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是得多个心眼——程步《真秦始皇》


易中天

程步先生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是。他写这本书，我写这篇序，都有风险。

何况程步先生这回涉及的，还是秦始皇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更何况程步先生居然还认为，秦始皇是历史上有为之君中最仁慈的，是“仁君秦始皇”。天啦！这个结论和我写序这事一旦传出去，肯定是骂声一片。我甚至想象得出那些通栏标题：易中天、程步之流为秦始皇翻案，下一目标锁定……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们干得出来，而且以前没少干。比如李零先生的《丧家狗》，就被妖魔化。这一回，我们肯定又会被咬得遍体鳞伤。

所以我必须与程步先生“划清界限”。并亮明观点。第一，我对秦始皇没有研究。秦始皇是仁是暴，我不知道。第二，秦始皇与秦政治不能打等号。就算始皇“仁”，也不等于秦政不“暴”。第三，就算秦政不“暴”，也决不可能“仁”。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秦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公国（孝公时代），后是王国（孝公之后），消灭六国、兼并天下之后又成为帝国。但无论是孝公时代的秦公国，孝公之后的秦王国，还是始皇时代的秦帝国，都不行“仁政”，也不主张行“仁政”。当然，他们也不主张“暴政”，至少不公开主张。为什么呢？因为从孝公到始皇，秦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法家学说：秦的治国方针，也是法家的那一套。这个方针，是商鞅在孝公时代为秦国奠定的，以后又在嬴政时代为韩非、李斯所确立。法家的主张是什么？既反对“仁政”，也反对“暴政”。用韩非的话说，就是“仁暴者，皆亡国者也”（《韩非子·八说》），也就是仁政、暴政都要不得。要什么？苛政。事实上，从孝公到始皇，秦公国也好，秦王国也好，秦帝国也好，其“政”都是苛政，其“法”也都是严刑峻法。比如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史记·商君列传》）；治安的要求，则竟是“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刘歆《新序》）。这就实在是太严峻！没错，商鞅执政时，秦国确实做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但这决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让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泰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结果是什么呢？是培养出一大批如狼似虎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正是靠着这些杀人机器，秦王嬴政才完成了他的“兼并事业”，把整个天下都变成了他的家产，把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变成了他的臣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嬴政本人是仁是暴。实在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秦始皇这个“案”，我看不“翻”也罢！

那又为什么还要为本书写序？

真正打动我的，是程步先生“用另一种方法读史”的主张。程步先生能有这个主张，则又因于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媒体人。史学家与媒体人有什么不同？不同就在于，前者一般都相信史书，后者却明白得多个心眼。我们知道，史书记载的所谓“历史”，无非“过去的新闻”；媒体报道的所谓“新闻”，则完全可能成为“将来的历史”。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报道，如何记录”的问题，也还有一个“如何编辑”的问题。这些问题，史学家不一定清楚，媒体人却门儿清，因为他们有切身体会。媒体人比谁都心里有数，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笔法去报道，完全有可能让读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媒体人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完全能够做到事件、起因、结果、细节都真实，却让读者的感受不真实，并诱导他们得出不真实的结论。

在这方面。我也是有切肤之痛的。但为了不得罪媒体。我还是举史书为例。比如赤壁之战前的孙刘联盟，周瑜、鲁肃、诸葛亮，都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也都同孙权谈过话。但根据陈寿的《三国志》，我们只知道周瑜的谈话在后。鲁肃和诸葛亮谁先谁后，就不清楚了。这样，当后人叙述此事时，就必须进行编辑。把诸葛亮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把鲁肃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鲁肃说服了孙权”。这就全看你怎么编辑。根据我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编辑比记者更重要。正是他们，决定着舆论的导向，也左右着读者的感受和情绪。历史上那些修史的人，包括伟大的司马迁，就都是编辑，或者是编辑兼记者。他们怎么编。我们怎么读，怎么信。如果你没有一点媒体经验，弄不好就会傻乎乎地被牵着鼻子走。程步先生因为自己是媒体人，深知其中奥秘，便在读史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这个我很赞成。我还建议，读报的时候，也要多个心眼。否则，遇到居心不良的编辑，你上当受骗，他还没事偷着乐：哈哈！任你精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由此可见，程步先生的结论是否成立，可以讨论。但他不盲从，则应该肯定。同样，我们作为读者，当然也不必盲从，不必认为程步先生所说就是对的。他其实也是编辑呢！他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对史料也有自己的取舍和编排。例子我就不举了，相信读者自会判断。再说一遍，结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思考。

是耶？非耶？百家争鸣罢！

2008年9月18日 于厦门





第一章


司马迁骗了我们


秦始皇是贤明君主还是暴君？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不下20个人，回答无一例外而且毫不犹豫：秦始皇是暴君。

在我询问的这些人中，没有读过历史书的人态度最坚决。而读过一些历史书的人，会有少数人在肯定了暴君之后，加上一个“不过”：不过，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还是有贡献的。

我去读学者们的著作，虽然学者们的答案比较长，答案也都言之有据，结果却基本一致：贬秦始皇的，不仅认定其是暴君，还兼有毁灭文化、毁灭人性的罪名；肯定秦始皇的，认为其统一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功大于过，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焚书坑儒，严刑峻法，虽有必要，但仍然是暴君无疑。

我又向这些人询问秦始皇之前或之后的君王，中国的外国的，答案则不那么一致了。能够比较一致地被戴上暴君桂冠的，鲜有。

如果我说，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有作为的君王中最仁慈的一位君主，我想所有人都会骂：疯子、神经病、信口雌黄，哗众取宠，找打！

十年前我也会这样骂那个疯子，不过十年后我不会，而且我会肯定地、负责任地说：这是真的！





第一节

暴君之说如何植入人们脑海？


为什么没有读过历史书，甚至不识字的乡里农夫，都坚定地认为，秦始皇是暴君？这个理念是怎么深深植入他们的脑海？就我自己来说，最早始于一个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一 孟姜女，小学课本误导孩童


小时候，仲夏的傍晚，树阴下乘凉的孩子们无所事事，于是老人就讲故事：

从前啊，有个秦始皇，他特别怕死，所以他就要老百姓给他修一个城墙，这样他躲在里面恨他的人就杀不了他了。这个秦始皇特别坏，他让老百姓给他修城墙，不给饭吃，还用鞭子打他们。有个阿姨名叫孟姜女，她和一个叔叔结了婚，刚生了自己的小宝宝，叔叔就被秦始皇派来的坏蛋抓去修长城了，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小宝宝没有了爸爸，可怜不可怜？可怜。

小宝宝想爸爸，孟姜女阿姨想叔叔，于是，她就抱着小宝宝去找叔叔。孟姜女走了好多路，从长城的这头，走到了那头，从夏天走到了冬天。孟姜女逢人就问：看见我孩子的爸爸了吗？人们都说没有。其实，大家不敢告诉孟姜女，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爸爸早就被秦始皇那个坏蛋害死了，尸首就埋在了长城下面。

孟姜女找不到丈夫，小宝宝就饿死了。孟姜女就抱着死去的孩子天天哭泣，白天晚上不停地哭，长城上到处能够听到孟姜女的哭声。突然，就听见轰隆一声，长城倒了，埋在长城下的尸骨露了出来，孟姜女终于找到了丈夫，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他们一下子都变成了神仙飞走了。

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孟姜女版本，秦始皇是个坏蛋的印象，就这样扎根在我的脑子里。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小学生课本里有一篇这样的课文。老师生动地讲解，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秦始皇暴君的印象，就这样深深地，一代又一代地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这些孩子，有许多人长大了并不会从事历史研究，因而也就不会进一步深究事情的真伪。他们不但自己这样认为，也会在给自己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把这个故事，连带对秦始皇的憎恶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然而，孟姜女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而且跟秦始皇毫无关系。如果深究源头，其故事内容不但不是在鞭笞，反而是在褒奖秦始皇。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

孟姜女的传说始于秦始皇出生前300年

孟姜女哭夫的故事的源头，来自《左传》齐国将军杞梁战死的事件。这个时候，故事的主人公不叫孟姜女，而被称为杞梁妻。

公元前550年，诸侯间征战不断。齐庄公为报6年前平阳城战败的一箭之仇，亲率大军从山东出发去偷袭远在河北、山西的晋国，将军杞梁为前军先锋。由于走漏了消息，晋国早有防备，齐庄公无奈只好撤军。

心有不甘的齐庄公在回军途中，希望在莒国捞点好处挽回颜面，就命令杞梁率军去偷袭莒国。不想战事不利，将军杞梁阵亡。

齐军返国后，齐庄公在齐国都城临淄郊外见到来迎接丈夫的杞梁妻，为了不再兴师动众张扬败军之事，齐庄公想就地祭吊杞梁，不想杞梁妻反对。她向齐庄公力争道：如果杞梁有罪，则不必祭吊，如果无罪，他有家室，不能接受在郊外祭吊。齐庄公无奈，只好亲赴杞梁家祭吊。

这是最初的史书记载。在这个故事里，既没有杞梁妻哭夫，也没有长城，如果用几个字概括，应该叫“杞梁妻与齐君争礼”比较贴切。争的是追悼会的规格。

200年后战国中期的《礼记·檀弓》中，曾子也提到此事，不过内容已经有所发展，增加了杞梁妻见到杞梁棺材，在路边哀哭的情节。[1]

这个时候，“杞梁妻与齐君争礼”演变成“杞梁妻哭夫”。而这时候秦始皇还没出生，事发地点离秦国也相距一千多公里。

秦始皇死后200年，哭夫哭倒齐国城墙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又过了200年，到了西汉后期，这个故事第一次出现了墙倒的情节。主人公还是杞梁之妻，哭泣不仅仅是悲伤，还加入了怨恨的成分，怨恨当时的战争和因此造成的伤亡，并哭出了结果：城墙倒塌。

第一个提到墙倒情节的是西汉文学家刘向，他在其《说苑·立节篇》中写道：杞梁战死后，他的妻子悲伤地面墙而哭，墙为之倒塌。后来他在《烈女传》中又进一步演绎道：齐庄公偷袭莒国，杞梁战死，其妻无子，于是在城边枕着丈夫的尸体痛哭，过路者无不为之酸鼻。哭了十日，城墙为之崩塌。杞梁妻因为无亲可投，于是投淄水而死。

故事演绎到这里，还是跟秦始皇不沾边。如果给这时候的“杞梁妻哭夫”取一个贴切的名字，大约应该叫“杞梁妻哭倒齐国城墙”。如果把这个故事原封不动地搬来，无疑是在褒奖秦始皇。因为秦始皇消灭诸侯，实行郡县，消除了诸侯间无休止的战争。齐国不用去攻打其他国家，许许多多的杞梁也就不会战死了。

又过800年，杞梁妻改怨秦始皇

又过了大约800年，到了唐代末年，诗僧贯休题为《杞梁妻》的一首诗，把这个早于秦始皇300年，发生在齐国的故事，硬生生地嫁接到秦始皇的头上，嫁接到长城上。

诗的大致意思是：秦朝无道啊四海枯竭，修筑长城啊抵挡匈奴。人土混埋筑起长城一万里，筑城而死的杞梁妻子，贞节不二伤心痛哭。她上无父亲又失丈夫，下无子女伶仃孤苦。她一阵痛哭使长城倒塌塞外天地变色，再一次痛哭她的丈夫杞梁的尸骨便从倒塌的城墙泥土中现出。[2]

诗很烂，不过却凑齐了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所有情节。战死的将军杞梁变成了筑城的民工；哭倒的齐国城墙变成了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官宦之家的贵族夫人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苦民女。唯一不同的是：哭倒万里长城的还是杞梁妻，而不叫孟姜女。这之后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演绎，杞梁妻才变成孟姜女，其真实的故事反而不为人知了。

古人云：“文人无行”，真是千真万确。为了表达自己的一己私念，就这么生生地污蔑先祖，撒谎造谣。

如今的山东淄博、河北秦皇岛、江苏苏州、湖南津市、陕西铜川都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历史遗迹。都是这些撒谎造谣的产物，跟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距离秦始皇修建的秦长城少则几百公里，多则上千公里，风马牛不及也。然而，这些遗迹却在无形中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秦始皇是暴君的错误理念，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对秦始皇的仇恨。

概括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这个民间传说，无论从其开始的历史记载，还是后来一千多年的演变，都不能当成秦始皇暴君的证据。把早于秦始皇300年的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嫁接到秦始皇和修长城上，属于无中生有。在这个传说中，秦始皇蒙受了不白之冤。建议这些孟姜女景区，在不得不重复这些错误的历史传说时，附上一段正确的史实，以正视听，以谢先人。

搞清楚了上述史实，是不是就能改变人们对秦始皇的不好印象了？不能。

就我自己而言，童年印象的改变，并没有动摇我对秦始皇暴君的认识。大学时期第一次研读《史记》，反而加深了我对秦始皇的憎恶。

注释：

[1]曾子曰：“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

[2]“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墙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二 焚书坑儒四个字得罪天下识字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的段落，是大学古代汉语的必读。就是在这个宴会上，由于两位文人的争执，引发了后来的“焚书坑儒”。

焚书，这已经是烧了读书人的命根子，还要坑儒，对于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然采取活埋的残暴手段，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孟姜女传说的否定，抵挡不住历史文献的真切记录。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自然地遵循这样的逻辑习惯：

如果秦始皇不是干尽了坏事，后人为什么要诋毁他？

如果他不是残酷地奴役人民，如果修长城没有造成许多人死亡，远在唐朝的诗僧贯休干吗要将齐国的事件移花接木到他的头上？

如果他的统治不是暴政，怎么会在人民的反对中迅速崩溃？

后来我写过一个剧本，名叫《李斯》，因为李斯是焚书坑儒的积极倡导者、执行者，最后又得了个腰斩的悲惨下场，所以用他鞭笞焚书坑儒，既贴切，又有说服力，还很解气。剧本的开头我引用了那首著名的诗篇：“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历史其实是掌握在文化人手里的，尤其是那些有话语权著书立说的文化人。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所有文人，后世文人兔死狐悲，我辈亦然也。





第二节

再读《史记》，疑窦丛生


我对秦始皇暴君说产生疑问，是在我第二次读《史记》之后。这个时候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闲暇无事，手里又有点钱了，奢侈一次，买了套《史记》从头细品，这一次，童年形成，青年坚固的想法，发生了动摇。





一 春秋战国时期人命如草芥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战争不断，人命生死无常，朝不保夕。从历史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但君王、将军随意杀人，就连臣子、百姓也不拿自己的性命当回事。臣子为君王殉葬，父亲送女儿陪死；一场战争，杀死数十万人家常便饭；君王一怒，所有大臣满门抄斩也时有发生。比秦始皇残暴的君王比比皆是。

大臣给君王陪葬

秦穆公是秦国有名的贤明君主。他曾经用五张黑羊皮换回了奴隶身份的百里傒，并不拘一格把他提拔为秦国的相国，让他治理国家，从而使秦国称霸西戎。然而，公元前621秦穆公去世，有177人陪葬，其中包括奄息、仲行、鍼虎三位秦国的良臣。

父亲让女儿殉葬

楚灵王因为内乱逃到山中，百姓没有人敢收留他。芋园管理官员申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父亲曾经两次触犯王命，楚王都没有杀他，这个恩惠是多么大呀。于是四处寻找楚灵王，终于在禧泽看到楚灵王饿倒在地上。于是申亥把楚灵王扶回家。五月葵丑日，楚灵王死在申亥家中，申亥安葬了楚灵王，并且让两个女儿为楚灵王陪葬。

君王随意诛杀大臣

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在魏国担任将军的时候，不仅替魏国开疆扩土，还打得秦国不敢向东发展。后来魏国国君受人挑拨，疏远吴起，吴起怕受到诛杀，就从魏国逃到楚国。

吴起到楚国后，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吴起在楚国实行变革，削减贵族的利益用以加强军队，因此引起王公大臣的不满。等楚悼公一死，痛恨吴起的王公大臣们就联合起来攻打吴起。吴起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伏在悼王的尸体上。攻打吴起的人用箭射死了吴起。

等到把楚悼王安葬停当后，新继位的太子就下令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由于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有70多位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三族家人。

二读《史记》的时候，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已经不再是书斋里风花雪月，吃肉反对杀猪的浪漫文人。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入了一个矛盾期，理智上认为，在秦国建国初期那样的混乱局面下，秦始皇实行严厉举措应该，有必要，有些事情是被后人夸大了；而情感上则还是认为，其做法太过严厉，其为人刻薄少恩，其性格多疑而暴虐，其行事太独断专行。





二 惊人发现颠倒乾坤


又过了十年，我又有时间再读《史记》，没想到这次阅读，一个惊人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对秦始皇的判断。

在这次阅读中，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史记》的文字中，凡是历史事件对秦始皇有褒扬作用时，司马迁立刻就会有一段文字紧随其后，来抵消这种褒扬，甚至巧妙地将读者引向反面。这紧随其后的文字，有的是几个字的心理描写，有的是不知道对谁说的一段话，我把它们称为“小零碎”。

零碎虽小，作用却巨大。

发现这些小零碎得益于这十年的工作和写作。在这十年间，我改行到了电视台，主业是拍摄纪录片，闲暇时也写点小说。写小说的时候我们都会耍点小手段，用以褒贬我们想要褒贬的人物。

比如，一个帅哥正和一个美女约会，这时候过来一个乞丐，伸手向帅哥要钱，帅哥掏出十块钱递过去，乞丐拿了钱点头道谢，离开。

这是事情的客观过程，读者看了这段文字，或者干脆就在现场目睹了这个过程，我们会怎么想？在我们心中，这个帅哥是个什么的样人？

一种可能：这帅哥挺有同情心，是个不错的人。

另一种可能：这帅哥好面子，不愿意在女孩儿面前丢脸，也还是个不错的人。

这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在读者和观者心里产生的正确印象。

如果我们要贬损这个帅哥，很容易，只需在乞丐接过钱道谢走开之后写道，“帅哥在心里狠狠地说：‘讨厌，让你拿这钱买个包子，一口噎死你！’”

寥寥几个字，帅哥立刻成了令人讨厌的，心理阴暗恶毒的伪君子。

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再把《史记》一页页仔细读下来，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心目中对于秦始皇恶劣的印象，竟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些无中生有的零碎。

比如，人物的心理描写。史书里怎么可以有心理描写？司马迁不是死人肚子里的蛔虫。

比如十分隐秘的，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场的，要被杀头的私下对话。

司马迁用这些只有在小说中才应该采用的手法，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我们思想，安排着我们的好恶。

令人惊讶的是，后人对这些零碎竟然深信不疑，甚至津津乐道。有很多这样的零碎，被后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当作精彩段落，反复引用，又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演绎出更加耸人听闻的形容、描述和结论。

就是这些零碎、形容、描述、结论，一代又一代，一点又一点在后人心中积累起不可动摇的“秦始皇是暴君、秦帝国是暴政”的荒谬结论。





第三节

司马迁加进去的零碎


举几个涉及到秦始皇以及身边人的例子，看看司马迁如何用几个字，一句话，来颠倒事情的好坏善恶。





一 吕不韦编书，是文化功德还是面子工程？


吕不韦原来是一个商人，由于帮助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继位有功，当上了诸侯秦国的宰相。吕不韦掌权之后，决定编撰一本历史文化丛书，取名为《吕氏春秋》。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本来是一件好事。秦国马上就要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了，战火一旦燃起来，各国的文化典籍难免不受到损失。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对战国时期的列国文化进行一次梳理，吕不韦决定编撰《吕氏春秋》。这应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既保护传统文化，同时，也为即将可能完成的统一大业，做思想和文化的准备。

可是我们看看《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怎样引导读者的。

司马迁这样写道：“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宾客如云，并以此互争高下。吕不韦虽然依仗强大的秦国，内心与四君子相比却羞愧不如。于是，他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等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门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来，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不韦自认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1]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司马迁用了“羞不如”三个字来做心理描写。吕不韦心里惭愧自己不如信陵君等四君子，所以要编撰《吕氏春秋》来争口气。就这三个字的心理描写，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变成了挥霍国家财产为自己争脸的面子工程了。

这段文字中还有一处心理描写：“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说吕不韦认为自己编撰的这个《吕氏春秋》囊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所有事情。什么书能够收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没有书能够如此，于是在读者的心里，吕不韦成了夜郎自大的无知之徒。

可是何以见得吕不韦“羞不如”？吕不韦什么时候说过《吕氏春秋》囊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所有事情？

吕不韦当时已经是强大秦国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而上述四君子，不过是在秦国虎视眈眈之下，苟延残喘而已。两处心理描写，好事变成了坏事，一个“羞不如”，一个“以备”，五个字使吕不韦在道德品质和学识方面，均输给了四君子。本来是流芳百世的文化事业，现在变成了遗臭万年的面子工程。

注释：

[1]《史记·吕不韦列传》：“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二 吕不韦辅佐秦庄王，好心不得好报


吕不韦第一次见秦庄王的时候，秦庄王还穷困潦倒地在赵国做人质，既不招父母疼爱，也没有继位的希望。而此时吕不韦已经是家财万贯，风流潇洒，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为了帮助秦庄王继位，吕不韦散尽家财，四方运作，还冒着被杀的危险，终于如愿以偿，辅佐秦庄王登基为王，并进一步辅佐秦始皇建立了强大的秦国。

历史上无数这样的良臣被后世传颂。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张良帮助刘邦称帝，孔明协助刘备三分天下巴蜀为王。可是吕不韦没有，不仅没有被传颂，反而被人唾骂！

何以如此天上地下？因为司马迁用了五个字的心理描写。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在邯郸做买卖，见到了当时名叫异人的秦庄王，于是自己在心里说：“此奇货可居”。这个东西可以赚大钱。

五个字“此奇货可居”，把吕不韦帮助秦庄王的动机，定性为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吕不韦的人品也就被这五个字锁定：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而已。

可是我们要问：吕不韦跟谁说的这句话？这么隐秘的思想怎么可能到处乱说？以吕不韦当时一个商人的身份，不可能有史官记录一言一行，此话从何而来？





三 十个字一箭双雕，贬损两人。


秦始皇十年十月，因为与嫪毐叛乱有牵连，吕不韦被罢相回到封国河南。

嫪毐是一个阴茎特别粗大的人。吕不韦为了奉迎守寡的秦始皇母亲，把嫪毐装扮成太监，进献给太后。由于太后的纵容和吕不韦的容忍，嫪毐势力越来越大，最后起兵叛乱被杀。由于此事由吕不韦引发，其间又有放纵之过，所以秦始皇将吕不韦免职，但保留其爵位和封地，让其告老还乡，回封国安度天年。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回到封国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拜访吕不韦。秦始皇担心发生变故，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河南地，食邑十万户。你与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人都迁到蜀地去居住！”

吕不韦看了信之后，“自度稍侵，恐诛”，吕不韦心想，接下来一定还有进一步的迫害，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毒酒自杀而死。[1]

这段文字，记录了吕不韦饮酖自杀的事件，事件的起因是秦始皇的一封信。我们先删除司马迁的心理描写，带引号的十个字：秦王“恐其为变”，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单看历史事件：

