桌的，还拿孩子撒气。那时节，能怪我吗？回到家来两三个孩子缠着我，能吃安生饭吗？
    一家人只顾欢乐，连民校打钟也没听到，还是婆婆记心好催着我们：“快上民校去吧！”
    我从丙辰手里接过书包，一路走一路就想着：要是没有食堂，我这个上有婆婆、下有孩子的人，能安安然然地上民校吗？
    在民校，我们不光学文化，还学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天，支部委员就给我们讲“巩固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听了这一课，我心里更明亮，更舒畅了。本来么，有了食堂，我们一家和全村里的人一样，吃一锅饭，种一方地，增长了集体主义思想，不但生活愉快，生产劲头也更足了。食堂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温暖大家庭，是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根！
            （原载河北日报）


title: 全国煤矿推行四八交叉作业  实际采煤时间增加　均衡持续高产　工人更能有劳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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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煤矿推行四八交叉作业
    实际采煤时间增加　均衡持续高产　工人更能有劳有逸
    本报讯　适应煤炭生产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全国煤矿企业正在进行一次生产组织的大革命。从去年10月到目前为止，全国五十四个重点煤矿已有一千四百多个采煤工作面和二千八百多个掘进工作面推行了四（班）、八（小时）交叉作业，各占这些企业采掘工作面总数的80％和60％以上。其中京西、抚顺、萍乡、潞安等十四个煤矿，已经全部实行了“四八交叉作业”。在基本建设的井巷工程方面，也已经有64％的掘进工作面推广了这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
    “四八交叉作业”这一先进经验，是峰峰、淄博、阳泉三个煤矿的职工在1958年大跃进中创造的。煤炭工业部总结后认为，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完全适合煤矿生产地下作业、产品单一、多工具、多工种、多工序和工作场所不断向前推移的特点。它的优越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和时间，发挥设备效能，做到均衡持续的大面积高产；二、可以更好地实现有劳有逸地进行生产，增进工人身体健康，促进文化革命的发展；三、可以进一步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四、生产安全，节约坑木，并能降低成本；五、可以发扬工人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加强班同班之间的团结。
    过去我国煤矿生产一般都是三班作业，不是两班采煤一班准备，就是三班混合作业，各班既采煤又做准备工作。这种组织形式的主要缺点是：交接班时间过长，准备工序和采煤工序之间容易脱节，设备、工时不能充分利用，生产经常中断。“四八交叉作业”是在原有设备和劳动力的基础上，将三班改成四班，各班工作时间仍为八小时，每班有两个小时同另一班交叉作业。在上一班工作到六小时的时候，下一班工人就进入工作面，和上一班一同出煤，并做好支柱、放顶、移电溜子等下一班出煤的准备工作。这样，就使各工种和工序之间增加了不少平行交叉作业时间，消灭了过去三班作业时存在的生产中断及相互脱节现象，保证各班能够按期均衡地完成生产任务。
    各矿自从推行这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以来，工作面的采煤时间都从原来每天十六小时增加到二十小时左右；产量提高了10％到20％；采煤工效率提高10％到30％；生产成本降低10％到15％；掘进进度加快10％左右。由于采掘加快，生产均衡，避免了过去有时因完不成任务而发生的加班加点的现象，相对地增加了工人休息和参加学习及文娱活动的时间。工人们歌颂“四八交叉作业”说：“工时利用高，窝工消灭了，文化娱乐大开展，有劳有逸干劲高。”
    推广“四八交叉作业”，还推动了各矿的技术革新运动和企业管理工作。如抚顺胜利矿在推行“四八交叉作业”过程中，发现充填、放炮、攉煤等六个工序占用的时间过长，便发动群众采用了十多项先进技术经验，使各工序效率普遍提高了三分之一到三倍。
    阜新、阳泉等矿针对推行“四八交叉作业”后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及时改进了工资工作，加强了对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和统一调度，使企业管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附图片）
    京西门头沟煤矿实行四八交叉作业后，禹金贵班（前一班）和陈银华班（后一班）的工人正在面对面地竞赛　新华社记者　纳一摄


title: 跟着共产党走　听毛主席的话　保证不会有错  王寿才代表谈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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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共产党走　听毛主席的话　保证不会有错
    王寿才代表谈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辉煌成就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以及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们甘孜藏族自治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四川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鼓舞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积极努力和艰苦奋战的结果，在消灭了封建农奴制度、彻底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获得了辉煌成就，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民主改革是处在封建农奴社会中
    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过程
    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使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获得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占总人口70％以上的贫苦农牧民在政治上形成了优势；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农村、牧区的革命秩序和人民民主政权更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在几年来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培养提拔了大批本民族出身的各级干部；普遍建立了党团的基层组织。这批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同当地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因而，能够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深入人心，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实践证明：民主改革是处在封建农奴社会中的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过程。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崭新的局面。要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状态，必须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实践还证明，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一场翻天复地的社会革命，任何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民主改革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须坚决贯彻执行阶级路线，充分发动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起来自我解放，并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先进民族的帮助和支持。但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并不是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完全理解的。在我州民主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之前，除了来自敌对阶级的强烈反抗外，在我们内部对于改不改革，依靠谁改革，也曾有过不同的争论。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及严重右倾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曾设想不经过改革或者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不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解决民主革命问题，事实上这只能是一种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幻想。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群众，及时地坚决地反对和批判了这种错误的主张，坚持正确阶级路线，彻底完成了封建的民主改革任务。