吕不韦被罢相之后，回到自己的封国河南，诸侯闻讯派使臣来探望，络绎不绝。这时候，吕不韦收到秦始皇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一是把吕不韦骂了一通，二是让其搬家去偏远的蜀地。吕不韦读完信，饮鸩而亡。

如果我们排除对秦始皇和吕不韦的偏见，单看这段历史事件，我们会对这两个人产生什么样印象？

秦始皇挺仁义

吕不韦犯了那么大的事情，弄个嫪毐冒充太监进宫和皇太后淫乱，丢尽了秦始皇的脸，而且还生出了两个孩子，弄得嫪毐成了秦始皇的后爹。嫪毐还武装暴动，谋反篡位，罪魁祸首就是你吕不韦。

在战国时代，不要说杀一个臣子，就是儿子杀老子，臣子弑国王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换了别的君王，即使不是暴君，杀吕不韦，将其满门抄斩，不会有人认为过分。但是秦始皇没有杀吕不韦。不仅如此，还给其保留封国。后来看到诸侯各国来拉拢吕不韦，于是改变主意，把他发配到偏僻的蜀国，合情合理。

吕不韦这人也有骨气

具体表现为：

一，受了处罚夺了相位，没有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威望和关系，利用封国的人力财力网罗亲信谋反。

吕不韦罢相的时候，秦国国内的动荡还没有完全安定，秦始皇也还没有完全坐稳江山。秦庄王、吕不韦提拔的大将蒙骜，虽已病故，但其子蒙恬等人已成年，并手握重兵。一班当年跟随吕不韦的老将尚在，李斯是他的舍人，关系密切，又有提拔之恩，皇太后也支持吕不韦，真有变故，未必不伸手相助。

二，诸侯各国的使臣不断来访，没有动摇叛国。

联络诸侯共同抗秦也是一条出路。战国时代，一国重臣转而去他国为相的不胜枚举，亦不会有道德人格的问题。孙子、百里傒、伍子胥、乐毅等都被后世传颂。而这个时候，秦国还没有真正向东跨过黄河，大将蒙骜攻取的上党、太原，在秦国内乱中已经丢失，吕不韦利用自己掌握的秦国情报，此时出面联络诸侯，逐鹿中原，难说鹿死谁手。

三，好死不如赖活，去蜀国近可以暂避风头，远可以寻求东山再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在有诸多选择的情况下，吕不韦却选择了自杀。

吕不韦为什么自杀？我们也可以有几种推测：

一是以死明志，不会背叛秦国。

二是灰心失望，以死指责秦始皇不念旧功旧情。

三是自知罪有应得，认罪伏法。

不管是哪种心态，吕不韦都还算是个血性男人。

现在，司马迁在吕不韦饮鸩自杀前加了四个字的心理描写：“自度稍侵”，为了怕分量不够，后面又加了两个字，点明主题“恐诛”。六个字，秦始皇和吕不韦都被贬损。这六个字，彻底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和人物的形象。

吕不韦为什么自杀？因为他料到，这只是秦始皇加害他的第一步，其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加害，害怕被杀并连累家人，所以自己了断。怕死而死，懦夫也。

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刻杀吕不韦？不是仁慈，他是要慢慢地折磨他，一点点把他逼到绝境，然后将其置于死地。这样一来，秦始皇变成了一个阴险狠毒的人。

显而易见，“自度稍侵”，“恐诛”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司马迁想象的，是司马迁在这个事件中加进去的小零碎。吕不韦喝了毒酒当时就死了，没有留下遗言，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你司马迁如何知道？

写历史怎么能用这样的文学手段？

注释：

[1]《史记·吕不韦列传》：“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





四 尉缭为何要离开秦国？又为何没走？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着一段尉缭进言秦始皇的故事，由于这段文字中有尉缭对秦始皇相貌的描述和人品的评价，因而被后人广泛引用。这也是引发了人们对秦始皇厌恶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尉缭是何许人也，不然我们会因为对人物身份的误解而失去看问题的公正性。

尉缭是谁？

《史记》中没有关于尉缭的详细介绍，只说“大梁人尉缭”。大梁是魏国的都城，我们姑且推断尉缭是魏国人。

战国时期有一本兵书叫《尉缭子》，作者当然可以推断是一位名叫尉缭的人。从书中的内容判断，写这本兵书的人也生活在魏国，曾经与魏惠王谈论军事问题，于是许多人就认为，向秦始皇进言的人，就是这位写《尉缭子》的作者。由于有兵书传后，于是有人就把尉缭称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

然而，把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说成是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有问题。

兵书《尉缭子》中记载，魏惠王曾经向写兵书的尉缭子询问兵家之事，而魏惠王是与秦孝公同时代的人，早于秦始皇100多年，那个与魏惠王谈论军事的尉缭子显然不可能再与秦始皇谈论军事。

如果一定要把两个尉缭合成一个，也还有一个解释：古代有不知名的文人，想使自己的思想和著作得到君王的认可并得以流传，常有假冒名家的事情，也有假借与君王或名人对话，来阐述自己思想的事例。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尉缭子》的作者就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而兵书中记载的魏惠王向尉缭问军事，只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

按说这个解释是可以成立的，前提是问军事的君王不是魏惠王，而是魏文侯、魏武侯，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人。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是假借一个君王来请教军事，作者当然会找一位霸业有成，受人尊敬的君王，这样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引起其他君王的重视；或者找一位继位时国家孱弱，驾崩时国家强大的君王，以证明作者军事理论的效果。

《尉缭子》中问军事的魏惠王恰恰相反，他接手的魏国，是其爷爷魏文侯、父亲魏武侯创下的盛世基业，可是到他手里却每况愈下。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是第一个实行变法改革的国君。他礼贤下士，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李悝的《法经》是商鞅变法的蓝本；吴起为将，数次打败秦国，占领河西之地；西门豹治理郡县的方法，广为后人效法。

然而，江山到了魏惠王手里，由于其战略抉择上的失误和好大喜功的狂妄，魏国四面出击，却屡遭败绩。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就是魏惠王诸多败仗中的著名代表。

桂陵之战的起因，是魏惠王派将军庞涓出兵攻打赵国。魏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于是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救赵。齐军没有去赵国都城邯郸直接与魏军交战，而是兵指魏国的重要城邑襄陵。魏将庞涓听到告急，急忙回军自救，而孙膑却巧妙地在魏军南撤必经之地桂陵设伏，大败魏军，擒获魏将庞涓。齐国没杀庞涓而是将其释放，这就是桂陵之战，也就是成语“围魏救赵”的出处。

十几年之后，魏惠王不吸取教训，又于魏惠王三十年仍以庞涓为将发兵攻打韩国。韩国于是向齐国求救。齐国又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仍然故伎重演，不去救韩而是兵指魏国重镇大梁。庞涓闻讯，担心再次受挫，于是放弃攻打韩国而回军。此时，魏惠王不接受桂陵之战失败的教训，反而恼怒于齐国救韩，于是命令庞涓率领倾国之兵去迎击齐军，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便命令军队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庞涓不知是计，随后追击，结果再中埋伏，庞涓自知厄运难逃，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生擒魏太子申。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经此战败，魏国由盛转衰。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军又被秦军打败，不得不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

纵观魏惠王的军事业绩，如果尉缭假借他的名义撰写兵书，其宣传效果应该是适得其反，所以冒名说难以成立。

兵书《尉缭子》的作者不可能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尉缭也不可能假借魏惠王写兵书，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只是魏国大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游说之人，其没有治国用兵的经历和业绩。由于秦始皇正在用人之际，于是尉缭通过别人的引荐，如同商鞅、李斯等战国时期诸多辩士一样，得以见到秦始皇。

一段私语，贤明君主变暴君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尉缭，以一介布衣见到秦始皇之后，对其进言道：“凭着秦国的强大，诸侯就如郡县，可是如果各国合纵，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袭击秦国，这就是从前智伯、夫差、湣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所在。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利用他们打乱诸侯的合纵计划，这样只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就可以完全消灭了。”

秦始皇认为尉缭的话有道理，以后见尉缭时，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

然而这之后尉缭却对人说：“秦始皇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这样的相貌是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的人。这种人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和，一旦得志就要反过来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和。如果他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将成为他的奴隶。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于是逃走。秦始皇发觉，坚决劝止，让他担任秦国的国尉，继续采纳他的计谋，李斯具体实施。[1]

大梁人尉缭对秦始皇形象的描述，以及对其性格的评价，影响深远，被后人广泛引用。甚至有很多学者和文学家，据此把秦始皇描绘成恶劣的相貌，据此塑造秦始皇为多疑残暴的性格。

大多数人读书喜欢要结论，作者的结论，书中人物嘴里说出来的结论。这人是好人坏人？本领如何？如果是从他的敌人嘴里说出来，这人“真神人也”，读者心中便释然了，这是好人，能耐比他的敌人大，神机妙算，不会有错。

诸葛亮明明打不过司马懿，失街亭兵败撤退，然而作者却让司马懿仰天长叹：“诸葛亮真神人也，吾不如他！”于是读者就真信诸葛亮比司马懿厉害，原来的败仗也就在读者心中反败为胜了。

然而，用这种心态来读历史，尤其是读司马迁的《史记》，是很有问题的。

让我们把《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尉缭与秦始皇的文字，分成两部分来阅读，看看会有什么发现。

第一部分我们排除尉缭私下对别人说的话，单看公开场合发生的事情：

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得以面见秦始皇。尉缭为秦国出谋划策，秦始皇很赞赏他的计策，平时见他时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然而，过不了多久，尉缭却打算离开，可是也没真走。为什么说没真走？因为如果尉缭真的走了，那史书的记载就不是挽留，而是追赶然后挽留。由于尉缭没真走，秦始皇知道后，就执意挽留，并委任尉缭为秦国尉，继续使用他的计策，让李斯具体实施。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历史事件，都是在公开场合下发生的，可信。

有趣的是，在这个事件中，秦始皇是典型的贤明君主的形象：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不仅如此，还知人善任，用人之长。

大梁人尉缭没身份、没地位、没头衔、来自魏国，秦始皇不以外貌、地位、亲疏取人，择善而从。不仅如此，这之后再见到尉缭，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不要小看衣食规格这件事，在当时的时代，如果衣装服饰有逾规矩，那可是犯上作乱，要杀头灭门的。

然而尉缭受此殊荣却不满意，要走。

当秦始皇得知尉缭要离开时，不是怒其背叛，或怨其不忠，将其斩首，而是执意挽留，委以高官。又由于尉缭为布衣，没有办事经验，没有在秦国为官的经历，所以具体实行由李斯负责。

这样的秦始皇，不正是最典型的贤明君主形象吗？

反过来我们看尉缭，其行为则不那么高尚。既然你言之灼灼地为秦国打算，好像一心一意希望秦国强大，急切地盼望秦始皇能消灭天下诸侯，可是秦始皇以礼相待却留不住，要不辞而别。等到委以国尉，给个官职之后就不走了，是不是要官索爵的意愿太急切了？

这是历史事件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然而，第二段司马迁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大梁人尉缭对秦始皇的知遇之恩，毫无感激之意，反而不知道对什么人说，秦始皇这人长得就不是好人样，这种人天生就是虎狼心，倒霉的时候甘居人下，一旦得志就要吃人。

尉缭说的这些话，是会招来杀头灭三族的严重后果。然而尉缭就这么说了，这话不知怎么也传了出去，又被史官记录下来，谁都知道就秦始皇不知道。后来焚书坑儒也没受损，项羽火烧咸阳城三个月也幸免于难，最后又传到了一百年后的司马迁手上，于是被写进《史记》。

有这样的可能吗？没有这样的可能。

很显然，这段文字是司马迁杜撰的，其目的是为了抵消第一段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对秦始皇的良好印象，其手法与我们前面列举的心理描写如出一辙。虽然是故伎重演，但是毫无疑问司马迁达到了目的。读这段文字，读者刚刚在心中产生的对秦始皇朦胧的好印象，立刻被尉缭直白的贬斥所取代。等到读完全部文字，留在读者心中的已经没有贤明君主的朦胧形象，而只有尉缭关于吃人和奴役的结论了。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五 老谋深算的王翦为何敢跟暴君叫板？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了秦国大将王翦与秦始皇争兵的故事。

秦始皇平定韩、赵、魏三国，赶走燕王喜后，准备攻打楚国。秦始皇问计于诸将。

秦将李信，年轻英勇，曾带着几千士兵把燕太子丹追击到衍水，最后打败燕军得燕太子丹首级。秦始皇认为李信贤能勇敢。

秦始皇问李信：“我打算攻取楚国，将军估计需要动用多少兵力？”

李信回答：“最多不过20万。”

秦始皇又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60万不可。”

60万人在春秋战国的战争史上，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这之前的史料记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数字的军队。而且王翦的话还有点嚣张：非60万人不可。王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敢这样对君王说话？而且是一个传说中的暴君！搞清楚王翦的身世，有利于我们在后面的文字中明辨真伪。

王翦扑朔迷离的身世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王翦是秦国人，老家在频阳（陕西省富平县）。《史记》中说王翦年轻时喜好军事，后来侍奉秦始皇。秦始皇问计于王翦的时候，王翦至少应该有60多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秦始皇平定诸侯的战争中，王翦儿子王贲已经是秦国的主要将领，经常担任主帅带领军队实施重大战役。王翦的孙子王离此时也已经成年，几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王离被封为武城侯，还是塞外三十万秦军的副帅。

60多岁的老将王翦，如果20岁从军，在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时代，就应该在军中效力，可是史料却没有关于他的只言片语。直到秦始皇即位，仍然不见其有何建树。可是突然间，王翦就被晋升为秦国第一大将，秦始皇不仅把平定诸侯的主要军事重任，都交给了王翦和他的儿子，还对他十分信任。

王翦为什么能得到如此之快的晋升？史料中看不出他与秦始皇有什么特殊关系，也不见其有特殊的功绩，据此我们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王翦可能长时间担任副手工作，其秉性是处事低调，不事张扬，平时不显山露水，然而老谋深算。在其从军的40多年里，虽然没有攻城略地，建功立业，但他的谋略和军事才能，还是被秦始皇注意到，因而得以重用。

这个推测吻合于史料记载，后面会有详述。

老谋深算的王翦让秦始皇难堪

攻打楚国老将王翦要动用60万军队，而年轻的将军李信则说20万人即能取胜，是非公道，需要秦始皇来定夺。

一定是李信的数字暗合了秦始皇的想法，于是秦始皇笑话王翦道：“王将军老喽，如此胆怯！李将军真是果断勇敢，他的话是对的。”

于是秦始皇委李信为统帅，派蒙恬协助，发兵20万向南攻打楚国。王翦见自己的作战计划不被采用，就推托有病，回频阳老家养病去了。

李信统帅20万大军南下攻打楚国，开始果然是捷报频传。李信攻打平舆城，很快攻克，蒙恬攻寝邑，不久也大败楚军。李信接着进攻鄢邑和郢城，再次取得胜利。

正当秦军节节胜利高奏凯歌的时候，李信突然发现，楚国的主力正不声不响地向自己合围过来。楚军紧紧跟随在秦军的周围，三天三夜人不解甲，马不离鞍。为了防止被楚军包围，李信急忙领军向东与正在攻打城父的蒙恬会合。然而就在这时，楚军发起攻击。楚军杀入秦军两个营寨，杀死七个都尉，秦军溃不成军，大败而逃。[1]

李信战败让秦始皇丢尽脸面，秦始皇该怎么办？

此时此刻，秦始皇有上中下三个选择。

不同的选择体现君王不同的人品

第一，杀李信以谢天下。这是历代君王最常用的办法。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明明诸葛亮自己指挥失误，却拿马谡当替罪羊。诸葛亮明知司马懿率领20万人杀奔街亭而来，却只给马谡一万五千人去守街亭。三国时期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人数是战争胜负一个决定性因素。无论马谡在何处扎营，无论他的营寨修得多么坚固，也不可能抵挡司马懿20万大军。所以，街亭被攻破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既然街亭对蜀军北伐如此重要，而情报又确切司马懿必奔街亭，自然应该是赶紧集结军队，抢占有利地形，伏击司马懿，或者与之在街亭附近适合的地方会战。而诸葛亮却相反，派出马谡后还照样往前进兵，活生生让人抄了后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上策，杀马谡，既堵了马谡申辩之口，又威吓众人休要胡言。

汉武帝杀王恢也是这样的道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起兵二十万要在马邑城伏击匈奴，命将军王恢统军三万，待匈奴被围后，迅速出击攻其辎重。然而，汉军的战略意图被匈奴发觉，匈奴王单于急忙退兵。

按照作战计划，此时王恢按兵不动是正确的。如果贸然进兵，由于匈奴主力没有被20万汉军包围在马邑城中，而是随辎重撤退，杀入敌阵的王恢军很可能被匈奴精兵围歼。

然而，汉武帝恼怒于精心策划的重大军事行动劳师无功，于是要杀王恢。

王恢托请宰相、太后替自己辩护道：自己虽然没有照计划出击，至少没有损失，保全了皇上的三万精兵。

汉武帝不听辩解，还是杀了王恢。

秦始皇要杀李信，理由比诸葛亮比汉武帝充分百倍。李信你骄傲轻敌，口出狂言说20万就能轻取楚国，寡人相信了你。由于你的轻敌冒进，造成王师受辱，官兵丧命，车马辎重损失无数。你又指挥失误，轻易合兵一处，给楚军以可乘之机，让信任你的君主颜面扫地。以秦始皇后世暴君的恶名，不五马分尸，诛灭三族，仅仅给你个斩首以谢天下那都是轻的，你得烧高香叩谢主隆恩。这样做，既不损君王威严，也合情合理。然后另选一员上将，重新集结军队，再度伐楚。对于秦始皇来说，这是上策。

第二，不杀李信，重新给他60万人马，让其总结经验，戴罪立功。

如此，既可以让李信感激涕零于明主隆恩，从此死心塌地任君驱使，又能获得仁义君主的美名。如果李信再伐楚国成功，则可以高奏凯旋，为其庆功。只提君王简拔英才，不提伐楚是20万还是60万。这样，基本上能保全君王的颜面，至少不会输给王翦老儿。当然这样做的问题是，万一李信还是不能取胜？

还有一种做法，分阴阳两招。阴招：还是发兵20万，就让你王翦统帅出征，我看你能不能取胜。打赢了那是皇上圣明，打不赢了砍你脑袋，看你还敢不敢跟皇上叫板。这招阴点，但是许多君王都干得出来。阳招：闭口不提前番人数之争，发兵58万，强命王翦带兵出征。这样既能在人数之争上不输给王翦，又能取得平定楚国的胜利。不过这样一来，王翦就占了上风，因为你秦始皇离开了王翦打不赢仗，离了王翦不行。对于秦始皇来说，这是中策。

第三，是下策了，去向王翦承认错误，请求他带兵出征。

这样一来，君王的威严扫地，脸面尽失。别说是君王了，就是换了普通的男人，也不能服这个软。秦国又不是除了你王翦没别人了。哪怕派你儿子王贲去，也不能向你低这个头。

上述上中下三策是从君王角度来考虑的。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秦国的利益来考虑，正好相反。向王翦认错，发兵60万派王翦出征是上策。但是，哪个君王能够这样做？那个被后世描绘为专断残暴的秦始皇，能这样做吗？会这样做吗？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血气方刚36岁的秦始皇，恰恰就这样做了。

秦始皇亲自登门向王翦承认错误

秦始皇听到李信兵败的消息后，大怒。但他想的不是下令惩处让他尴尬的人李信，而是赶紧驱车直奔王翦老家频阳。

《史记》用了“自驰如频阳”五个字，来描写秦始皇急切和诚恳的心情。

频阳的位置在今天陕西省富平县东北，距秦都城咸阳约100公里。马车疾驰大约需要5个小时的时间。坐马车在不十分平整的古代道路上疾驰是很受罪的，五个小时足以让人骨头散架，七日之内腰酸背疼，坐卧不宁。

现在秦始皇不是派一个使臣把王翦宣上殿来，而是亲自前往一百公里外的王翦老家，而且一路上不断地催促御马，可见其心之切，其悔之深。

秦始皇到了王翦的家，进门就向王翦道歉认错：“我不用将军你的计策，李信果然打了败仗，让秦军蒙受耻辱。现在楚军正在向西推进，一天天逼近。我知道将军你有病在身，可是你怎么能忍心在这个时候抛弃我不管？”

秦始皇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悔悟，用语言毫不掩饰地当面向王翦道歉，甚至有一点乞求的意味了：“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

秦始皇真的害怕楚军一天天向秦国推进而威胁到他的统治吗？当然不是。楚军在城父击败秦军，而城父离咸阳有近一千公里，楚军没有可能在强大的秦国纵深进行这样长距离的突击。除了王翦之外，秦国有的是骁勇善战的猛将。而且无论是国力还是军力，楚国要想通过战争在短时间内打败秦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真的不知道王翦是装病吗？当然不是。然而，此时秦始皇没有为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用亲自登门，用国家安危，来劝说老将军，用不点破王翦装病来给老将军台阶。

秦始皇诚恳如此，按理说王翦应该受宠若惊，没有。王翦不依不饶：

“老臣我体弱多病，脑子不清楚，思维也混乱了。大王你还是另择良将吧。”

秦始皇再次向王翦认错，并恳求道：“老将军别再说这样的话了。”

王翦不给留面子，接着叫板。

王翦道：“大王你如果逼不得已非用我去攻打楚国，那就非60万人不可。”

你听这话多气人。大王你没辙了，没人了，非求我不行了。那你就得按我说的60万。非60万不可。干嘛非60万？给君王一个面子，55万行不行？少5万就不行？你计算的就那么精确？

别说是君王了，换一般人谁也受不了这个。

可是，我们看秦始皇怎么说？

“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

秦始皇说，都听你的。一点也不生气，一点也没有责怪，一点也不怕丢人。36岁的年轻人，能做到这样，非一般人也，其胸怀可包容天地。

于是王翦同意出山。秦始皇发兵60万给王翦。出兵那天，秦始皇还亲自送到灞上。[2]

前番用李信不用王翦，朝野内外一定都有耳闻，如今秦始皇完全按照王翦的要求办事，并亲送灞上，等于就是向所有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王翦难道不怕秦始皇秋后算账？

在如何伐楚的问题上，秦始皇丢尽了面子，受够了王翦的窝囊气。老将王翦挣足了面子，占尽了上风。现在举国之兵归王翦一人，举国之力供王翦一人南征。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形容王翦，似乎都不够分量。王翦现在是权重朝野，并且还以伐楚完全挟持住了秦始皇。

可是，像王翦这样足智多谋，一贯谨慎的60多岁老将军不会不知道，这样做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让君王颜面尽失，必然埋下憎恨的种子，招来日后的杀身之祸。一旦楚国平定，必然是狡兔死走狗烹。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太多太多，不胜枚举。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生死之战的时候，将军韩信提出要封齐王。韩信派人对汉王刘邦道：

“齐国和楚国临界，我的权力太小，如果不立个代理的王，恐怕不能安定齐地。”

刘邦一听大怒，马上就想去攻打韩信。留侯张良劝阻道：“不如趁此机会立他为齐王，让他自己为自己守住齐地。”

于是刘邦醒悟，派张良带着王印到齐国封韩信为齐王。[3]

与王翦相比，韩信并没有使刘邦在众人面前丢脸。楚汉之争中，韩信的功劳也足可以封王，而刘邦也封了许多异姓王。但是，被人要挟的感觉刘邦不能忍受，咽不下这口气。等到项羽一死，第一件事就是夺了韩信的齐王印。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楚汉垓下之战刚一结束，刘邦甚至没有得胜回营休息片刻，就带人进入韩信的营寨，夺了他的兵权，最后将韩信灭族。

为人谨慎，老谋深算的王翦，为什么敢于和秦始皇叫板？分析下来，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王翦没脑子，办事只图一时痛快，顾前不顾后；第二，王翦知道秦始皇不是个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人。

第一种可能不成立，其依据是王翦老谋深算，足智多谋。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平赵灭楚，极善谋略。

第二种可能符合实际，秦始皇本来就是一个心胸开阔，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怀恨在心的人，他不会秋后算账，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小人。这在后面的文字中也多有记述。王翦后来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因此而受到报复，而是坐享太平，终老天年。他的儿子王贲孙子王离都被封为秦国最高的爵位列侯，并受到秦始皇的亲近。二人曾同时随秦始皇出巡，名字还被刻在石碑上流芳百世。

故事读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秦始皇？敢做敢当，知错就改，心胸豁达，礼贤下士，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贤明君主。

然而，司马迁不能允许这样的形象留在读者心中，于是，故伎重演，杜撰一段对话来纠偏。

深谙读者心理，司马迁杜撰对话纠偏

司马迁接下来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加进了下面这段文字：

王翦临出发时，向秦始皇请求赐予良田、美宅、园林池苑。

秦始皇说：“将军放心去好了，何须担忧家贫？”

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即使有功劳也得不到封侯赐邑，所以趁着大王现在器重我，我得及时请大王赐予园林池苑，给子孙后代置份家产。”

秦始皇听了大笑。

王翦出发后到了函谷关，又连续五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予良田。王翦的做法连跟前的人都看不下去，于是有人就对王翦说：“将军三番五次请求赐予家业，有点过分了吧。”

王翦说：“不然。秦王性情粗暴对人多疑。现在把全国的军队都调来给我一人统领，我不用多请田宅给子孙置家业的方式，来表示我功成之后断然告老还乡的决心，反而要让秦王平白无故地怀疑我吗？”[4]

上述文字很精彩，读起来饶有趣味，读者真就如司马迁所希望的那样，再也看不见秦始皇的贤明仁义，误信了秦始皇刚愎多疑。

然而，上书文字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这段谈话十分危险，传出去有掉脑袋夷三族的可能，老谋深算的王翦不会把这样的想法到处示人。

第二，从《史记》记载的秦始皇的所有事件来看，没有一件事情显示秦始皇是个多疑的人。恰恰相反，很多事情都表明秦始皇对大臣和将军十分信任，比如，他多次离开京城外出巡游，而且时间很长，如果他多疑，必不敢如此；比如他在位37年，从来没有因为怀疑不忠而诛杀大臣，从来没有因怀疑谋反而诛杀将军。

第三，即使别人认为秦始皇暴虐多疑，王翦也不应该这么认为，因为几年前平定赵国的时候，王翦手握重兵，远在黄河以东邯郸城下，按兵不动八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割据为王的嫌疑，也有割据为王的条件，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处罚他，甚至都没有下御令催促他加紧进攻，而是任他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后面会详细分析。

毫无疑问，司马迁心知，在前面的文字中，对史实的真实记载，已经在读者心中树立起了秦始皇胸怀大度，知错就改的良好形象，必须要有一段文字将其抹杀。

于是，司马迁用了44个字：“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以此来诱导读者。

这44个字，与“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一样，再次通过人物的嘴，直接贬低秦始皇，它成功地左右了读者的善恶判断，很好地起到了颠覆秦始皇明君形象的作用。

注释：

[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

[3]“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4]《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觽。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第四节

剔除零碎，改正司马迁的错误


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原来是秦始皇的臣子，后来造反夺了秦始皇的江山。汉要合法，秦就要无道，这是政治的需要。因此，在汉代的各种文字中，便充满着对秦无道的批评（注意，仅仅是批评，而缺乏实际的事实）。这些文字，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流传下来，便形成了后人“秦真的无道”的错误认识。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顾先生以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代历史，经过了历代不断地改造重写，已经不是原来的历史真实了，历朝历代都添加了自己的东西。要了解真实的古代史，必须清理历代的添加，复原古代的真相。

早年有一种文体，名叫报告文学，很是红火了一段时间。

报告文学事是真的，人是真的，作者也都亲临采访，这就是所谓报告；但是说故事的时候就要文学一下，添油加醋，妙笔生花，这就是文学。两者结合，就成了报告文学。然而几年之后，报告文学却销声匿迹了，没人写也没人看了，为什么？

表面的原因是报告文学中涉及的人告状跟作者打官司，而且结果总是作者败诉。为什么呢？因为你妙笔生花的部分属于胡编乱造，不符合事情的真实，人家打官司告你，自然是你作者败诉。

报告文学衰落的深层次的原因，是读者对真实性认识的觉醒。

过去我们相信一切写在纸上的东西。那时候人们老说，没错，那是书里写的，那是报上讲的，那意思就是书里写的报上讲的就一定是真的，不会有错。

慢慢地我们学会了区分文体，学会了甄别文字中哪些是作者的想象发挥，哪些是事件的真实记录。

读者关于真实性的觉醒，使人们开始挑剔写在纸上的文字。

你可以客观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如写新闻报道，但你不能添油加醋写谁说了什么，更不能写谁心里怎么想的，如写小说。你不可能像观众看电影那样，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清楚地听到并记录下人物的对话，你就是这么写了我也不信，我也不爱看。所以报告文学衰落。

关于真实性的觉醒甚至扩展到广播电视的录音录像。

十年前我们坚定地认为，电视纪录片是完全真实的，因为你亲眼看见了摄像机拍摄下来人的一举一动，以及他所说的话，这还有假吗？现在我们知道了，便是纪录片中的人文物，他即使不是百分之百，也一定有百分之几是在电视摄像机前表演。这也是为什么电视纪录片红火了十年之后衰落的原因。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另一本名为《学门儿拍片子的手艺》的书中有详细的阐述。

纵观《史记》的文字，司马迁实际上是在拿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历史，拿历史事件在写报告文学。

而在写历史的时候，其对材料的掌握却远不如现在的报告文学作者。报告文学的作者一般都要采访当事人，有的甚至是事件的亲历者。可是司马迁显然不可能采访历史事件的有关当事人，也不可能亲历那些历史事件。

因此，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应该区别其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学创作的不同，当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评价时，采信其历史事件，而掘弃其文学创作。





第二章


秦始皇的根本问题


作为一个君王，江山该不该是你的，你登基是否名正言顺，是根本问题；

作为一个人，你是正根还是野种，也是根本问题。

然而，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似乎这两个根本问题都有问题。

秦始皇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也就是公元前259年，不是出生在秦国，而是出生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秦的祖先本姓嬴，后代受封于各地，便以各封国为姓。秦国这一支便以祖先为姓，称嬴政。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是秦庄王的儿子。秦庄王曾以秦昭王孙子的身份作为人质住在赵国，在那里看见吕不韦的妾，十分喜爱，就娶了她，生了秦始皇，出生后起名赵政。秦始皇十三岁那年，秦庄王去世，赵政继承王位做了秦王。（司马迁称秦始皇为赵政有误，详见后答网友“秦始皇的姓氏”）[1]

《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说，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庄王。秦庄王也可称为秦庄襄王。秦始皇的爷爷是秦孝文王，曾祖父是秦昭王，也可称为秦昭襄王。

秦昭王19岁登基，在位56年，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王。秦昭王活了75岁，这在两千多年前是十分长寿的了。老祖太强了子孙就弱，有说秦昭王抢了子孙的王位和寿命。秦始皇的爷爷秦孝文王53岁登基，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最短的君王。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32岁登基，在位3年也撒手归西，只活了35岁。秦始皇13岁登基为王，在位26年后平定诸侯，南面称帝为秦始皇。又过了11年，于秦始皇三十七年驾崩，享年50岁。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是秦庄王的儿子，没有异议。然而，同样是《史记》，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里又写了另外一段文字，谁是秦始皇的亲生父亲，顿起疑云。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认定秦始皇就是秦庄王的亲生儿子，其继承王位也有问题。因为根据《史记》的记载，他的父亲秦庄王之所以能够登基为王，完全是因为吕不韦的阴谋所致。

因此，无论做人还是为王，秦始皇都没有资格，更不要说为天下之秦始皇。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第一节

吕不韦谋划十年后的阴谋


吕不韦何许人也？《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是一个大商人，韩国阳翟人。由于经常往来于各国之间贱买贵卖做生意，经营有道，所以家累千金。一次偶然的机会，吕不韦结识了当时作为人质住在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就是后来的秦庄王，从此改变了他人生的道路。

秦庄王早年时运不佳，继位前名叫子楚，是秦孝文王的儿子。

秦孝文王本名叫柱，即位前做公子的时候被称为安国君。安国君有二十几个儿子，子楚不是长子，所以没有继位的可能。可能由于子楚人也不机灵，不会讨母亲的欢心，所以连他亲生母亲也不喜欢他。你听他父母给他取的小名：异人，不是自己一类的人。厌恶之意，可见一斑。

当时诸侯各国有互换公子为人质的习惯，所以秦国就把子楚送到赵国当了人质。子楚在赵国当人质期间，地位应该相当于秦国驻赵国的大使，可是出门想乘车都不那么随心所欲，可见其窘迫的处境。[1]

更为要命的是，秦国一点也不为他的安危考虑，经常为一点小事攻打赵国，所以赵国也就转怒于子楚，甚至要杀他。那个时候，子楚孤身一人质押于异邦，身无分文，行无自由，满眼都是仇恨的赵国王公和百姓，秦国又从不顾及他的死活。真是人为刀俎，子为鱼肉。

那么子楚什么时候时来运转？按照《史记》的描述，都是在认识了吕不韦之后。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史记》关于吕不韦和秦庄王的这段文字很精彩，跌宕起伏，环环相扣。我们先欣赏司马迁的文字，然后再来讨论它的真实性。

注释：

[1]《史记·吕不韦列传》：“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一 吕不韦大门谋子楚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在邯郸做生意，见到处于困境中的子楚，非常高兴。吕不韦就像看见了一个可以赚大钱的商品一样，非常喜爱，自语道：“此奇货可居”。

吕不韦去见子楚，口气很大地对子楚说：“我能使你的门更大。”门更大，说明身份更尊贵。

子楚虽然困顿，没有自由，没钱没势，但是身架子还有要是端起来的。于是子楚立刻反唇相讥：“你先把自家的门做大了，再来大我的门吧。”

吕不韦道：“你有所不知，我家的门得仗着你家门才能扩大。”

闻此言，子楚立刻放下架子，引入内室，对坐而促膝谈心。

吕不韦说：“秦昭王老了，你父亲安国君为太子。我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儿子，能够立为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的儿子。现在你兄弟二十余人，你又居中，居首长子顺理成章，居尾老幺得父母疼爱，你两头不靠，又不讨亲生母亲喜欢，又长年驻外，等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立为王，你有办法争到太子的位置吗？一定没有。”

子楚曰：“你说得对，怎么办？”

吕不韦曰：“你没钱，又客居于此，没有能奉献于宗亲以及结交宾客的资本。我吕不韦虽然也没什么钱，但我愿拿出千金为你西游，去游说安国君及华阳夫人，收你为养子。”

闻听此言，子楚趴在地上给吕不韦叩头致谢，并且承诺，将来事成，秦国你我共同当家。[1]

吕不韦一番大门之言搞定子楚。

然而，这事细想起来怎么着都有点天方夜谭。吕不韦一个外国人，在秦国没有根基，怎么就能说动华阳夫人收养子楚？仅仅收养还不够，还得能在安国君即位后立为太子，这才不白忙活。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也都不会没有举动，吕不韦的计划能成功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吕不韦先拿出五百鎰黄金给子楚，让他去结交宾客，网罗人才。自己拿五百鎰金采买奇物玩好，去秦国游说一干人员。[2]

吕不韦到了秦国，先是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见到了华阳夫人，献上宝物。吕不韦接着说了一通话，第一是夸奖子楚如何贤能，结交诸侯宾客遍布天下，第二是说子楚如何想念父亲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说子楚以华阳夫人为天。日夜啼哭想念父亲和华阳夫人。

从华阳夫人那里出来，吕不韦转身进了华阳夫人姐姐的家。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是这样记载，吕不韦教了一些话给华阳夫人的姐姐，让她照这些话去说服她妹妹。

华阳夫人的姐姐进宫对妹妹说：“咱们女人都是以色相来打动夫君，以容貌赢得夫君的宠爱。可是我们总有年老色衰的时候啊。一旦年老色衰，自然也就会失去夫君的宠爱。妹妹你现在虽然得到太子安国君的宠爱，可是你没有儿子。你何不赶紧在安国君诸多儿子中，挑选一个贤能孝顺的人收为养子。这样的话，你丈夫安国君在，你自然受到尊宠，即使夫君百年之后不在了，你儿子登基成了秦王，你还是不会失去权势。这真是一个一言而万利的好主意。你如果不趁现在年轻美貌，夫君宠爱的时候，把这件根本大事办了，一旦你年老色衰，再有什么要求，谁会理睬你？”

这番话自然触到了华阳夫人的心痛要害。成败安危全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儿子。得赶紧给自己找个儿子。

话说到这个份上，华阳夫人的姐姐就直说了：

“现在，安国君有一个儿子名叫子楚，这人贤惠，而且自己知道不是长子，不可能成为太子，他母亲又不待见他，现在他愿意依附你。你如果这个时候提携他做你的儿子，他自然感激，你也可以一直得到秦国的宠幸了。”

话说至此，真就是水到渠成了。在此之前，吕不韦给华阳夫人送珍宝的时候为子楚的人品和忠心做的铺垫，这会儿起到了作用。解决办法有了，人选也合适，华阳夫人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于是，华阳夫人有一天，趁安国君没事的时候，仿佛闲聊一样，夸子楚如何贤能，如何孤身一人质于赵国孤苦伶仃，往来的宾客又怎样称赞子楚。然后，华阳夫人突然落泪，涕泣道：“我有幸入了后宫，可惜不能生育。我想把子楚收为养子，将来老了好有个依靠。”

这个要求安国君听来合情合理，何况子楚本来也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安国君立刻就同意了，还和华阳夫人刻玉符为约。接着，华阳夫人和安国君又给了子楚许多财宝，托吕不韦捎过去。一件看起来毫无可能的事情，竟然让吕不韦办成了。[3]

从此以后，子楚虽然还是为秦国质于赵，但是，由于外有华阳夫人靠山，内有吕不韦人力财力扶持，日子有了很大的改观，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赞叹，吕不韦真是神机妙算。他不仅具有敏锐的眼光，而且有着惊人的办事能力，同时还具备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过人口才。吕不韦不仅一下就发现了子楚身上的价值，而且一下就看出了秦国统治阶层内部可利用的缝隙；不仅不费吹灰之力将秦国的太子夫人等一干王公贵族支使得如同自己的玩偶，还极其懂得掌握分寸，把人卖了还能让人感恩戴德地替他数钱。

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看上述故事，便会发现，被司马迁描述成神机妙算的吕不韦，简直就是个白痴。

注释：

[1]《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柰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适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2]《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

[3]《史记·吕不韦列传》：“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二 神机妙算的吕不韦是很愚蠢


说吕不韦神机妙算，看了上述《史记》的记载估计读者都会认同。为什么又是白痴？

吕不韦倾家荡产，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子楚立为太子，从谋划到最后事情成功，至少经过了10多年的时间。所谓夜长梦多，谁能保证10多年间事情不会发生变化？

根据《史记》的记载，吕不韦应该是在秦昭王四十二年安国君立为太子之后，至秦昭王四十七年秦始皇出生之前，这5年间认识子楚的，接着操作收养等事宜。随着秦昭王年岁一年年增高，秦国国内围绕太子安国君，和其他公子利益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一定会日趋激烈，各人都在谋划秦昭王之后的事情。此时，打华阳夫人无子主意的人，一定不会仅仅只有子楚和吕不韦，这就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吕不韦四十二年认识子楚，到五十六年秦昭王去世子楚被立为太子，14年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复杂的关系，便生出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必得事事如愿才能结成正果，有一环出问题则前功尽弃。

（1）安国君要能活过他的父亲秦昭王

安国君要能活过他的父亲秦昭王，子楚才有可能立为太子，才有登基的希望。事实上差点就没有。

如果秦昭王晚死十个月，安国君就死在他前面了。如此一来，即使子楚成功地过继给华阳夫人为养子，太子还是当不成。

（2）秦昭王去世后安国君要能顺利登基

安国君不仅要死在秦昭王后面，还要能顺利登基，子楚才有可能为太子。不能排除安国君的兄弟有争位的可能，也不能排除老国王在死前漫长的14年中，重新指定接班人的可能。

（3）华阳夫人要一直获得安国君的宠幸

14年足以让一个美貌女子变成鸡皮鹤发的黄脸婆。在这漫长的14年中，安国君要一直宠幸华阳夫人，如果中途移情，子楚当了华阳夫人的继子也没用。

（4）其他公子也会打过继的主意

通过被华阳夫人收养而获得太子的地位，必不只有吕不韦看出这条路。华阳夫人既然可以收养子楚，也可以收养其他公子。谁能保证在这样的竞争中，身处国外的子楚就一定能胜出？即使胜出，谁又能保证华阳夫人不会再收养其他公子？

（5）安国君继位后可能重新废立太子

即使子楚收养成功，也顺利被安国君立为太子，可是，安国君即位后，不定在位多少年，这中间有可能在其他夫人、儿子或大臣的蛊惑下废立太子，如果安国君废掉子楚这个太子，吕不韦前功尽弃。

（6）子楚要能活过他的父亲安国君

即使前述5个意外都幸运地没有发生，子楚也还要能活过他的父亲安国君才行，否则，吕不韦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事实上也差点就没有，就差三年，子楚仅在位三年。如果子楚仅仅立为太子，而没有登基为王就早三年死了，吕不韦将一无所获。

（7）秦昭王要攻打邯郸，子楚要能活命并逃回国

如果秦昭王五十年不包围邯郸，赵国人就不会要杀子楚，子楚便不会逃回秦国。

如果是这样，子楚远在赵国，安国君即位后驾崩，已经手握重兵的公子难免不会抢先称王。如果这样，抢位的公子一定会杀人灭口，吕不韦不仅一点好处得不到，还会有杀身之祸。

（8）安国君的儿子没有人出来争夺王位

即使子楚顺利登基，由于其来路不正，安国君的其他20多个儿子难保没有胆壮起来造反。如果这样，子楚在国内没有势力，争位中必然处于劣势，失败几率很大。如果是这样，吕不韦同样不能如期得利，也有被杀的危险。

上述种种不确定的因素表明，吕不韦辅佐子楚，失败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成功的概率。一个生活在国外的商人，不了解秦国的内部矛盾，不了解秦昭王和安国君，更不了解安国君诸多儿子的秉性，怎么可能将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吕不韦如果真能如此神机妙算，有过人的敏锐眼光，更佐以惊人的口才和办事能力，同时还又不惜钱财不惜性命，为什么不直接在秦国物色人选，从中运作，岂不更保险，更直接，成功地把握更大？

如果吕不韦果真有如此口才，为何不干脆去游说秦昭王？战国时期一介书生，通过一番花言巧语，立刻被君王授予相印的事例不胜枚举。秦昭王的宰相范睢，就是通过三寸不烂之舌，找准了机会，选准了话题，一下就说动秦昭王，从一个魏国的逃犯一举挂印为相。这多直接，没有风险，不会有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

退而求其次，如果不去游说秦昭王，至少也应该去游说他的儿子安国君，也要比扶持子楚获利快得多。吕不韦为什么舍近求远？

答案并不深奥。我们回头看上述故事，用新的读史原则来分析便会发现，司马迁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故事中谁怎么想，谁怎么说，都是司马迁的想象，就如同报告文学中的文学部分，那不是历史事实。司马迁之所以要通过文学描写，把吕不韦神化到料事如神，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地步，无非是要在读者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子楚被立为太子是不合法的，完全是吕不韦阴谋诡计的结果。

司马迁先以吕不韦见到子楚时的心理描写，觉得子楚是“奇货可居”，把吕不韦定性为唯利是图的商人，再以阴谋得逞，如期获利与之呼应，把吕不韦刻画成一个典型的反面人。

正面人物耍心眼是运筹帷幄，让人佩服赞叹，反面人物耍心眼就是阴谋诡计，让人痛恨鄙视。

随着吕不韦的阴谋一步步得逞，读者心目中子楚登基，直至秦始皇登基不知不觉变得不那么道德了，不那么合法了，阴谋说得以成立。





三 子楚大难不死，安国君早逝，人算抑或天意


剔出《史记》中文学部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吕不韦与子楚早年相识，在子楚于赵国做人质期间为之奔走。这期间，秦、赵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秦始皇的父亲子楚，以及年幼的秦始皇，自然成了愤怒的赵国王公贵族，乃至贫民百姓发泄仇恨的对象。比起生活在秦国的王孙贵族们，秦始皇一生下来，就品尝到寄人篱下，尤其是苟活于敌国仇视和欺辱下，谨小慎微、低人一等的生活滋味。

秦昭王五十年，也就是秦始皇两岁的时候，秦昭王派将军王齮从上党出兵，攻打赵国都城邯郸。秦军猛攻，邯郸危在旦夕。赵国君臣愤怒，要杀子楚以解心中怨恨。子楚知道这件事后，与吕不韦合谋如何脱身。

吕不韦用六百金买通了守城以及看管他们的官吏，二人得以脱身。子楚抛下了夫人和年幼的儿子秦始皇，吕不韦亦抛弃家产，二人星夜逃出了邯郸城，逃往秦国。

子楚和吕不韦逃出邯郸之后，在邯郸城外遇见了攻城的秦军，得以平安回到秦国。可是，刚刚两岁的秦始皇和他的母亲，却遭到了赵国军队的追杀。孤儿寡母，异国他乡，其困境可想而知。

幸亏秦始皇的母亲是赵国豪门之女，在这危急关头，母子俩得到了娘家人的庇护。秦始皇和母亲被藏匿起来，躲过了当时的追杀。

在随后的日子里，可以想象，秦始皇母子不得不过着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一共持续了八年。在这八年中，秦始皇母子所受的苦，担的惊吓，承受的屈辱，没有史料记载。史料也没有记载秦国和他的父亲子楚对他们母子有过任何的寻找、营救的作为。可能以为他们母子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也可能帝王的骨肉亲情也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从后来的史料记载中，王翦平定赵国，秦始皇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回到赵国都城邯郸，对当年曾经欺辱过他母亲家人的人进行复仇，可见那八年对才两岁的秦始皇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

不管怎么样，秦始皇和他的母亲终于熬过了最苦难、最危险的日子。秦昭王五十六年，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驾崩归天了，他的儿子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登基成为秦孝文王。秦孝文王登基后，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子楚被立为太子。