    民主改革一经结束，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根据不断革命的原理，遵照省委关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起来的指示，我们结合民主改革的胜利，广泛地对农牧民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前途教育，注意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及时引导到合作化方面来。因此，各地都是在民主改革一经结束，合作化运动就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民主改革完成不久，在农业地区就实现了合作化；牧业地区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也很迅速。各族人民普遍地把民主改革的胜利和合作化的实现称为“双喜临门”，说“民主改革人翻身，组织起来地翻身”。凡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一般都较建社前增产30％至50％，甚至一两倍，保证了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例如义敦全县合作社1959年决算的结果，97.3％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因病或因缺乏劳动力而保持或减少收入的仅占3.7％。康定、丹巴、道孚、九龙等县已有80％左右的合作社，赶上或超过了当地一般中农或富裕中农的生产和收入水平。组织起来的巨大优越性有力地促进着合作化的巩固和发展。去冬今春，在农村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更加高涨，普遍而迫切的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州委根据群众要求和实际情况有计划地正在试办一批人民公社。我们认为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紧密联系起来，并积极地有步骤地，由初级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这是符合我们甘孜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各族人民的实际利益的；也是和全国大跃进的形势相适应的。
    解放了的、组织起来的各族人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各方面都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了的、组织起来的各族人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尽快改变生产落后和生活贫困的状态，人人意气风发，个个干劲冲天，坚决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破影响生产发展的陈规陋习，实行先进的耕作方法，一个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大搞工具改革、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造肥的高潮在我州已经形成。甘孜地区的自然肥料很多，水源很广，但过去由于各种迷信思想的束缚，长期以来，一直是把它们白白的浪费掉了。比如，过去说山有山神，不准进山积肥，庄稼施了肥，打下的粮食不能敬菩萨；水有水神，不准修水利等等。因而，以前种地多是“白种白收”，极少数施肥的地方，最多每亩也不超过三、五百斤；现在已经普遍施肥，1959年平均每亩已施到八千多斤，一部分地区达到两万斤以上。以前实行水利灌溉的更少，现在不但各地都在大力兴修水利，而且部分地区已基本实现了水利化。粗放的耕作方法不断在改进，“刀耕火种”现象早已消灭。普遍以新式步犁代替了古老的落后的木犁，改撒播为条播实行选种浸种。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已在我州蓬勃发展。
    辛勤的劳动，结出了辉煌的硕果，1959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增产40.9％，同时在高原上出现了大面积高产和多种作物的丰产典型：丹巴县四百八十亩小麦亩产达到五百余斤，九龙县三百亩玉米平均每亩达到一千斤。特别是在海拔近五千米的理塘和其它过去向来未种过农作物的地区，试种的元根（一种薯类）和洋芋亩产均达到了万斤以上，因此，破除了“高寒地区不能发展农业生产”的迷信，解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树立了旗帜，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的继续跃进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畜牧业、多种经营等其它各项事业，都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
    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获得了显著的改善
    随着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获得了显著的改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现在全州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有粮达八百斤，较改革前1955年的四百二十七斤（没有减去当时被地主剥削的数字）增加87.35％。这虽然与全国先进民族地区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对我州来说，已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好事。由于生产发展了，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生活的改善是很显著的。例如，甘孜扎科乡农民达娃，在过去漫长的农奴制度的岁月里，他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去给农奴主种地、砍柴、放牧，农忙时只能半夜回家抢种自己的一点点“分地”，每年所收的粮食吃四、五个月就没有了，为了活命，春天向农奴主借一袋粮食，秋天要还一袋半；一旦借不到，就只得忍饥挨饿，或者沿村乞讨。那时，他家的全部财产，只有他和妻子每人一件老羊皮，一件千巴万补的毪衫，一个坭火炉，一把坭茶壶和一个破柜。伟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给农奴们带来了幸福和愉快。民主改革胜利的当年，他参加了互助组，接着加入了合作社。1958年分得了三十多袋（每袋合六十斤）粮食，去年收入又有很大增加，他家现在已不是有饭吃没有饭吃的问题而是如何吃得更好。近两年来，他和妻子、孩子每个人都添置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达娃的过去和现在，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间的一个。
    阶级剥削制度是产生民族间和民族内部不团结的社会根源。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挖掉了这个坏根子。现在，我州各族人民已经在平等互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空前团结起来了。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共同劳动，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形成和发展。
    总上所述，我们甘孜藏族自治州各族人民继胜利完成民主改革之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是高速度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这是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大家从无数的具体事实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各族人民唯一的救星。“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保证不会有错”，这个朴素的语言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声音，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信赖。目前我们全州人民正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以主人翁的态度，充沛的精力和冲天的干劲，信心百倍地为夺取1960年更好更全面的胜利而奋勇前进。当然我们各族人民懂得自己的任务十分艰巨，斗争还很尖锐、复杂，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但是我们坚信，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鼓足各族人民的冲天干劲，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实现更好更全面的持续跃进，尽快地改变我州“更穷更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