由于秦孝文王为人弛善，登基之后，“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所以，和四方列国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此时，藏匿在赵国的秦始皇母子的地位，因此有所提升，不再仅仅是秦国一个不招人待见王子的儿子，而成了秦国太子的长子，未来也许可能成为强大秦国的国王。而此时，赵国与秦国的那场战争早已结束，为了和秦国修好，赵国赦免了对秦始皇母子的追杀，并把他们送回了秦国。至此，秦始皇苦难的童年才算是结束了。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奢华尊贵的生活突然就开始了。

俗话说，否极泰来。秦始皇刚刚回到秦国，好事情就接二连三天随人愿地降临。

安国君继承王位后，刚刚办完老国王秦昭王的葬礼，十月已亥登基大典过后，来不及喜新厌旧抛弃华阳夫人，也来不及被众人蛊惑废立太子，仅仅在位三天就驾崩。

秦孝文王驾崩后，让人担心的关于王位的纷争没有出现，秦始皇的父亲子楚顺利继承王位，成了秦庄王，秦始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秦国的太子。

秦孝文王的迅速继位又迅速地死去，以及子楚的迅速登基，避免了太子废立的波折。

子楚登基之后，果不食前言，立刻委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这时候，周朝的天子看着秦国日益强大，就和其他诸侯商议，准备联合攻打秦国，以削弱它的实力。秦庄王得到消息之后，派吕不韦统帅大军去讨伐东周天子。至此，子楚不仅顺利地登上王位，还借助讨伐东周天子，把军队抓在了自己的手里，完全巩固了自己在秦国的地位。而吕不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此时政权、军权在握，割地封侯。

回望这十几年时间里的变故，环环相扣，事事顺利，子楚大难不死，诸先人恰到好处的辞世，与其说是人谋，不如说是天意。

按说子楚得天意顺利登基，秦始皇为太子，父王死后继位登基，应该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问题了吧？不然，《史记》又节外生枝，造出一个私生子说，干脆从根本上否定秦始皇出生的合法性。

按说史家在写史，作家在写书时，都会面对众多繁杂的史料，不可能样样载入，必然要做一个甄别筛选的工作。只能有极少数经过甄别确认无误的事情，才能写进书中。所谓司马迁要尽量保留各种材料的说法，其实站不住脚。





第二节

秦始皇的生父问题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与邯郸几个会跳舞的绝色美女一起同居，知道其中一个女子怀孕了。这天，做人质的子楚到吕不韦住的地方喝酒，见到了那个已经怀孕的美女，很喜欢，于是起身向吕不韦敬酒，提出要吕不韦把这个美女送给他。吕不韦开始很生气，可是转念一想，我的生意没了钱也没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个子楚身上了，将来就只有靠他发达了。于是，就把这个美女献给了子楚。这个美女掩盖自己怀孕的事情，一直到了足月生产，生下儿子秦始皇。美女也被子楚立为夫人。[1]

根据上述文字的记载，秦始皇的亲生父亲就应该是吕不韦了。

这样一来，谁是秦始皇的亲生父亲便有了两个说法。一曰秦庄王子楚，根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曰秦相吕不韦，根据是《史记·吕不韦列传》。

治学之人讲究严谨，究竟谁是秦始皇的亲生父亲，要经过严密的考证；老百姓喜欢刺激，秦始皇私生于吕不韦有戏。由于这种事情大多是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后人都愿意相信有戏剧性的结果。

在中国，谁是孩子的父亲非常重要，这关系到祖宗香火，传宗接代，以及男人的尊严。如果这个孩子是国王，那问题就更大了，不仅是祖宗香火，还关系到天下是谁的江山社稷的大问题。

就个人而言，要想一句话把一个人骂倒骂绝了，令其说不清道不明，有口难辩，两个字：野种，既否定了其父母的道德人格，又抹杀了其出生存活的合理性，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就江山社稷来说，如果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秦始皇姓吕不姓赵，等于是秦亡国在先，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灭亡在后。

关于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史料记载，最早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吕不韦列传》的文字，司马迁此说依据为何？至今没有史料佐证。

《史记》之后，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在记载秦始皇身世时，将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有关内容，一字不改原文照抄。由于《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两部影响最为久远的历史著作，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就在许多笃信历史文字的人心里深信不疑了。

然而，私生子之说其实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明眼人其实一眼就能看穿。

注释：

[1]《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一 七条理由否定私生子


理由1，史料明确记载，“至大期时，生子政。”

女子从受孕到确认怀孕，至少要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吕不韦已经确认该女子怀孕，然后把她送给子楚，那么，七个多月之后该女子就要分娩。这样，当事人子楚无论如何不会不起疑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和吕不韦亲密相处。

更何况，如果子楚大婚后七个月生子政，文字记载就应该是：早产生子政。而不应该记作“至大期时，生子政。”

理由2，当事人不敢承认，更不敢泄露

吕不韦和善于舞蹈的美女同居，致使此女怀孕，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送给了子楚，以至于后来立为夫人，贵为皇后。常理，这种事情当事人是不会到处去说的，更何况被戴绿帽子的是太子，后来又成了秦王，岂不是找死。

如果当事人不说，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被外人知道，最后还被几百年以后的汉代史官记录在案，岂不荒唐？

明朝人汤聘尹在其著作《史稗》中议论此事时说：子楚娶妇人，满月后生了儿子，怎么就知道结婚时就怀有身孕？就算是有孕，吕不韦怎么敢泄露给别人？如果这样又有谁会知道？[1]

汤聘尹问得好。是啊，足月生子，怎么可能结婚前就怀孕？即使结婚前怀孕，吕不韦怎敢轻易外泄？

王世贞在其《读书后辨》中就此事做了三个假设，一是吕不韦编造了这个说法告诉秦始皇，让他知道自己是他亲生父亲，以此长保富贵；二是吕不韦的门客为吕不韦后来的遭遇鸣不平，故意编造这个谎言来骂秦始皇；三是六国的贵族痛恨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编造这个谎言，以此说明秦国先于六国而亡。如果不是这样，吕不韦不敢说，太后也不敢说，那么，正常怀孕期满生下的孩子，怎么能知道他不是赢姓骨肉？[2]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王世贞是否定秦始皇姓吕说的，但是有学者却引用他的第一个假设：“吕不韦编造了这个说法”来反驳他。吕不韦不是编造了这个说法，而是确有此事。吕不韦为长保富贵，把自己是其生父的秘密告诉秦始皇，因此留下话把儿。

我的结论是：吕不韦不敢编造了这个说法，即使确有此事，吕不韦也不敢张扬。为什么？

第一，历来帝王之家无亲情，历史上为争夺王位，父子相弑的事情，不胜枚举。吕不韦想通过骨肉亲情而长保富贵，不免太幼稚了。

第二，吕不韦曾有与子楚逃离赵国，抛弃秦始皇母子于危难之中的情节，秦始皇因此在赵国受尽苦难因此而痛恨赵国。如果知道吕不韦是其亲生父亲而如此绝情，岂不对其更加痛恨。

第三，秦始皇打懂事起就从周围人的言谈举止中知道，自己是强大秦国的公子，后来又成太子直到继位称王，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现在，突然有自己的臣子告诉自己，你不姓赢，你得以继承王位是弄虚作假，结果会怎么样？而这个臣子还说他就是你的亲爹，还没有任何凭据，结果又会怎么样？

毫无疑问，不但不能长保富贵，立刻就会被斩首灭族。

所以，王世贞的第一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不过王世贞的结论是对的：吕不韦不敢说，太后也不敢说，而婚后满月出生的孩子，怎么能说他不是秦庄王的儿子？”

理由3，子楚登基，吕不韦已无价值，隐忍绿帽子不合情理

有人做出这样的假设：子楚依靠吕不韦的帮助，得以贵为太子，继而登基为王。所以即使子楚知道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但因为需要吕不韦的帮助，所以只好隐忍。

此说亦不能成立。如果说子楚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需要吕不韦的帮助，隐忍下被戴绿帽子的耻辱，尚可以说得通。但是，自从二人逃回秦国，子楚是龙回大海，虎归山林。而吕不韦此时已身无分文，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子楚断无再忍之道理。

还有一件事更可以作为旁证：子楚登基成为秦庄王之后，东周国君联合诸侯讨伐秦国，这时候，秦庄王子楚不是派能征惯战，又十分可靠的三世老臣蒙骜去讨伐东周君，而是给吕不韦以兵权，让吕不韦带领大军去征讨。试想，如果秦庄王子楚和吕不韦之间有夺妻异子，被戴绿帽子的深仇大恨，子楚岂敢予吕不韦兵权？不怕吕不韦就此反了，乘其刚刚登基立足未稳，自立为王？

理由4，如果秦始皇在世时就有私生子传言，当躲不过焚书

如果当事人双方，子楚、吕不韦心知肚明，知道没有此事，子楚夫人与子楚完婚后，十月怀胎，足月生子。这等流言，是当时有人不满子楚通过过继给华阳夫人为养子，从而得立为太子，最后继位登基，因此编排出谣言四处散布，后又被当时的文人墨客记录下来。如果是这样，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经焚书坑术士，这等不实之词的典籍野史，也应该被焚烧殆尽，岂能留下这千古的丑闻？

理由5，《吕不韦列传》记载自相矛盾

《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文字记载，与同文后面的记载自相矛盾。这里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注意一个“诸”字。吕不韦和一些漂亮的，会跳舞的女子同居，从文字上看，有点包娼鬼混的味道。

可是后面又写道：“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就是说，这个漂亮善舞的女子，不是等闲之辈，是赵国豪门的千金。这种人家的女子，嫁给秦国王子，一定会明媒正娶，不可能没有一点规矩。儿子出世，也会有一定的排场。如果七个月生子，当有记录。

理由6，《战国策》未载

现存最早记录吕不韦行踪的历史文献是《战国策》。《战国策》成书早于《史记》，同时又偏好这类私生子的奇闻轶事，但是，《战国策》没有记载此事，也没有一丝可以引起联想的暗示。

理由7，私生子说与楚考烈王事雷同，极似抄袭

秦始皇私生子的传说，令人惊讶地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诸侯王的故事雷同。

差不多就在秦始皇出生的同时，楚国的一个小孩也出生了，这个小孩名叫熊悍。有趣的是，这个小孩也是楚国的相国和一个女人的私生子，当知道女子怀孕后，相国春申君也是用瞒天过海的手法把这个女人送给了楚考烈王，这个小孩后来也继承了楚国的王位，是为楚幽王。

“私生子”秦始皇和私生子楚幽王竟然同时为诸侯王多年。幸亏楚幽王死得早，于公元前228年驾崩，不然5年后秦始皇消灭楚国，私生子楚幽王就要成为另一个所谓私生子的阶下囚了。

历史真的能如此地巧合吗？

《史记·吕不韦列传》关于私生子的故事，同春申君与楚考烈王的故事如出一辙，抄袭的痕迹太浓。不同的是，春申君之事，后来闹得丢了性命，可以采信。而吕不韦与秦始皇之说，始终神不知鬼不觉，没有旁证，则不应采信。

注释：

[1]汤聘尹《史稗》：“异人请妇，至大期而诞子，未必请之时遽有娠也。虽有娠，不韦岂肯轻泄之？而亦孰从知之？”

[2]王世贞《读书后辨》：“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长保富贵耶？抑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骂始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乌知其非赢出也？”





二 刑事侦查理论辨析借种生子真伪


现代刑事侦查理论中，符合逻辑是一个重要的依据。排除了精神疾病和一时气愤失控之外，凡是作案都应有符合逻辑的犯罪动机，符合逻辑的犯罪过程，和符合逻辑的结果。如果不合乎逻辑，即使罪犯供认不讳，也不能定性结案。

把春申君的故事与吕不韦对比，春申君和楚考烈王的动机、过程，结果，皆符合逻辑，而吕不韦和秦庄王则不符合，其几点不同正好显示两件相同的事件一真一假。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的私生子故事是这样的：

楚国的楚考烈王没有儿子，作为相国的春申君很发愁，四处寻访宜于生儿子的妇女进献给楚王，可是不见成效。

赵国人李园闻讯而来，打算把自己的妹妹进献给楚王。听说楚王不宜生育，恐怕时间长了不能得到宠幸，李园便寻找机会做了春申君的舍人。不久他请假回家，故意延误了返回的时间，以便引起春申君的注意。

果然，春申君责问他迟到的原因。李园回答说：

“齐王派使臣来求娶我的妹妹，由于我跟使臣饮酒，所以延误了返回的时间。”

春申君问道：“订婚礼物送来了吗？”

李园回答说：“没有。”

春申君又道：“可以让我看看你妹妹吗？”

李园说：“可以。”

于是李园把妹妹献给春申君，并立即得到春申君的宠幸。不久，李园知道妹妹怀了身孕，就同妹妹谋划好了进一步的打算。

李园的妹妹找了个机会劝说春申君道：

“楚王尊重宠信您，即使兄弟也不如。如今您任楚国宰相已经二十多年，可是大王没有儿子。如果楚王寿终之后将要改立兄弟，那么新的楚王就会使用自己亲信的人，您又怎么能长久地得到宠信呢？不仅如此，您身处尊位执掌政事多年，对楚王的兄弟们难免有许多失礼的地方，楚王兄弟果真立为国君，灾祸将落在您的身上，还怎么能保住宰相大印和江东封地呢？现在我知道自己怀上身孕了，可是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得到您的宠幸时间不长，如果凭您的尊贵地位把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定宠幸我。我仰赖上天的保佑生个儿子，这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将全都归您所有，这与您身遭意想不到的灾祸相比，哪样好呢？”

春申君认为这番话说得对，就把李园的妹妹送出去安排在一个秘密的住所里，然后向楚王说要进献李园的妹妹。楚王把李园的妹妹召进宫来很是宠幸她，不久果然生了儿子，并被立为太子，楚王于是封李园妹妹为王后，并重用李园，李园开始参与朝政。

李园把妹妹送进宫封为王后，生的儿子立为太子，如愿以偿，但是却担心春申君日后会泄漏秘密，于是就暗中豢养了刺客，打算杀春申君灭口。由于做事不密，这事被人知道了。

春申君任宰相第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得了重病。这时候有个叫朱英的人来进言春申君。

朱英说：“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也有不期而至的祸。如今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事奉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能没有不期而至的人呢？”

春申君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福？”

朱英回答：“您任楚国宰相二十多年，虽然名义上是宰相，实际上就是楚王。现在楚王病重，死在旦夕，您辅佐年幼的国君，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再把大权交给他，现在不就是您南面称王而据有楚国？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福。”

春申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

朱英回答道：“李园不执掌国政便是您的仇人。他不管兵事却豢养刺客为时已久了，楚王一死，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

春申君接着问道：“什么叫不期而至的人？”

朱英回答说：“您安排我做郎中，楚王一死，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这就是所说的不期而至的人。”

春申君听后说：“你要放弃这种打算。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友好，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朱英知道自己的进言不被采用，恐怕祸患殃及自身，就逃走了。

此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棘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棘门，李园的刺客从两侧夹击，刺杀了春申君，砍下他的头，扔到棘门外。同时派官吏把春申君家满门抄斩。而李园的妹妹与春申君所孕之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1]

上述文字中，人物的对话不必当真，我们来分析事件，找出春申君和吕不韦二者的不同，以辨析真伪。

作案动机

楚考烈王无子，求子以继王位，所以，即使知道李园妹妹所生非自己亲生，也可能会装聋作哑；而秦庄王有数子，不愁王位无人继承，没有必要明知而隐忍，或闻流言而隐忍。不能把江山送与他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八年的时候，他的弟弟长安君成蟜，统帅军队去攻打赵国，走到半路反叛，被杀死在屯留。也就是说秦始皇有个弟弟名叫成蟜，秦始皇20岁的时候，成蟜也已经成年，可以带兵攻打赵国。如果成蟜此时18岁，那他应该是秦庄王逃出赵国前与秦始皇的母亲生的儿子。秦庄王没有必要立一个身世有争议的儿子为王，以留后患。

作案过程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着急，找了很多宜于生儿子的女人进献给楚王，都没有效果。春申君一个接一个给楚考烈王送美女，楚考烈王一个接一个地幸之，无效。估计楚考烈王都幸了谁，自己也说不清；而子楚则是落魄在赵国，好容易得到一个女人，如获至宝。为求得此女，先郑重其事站起来，给吕不韦敬酒，说了一通恭维的话，这才开口请求女人。所以，什么时候幸之，什么时候生子，一定是清清楚楚。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心知肚明。

事发时间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没说是否足月生子；《史记，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的母亲是“至大期时，生子政。”文字表述得很清楚，秦始皇是秦庄王幸其母亲之后足月而生。

事发后心理变化

楚考烈王不知道儿子是哪里来的，而知道的人却胆战心惊，整天担惊受怕，对其生父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心安；而子楚则处之泰然，继位之后，委任吕不韦为宰相，赐给封国十万户，号称文信侯。不但没有担惊受怕，没有恨之入骨，还把兵权交给吕不韦。

作案后产生的结果

新君登基，春申君立刻被杀，满门抄斩，这是要杀人灭口以绝后患；而秦庄王、秦始皇父子先后继位，并没有要杀吕不韦灭口。不仅未杀，还授予兵权，委以重任。吕不韦因牵连嫪毐谋反被罢相，两年后自杀，秦始皇也未伤其家人及门客的性命。[2]

动机、过程、时间、心理以及结果，都否定了《史记·吕不韦列传》关于秦始皇为私生子的记载。

注释：

[1]《史记·春申君列传》：“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祸之身。乃亡去。“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出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

[2]“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十二年吕不韦“乃饮酖而死”。“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三 关于私生子的结论和原因


综合上述的记载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关于秦始皇为吕不韦私生子的记载，其文字自相矛盾，其内容有悖常理，其事件的发展不符合逻辑。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可信的，不应采信。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说法呢？

其产生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列国的王孙后裔，憎恨秦始皇灭亡六国的统一行为，编派出秦始皇自己为私生子的传言，以解心头之恨。

这等阿Q精神，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十分盛行而且十分相似的。让人欺负了，家破人亡了，可是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把他的女人强奸了，叫他世世代代生传的都是我的种，让他什么都是白忙活，都是替我忙活。

奥斯卡获奖影片《勇敢的心》说英格兰人如何欺压苏格兰人，苏格兰人起义被镇压了，怎么办？怎么报这个亡国灭种的血海深仇？主人公通过诱奸，把英格兰王子的老婆幸了，于是苏格兰人心理平衡了，血海深仇变成了心中的窃喜。因为一旦小王孙长大登基，从今往后，英格兰整个国家都是苏格兰人的了，是苏格兰人真正统治着整个英国。

正所谓，一个男人在床上征服了一个女人，等于征服了整个国家。

第二，有学者认为，司马迁之所以杜撰出私生子一说，是为了把刘邦灭秦南面称帝合法化。

既然秦始皇是吕不韦的野种，就没有资格为秦王，更没有资格为天下之秦始皇。刘氏取而代之是除暴安民，替天行道。

第三，汉代刘姓君王都痛恨吕氏，编派出此说以贬吕昌刘。

吕后是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刘邦死后，吕后专权，杀刘氏王而封吕氏王。吕后死后，周勃等人发动宫廷政变，诛杀吕氏王而还刘氏江山。吕不韦姓吕，吕后封诸吕为王，是企图复辟吕不韦秦始皇之吕氏天下，逆天而为，诛之有理。

上述三条原因都有其合理性，是可信的。所以我们说，秦始皇无论其出身还是继承王位，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虽然《史记》中，司马迁利用文学创作的东西，来极力动摇秦始皇登基执政的合法性，以此动摇其统一天下南面称帝的根本，然而，其对历史事件的记载，还是给后人留下了解秦始皇的重要资料。正是由于童年不同寻常的苦难经历，才使得秦始皇从根本上不同于诸侯列国的王子们，登基为王后，不同于诸侯列国，包括秦国自己祖先的所有君王，因而得以完成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





第三节

秦始皇一统江山不易


后人提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大多喜欢引用司贾谊的一句话：秦始皇是“续六世之余烈”。这句话其实是再暗贬秦始皇是沾了祖先的光，摘了先人的桃子。由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的神武无法抹杀，统一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功勋的盖世无人逾越，贾谊等汉代文人便使出了这等咬文嚼字的阴损招数。六个字将秦始皇的所有功劳一笔抹杀。

可是如果我们问一句，春秋战国几百年，诸侯列国也各有称霸强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孙为什么没能沾祖先的光，摘先人的桃子，“续六世之余烈”灭六国一统天下？反倒是立刻败家亡国灭种呢？

让我们来举几个诸侯大国的败家子例子。





一 诸侯列国既盛即衰


齐桓公强盛之后身被蛆食

齐桓公有管仲、鲍叔牙辅佐，称霸诸侯，曾经多次召集诸侯前来会盟。用齐桓公自己的话说：“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那个时候，周天子的威严也不如齐桓公。天下基本上是靠齐桓公来维持秩序。

可是等到齐桓公病倒了，那些生活在富贵之中的王子们，不是去探望父王的疾病，而是各谋王位。其中五个年长的公子，各结党派，准备刀兵。齐桓公一死，各公子马上互相厮杀，以至于宫中无人，没有人顾得上给齐桓公入棺下葬，尸体放在床上67天，爬满蛆虫，有的虫子都爬到门外来了。

齐桓公的五个儿子，都先后登上了王位，但都没有坐稳江山，不是被杀，就是不得不出逃。十年内乱，齐国从此一蹶不振，一路衰落，连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狄人，也来攻打齐国。

在这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晋国强大起来，会盟诸侯的成了晋国。到了公元前379年，齐国终于被大臣田氏家族篡夺王位，齐桓公的齐国灭亡。

楚灵王称霸诸侯儿子弃疾即生内乱

楚灵王执政的楚国，十分强大。楚灵王三年，楚王在楚国的申邑召集诸侯前来会盟，没有国家敢不来。这年七月，楚灵王又率诸侯联军征讨吴国，吴国只好割地求饶。三年之后楚国灭掉陈国，之后又兼并了蔡国。这使得楚国成为战国时期国土最为辽阔的诸侯大国。

然而，公元前529年，楚灵王一死，楚国开始内乱。等到楚灵王的侄子弃疾继承王位成了楚平王的时候，就有了霸娶儿子未婚妻，杀死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兄弟伍尚的事情，终于引来伍子胥带领吴国的军队替父报仇攻打楚国。

楚平王为自己的儿子太子建迎娶秦国的女子为妻，等到这个女子到了楚国，楚平王一看，女子美丽，不觉动了邪念，不给儿子为妻，自己纳为妃子。

楚平王怕儿子忌恨，就想杀了太子建。太子建的老师太子太傅叫伍奢，他有一个儿子很有名，就是伍子胥。伍奢听说楚平王要杀太子，就来劝谏，结果反被楚平王关了起来。太子建听到这个消息，就逃到了吴国。

楚平王要杀伍奢，伍奢的对头，也是太子建的老师，太子少傅名叫费无忌，就进谗言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伍子尚，一个叫伍子胥。如果不杀掉他们，将来必定成为楚国的祸患。大王何不用赦免他们父亲的名义召见他们，然后杀掉。”

于是，楚平王就派人对伍奢说：“如果你能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我就可以饶你不死。”

伍奢说：“伍尚会来，伍胥不会来。”

楚平王问：“为什么？”

伍奢说：“伍尚为人清廉，孝敬父母，会为义节而死。听说来见大王可以救父亲，一定会不顾自己的生死来觐见。伍胥为人聪明而善于心计。知道来见大王必死无疑，所以一定不会来。但将来成为楚国祸患的一定是他。”

楚平王于是派人召见他们。兄弟俩得到消息，伍尚对伍胥说：听到能够赦免父亲的消息而不去，是不孝。父亲被杀而没有办法和能力去报仇，是没有智慧。正确判断自己的能力，然后量力而行，才是聪明人。我没有能力复仇，所以我去送死，你逃走吧。”

于是，伍尚就回到京城去见楚平王。伍子胥则张弓搭箭出来见楚平王的使者，使者一见，吓得逃走。伍子胥逃到吴国，他的父亲伍奢，兄弟伍尚被楚平王杀了。

过了几年，伍子胥果然带领吴国的军队来攻打楚国，吴国的军队先是攻克了楚国的数座城池，接着在豫章重创楚国抵抗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国的军队终于攻进了楚国的郢都，当时楚平王已死，继位的楚昭王逃走。吴国的军队挖开楚平王的坟墓，污辱楚平王的尸体。

逃出楚国的楚昭王跑到秦国，来向秦哀公求救。本来秦哀公是不想发兵救楚昭王，可是楚昭王有个大臣名叫申包胥，七天七夜，饮食不进，啼哭不止。最后秦哀公没有办法，就派了五百辆战车，帮助楚昭王攻打吴国的军队。经过战斗，吴国的军队终于退出了郢都，楚昭王这才得以回到楚国。

这之后，楚国又多次遭到吴国的攻打，楚昭王几次被迫逃离郢都避难。公元前504年，楚国不得不把国都从郢迁到了鄀。吴国衰落之后，楚国又不断受到齐国和秦国的威胁。到了公元前209年，当时楚国是楚怀王，秦国是秦昭王。秦国攻打楚国，一下攻克了楚国八座城池，楚怀王害怕，不得不按照秦昭王的指令，到秦国议和，没想到一到秦国，就被秦昭王囚禁起来。后来楚怀王从秦国逃了出来，跑到了赵国，赵国害怕秦国，不敢收留，竟然又把他送回了秦国。结果楚怀王就这样屈辱地死在了秦国。弱国之君，甚是悲惨。

燕昭王称霸，儿子惠王立刻败落

在齐桓公、秦穆公、楚灵王先后称霸诸侯的时候，燕国还只是北方的一个小国。由于燕国弱小，所以经常受到大国侵略，不得不小心地依附于某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得以生存。

燕昭王继位前，燕国刚刚经历了内忧外患。

燕太子和一个名叫市被的将军造反，包围了王宫，企图杀死执掌朝政的大臣子之。攻打过程中，太子和将军市被又发生矛盾，互相攻打，结果是将军市被被人杀死。

这时候，齐国的孟轲建议齐王乘燕国混乱，出兵攻打，齐王采纳了孟轲的建议，发兵攻打燕国。燕国这时候没有人保卫国家，所以城门大开，齐国的军队长驱直入。燕国的国王哙死在乱军之中。两年以后，齐军退去，人们拥戴太子平继位，这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是在燕国战败后继位的，他有亡国受辱的切肤之痛，所以能够礼贤下士，发奋图强。燕昭王对大臣郭隗说：“齐国乘我国内乱，打败了我们。燕国弱小，无法复仇。如果能获得贤能之士辅佐，一定能雪洗先王耻辱，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先生是否知道哪里有这样的贤能之士？”

郭隗回答道：“大王如果真想招揽贤能之士，就从我开始吧。这样，比我有本事的人，就会不远千里，来报效大王。”

燕昭王采纳了郭隗的建议，以老师的礼节侍奉郭隗，替他扩建了宅院。果然，乐毅从魏国前来，邹衍从齐国前来，剧辛从赵国前来。各地贤士，争相奔赴燕国。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燕国开始强大起来。

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出动谋士游说诸侯，联合了秦、楚、韩、赵、魏国，一起攻打齐国。结果齐国大败，齐湣王逃出国都。燕国军队单独追击齐军，一直攻入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向东约30公里处），洗劫了齐国的财宝，焚烧了齐国的宫殿和宗庙，报了当年国破父亡的血海深仇。燕国军队在乐毅的指挥下，横扫齐国全境。齐国当时只有聊、莒、即墨三个城池没有被攻陷，其余国土，都归了燕国。

然而，五年之后，燕昭王去世，儿子燕惠王继位。燕惠王小的时候，虽然也曾听说过国家遭受战乱，受大国欺负的经历，但他毕竟生在盛世，长在宫廷，家仇国恨没有切肤之痛。相反，在做太子的时候，和将军乐毅的一点小矛盾，却刻骨铭心，耿耿于怀。

所以燕惠王登基后，立刻罢免了乐毅的上将军，换上了一个名叫骑劫的人担任。乐毅怕被杀，逃亡赵国。

乐毅离开燕国逃往赵国的消息传到了齐国，齐王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希望，于是发兵攻打燕国。齐国将军田单，仅仅凭借即墨一座城池的兵力，就打败了燕国军队，燕国新任的上将军骑劫在战乱中被杀。齐国夺回了被燕国占领的大部分土地。从此燕国再无起色。直到57年后，燕王喜被秦国俘虏，燕国灭亡。

晋文公创业，孙子灵公败家

晋文公重耳登基的时候已经62岁了，在这之前他在国外逃亡了19年。公元前637年晋惠公夷吾死了，秦穆公不满意晋国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不辞而别，就找来晋惠公夷吾的哥哥重耳，派军队把他护送回国登上王位，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登基不久，大臣吕省等密谋造反，要放火焚烧王宫，杀死晋文公。

有一个宦官名叫履鞮的，得到这个消息后，偷偷跑去想告诉晋文公。由于这人当年曾奉命追杀过晋文公，所以听见他来求见，晋文公不但不见他，还派人传话斥责他道：

“当年我在蒲城，你杀我不成，割断了我的衣袖。后来我随狄君出猎，你又替晋惠公来追杀我。晋惠公给你三天的期限，你一天就赶到了，真卖力气。”

履鞮受了责骂，回答说：“我是个受过宫刑的人，对君主不敢有二心，因此得罪了你。你现在虽然为君王，难道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蒲城和狄国那样的灾难了吗？管仲曾经拿弓箭想射杀齐桓公，射中了齐桓公的皮带钩。后来齐桓公不计较，靠着管仲的辅佐称霸诸侯。现在有个受过宫刑的人有要事向你报告，你却不肯接见。灾祸不久就要降临了。”

听到这话，晋文公赶紧接见了履鞮，这才得知了大臣要造反的消息。由于晋文公刚刚登基不久，手下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就偷偷地跑出都城，到秦军驻扎的王城求见秦穆公。三月己丑，吕省果然造反，焚烧了王宫，可是却找不到晋文公。这时候秦国的军队再次护送晋文公返回国都，并杀死了谋反的大臣。晋文公重新掌握了国家。

晋文公登基之后，修明政治，施恩百姓，联络诸侯，尊崇周天子。

晋文公四年，楚国攻宋，宋国向晋国求救。当年晋文公重耳逃难途中，曾经受到宋国的帮助，于是晋文公决定出兵救宋。

晋国军队和楚国军队在战场上相互对垒了，可是，晋文公当年逃亡时，也曾经受过楚国的帮助，于是，晋文公不食前言，在楚军进攻时，主动撤退，退避三舍。最终，晋文公靠德政，在诸侯和周天子那里确立了霸主的地位。周天子派王子虎册命晋为诸侯霸主，并赐大车，红色弓箭一百副，黑色弓箭一千副，香酒一坛，玉勺及勇士三百人。

晋文公五年，与诸侯会盟于晋国的国都践土（今天郑州北30公里处）。当年冬天，晋文公又在温城大会诸侯。

晋文公在位九年，71岁去世。他的儿子欢继位为晋襄公。由于晋襄公欢年纪比较大，有过跟父亲逃难的经历，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所以，晋襄公继位以后，还是能够继续晋文公的衣钵。可是晋襄公毕竟年纪大了，在位七年就死了，他的儿子，也就是晋文公的孙子夷皋继位为晋灵公。晋灵公生下来晋国已经是太平盛世，所以，他的作为就和他的爷爷、父亲迥然不同。

晋灵公奢侈无度，胡作非为。他最爱玩的把戏是叫宦官、宫女，甚至大臣站在下面，自己在楼台上用弹弓射人取乐。厨师炖熊掌不烂就把他杀了，还叫妇人把他的尸体搬过朝堂丢弃。

大臣赵盾劝谏，晋灵公不听，反派人去刺杀赵盾。杀手到了赵盾家，见家中十分节俭，感叹道：“杀死忠臣和违抗君命，罪过都是一样的。”于是自己撞树而死。

不久，晋灵公又埋伏武士要刺杀赵盾，又被晋灵公自己的厨师通风报信，冒死相救，赵盾又得以脱险，不得不逃离都城。

后来，赵盾的同族兄弟将军赵穿，在桃园刺杀了晋灵公，迎回了赵盾。晋灵公无道，赵盾受到百姓的拥戴。赵盾和兄弟赵穿拥立灵公的叔叔黑臀继位为晋成公。由此，也就埋下了晋国大臣专权，六卿争斗的祸根。直到若干年之后，赵、魏、韩诸卿瓜分晋国，晋国分裂为赵、魏、韩三个诸侯国。

为什么这些诸侯大国的子孙不能继承先人的强大？

齐、楚、燕、晋诸国由盛到衰的历史事例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没有经历过苦难，不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守之更难的道理，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

生活在宫廷里，尤其是生活在盛世的王子们，从小养尊处优，虽然获得最高权力也要经过勾心斗角，甚至流血牺牲，但是，毕竟那是自己该得的东西。得到它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好不要失去。所以，大多数王子登基之后，并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一个是享受权力，一个是保护权力。

另外，由于他们从小生在宫廷，往往一生下来自打懂事起，眼前就是父王创下太平盛世。所以，他们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的天下永远就是这样的太平盛世。即使有历史典籍的借鉴，有父辈师长们的教诲，但是他们不会听得进去，也想象不出这个太平盛世一旦没有了会是什么样的恐怖。所以他们无动于衷，我行我素。

更由于上接盛世，国家朝廷，钱粮兵马，取之不尽；能臣良将，杀之不竭。做君王的，奢侈浪费，不过沧海一粟，一国之君，能吃多少用多少？一言逆耳，杀一二忠臣良将，也不影响国家运转和对外御敌。

然而，君王奢侈浪费，大臣、官吏必然效法。杀忠臣良将而任用阿谀小人，必然使吏治腐败。忠臣良将得不到晋升，必将使人人不修真才实学，而效法阿谀奉承。阿谀奉承不仅仅是说几句好话，阿谀奉承必然要与贪污腐败紧密相联。古话，不能光拿话填人。上行下效，渐渐地整个领导国家，带领民众的官吏体系腐败，进而蔓延到人心的道德沦丧，接下来就是亡国。





二 困苦造就了秦始皇伟大的人格


童年的经历对秦始皇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在根本上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王子皇孙。使他没有在祖辈们创下的盛世江山上享受荣华，而是一刻不懈地奋斗努力，朝着一个当时人们不能想象的宏伟目标，努力推进。

归纳起来，大约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到了诸侯间的战争，是一切苦难的根源

由于童年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赵国的底层，亲眼目睹了诸侯间的战争给人带来的肉体痛苦，和亲情悲伤。更有甚者，秦始皇自己也亲身经历了被人追杀，亲眼看到和体会到了自己和母亲对于死亡的恐惧，他眼里的人，不再是大多数帝王眼中的臣民，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贱如蚂蚁的活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恐惧、有悲伤，如同自己一样的生灵。由此秦始皇认识到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并找到了引发残酷战争的根源。

他曾在公开场合说：“天下之所以饱受苦难，征战不断，都是因为有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存在。”[1]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在思想深处，已经开始怀疑，并且大胆否定了几百年来，周天子制定的天子诸侯的国家制度。而一个“苦”字，道出其对诸侯之间战争的憎恨。战争在秦始皇的手里，不再是杀人的手段，秦始皇要用战争消灭诸侯王国，最后消灭战争，以解黎民之苦。

上述观点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秦始皇是一个暴君，他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他杀了很多人。有一个形容词被后人广泛地引用，以此来描述秦始皇统一战争的残酷，这就是西汉文学家贾谊的名句：“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说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杀死了百万以上的人，流的血能够漂浮起盾牌。

然而，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贾谊的这八个字形容词不符合历史的记载。秦始皇并不是通过屠杀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恰恰相反，他以极小的伤亡，完成了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

而之所以能以极小的伤亡消灭诸侯六国，完成最需要残酷战斗的统一大业，也并不是如我们习惯上所认识的那样，是因为秦国过于强大，诸侯过于弱小。

较少的伤亡来自于秦始皇的仁慈，来自于选择合适的将领和运用巧妙的战略。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四章至第六章将专门论述。

（2）认识到诸侯间的反复无常

战国时期的各诸侯王国之间，彼此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血缘和联姻关系。说到底，原来是一家人，眼前也沾亲带故。可是，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杀，却一点也没有沾亲带故的怜惜之心。而且，每一次诸侯之间的战争，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正义之师，王者之师，可是实际上，都是利益和恩怨的产物。每一次战争流血杀戮的结果，往往是酒桌上相逢一笑，恩仇泯灭。

当年秦国攻打赵国，血战数十月，连累秦始皇母子逃命，家破人亡，差点就命赴黄泉。可是战事过后，两国又化干戈为玉帛。等子楚登基，赵国更是把秦始皇母子奉为上宾，车马衣锦而使还。从小就生活在王宫里的王子们，不会体会到这种巨大的变化，从而产生对各诸侯王的藐视和不信任。秦始皇不然，在道德上消除了与诸侯盟国忠、义的桎梏，这就使得他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几乎不提出任何攻伐的理由，同时也不被任何的求和理由所动摇，一直要把战争进行到最后的胜利。

如果把秦始皇的战争，与秦国另外几位贤明君主发动的战争作比较，这一点尤为明显。

秦始皇的战争，目的明确，就是要消灭诸侯统一中国，而秦国历史上其他贤明君主，则大多沉湎于诸侯间的这种权术游戏，仅仅满足于依仗秦国的强大，玩弄诸侯于股掌之间。从这点意义上讲，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而其他人不能，不仅仅是因为秦始皇的秦国强大，更重要的是认识问题，思想境界问题。

（3）明白了尊贵和权力来之不易

品尝到了世事的无常，明白了权力和国家的强大，都有可能瞬间消失。所以，一旦拥有了权力和强大，就要把它利用到极致，否则，时不我待。

秦始皇出生在赵国，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互相交换太子，以为人质的情况很普遍。但是像秦始皇这样，打记事起就遭到所在国追杀的情况，绝无仅有。从两岁到十岁，秦始皇过的是隐姓埋名，担惊受怕的日子。这日子甚至不如最低贱的奴隶。但是，突然有一天，赵国就换成了一副笑脸，把他们母子尊为上宾，并且锦衣仗车，护送回国，不久，秦始皇又登基为王，贵有天下。这一切的变化，如同做梦。这样大的变化，会怎样潜意识中主宰秦始皇今后的思维和行为呢？

历史典籍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从我们身边的活生生人的表现来推断一下。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事例：穷苦的人，地位卑微的人，一旦获得权力，他会怎么样？他会把权力使用到极致。本性善良的，会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获得更多的权力，把官做大，再做大。把钱挣多，再挣多；而本性邪恶的，则凡是权力能够得到的东西，他都要得到，不管是合法还是违法。贪污受贿，玩女人，奴役下属和百姓等等，坏事做绝。

相反，地位不是那么低贱的，本来就拥有相当财富的人，或者从小生活在富足权贵家庭的人，一旦获得了权力和金钱，反倒不像低贱卑微的人那样穷凶极恶。他们经常会表现出要享受现有权力和金钱的知足。如果没有意外的打击和挫折，对于获得更高的权力和更多的金钱的欲望，反而不那么强烈。这种人，做起好事来，不会是丰功伟绩，做起坏事来，也没那么罄竹难书。

这种现象，正好能够解释秦始皇和其他君王的差别。

秦始皇接过来的是曾祖父秦昭王创下的盛世霸业。虽然他继位的时候只有13岁，但由于秦始皇从根本上不同于秦国，乃至各诸侯国的君王，所以他没有像其它诸侯的太子们那样，心安理得地享受先祖留下的荣华富贵，而是把童年时代积聚下来的苦难转化成人生理想和政治野心，在秦国强大的国力军力所搭建的大舞台上，时不我待地急切施展。

秦始皇是怎么统一中国的？

他都做了哪些与众不同的大事，使得祖先几代人都没能实现的宏图大业，在他手里梦想成真？

如果我们读《史记》，仅从文字的表面来理解，想看看秦始皇为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都做了哪些值得青史留名的事情，一定会失望。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只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秦始皇从13岁继位到39岁统一中国，在这26年的时间里，他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为自己，一件则是犯了一个错误。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三 复网友秦始皇的姓氏


《真秦始皇》出版后，很多网友来信留言与我探讨秦始皇姓氏问题。有网友引用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说秦始皇应该姓名，名曰赵政。

的确，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的确写到：“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但是却未说明这“姓赵氏”依据为何。

我们知道，史书的文字其实分为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作者记录下的“材料”，一部分是作者阐述的“结论”。

如果一部史书中，材料与结论经常抵牾，我们就会说这个作者不够严谨。当作者选取的材料与他阐述的结论产生矛盾时，读者应该采信材料，尔摒弃其结论。

秦始皇的姓氏就有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司马迁记载的材料：

秦始皇的祖先属于颛顼部族。秦始皇的祖先大费（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舜帝让他为自己驯养禽兽，并赐给他赢姓。

商纣王时期（约公元前1046年），秦始皇的祖先有个名叫蜚廉的，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季胜，一个叫恶来。

季胜这一支五世之后有个子孙名叫造父，因为善于驾车，并在周穆王平定徐偃王叛乱时有功，被周穆王赐封在赵城（今山西洪洞县附近）。造父这一支的子孙从此以封地为氏，姓赵。后来的名人晋国的大夫赵衰，就是造父这一支的后人。有名的“赵氏孤儿”说的就是赵衰子孙的事情。

蜚廉还一个儿子恶来早逝，其子孙也住在赵城，也姓赵。恶来五世之后有个儿子名叫非子，非子搬到了犬丘居住（今陕西省咸阳市的西面）。非子因为替周孝王饲养牲畜有功，周孝王便把犬丘向西300里的西犬丘赐给非子做封地（今甘肃省清水县）。由于这块地方当时称为秦地，于是，就让非子继承赢氏的封号，号称秦赢。（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前890年。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秦始皇原本赢姓的祖先就分岔为赵氏和赢氏两支了。）

非子的后人秦襄公因为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周平王便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他，并封他为诸侯。秦国始立。过了512年，公元前259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邯郸。

如果根据司马迁叙述的这个繁衍过程，秦始皇是非子、秦襄公这一支的子孙，理应承袭赢氏，这明显与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姓赵氏”的结论相抵牾。我们应该采信其材料，摒弃其结论。

故而，秦始皇当姓赢氏，曰嬴政。

《史记》中这样的抵牾有很多，本书后面还有详述。《真项羽》《真李斯》《真韩信》也多有论述。很多情况下，当我们采信司马迁的结论时，整个事件便破绽百出怎么也理不顺，而一旦摒弃结论，采信其材料，一切便迎刃而解。





第三章


张冠李戴逐客令


秦始皇统一中国有功。三皇五帝，汉武唐宗，宋元明清，功莫大彼。

然而我们读《史记》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秦始皇从13岁登基，到39岁统一中国，细想想，似乎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文不见惊世韬略，武没有御驾亲征，只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平定嫪毐叛乱，二是下逐客令驱逐非秦国人。平定嫪毐叛乱是为了自己坐稳江山，而逐客令则是愚蠢的错误。

如此说来，如果我们按照《史记》的误导来看秦始皇，不仅其继承王位是因为吕不韦的阴谋得逞，其统一中国，也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坐享其成而已。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一节

“大索，逐客”原因谬误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发布御令，在全国“大索，逐客”。

大索，就是大规模搜索。大规模搜索谁？文中没有交代。

逐客，意思清楚，就是把不是秦国而客居秦国的人赶出秦国。

如果把大索逐客四个字连起来推断，说大规模搜索的就是居住在秦国的外国人，然后把他们赶出去，讲得通。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没有说明下逐客令的原因，而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对此事的起因有明确的叙述。

逐客的起因，是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引发的。郑国从韩国来，帮助秦国修渠。秦国的王公大臣怀疑郑国帮助修渠是假，借此消耗秦国国力是真。于是劝说秦始皇发布命令，把不是秦国的人驱逐出秦国。[1]

但是这里只有“逐客”，没有“大索”。只说驱逐外国人，没说要在全国大规模搜查外国人。

《史记·河渠书》里，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秦王或者秦国官吏审问工程师郑国的过程。

郑国做间谍的事情被发觉后，秦王要杀郑国，郑国为自己辩护道：

“虽然我是来做间谍的，但是河渠修成后却对秦国有利啊。”

秦王觉得他说得有理，就让他继续修渠。河渠修成，可以灌溉农田四万余顷，亩产能够达到一钟。于是关中成沃野，从此无灾年。秦国因此富强起来，终于兼并了诸侯，因此，将这个水利工程命名为郑国渠。[2]

郑国渠是以泾水为水源，灌溉渭水北面农田的水利工程。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120多公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

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郑国渠和灵渠，是秦国兴建的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灵渠至今还发挥着水利灌溉和运输的作用。

如果依据《李斯列传》和《河渠书》的记载，大索逐客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引起的。分析下来，逐客令是荒谬的，秦始皇是愚蠢的，武断的，弱智的。

为什么是愚蠢？修建一条灌溉渠，即使在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时代，在其连连战争大大消耗了秦国国力的基础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河渠的建成，可以大大改善秦国地处西北，干旱缺水的农业现状，进一步增强秦国的国力。停止修渠，工程荒废，岂不愚蠢。

为什么是武断？修渠是否真的是韩国人的阴谋？没有调查，没有证据，没有经过商议，就这样轻率地在全国大肆搜索、驱逐外国人，太专断刚愎，难怪后来侯生、卢生私下说：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愎自用；难怪王翦私下对人说，秦始皇粗暴而不信任人。这些本不该采信的密谋之语，与之相印证，反而弄假成真了。

为什么又是弱智？仅凭王公大臣们的几句毫无根据的猜测，就下达了影响面如此广泛的逐客令，伤害了秦国许多高级官员和国家栋梁之才。把他们赶走，不仅带走了秦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机密，还把人才送给了敌人。更何况，在战国那样的年代，各国人员流动十分普遍，如何能彻底分清是秦国人还是外国人，下此命令，岂不弱智？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大索逐客真的如《史记·李斯列传》所描述的，是因为韩国人郑国帮助秦国修渠引起的吗？

有五点理由可以否定郑国修渠与大索逐客的因果关系：

（1）郑国渠建造的年代与大索逐客有矛盾

郑国渠开工于公元前246年，即秦始皇元年，完工于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据此推断，秦始皇13岁即位之前，郑国就应该已经到了秦国，并且获得了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的信任，官居高位，这样才能得以领导修渠这样的浩大工程。

秦始皇13岁即位，郑国渠已经开工挖掘。而逐客令的颁布是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这个时候，郑国渠已经完工，或者接近完工。120公里长的河渠，有些渠段可能已经开始使用，局部区域可能已经开始受益。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发布停工、逐客的命令？发布停工命令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决策应该是：继续建设，将接近尾声的工程完工使之发挥作用，而不是功亏一篑，除非是个笨蛋，弱智、疯子。这正好是《史记》乃至后世史书，极力要塑造并留给后世的秦始皇的形象。

（2）《史记·李斯列传》与《史记·河渠书》记载相矛盾

《李斯列传》记载，郑国来帮秦国修渠，事情败露，于是在秦国宗亲大臣的劝说下，秦始皇发布了逐客令，后来在李斯《谏逐客书》的劝阻下，秦始皇才废除逐客令，让郑国继续修渠。

而《河渠书》记载的却是，事情败露后，秦王要杀郑国，郑国为自己辩护。听了郑国的辩护，秦王觉得有道理，马上释放了郑国，让他继续领导修渠。

根据《河渠书》的记载，秦始皇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再下逐客令驱逐外国人。李斯也没有时间和必要写《谏逐客书》劝阻逐客。

（3）李斯《谏逐客书》中只字未提郑国

《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在记载逐客这件事情上，有一点是一致的：逐客令是因为李斯上书《谏逐客书》，引起秦始皇觉悟而废止的。

如果大索逐客是因为郑国修渠引起的，那李斯在其《谏逐客书》中应该有所论及，而且必须以此为重点来行文。只有攻破其因，才能改变其果。

实际上李斯的《谏逐客书》只字未提郑国以及修渠之事。

（4）秦始皇并不是一个耳根软意气用事的人

如果我们对照秦始皇九年、十年秦国发生的事情，看看秦始皇如何处置嫪毐叛乱这件事情，就会发现，秦始皇并不是一个喜怒无常，见风就是雨，随意发号施令的人。

有人告发嫪毐淫乱，私通太后，图谋造反，秦始皇并没有立刻把嫪毐拿下斩首，而是派官员查实。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下吏治。”既不是派亲信私自调查，秘密报告，也不是先下手为强，抓了再说。而是交给有关部门去调查处理。

等到嫪毐采取行动了，发兵攻打蕲年宫，人赃俱获了，秦始皇才发兵平叛。平叛之后，根据罪行轻重，依法处置。确实参与叛乱的，斩首。门客舍人，区别对待，或劳役，或迁徙。对相国吕不韦，因为没有参与叛乱，但是祸由吕不韦起，所以只是罢相，而不是像历史上其他君王那样，不问青红皂白，斩首灭族，以绝后患。对吕不韦的舍人李斯，因为没有参与叛乱，也没有参与进献嫪毐，与此事无关，继续重用。

（5）此时的韩国已是囊中之物

秦始皇十年，虽然秦始皇刚刚亲政，统一中国的战争还没有全面展开，但是，韩国已经完全成为秦国的囊中之物。如果不是战略上的考虑，秦国早在秦庄王元年，就可以派一员偏将几万精兵，南下攻克韩国都城郑，擒获韩王。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本书第四、五章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因此，此时秦始皇不会为韩国这样一个瓮中之鳖而大动干戈，大索逐客。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索逐客与郑国修渠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郑国帮助秦国修渠是事实，是否为韩国派遣来做间谍，证据不足。即使为韩国派遣，修渠的目的是为了消耗秦国的国力，后来阴谋被秦国发现，秦国要杀郑国，《史记·河渠书》中记载的“秦欲杀郑国”的秦，未指明年代，以修渠的年代推断，应当在修渠的初期，或中期，为吕不韦执政期间较为合理。后来经过郑国自己辩护，说通了秦国当权者，于是继续修渠，事情得以圆满解决。而大索逐客是在郑国渠接近完工，或完工之后的事情，其起因另有蹊跷。

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秦始皇如此大动干戈，在全国范围内大索逐客？

想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对秦始皇即位之后，所面临的国内国外的局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注释：

[1]《史记·李斯列传》：“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2]《史记·河渠书》：“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第二节

秦始皇接受的秦国有多大


公元前247年5月，13岁的赵政登基为秦王。这个时候，秦国到底占据了多大的疆域面积？其在战国七雄中实力如何？

《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开始部分，对当时秦国的疆域有一个大致的描绘，但是，这个描绘并不完全正确。

《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的秦国占有巴郡、蜀郡、汉中郡。这块地方是在西安以南，从湖北十堰向西南45度，经巫山县，包含重庆市、泸州市、宜宾市，西至成都的地方。

拥有南郡。南郡西至巫山县，东到孝感市，北到襄樊，南至洪湖。也就是今天湖北中部地区。

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三川郡就是从三门峡至洛阳，南到河南省宜阳、伊川的一小块地方。这里原来是周天子的地盘，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又将其向东推进至荥阳。

加上原来秦国的地盘：东边起南北向黄河，西至甘肃天水市，北至陕西榆林，南到西安市以南的秦岭。[1]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一 《史记》夸大了秦始皇即位时的秦国疆域


对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13岁即位时，有一块地方的归属有疑义，其与实际战事的记载有出入。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当时北边已经收复上郡以东的土地，也就是已经拥有了黄河以东的河东郡、太原郡和上党郡。

不错，这三个郡在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执政的三年间，曾有记载被蒙骜攻克。

河东郡就是今天山西省侯马市一带，其郡所设在原来魏国的都城安邑。太原郡是山西省太原周围一直到接近石家庄的地域，郡所设在晋阳。上党郡是山西省长治市附近的区域，郡所设在长子。

但是到秦始皇即位时，上党郡、太原郡与河东郡，已在秦庄王三年魏将军无忌统领的诸侯联军的反击下，大部丢失。《史记》记载，当时秦军被诸侯联军驱逐出了黄河。也就是说，黄河以东的三个郡都丢失了。后来的实际战事记载证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五年派蒙骜重新攻克上党的长平等26座城池。直到秦始皇十一年，王翦攻克阙与城和橑阳城，这才完全占领上党郡。而太原郡则是到了秦始皇十五年，王翦大兴兵攻打太原郡，攻占了狼孟城，才重新完全占领太原郡。

实际战事的记载应当比作者的概括叙述更加可信，因此，这里采信实际战事的记载：太原郡、上党郡、河东郡在秦始皇13岁即位时，为赵国、魏国和韩国所有。





二 战国七雄，六分天下秦有其一


概括起来说，当时的秦国疆土，以今天的陕西省为主，占据着陕西省的大部，甘肃省的七分之一，向南延伸到河南的洛阳、荥阳一线，约为河南的四分之一。向西南占有湖北省四分之三，以及今天重庆市的大部，四川省四分之一，和湖南的极少部分地区。秦国的国土总面积，在战国七雄中占据六分之一。

甘肃的西北部，青海的大部，在少数民族羌的控制中。四川成都以西也为夷狄所控制。往北的内蒙，为魏国、赵国，以及匈奴的领地。如果把这些地域加进去，秦国的国土份额还要缩小。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远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齐之山东，赵之河北，韩、魏之山西、河南，燕之北京、辽东半岛，直至朝鲜的北部地区是人口最稠密、财富最集中、城市最密集的地区。

从今天的地图上看，虽然秦始皇的秦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疆土，但除了咸阳和三川郡之外，其他地区多为诸侯不齿的不毛之地，对秦国无论从经济、军事，还是人口方面，都贡献不大。

巴郡、蜀郡、汉中郡是吞并了当时边远弱小的巴国、蜀国而扩展的地盘。三川郡是吞并周天子的封地。只有南郡是从强大诸侯楚国手里切割来的土地。由于楚国土地十分广大，又无天险可守。所以，秦国攻占南郡之后，楚国就向东做了退让。





三 诸侯六国实力分析


战国七雄中，除秦国外，第一强国当属齐国。齐国当时的国土，北起河北沧州，往西至山东德州以西一百公里，向南至济宁、枣庄，一直到江苏的盐城。

齐国占据的是中国当时最富裕的地区，有战车万乘。

齐国自田乞担任宰相后，齐国国君几乎成了田氏家族手中的玩偶。田乞在齐国开了世袭为相的先例。从田乞之后，田氏世袭为齐国丞相。一直到四代之后的田和即位为齐国丞相的时候，他已经不满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齐庄公三年，田和联合魏文侯向周天子要封侯，周天子无奈同意了。田和始称齐侯太公。六年后，齐国的国君齐康公死了，于是田氏家族占有了齐国的封邑而称王。由于田氏几代一直在齐国为相，懂得如何治理国家，所以田氏称王之后，到了齐威王的时候，齐国开始强盛起来。

齐威王即位之初，不问政事，把国事委托给大臣处理。九年之间，诸侯都来攻打齐国，国力衰落。

突然有一天齐威王上朝问事，随即烹杀了阿城大夫，然后向西攻打赵国，迫使赵国把一段长城归还齐国。又在浊泽打败魏国，并围困了魏惠王，迫使魏惠王割观城求和。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例，就是齐威王听从段干朋的建议，组织实施的著名战役。于是，齐国大治，百姓人人尽忠，不敢文过饰非，其他诸侯20年不敢对齐国用兵。

齐国与秦国相比实力如何呢？

秦昭王时代，曾在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命将军蒙骜攻打齐国，但是没有攻城略地杀敌斩首的记录，由于史出《史记·秦本纪》，可以推断其进攻失利。第二年，秦国又联合赵、魏、韩、燕四国一起攻打齐国，虽然史载击败齐军，但仍然没有城池的任何斩获，可见其胜不足道。

齐国远离秦国，两国中间有韩、魏、赵相隔，多年来少有战火，国力强盛。

楚国国土面积最大，占据着淮河及向南的大片土地。从东往西划界，江苏的淮安，安徽的宿州以南，安徽的亳州，河南的淮阳、漯河、伏牛山地区，西到湖北的襄樊，皆为楚国地界。在当时，可以说是幅员辽阔。

战国七雄的国土加起来，楚国占其半壁江山。史书记载，楚国地方五千里，兵甲百万，其实力完全可以纵横中原。

楚有名将项燕，加之地处长江流域，水网纵横，湿热多雨，北方士兵多不服水土，地利是楚国的主要优势。

秦始皇二十二年，秦军在已经消灭了韩、赵、魏、燕四国后，发兵20万攻打楚国，竟然被楚军打得大败，楚国实力，可见一斑。

赵国当时的土地，向东占据河北保定，与燕国接壤；向南抵达河南省濮阳郊区，与齐国、魏国接壤；向西以黄河为界，占据山西平遥及以北的土地，与秦国隔黄河而望；向北有包头、呼和浩特。赵国占据了今天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赵国的土地面积虽然不是最大，国力也不是最强。但是，赵国人善战。赵国先有名将乐毅、廉颇、赵奢，后有李牧；良臣有平原君赵胜，蔺相如，可谓人才济济。赵国和秦国交战多年，将士百姓可谓身经百战。更为有利的是，赵国西有黄河与秦国相隔，形成天然屏障，北有长城护卫，可谓易守难攻。

秦昭王四十八年，秦国倾举国之力与赵国在长平决战，大将白起一举消灭赵国军卒40万，随后包围赵国都城邯郸。为了攻克邯郸，秦昭王亲赴前线督战，倾举国之力，几度增兵，几度易帅，猛攻两年，仍然不能攻克邯郸，可见赵国军民之英勇。

更有甚者，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秦大将王翦亲统大军北渡黄河攻打赵国，赵将李牧率领赵军分别在肥城和番吾两次打败秦军。真可谓自古燕赵多壮士也！

燕国占据河北、辽宁部分地区，都城就是现在的北京。燕昭王时代谦恭下士，召来四方贤才，与百姓同甘共苦，富国强兵，收复失地，曾经称霸诸侯。燕国远离秦国，有其他诸侯国作为屏障。

魏国主要占据今天的山西以及河南部分地区，西面以黄河为界与秦相望，东面以汾水为界与韩国相邻，由于魏国与韩国原来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所以，其国土互有交叉。西面河南郑州、汝阳为韩国，东面河南开封、许昌、新乡、安阳为魏国。魏国虽然不很强大，但是西有黄河天堑阻隔，外有韩国、赵国互为救援，又有信陵君无忌这样文武双全的良臣辅佐。历史上有名的窃符救赵就是信陵君审时度势，冒险一招棋，不仅救了赵国，也保全了魏国，所以说，魏国并不好对付。

秦庄王三年，秦大将蒙骜率领大军经过三年的苦战，好不容易攻占了黄河以东上党、太原一带城池，魏国将军无忌率领魏军并联合其他诸侯反击蒙骜，结果把秦军打得大败，一路败退过黄河，河东山西一线城池悉数失守。可见，魏国亦不能小觑。[1]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已经为他的子孙创立了一个很大的家业，但是，强大的诸侯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秦始皇要想消灭诸侯统一中国，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始。

不仅如此，魏将无忌刚刚率领诸侯联军大败秦军，而正是这一年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驾崩，年幼的秦始皇继位，如果魏无忌继续率领诸侯联军乘胜西进，难说秦国没有亡国的危险。

注释：

[1]《史记·秦本纪》：“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





第三节

儿皇帝秦始皇危若累卵


13岁的秦始皇是在整个国家刚刚战败，诸侯大兵压境，父亲秦庄王突然辞世的萧瑟气氛中，登基为秦王的。

由于年幼，国家大事都由大臣们全权处置。此时吕不韦为相国，执掌国家大权，李斯是他的门下舍人。蒙骜、王齮、麃公为将军，掌管军队。

年幼的秦始皇刚刚即位，便面临着内忧外患，天灾人祸。





一 来自五个方面的威胁


第一，各方叛乱不断

首先是晋阳城因军民的反叛而丢失。

晋阳城在黄河以东，晋阳的得失，对秦国意义重大。秦国想要向东发展，想要消灭诸侯统一中国，就必须东渡黄河，在黄河以东建立根据地并站稳脚跟。历史上秦国的君王曾不止一次地东渡黄河攻城略地，但其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曾经18次东渡黄河，而且也都是攻城略地战无不胜，也已经攻克并占领晋阳，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无法守住，不得不退回黄河以西。

到了秦始皇父亲秦庄王，采纳大将蒙骜的军事战略（关于蒙骜的军事战略，下一章有详述），又一次成功占领晋阳，并继而占领整个太原郡、上党郡和河东郡。然而，魏将无忌的一次反击，上述大部分地区丢失。

现在晋阳城的军民反叛，千辛万苦得来的据点再次失守，秦始皇面对的再次是滚滚流淌的天险黄河。

反叛还来自秦国的王室内部。秦始皇八年，秦始皇的弟弟长安君成蟜，率领军队去攻打赵国，东渡黄河占领了屯留城之后，便带领军队反叛。没想到军中士兵并不都愿意背叛秦国，结果发生混战，成蟜被杀。随后，秦国派去镇守屯留的将军又死在军中，屯留的士兵再次发生反叛。

反叛来自于秦国统治的城市、军队，甚至宫廷各个层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第二，天灾不断

秦始皇三年粮食严重歉收，发生大面积饥荒。

第二年十月，又有蝗虫从东方来，遮天蔽日，又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有蝗虫的年份，一定会造成大饥荒。由于大量饿死人，所以，又必然会造成瘟疫蔓延。

秦始皇八年，黄河又大规模泛滥，大批灾民向东逃难。

九年，气候异常，冬天特别寒冷，不少人冻死。

第三，一批老臣相继去世

秦始皇三年，老将王齮去世。

王齮是秦昭王时代的将军，在秦昭王晚期出现在战场上，估计当时比较年轻。有战功也有败绩。秦昭王四十八年十月，也就是秦始皇出生的那一年，王齮曾带兵攻打赵国，攻克了武安和皮牢，这是战胜的例子。秦昭王五十年攻打邯郸，却没有攻克。

秦始皇七年，大将蒙骜去世。这年秦国上空出现彗星，先在东方，后又见北方，五月转到西方。

古时认为，彗星出现预示着伟人辞世。蒙骜死的那年，彗星长时间出现在秦国上空，即使没有实际的威胁，在秦国人心中，难免没有很重的心理暗示。

蒙骜、王齮都是秦国的四世老臣，对秦国及秦王忠心耿耿，且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蒙骜、王齮死，秦始皇顿失左膀右臂及安危屏障。

第四，诸侯乘机攻秦，多处战略要冲失守

秦始皇六年，韩、魏、赵、卫、楚五国联合击秦，占领了寿陵。

第五，太后不轨，嫪毐得势，相国吕不韦做大

最大的威胁来自统治阶层的内部。吕不韦有与太后、嫪毐，以及舍人李斯联成一势的危险。

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得以继承王位的重要功臣。因此，在秦庄王掌权的三年里，吕不韦已经拥有了甚至超过秦庄王的权力。

吕不韦掌握军队，曾经带兵打仗。秦庄王元年，东周天子与各诸侯国商量，要联合攻秦，秦庄王派相国吕不韦率兵攻打。

吕不韦广招天下贤士，编撰《吕氏春秋》。这种事情历史上都是君王主持编撰，以为青史留名，可是吕不韦就敢。而且他还不避震主之嫌，广为张扬，将《吕氏春秋》发布在咸阳城门上，悬赏千金，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可见当时他在秦国的地位。借着编撰《吕氏春秋》，吕不韦网罗了很多有识之士。

嫪毐是吕不韦为了讨好太后找来的面首，由于得到太后的宠幸，嫪毐有了相当的势力。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始皇渐渐长大成人，可是太后还总是找吕不韦私通。吕不韦怕事情败露祸及自身，就悄悄地派人四处寻访，找到一个阴茎特别粗大的人名叫嫪毐，把他养在自己家中，打算进献给太后。

为了不使太后产生什么不好的想法，从而怪罪吕不韦绝情，吕不韦没有直接把嫪毐送给太后，而是想了个办法。他经常与嫪毐等一帮人饮酒作乐，席间让嫪毐当众用阴茎穿过车轮的辐条，使车轮转动。酒席上自然有宫里的各色人等，很快，这事就传到太后的耳朵里。不久太后传话给吕不韦，想得到此人。

可是，男人不许进后宫，太后宫里也是一样。秦始皇13岁即位，太后还很年轻，那时候的规矩，就得守寡，没有办法。于是吕不韦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告发嫪毐犯了当受宫刑的罪，让太后暗中使人贿赂主刑官，不对嫪毐行刑。同时拔去嫪毐的胡须，冒充阉人。这样，嫪毐就名正言顺地进入后宫，成了太后的面首，并得到太后的十分宠爱。

《史记》记载：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得到山阳之地作为封邑。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等事，都任嫪毐为所欲为。事无大小都是嫪毐说了算。后来又把河西太原郡封给嫪毐为毐国，可见其势力。

宫室车马衣服是一个国家官员的等级标志，这几乎也是封建君王能够顺利统治国家的基本手段。宫室车马衣服都任嫪毐随心所欲，仅这一条，就足以动摇少君秦始皇的统治。更有甚者，苑囿、驰猎也都随嫪毐决定。驰猎在过去是件大事。因为驰猎要动用军队。如果一个人可以随意调动军队驰猎，他也就很容易发动宫廷政变。

有了自己的领地，就能豢养自己的准军事武装；衣服车马不受限制，就可以凌驾于任何大臣之上；再加上能随意调动军队，简直就是君王一般的权势了。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李斯。李斯原来是吕不韦的舍人，靠着吕不韦的推荐，得以在秦始皇面前效力。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的时候曾在郡里当小吏。司马迁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次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不用担心人畜惊扰，于是李斯慨然叹息道：“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于是李斯决定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去跟荀子学习帝王治理天下的学问。学业完成之后，李斯估量楚王不值得侍奉，而六国都已衰弱，没有建功立业的希望，就西行来到秦国。[1]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将李斯归为有抱负有野心的那类人，不甘平庸，希望投靠权势以成就荣华富贵。

李斯向他的老师辞行时说的一段话，可以使人对李斯这个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也就便于了解秦始皇所面临的危机了。

李斯道：“我听说一个人若遇到机会，千万不可松懈错过。如今各诸侯国都争取时机，游说之士掌握实权。现在秦王想吞并各国，称帝而统治天下，这正是平民出身的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负的好时机。地位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就如同禽兽一般；只等看到现成的肉才想去吃，这种人是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而勉强直立行走的动物。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和贫困的境地，却不思进取，反而去非难社会、或者假装厌恶功名，标谤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本愿。所以我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2]

由于荀子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身边有大量学生记录老师的言行，所以，李斯与荀子的对话，我们予以采信。

李斯到了秦国，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没人搭理一个从国外来的无名鼠辈。这时，正赶上秦庄王死，新即位的秦始皇年幼，吕不韦独揽大权。应该说，是吕不韦慧眼识珠，发现了李斯的才能。

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而不顾一切的人是可怕的，是没有信誉的。谁能给他这些，他就为谁卖命。吕不韦给了李斯这一切，谁能保证李斯不会帮助吕不韦来颠覆秦始皇的王位？

太后、嫪毐、李斯，如果这样三股势力在吕不韦的召集下联成一势，秦始皇一个孩子，可以说是要废要杀，易如反掌。

注释：

[1]《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后来“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

[2]《史记·李斯列传》：“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微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託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也。”





二 书呆子的举报把秦始皇逼上绝路


秦始皇九年，最令人担心也是最危险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嫪毐发动武装叛乱。而叛乱的起因很可能是因为一个书呆子正义而好心的举报。

九年，秦始皇正式戴冠佩剑，执掌大权。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始皇刚一亲政，就有人举报，说嫪毐不是宦官，而且经常和太后私通，已经生下两个儿子，还密谋要让这两个儿子继承王位。

好心而公正的举报，把秦始皇逼上了绝路。

中国社会历来重男轻女。皇帝、男人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女人不行。男人当了皇帝，后宫三千可以名正言顺，女人不行。即使像武则天那样，养些面首也还得藏着掖着。所以，秦始皇母亲与嫪毐的不正当关系，实属国家一大丑闻，君王一大耻辱，秦始皇没法置之不理。

令秦始皇难堪的是，秦始皇的母亲如果和一个男人有性关系，那个男人就成了秦始皇的后爹，太皇；如果又是和名义上的太监有性关系，那更是乱了后宫的规矩；如果再生下两个孩子，怕是平民百姓也要生死相见了。

这就是当时秦始皇作为一个君王，一个男人所面临的愤怒和难堪。

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嫪毐既无文治之功，也乏武战之劳，却赐国封侯，凌驾于文武百官之上，这严重地动摇了秦国自商鞅以来所形成的赏罚分明的法治信誉。如果不予以严厉处置，不仅是国家君王的面子，家庭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朝纲颠覆的问题。文武百官将渐渐争相效法之，不能置之不理。

应该说，太后与嫪毐的关系，这么多年秦始皇不可能一无所知，可是如何处置却非常棘手。

动了嫪毐就牵扯到太后，那是自己的母亲。虽然帝王之家未必有多少骨肉亲情，但是，一是名声，坏了名声便可能给宗亲大臣废立的口实；二是实力，秦始皇虽然即位多年，但一直是儿皇帝，家有太后，国有仲父。仅嫪毐的封国，车马驰猎能够调动的人马，就足以让秦始皇难以对付。

更为严重的是，动了嫪毐，必然涉及到吕不韦，而满朝文武都是吕不韦的人，不是有提拔之恩情，就是有重用之信任。战国时期，一国重臣废立君王的事情屡见不鲜，轻而易举。真要动手，不定谁收拾了谁！

所以说，这么多年，秦始皇也许一直就是在装聋作哑，希望这件事不要挑明，等待将来事态发生变化再说。或许一段时间后，太后厌烦了嫪毐；或许嫪毐气焰太过嚣张得罪了吕不韦。太后或吕不韦有一方要收拾嫪毐，这时候再动手，才有取胜的把握。或者再过几年，等自己真正把政权、军权抓到手了，再作理论。

然而，不容秦始皇等待那个合适的时机，一个好心的举报捅破了窗户纸，秦始皇无法再置之不理，不然既动摇朝纲，也颠覆人伦。更为严重的是，也许在秦国的将军大臣中，有很多人不满吕不韦和嫪毐的作为，只是迫于无人做主，所以一直观望隐忍，希望有一天秦始皇亲政，出来主持公道。现在事情发生了，如果秦始皇不敢挺直腰板主持正义，必然使本来还心存一线希望的忠臣良将灰心失望，也许有些人干脆就趋炎附势，倒向嫪毐、吕不韦一方去了，秦始皇就会更加孤立，也许永远就要儿皇帝做下去了。

万般无奈，秦始皇只好孤注一掷，让负责此类事情的官员调查核实。

大约是察觉到秦始皇在调查自己，纸包不住火，于是嫪毐抢先下手。他伪造了秦始皇的御玺和太后的印玺，以自己的舍人为核心，调动了王城的卫队，还命令驻扎在县里的正规军加入。这还不算，嫪毐还联络了少数民族戎、翟作为外援，抢在秦始皇动手之前，率军攻打秦始皇居住的蕲年宫。

更为可怕的是，跟随嫪毐叛乱的，有很多秦始皇身边的侍卫官员。有宫廷卫队长卫尉竭，有管理京城政务的长官内史肆，有陪伴国王打猎的卫队总管佐弋竭，还有朝廷士大夫的长官中大夫令齐等。这些人，都应该是秦始皇身边的亲信，可是，不知道是因为被嫪毐的假御玺所骗，还是真就以为秦始皇不过一个孩子，大权在太后和相国手里，因而跟风叛乱，抑或就是忠心于嫪毐，要废秦始皇而立新君。总之，武装政变已经发生。

面对嫪毐的武装叛乱，秦始皇别无选择，只好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调动军队，与嫪毐激战。

昌平君、昌文君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这二人跟秦始皇的关系如何？他们在秦国的威信如何？办事能力如何？会否拒绝执行命令？会不会中途倒戈？可以这么说，现在秦始皇的性命，完全捏在此二君手中。

我印象当中，史学家郭沫若认为，其中的昌文君就是文信侯吕不韦，什么根据记不清了。如果是这样，那秦始皇真是冒了天大的风险。

吕不韦不会不知道，所有这些麻烦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自己不与太后私通，就不会有嫪毐，没有嫪毐就不会有今天的叛乱。即使没有这层关系，自己执政这么多年，没有依律办事，封嫪毐长信侯，给他封国，让其车马驰猎为所欲为，这才发展到今天有能力发动武装叛乱。毫无疑问，自己干系重大，罪孽深重。一旦平定了嫪毐叛乱，接下来追查责任，自己肯定是难逃一死。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乘此一乱，干脆带兵杀掉秦始皇另立新君。这样不仅可以继续掌握秦国的大权，而且过去的这些罪过也一笔勾销。

然而万幸，不管昌文君是不是吕不韦，在平定嫪毐叛乱中，昌平、昌文二君没有倒戈，也没有首鼠两端，而是坚定地带领军队，在咸阳城与嫪毐的叛军激战。终于，在斩首数百之后，平叛军队占了上风。叛军不支，嫪毐等几个主谋逃走。

于是秦始皇下令全国悬赏通缉嫪毐。有生擒嫪毐的，赏钱百万；杀死嫪毐的，赏钱50万。很快，嫪毐一干人被抓获。依照秦律，卫尉竭、内史肆、左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0人被斩首。嫪毐被处以车裂并灭族。嫪毐的舍人，罪轻的，罚劳役三年，其余人有四千余家被夺去爵位，迁往偏远的蜀地。

第二年，在政局基本稳定之后，以吕不韦与嫪毐叛乱有牵连，罢免了他的相国职位。

至此，秦始皇惊险地平定了内乱。





第四节

肃反扩大化秦始皇知错就改


本来，嫪毐叛乱到此已经完全平息，秦始皇应该开始运筹统一大业了，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

嫪毐的叛乱和吕不韦的专权，使得年少的秦始皇心有余悸。由于吕不韦当政十多年，嫪毐得势数年，其势力必然是盘根错节，于是，秦始皇就着在全国搜捕参与叛乱人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搜查清理与二人有关的党徒。

又由于吕不韦、嫪毐都不是秦国人，他们的专权和叛乱很容易使秦始皇联想到外国人都不可靠。加之很多由吕不韦提拔起来的官吏如李斯等也都不是秦国人，惊恐之中，秦始皇便下令把不是秦国本土的人都驱逐出去。两个举措连在一起，便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白色恐怖：“大索，逐客。”





一 “大索，逐客”缘于嫪毐叛乱和吕不韦罢相


认定“大索，逐客”的真正起因是嫪毐的反叛和吕不韦罢相，以及在全国搜捕嫪毐和参与反叛的人，而不是郑国修渠，有如下理由：

时间吻合

秦始皇九年平定嫪毐叛乱，随即在全国搜捕嫪毐和参与叛乱的人，这个时候是九年的年底，这个月天气非常冷，有人冻死。[1]

紧接着过了年，十年，“大索”，进一步搜捕与嫪毐叛乱有关的人员，这一年罢免吕不韦，然后“逐客”。

符合逻辑

23岁的秦始皇亲政，紧接着就出现嫪毐叛乱，而参与叛乱的又都是吕不韦提拔起来的官员，这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包括吕不韦、嫪毐，也包括与叛乱没有干系的李斯。

叛乱虽然侥幸平息了，在平定叛乱中，侥幸吕不韦没有站在嫪毐一边，可是那时候也许吕不韦自己是心存侥幸，现在被罢相，难保不会联合自己的势力，再生事变，谁知道李斯是不是埋藏在自己身边的卧底？所以，在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秦始皇采取了逐客的过激举措。借着全国正在搜捕嫪毐余党的紧急状态，干脆把吕不韦提拔起来的人，借口其不是秦国人，一律驱逐出境，免生后患。包括把亲生母亲赶出咸阳，以及发配嫪毐的舍人去偏僻的蜀，它们是一系列事情的连锁反应。

李斯的《谏逐客书》可为旁证

《谏逐客书》反复论证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放心使用非秦国的人才，是秦国发展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弦外之音是：不能因为少数人谋反，就怀疑所有外国人的忠心。非秦国出生的士人，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效忠秦国，为秦国的强大出力的。“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依据时间、逻辑和李斯《谏逐客书》的相互印证，大索逐客的真正原因就很清楚了，那是一个君王，一个人在遇到这样惊险的叛乱之后的合理反应，虽然过激，但不是愚蠢、武断和弱智。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是月寒冻，有死者。”





二 持节求生的文书榜样


震动朝野的嫪毐叛乱和吕不韦罢相，随即是波及范围更大的全国大索逐客，所谓风潮一起，身不由己。

御令来自君王，全国都行动起来了，想象一下一列飞驰的列车，一幢已经爆破的大厦，一个已经溃决而下的水库洪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一场政治风暴，怎么就能因为李斯的一篇小小的文章，立刻就出现逆转？火车急停在原地，倾覆的大厦重又站立，汹涌的洪水驯服地凝固倒流？这是怎样的一篇惊世奇文？

的确，李斯的《谏逐客书》非常有名，其谋篇布局、逻辑推理，乃至遣词用句的方法，几乎成为后世臣子劝谏君王、下级说服上级、被俘之人持节生存的文书榜样。这里我们不妨欣赏一下：

臣听说官员们建议驱逐客卿，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

从前秦穆公招揽贤才，西得由余于西戎，东得百里傒于楚国，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招来了丕豹、公孙友。这五个人都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了二十多个国家，得以称霸西戎。

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兴盛，国家因此富足强大，百姓们愿意为国家效力，其他国家也诚心归顺。击败了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政治安定，国家强盛。

秦惠王用张仪的计策，攻取了三川地区，向西又吞并了巴、蜀，向北占领了上郡，向南攻占了汉中，囊括九夷，控制鄢、郢，在东面占据了险要的成皋，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并进一步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他们面向西方，奉事秦国，功业一直延续到今天。

秦昭王得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使公室强大，杜绝了私门权贵的势力，蚕食诸侯的土地，终于使秦国奠定了统一天下大业的基础。

这四位君主，依靠的都是客卿的力量。由此看来，客卿有哪一点对不起秦国呢？假使这四位君主拒绝客卿而不接受他们，疏远志士而不重用，这样秦国便既无富足之实，又无强大之名。

现在陛下您罗致昆山的美玉，得到随侯之珠、和氏之璧，挂着明月珠，佩着太阿剑，驾着千里马，竖着翠凤旗，摆着灵鼍鼓。以上这些宝物，没有一样是秦国出产的，但陛下您非常喜爱它们，这是为什么呢？

若是一定要秦国所产然后才使用的话，那么夜光之璧就不能用来装饰宫廷，犀角象牙制品就不能为您所赏玩，郑国、卫国的美女也不能列于您的后宫之中，駃騠良马也不能填满您的马厩。江南的金锡也不该用，西蜀的丹青也不应用来当颜料。

如果赏心悦意、怡目悦耳的东西，一定要出自秦国然后才能使用，那么，用宛地珍珠装饰的簪子，玑珠镶嵌的耳坠，东阿白绢缝制的衣服、刺绣华美的装饰品，就不能进献在您的面前，那时髦而又高雅，漂亮而又文静的赵国女子不能侍立在您的身边。

只有那些敲打土坛瓦罐、弹着秦筝、拍着大腿、呜呜叫喊以满足欣赏要求的，这才是正宗的秦国音乐。像《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这些乐曲，则是其他国家的音乐。现在您抛弃敲打土坛瓦罐这一套秦国音乐而听《郑》、《卫》之声，不去听弹筝而欣赏《昭》、《虞》之曲，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穿了，只不过是图眼前快乐，以满足耳目观赏需求而已。

而现在您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此人能用不能用，也不问是非曲直，只要不是秦国人一律辞退，只要是客卿一律驱逐。这样看来，陛下所看重的是美女、音乐、珍珠、宝玉，所轻视的是人才。这并不是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

臣听说过土地广阔所产粮食就丰富，国家广大人口就众多，军队强盛士兵就勇敢。所以泰山不排斥泥土，才能堆积得那样高大；河海不挑剔细小的溪流，才能变得如此深广；而成就王业的人不抛弃广大民众，才能显出他的盛德。所以地无论东南西北，民不分这国那国，一年四季五谷丰登，鬼神赐予福泽，这就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原因所在。

而现在陛下您抛弃了百姓来帮助敌国，排斥宾客而使他们为其他诸侯国建立功业，使天下有才之士后退而不敢西行，停住脚步而不敢进入秦国，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啊！

非秦国出产的物品，值得珍视的很多；非秦国出生的士人，愿意效忠的也不少。现在您驱逐客卿来资助敌国，损害百姓以帮助仇人，在内削弱自己而在外又和诸侯结下怨恨，这样下去，要使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1]

这文章写得好。分寸的拿捏，段落的次序，逻辑的推进，不由人不服，不由君王不听。

第一句说：臣听说有官员们建议逐客，我心里以为，不妥。

明明这个时候逐客令已经颁布，而且是秦始皇亲自下达，但是，李斯这里却说：“臣闻”，“吏议”。你如果上来就说，陛下你下达的逐客令，我认为错了。一下子就把自己放到君王的对立面去了。秦始皇看你的信，心里先就有了五分的反感。也许就看了开头的一句话，龙颜震怒，根本不往下看了，再好的文章，再有充足的理由，也白搭。

“臣闻”，“吏议”，我听说，有官员建议，先就给了秦始皇一个台阶，仿佛这事还没定，仅仅是有些人在议论，我并不知道秦王你已经下了诏令，要是知道了我就不上此书，举双手赞成了。这样，下面的文章，好像就不是针对决策者秦始皇了，而仅仅是针对“吏议”的少数官员了。这样，秦始皇读此文章，心里就少了抵触，容易心平气和地接受文章的观点了。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一段，先拿秦国的祖先贤君做例子。

你说逐客错了，怎么错了？你算老几？上来先用祖先成功的例子震慑住君王，看看秦国的祖先是怎么引进外国人才，从而使秦国繁荣富强的。

“昔穆公求士”，“孝公用商鞅之法”，“惠王用张仪之计”，“昭王得范雎”。一一道来，不厌其烦。然后总结：

这四位君主，依靠的都是客卿的力量。由此看来，客卿有哪一点对不起秦国呢？假使这四位君主拒绝客卿而不接受他们，疏远志士而不重用，这样秦国便既无富足之实，又无强大之名。

祖先的例子，不容反驳。

好，这时候，“逐客”错了已经不容置疑，大道理你也明白了，所谓晓之以理。接下来，开始拿秦王你身边的事情来说事，所谓将心比心，动之以情。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陛下你用的玩的好东西，珠宝美女，骏马宝剑，音乐舞蹈都不是秦国产的，可是你坦然地享受着，爱不释手。可是对待人，却不是这样，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驱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这就开始上纲上线了。一个伟大的君王，怎么能够重色乐珠玉，而轻人民呢？

一味地奉承是不行的，该批评的时候还是要批评，要不然怎么能使君王虚心认错，从而改变主意收回成命？如果不能如此，写这封信还有什么意义？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一段，指明危害。

仅仅使秦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不够。人们往往会在错误和面子之间犹豫不决。尤其是君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怎么能轻易改变自己的御令呢？算了吧，下回注意吧。

不行！这里就要进一步指明危害。如果不立刻废除逐客令，后果严重。你现在这样做，是抛弃人民，迫使他们去替敌国干活，排斥宾客，使他们去帮助其他的诸侯。从今往后，天下有才能的人再也不敢来秦国效力，这就好比把自己士兵手里的武器夺下来送给敌人，把百姓的粮食送给强盗。

这段话，要用现在的语言，差不多是谴责，甚至责骂了。按说，这是下级给上级文书之大忌。但是由于已经有了前面的铺垫，信读到此处，估计秦始皇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深陷在深深的自责中。所以这个时候，面对上述严厉的文字，也只有对对对，是是是的份了。

本来，文章到此就可以打住了，但其实不够。重要的思想，一定要反复阐述。通过概括和重复，把文章的思想变成读者的思想；把文章的结论，变成读者自己的结论。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不产于秦国的物件中，有很多是宝物；不是生长在秦国的人，有很多愿意效忠于秦。今天逐客，把这些人才送去资助敌国，把百姓送去帮助仇人，这种做法，是既空虚了自己的国家，又结怨于诸侯。如此，想国家没有危难，不可能。

面对这样严重的后果，我们还能因为一点点个人的面子，而坚持错误吗？当然不能。

纵观整个文章的内容，论证的都是人才和忠心的问题，与间谍案风马牛不相及，其疏导的恰恰是秦始皇因吕不韦专权、嫪毐叛乱所产生的对客卿的不信任和恐惧。由于药对病症，所以药到病除。

新君初立，年轻气盛的秦始皇，读了李斯的这封信，抛弃个人的尊严得失，不顾宗室大臣的反对，立刻改正了错误，废除了逐客令，恢复李斯的官职，继续重用他的计谋。

认识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秦始皇不仅废除了逐客令，还亲自去雍城，把母亲迎回咸阳。第二年，正好嫪毐的舍人刑期届满，秦始皇又下令将他们从蜀地迁回咸阳。这等于是为广大受牵连者公开平反。

对于刚刚亲政的秦始皇，这多丢面子，多有损于威严！

但是，几千年来，被后世文人塑造成残暴，多疑，刚愎自用，心理阴暗的秦始皇，却实实在在就这么做了。这样的胸怀，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被后人传颂的贤明君主。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一下：

虽然我们说，大索逐客是肃反扩大化，是在全国实行了白色恐怖，但是，以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来看，秦始皇的这个白色恐怖还是很有分寸的。

比如，没有将嫪毐的舍人全部斩首，而仅仅是发配到偏远地区；没有将参与叛乱的军卒全部坑杀，而仅仅是处决了几个官员；对于非秦国本土的人仅仅是驱逐出境，而不是像世界上曾经发生的种族、宗教冲突那样，将非本族人、非本信仰的人全部处死，甚至将一个种族完全屠杀灭绝。

这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应该是十分罕见少有的仁慈行为。

注释：

[1]《史记·李斯列传》：“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壁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治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籍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者，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够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第五节

吕不韦为什么没有支持叛乱


在嫪毐叛乱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问题始终让人无法理解，那就是吕不韦为什么没有支持嫪毐？

不管率军平叛的昌文君是不是文信侯吕不韦，有一点是清楚的，吕不韦明知自己在嫪毐叛乱这件事上干系重大，错罪不轻，然而却没有参与叛乱。别人已经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吕不韦却闭眼忍耐。如果昌文君就是吕不韦，那就更傻了，卖力地去帮助秦始皇平定叛乱，这不是找死吗？这不有疑问吗？

以吕不韦帮助秦庄王立为嫡嗣的神机妙算，难道他预料不到，秦始皇收拾完嫪毐，无论是追查责任，还是要拿回权力，接下来一定会收拾自己。难道他不应该为自己的安危做点什么吗？为什么没有借此机会干脆废秦始皇另立新君？如此一来，岂不可以洗脱罪名，重掌大权，也免得后来饮鸩而亡的悲惨下场？

按照司马迁的描述，吕不韦是个奸臣。最初他帮助秦庄王就动机不纯，后来编写《吕氏春秋》是为了沽名钓誉，再后来竟然与皇后私通。所谓权、利、名、色，一应俱全。后来东窗事发，为了逃避更大的惩罚，饮鸩而亡，罪有应得。

以此吕不韦奸臣的形象，上述疑问便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试着摆脱司马迁塑造的奸臣形象，换个思路来看吕不韦。





一 我们先看性和道德的问题


易中天教授在他的《帝国的终结》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人对政治家的要求是，他必须也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尽管很多人不是，也不可能，但表面上必须如此。

像美国总统一面拉链门炒得沸沸扬扬，一面还能有很高的支持率，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一个政治家一旦道德出现问题，其它他所做的一切，都会因为他的道德不高尚，而引申出不高尚的动机，从而好事变成了坏事，变成了居心叵测，阴谋得逞。

关于吕不韦的道德水准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奸商问题。把吕不韦塑造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是司马迁的误导。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性的问题。吕不韦在性上面的犯规，却并不能武断地得出他一定就是个道德败坏的坏人。且不说中国古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天经地义，也不说干大事者不拘小节，有一个事实是，中国古代宋以前的性观念，远比后来的朝代要开放得多。

那时候没有处女观念

秦始皇的母亲开始和吕不韦有性关系，秦庄王看上她，并没有因为她不是处女而看轻她，明媒正娶，立为王后。

即位为秦王后，也没有因为我的王后曾经跟你吕不韦上过床，初夜给了你而与你产生芥蒂。照样委以吕不韦宰相的高位，并让其执掌兵权。秦始皇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母亲没有从一而终而感觉丢脸。

改嫁多次的东汉蔡文姬

蔡文姬是豪门之女，16岁嫁给卫仲道为妻。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卫仲道更是出色的大学子。可是不到一年，卫仲道便因咯血而死，蔡文姬守寡。后来蔡文姬被匈奴掠去，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在匈奴生活了12年，还生育了两个孩子。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感念好友蔡邕之交情，得知文姬流落在匈奴，便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35岁。在曹操的安排下，35岁的蔡文姬又嫁给了校尉董祀，似乎并没有人因为她数度嫁人，又被匈奴“糟蹋”而看轻甚至鄙视她。

两嫁父子的唐朝武则天

武则天原是唐太宗的妃子，唐太宗死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看上武则天，不但不避其为父王妃子的事实，公开与之通好，还废除原配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

齐襄公兄妹私通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着齐襄公与自己妹妹私通的故事。

齐襄公四年（公元前694年），鲁国的国君鲁桓公和夫人一起来到齐国见齐襄公。鲁夫人就是齐襄公的妹妹。齐襄公过去曾与妹妹私通，这次妹妹又回来了，于是齐襄公又和妹妹通奸，不想被其丈夫鲁桓公发现了，鲁桓公责备夫人，夫人受了委屈就告诉了哥哥齐襄公。齐襄公于是宴请鲁桓公，乘机把鲁桓公灌醉，然后派大力士彭生假装把鲁桓公抱上车，在抱的过程中，乘机勒断了鲁桓公的肋骨。

鲁桓公被抬出车时已经死了。鲁国人为此责备齐国，齐襄公就杀死彭生以向鲁国谢罪赎过。

兄妹私通，这是何等不堪的丑闻，又是发生在国君身上，还涉及礼数规矩甚严的鲁国，可是鲁国国君知道这事后，只是责备夫人，并没有将其休掉、处死、发动战争雪耻。而齐国国君也没有因此丑闻而遭到国人唾弃，引发大臣政变。

宰相田常开放后宫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还记载了一个故事，令今天的我们倍感惊诧。

田氏家族在做齐国宰相的时候，通过大斗放出，小斗收进的方法，在齐国收买人心。到了田常任齐国宰相时，田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强大。田常把鲍氏、晏氏、监止和公族中较强盛的全部诛杀了，并把齐国从安平以东到琅邪的土地，全部占据为自己的封地。田氏的封地比齐国国君领地还要大。

这个时候，田常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挑选身高七尺以上的齐国女子做后宫姬妾，并且让宾客侍从随便出入后宫，不加禁止。这样一来，没过几年，到田常去世的时候，姬妾便生下了七十多个儿子。田常去世后，他的儿子田盘接替他的职位，任齐国宰相。没人知道这个儿子的亲爹是不是田常。三代之后，田氏取代姜太公的后代为齐国君王，也没人知道，其是否真是田姓的血脉。

了解了那个时代的性观念，我们就能对吕不韦的行为有一个公正评价。再结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其帮助秦庄王的目的不是因为奇货可居，其编写《吕氏春秋》不是为了和四君子争面子，其饮鸩而亡也不是害怕进一步的迫害，就不难理解吕不韦对秦国的贡献，对秦始皇父子两代的忠心了。





二 卖爵换粮的正确决策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吕不韦是怎样帮助秦始皇，在内忧外患外的重压力下，渡过难关的。

秦始皇13岁即位，国事由吕不韦掌管。面对外部的进攻和叛乱，吕不韦毫不犹豫地用强硬手段，坚决反击和镇压。

对于秦始皇元年晋阳反叛，吕不韦派大将蒙骜率重兵全力攻打，最终将其攻克。

八年，秦始皇的弟弟成蟜手握重兵，在远离咸阳的今山西省屯留市附近反叛，吕不韦毫不犹豫发兵征讨。成蟜被杀之后，对参与反叛的官兵，也严厉惩处。参与反叛的军吏皆斩死，协助暴乱的民众都迁往临洮，彻底根除反叛的土壤。

对于诸侯联军的进攻，吕不韦毫不示弱，发兵反击。面对秦国的强有力的反击，诸侯五国撤退。

对于天灾，吕不韦则用经济手段予以化解。

四年十月蝗虫灾害引发的饥荒和瘟疫，吕不韦采取的措施是：以粮食换爵位。百姓有拿出一千担粮食的，赐给爵位一级。

这是典型的商人做法，遇事首先采取经济手段而不是暴力手段。

以粮食换爵位，被今天许多人贬斥成违法的肮脏交易：买官卖官。有人因此引发出，后世买官卖官吕不韦是罪魁祸首。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

爵位并不是官职，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有点像西方的爵士、骑士等。

国家遇见自然灾害，出现粮食短缺，无偿捐献出自己的粮食，帮助国家和百姓度过饥荒，本来就应该得到奖赏。在秦国当时的困难局面下，朝廷拿不出钱来大量购买粮食，也拿不出钱来奖赏出粮的人，难道还不应该给人一个荣誉称号吗？

所以说，在秦国当时的情况下，以爵位换粮食，是行之有效的高明做法。

如果强行向颗粒无收的百姓征缴赋税，或者干脆派军队到有粮食的人家里强搜缴，不仅蛮横，还容易引起内乱。如果向诸侯借粮，结果很可能是不但借不到粮食，反而会招来诸侯国落井下石的讨伐。

通过给一个荣誉爵位，既缓解了国内的自然灾害，又把大部分有钱有实力的地方豪绅收拢到了秦王朝周围，一箭双雕，既度过了灾荒，又巩固了统治。

应该说，无论是辅佐秦庄王登基，还是帮助秦始皇克服危机，吕不韦都是汗马功劳。

那么，吕不韦是不是自恃汗马功劳，就不担心秦始皇平定嫪毐叛乱后，会找他秋后算账了吗？

问题似乎没这么简单。不要忘了，给秦始皇带来最大的威胁是嫪毐的武装叛乱。秦始皇执掌国家的最大障碍是吕不韦手中的权力和他培养起来的官僚队伍。历史上对付这样的人，即使没有嫪毐反叛这个把柄，找个理由斩首夷族，以扫清障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事例不胜枚举。

吕不韦难道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究竟是认为自己可以功过相抵心存侥幸，还是心里有底不会遭斩首灭族的厄运？





三 伴君如何不伴虎


秦国自商鞅以来，制定了一整套法律体系，其对官员的提拔和处罚，都有一定之规。其结果就是官员们人心安定，不会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忠于职守，只要在工作岗位上干出业绩，就能得到提拔晋升。

秦国虽然没有留下成文的人事法典，但是考察历史的记录，其官员的任免奖惩，迥异于其他诸侯，也有别于秦孝公之前的秦国诸多君王。这也是秦国之所以能强大，秦始皇之所以能够消灭六国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官员的提拔都是君王一言定夺。这样的结果就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善于表达，懂得投其所好，会弄点玄玄乎乎新玩意的人，容易得到君王的青睐。

所以，战国时期有大量的辩士，游历于各国王室朝臣之间，推销自己的理论，以期一步登天。确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谋得富贵，甚至权倾朝野。这其中，确实也不乏有用之人。然而，这样的干部提拔制度却后患无穷。

驺忌子巧舌如簧，齐威王破格为相国

驺忌子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善于弹琴，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器乐演奏家。可是驺忌子就用一套玄玄乎乎的音乐理论，就在齐威王那里谋得了相国的高位。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驺忌子因为演奏乐器而得以晋见齐威王，齐威王很喜欢他，把他留住在宫中的右室。

一天，齐威王正在弹琴，驺忌子进门赞道：“琴弹得好极了！”

齐威王不高兴，离开琴手按宝剑说：“先生只看到我的样子，还没有认真观察，怎么能知道弹得好呢？”

驺忌子回答道：“大弦缓慢并且温和，这是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并且清亮，象征宰相；手指勾弦用力，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发出的琴声和谐，大小配合美妙，曲折不正之声不相干扰，象征四时。我由此能知道您弹得好。”

齐威王说：“你很善于谈论音乐。”

驺忌子说：“何止是谈论音乐，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都在其中啊！”

齐威王又不高兴说：“如果谈论五音的调理，我相信没有比得上你的。如果是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又怎么能在琴弦之中呢？”

驺忌子说：“大弦缓慢且温和，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且清亮，象征宰相；勾弦用力但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弹出的琴声和谐，大小配合美妙，曲折不正之声不相干扰，象征四时。回环往复而不乱，是由于政治昌明；连贯而轻快，是由于救亡图存，所以说琴音调谐就能保天下太平。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没有比五音的道理更相像的了。”

齐威王说：“好极了。”[1]

驺忌子就这样说了一通音乐的道理，夸了一通齐威王的琴艺，又把弹琴和治国之道牵强附会地胡说一通，三个月之后，齐威王就把他提拔为相国，还封给下邳之地为他的封国，赐爵成侯。

无征战之寸功，无治郡之寸绩，仅凭花言巧语，看得顺眼，立刻赐予万人之上权柄，委以治理国家之重任，岂不荒唐！

然而，司马迁却是以赞赏的文字写道：“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殊不知，这正是齐国之所以不能为秦国之强盛，而秦国能独得天下之关键。

我们来看看齐威王破格提拔的这个驺忌子后来是怎么表现的。

二十六年，魏惠王攻打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拿不定主意，召大臣讨论是否救赵。驺忌子根本看不清利害，提出不救。

段干朋反对，认为：“不救则不义，且不利。”

齐威王不解，段干朋于是给齐威王分析道：“魏国吞并了邯郸，就会更加强大，对齐国没有好处，所以应该救赵。但是，如果发兵直接去邯郸城外救赵，赵国得以解救，魏国也不伤毫发，齐国却劳师远遁，得不偿失。不如发兵向南去攻打魏国的襄陵，使魏国疲于救援，攻防难以兼顾。这样，即使邯郸被魏军攻克，我们也可以利用魏军的疲劳挫败它。”

结果齐威王没搭理驺忌子，而采纳了段干朋的建议，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领兵八万攻魏救赵。[2]

这就是成语围魏救赵的出处。这件事显示，驺忌子毫无治国之能。

驺忌子没有治国之能，不懂诸侯间利害，可是搞起钩心斗角却很在行，很花心思。驺忌子与大将田忌不和，于是就找了个机会，挑唆齐威王派田忌去攻打魏国。如果田忌战胜，则是他决策之功；如果战败，轻则受罚，重则送命，可解心头之恨。不管结果如何，驺忌子都能得利。一副小人嘴脸。[3]

三十五年，驺忌子又施毒计陷害田忌，逼得田忌不得不动兵造反，结果兵败逃亡。

齐威王三十五年，驺忌子的从人公孙阅与驺忌子密谋道：“您为什么不让人拿黄金十斤到街上去占卜，说是田忌的人。让他对卜师说：我们三战三胜，声威满天下，想要做大事，是吉利还是不吉利？等问卜的人走后，派人逮捕为他占卜的卜师，到齐威王那里验证问卜之辞，这样田忌有口难辩。”

于是驺忌子依计而行。果然，田忌听说驺忌子施此毒计陷害自己，知道难洗清白，一怒之下，就率领部下袭击临淄，想捉拿成侯驺忌子，没有取胜，只好逃往国外。驺忌子终于除掉了自己的心头之恨。田忌叛国而逃，身败名裂，家破人亡。[4]

这已经不仅仅是小人的作为了，而是地地道道的坏人了，完全是栽赃陷害。

虽然齐威王死后，他的儿子齐宣王把田忌从国外招了回来，恢复了官职。田忌也在后来著名的马陵之战中，和孙膑一起打败了强大的魏国军队，杀死了魏国大将庞涓，俘虏了魏太子申，解救了赵国、韩国之围。但朝中有驺忌子这样的坏人捣乱，朝风不正，好人受气，国家岂能发展强大？

所以，齐国在齐威王死后，仅传到孙子齐湣王，就遭灭国之灾。燕国大将乐毅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都城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齐湣王也被刺杀身亡。

管仲一手遮天，齐国后继无人

齐桓公的祖先姓姜，姜太公独钓渭水之人是也。姜太公的祖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和申两地。姜太公就是封在吕地的后人，因随封地而姓，姓吕名尚。

吕尚独钓渭水，遇见周文王西伯，辅佐西伯讨伐商纣王，辅佐周武王灭商纣，立周朝。周武王把吕尚封在齐国的营丘，吕尚便成为齐太公。这段时期的齐国是吕氏齐国。齐太公往后传至第15代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前，和兄弟纠争夺王位。管仲辅佐公子纠，为了阻止齐桓公即位，曾箭射齐桓公，射中衣钩，险夺性命。等到齐桓公即位后，立刻发兵向鲁国索要管仲。

齐桓公在给鲁国公的信中道：“子纠是我兄弟，我不忍亲手杀他，请鲁国将他杀死。召忽、管仲是我仇敌，我要求活着交给我，让我把他们剁成肉酱。不然，齐兵要围攻鲁国。”

鲁国害怕，就在笙渎杀死公子纠，公子纠的随从召忽自杀而死，管仲则要求囚禁并把他送回齐国。

齐桓公最初是要杀管仲以解心头之恨的，大臣鲍叔牙劝谏道：“我有幸跟从您，您终于成为国君。以您现在的尊贵地位，我已无法再帮助您提高了。您如果只想治理齐国，有高傒和我也就够了。您如果想成就霸业，没有管仲不行。管仲居住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然强盛。不能失去这个人才。”

齐桓公听从此言，假装索要管仲以雪仇恨，实际是想任他为政。管仲心里明白，所以要求返齐。

鲁国押送管仲回齐国，鲍叔牙亲自迎接，一到齐国境内的堂阜就给管仲除去桎梏，让他斋戒沐浴见齐桓公。齐桓公赏以厚礼，任管仲为大夫，主持政务。[5]

管仲确实是一个治理国家的人才，七年之后，就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

齐桓公曾经吹嘘自己的政绩：寡人南征至召陵，望到了熊耳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国；西征大夏，远涉流沙；包缠马蹄，挂牢战车登上太行险道，直达卑耳山而还。诸侯无人敢违抗寡人。寡人召集兵车盟会三次，乘车盟会六次，九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于一统。过去三代开国天子，与此有何不同！我想要封祭泰山，禅祭梁父。

《史记》和后来的各种文字，都是以赞美的笔墨来写齐桓公之不计前嫌用管仲，从而成就霸业的。这类文字在历史上多如牛毛，凡是能简拔人才的君主，都被后人描颂为开明君主。所谓知遇之恩，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其实是司马迁之文人的梦想，如同商人的发财梦一般。文人读了几本书，个个以为怀才不遇，希望能有一位贤明君主，伯乐识马，一步登天，荣华富贵，衣锦还乡。

然而，这样的用人之道其实后患无穷。

第一，人才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仅凭推荐者一面之词，或者自己的巧言令色，难免偏颇。

第二，打破了整个国家官僚体系的秩序，冷落了其他官员效忠尽力之心。

第三，使得人才不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力争好的业绩，从而得到提拔，而是向更高层次的领导投其所好；心思不是用在本职工作上，而是用在跑官要官上。长此以往，整个国家机器就会锈蚀。有门路的，纷纷不干正事忙着向上级领导献好；没有门路的，知道干死了业绩再好也晋升无望，难免消极怠工混日子。这样一来，国家各部门、各层次的整体绩效必然停滞。君王也不能从竞争中发现新的，更有才能的人才。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管仲重病，齐桓公问他：“群臣谁可以代替你为国相？”管仲回答：“没有谁比君王你更了解你的臣子了。”齐桓公问：“易牙这人如何？”管仲回答：“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国君，不合人情，不可用。”齐桓公又问：“开方这人如何？”回答：“抛弃双亲以迎合国君，不是人之常情，难以亲近。”桓公再问：“竖刀这人怎样？”齐桓公回答：“自己阉割自己来逢迎国君，不近人情，难以亲近。”[6]

结果是，除了自己，管仲谁也看不上。不是齐国没有人才，没有一个通过竞争，通过业绩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必然是后继无人。

不久，管仲死了，齐国没有良臣接替他的职位，各级官员不思进取，齐国随即出现混乱。

与君王随意提拔重臣相对应的，就是君王随意惩罚、诛杀大臣。二者是相互依附的，其根源都是君王对臣子的绝对权力，是缺乏法治和制度的必然结果。

随意简拔和随意惩处，其结果就是伴君如伴虎。

齐威王一怒，众大臣釜底成羹

同样还是那个齐威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用赞美的笔触记录他另一段故事：

齐威王即位以后，不理国事，把政事交给大臣办理，九年之间，各国诸侯都来讨伐，齐国人不得太平。于是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治理即墨，毁谤你的言论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田野得到开发，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积压公事，齐国的东方因而得到安宁。这是由于你不会逢迎我的左右以求得赞扬啊！”

于是，封给他一万户食邑，又召见阿城大夫对他说：

“自从你治理阿城，赞扬你的话每天都能听到。可是我派人到阿城视察，田野荒废，百姓贫苦。从前赵军进攻甄城，你未能援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也不知道。这是你用财物贿赂我的左右来求得赞扬吧！”

当天就烹杀了阿城大夫，并把曾经说过他好话的人也一起烹杀了。[7]

齐威王不仅烹杀了阿城大夫，而且还烹杀了所有说过阿城大夫好话的大臣。什么叫烹杀？就是放在锅里煮死。不仅手段残忍，而且缺少依据。

首先，齐威王并没有言明在先，什么样的政绩要杀头。阿城大夫这样的政绩是不是该杀头？

第二，派去暗访的人回来汇报的情况，是否符合实际？造成上述情况有没有特殊原因？没有给阿城大夫以申辩的机会。

即墨在齐国的国土深处，三面临海，西面是都城临淄，远离其他诸侯，自然不会遭到攻击而丢城失地，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因而也少有土地荒芜的现象。

阿城远离都城地处齐国的西面，与赵国、燕国接壤，经常会受到其它诸侯的攻击。以阿城一座城池的力量，自然难以抵挡，丢城失地在所难免。由于不断受到其他诸侯的侵扰，百姓逃难，那面土地荒芜。所以，阿城大夫十有八九是冤死釜底。

第三，没有阿城大夫花钱使人说好话的犯罪证据。

第四，即使有个别大臣收了阿城大夫的好处，替他美言几句，也不当死罪，更不该受烹杀这样残酷的刑罚。

第五，并不是所有说阿城大夫好话的，都接受了他的贿赂。

然而，齐威王九年不上朝，上朝一句话，就把这些曾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大臣烹杀了，如此，怎么能不让大臣将军们心惊胆战。

如果是面对这样的君王，身处这样政治环境的国家，吕不韦会怎么做？当然是铤而走险，支持嫪毐叛乱，废立新君，彻底洗脱自己的过错。即使反叛失败，不过也是一死而已。

注释：

[1]《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2]《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3]“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而命在公矣。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

[4]“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

[5]《史记·齐太公世家》“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於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6]“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

[7]《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





四 秦国的官员选拔制度迥异于诸侯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建立了一个干部选拔的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的：“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没有功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得获取高位和荣誉。

你得有业绩，不能凭出身，不能凭能说会道，不能仅有一番空头理论。业绩是选拔人才，提拔官员的唯一依据。

令人惊讶的是，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封建制度的早期，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生杀予夺，没有任何制约，然而在秦国，尤其是秦始皇，竟然能严格地遵守这样的干部提拔制度，令人惊叹。

商鞅靠业绩步步高升

秦孝公之遇商鞅，如同齐桓公之遇管仲。

齐桓公新君初立，想尽快站稳脚跟，使齐国强大并称霸诸侯，管仲受人推荐，得见齐桓公；秦孝公也是新君初立，以祖先秦穆公为榜样，要振兴秦国，收复失地，称霸诸侯，近臣景监推荐商鞅，君臣相见。

不同的是，齐桓公完全信任管仲，立刻把国家交给从来没有治理过国家的管仲管理。而秦孝公则是听了商鞅一套新颖的治国理论之后，觉得这套理论合乎自己的想法，决定任用商鞅。但是，秦孝公没有立刻授商鞅相国印，委以国事，而是首先推行商鞅的治国办法。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三年，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制订刑罚，在国内致力于农耕，对外鼓励效死作战，给以各种奖罚。秦孝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甘龙、杜挚等人不同意，双方为此有过争辩，最后秦孝公采用了商鞅的新法。新法刚实行的时候，百姓抱怨不休；过了三年，新法开始给百姓带来好处。实践证明，商鞅的新法不仅正确，而且其本人推行得也很成功，于是秦孝公才给了商鞅一个左庶长的职位。[1]

左庶长是个多大的官？

秦国的官爵共分二十级，有二十个大项的爵位。

一曰公士，步卒之有爵为公士。

二曰上造，上造，乘兵车也。

三曰簪褭，御驷马者。

四曰不更，主一车四马，不更者为车左，不预更卒之事也。

五曰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在车右者也。大夫主一车，属三十六人。

六曰官大夫，官大夫领车马。

七曰公大夫，公大夫领行伍兵。

八曰公乘，军吏爵最高者也，虽非临战，得公卒车。

九曰五大夫，大夫之尊也，税邑三百家。

十曰左庶长，众列之长也。

十一曰右庶长，尊于左。

十二曰左更，主领更卒，部其役使也。

十三曰中更。

十四曰右更。

十五曰少上造，皆主上造之事也。

十六曰大上造，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主上造之事也。

十七曰驷车庶长，乘驷马之车而为众长也。

十八曰大庶长，大庶长即大将军也，左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也。

十九曰关内侯，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

二十曰列侯，以一县为食邑，并得以自置吏于封地，上通于天子。

从这个官阶表中可以看出，商鞅虽然干的是谋划国家的大事，但最多只能是一个智囊团，丞相助理的角色，所以官阶仅仅是第十级。而九级以下皆为军吏，军吏大约相当连长、营长这么个级别，他们的待遇是，不打仗的时候，可以把战车、战马当交通工具使用。

随着商鞅的新法成效越来越显著，商鞅也屡建功劳，他的职位才步步高升。

秦孝公八年，商鞅率军与魏战于元里，有功。秦孝公十年，商鞅被晋升为十六级的大良造。

秦孝公十年，商鞅又率军包围魏国的都城安邑，并取得胜利。十二年，商鞅领导兴建咸阳城，筑冀阙，并指挥完成秦国迁都的大事。同年，还实施完成了合小乡集为大县的工作，将全国分为四十一县。同时丈量核算土地，十四年，开始赋税改革，征收土地田亩税。

经过辛勤工作，立有新的战功，抓城市建设卓有成效，国家行政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得以推行，开始税收工作，国力大增，拓展国土，外交工作成绩斐然，周天子赐予诸侯霸主封号，各国诸侯齐来祝贺。获得了这些成绩之后，秦孝公才封商鞅为最高级别二十级的列侯，赐予封地，执掌国家。

秦国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没有因为商鞅被杀而改变。

白起因战功封侯

秦昭王任用白起也是这样。秦昭王知道白起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是，对他的任用和提拔，也是随着战功的积累而步步高升。

白起是陕西省眉县人，善于用兵。秦昭王十三年，白起为左庶长，中级军官。由于战功，第二年升为左更。

后来由于攻打韩国、魏国有功，斩首24万，俘获敌国王子，又攻陷五座城池，被升为国尉。

由于渡河作战，攻陷安邑以东的地区，再被晋升为大良造。

这之后又过了十几年，白起又攻克了敌国几十座城池，尤其是攻陷了楚国的故都郢城，逼迫楚王把都城东迁到陈城，秦国把郢设为南郡，因此奇功，这才被封为武安侯。

秦始皇论功行赏用李斯

对李斯的提拔任用，可以清楚地看出，秦始皇在用人时的依律守法。

李斯初到秦国的时候，投靠在吕不韦门下，吕不韦赏识他的才能，把他推荐给秦始皇。如此，李斯才有机会向秦始皇进谏治国之道。

李斯对秦始皇说：“庸人不会抓住机会，而成大功者，就在于善于发现和抓住机会。昔日秦穆公虽然称霸诸侯，但最终不能东并六国，什么原因？因为当时的诸侯国很多，周天子的威望还没有完全衰落。所以五个诸侯国更迭称霸，推崇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王朝日渐衰微，诸侯相互兼并，秦国以东只剩六国。秦国乘胜之威，驾驭诸侯已经有六个朝代了。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中央一样。现在以秦国之强大，大王你之贤明，消灭诸侯就如同扫灭烛台上的灰尘一样容易。成就帝业，一统天下，此机会千载难逢。如果现在不抓住机会，诸侯一旦强大起来，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虽有黄帝的贤明，也不能完成统一大业了。”[2]

李斯的一番话，与秦始皇不谋而合。不过，秦始皇并没有头脑一热，委以相国印，让其治理国家，而仅仅是给了李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长史，在君王身边出谋划策。

有好想法的人，不一定能干善于实施，一切要靠实践来检验，要凭业绩来说话，要按业绩提拔干部。

秦始皇照李斯的计策去行事，派遣谋士带着金银玉玩分赴各国，游说诸侯。诸侯国的名士当权者，可以用钱财收买的，厚赠钱财；不能用钱财拿下的，利剑刺杀，用这种办法，使各诸侯国君臣分离。这之后，秦始皇就派良将重兵紧随其后，攻而克之。由于这些计策连连得手，李斯献计有功，秦始皇乃拜李斯为客卿。客卿有领兵打仗的，这时候的李斯有了实权了。[3]

秦始皇十年下令逐客，李斯上书劝阻，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废除逐客令，避免了一次重大决策失误。李斯又得到提升，官至廷尉。

等到秦王统一天下之后，根据李斯的才能和贡献，论功行赏，李斯才当上了左丞相，掌管国家大事。

论功行赏，根据业绩提拔官员，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这一举措的最大好处是，能使各级官员专心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在自己的岗位上建功立业。所有的官员都专心本职工作，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成绩，秦国焉有不强大之道理？！

秦始皇如何处罚过失

与齐威王随意烹杀众大臣，楚王一下子将70多个大臣灭门不同，秦国的君主很少有这样随意的残酷处罚。

比如秦始皇，嫪毐伪造御玺发动叛乱，依律当车裂，并夷三族，但是其他参与者，由于不是主犯，仅仅斩首，而不涉及其家人三族。嫪毐的舍人，由于没有参与叛乱，所以仅仅发配。秦将李信攻打楚国战败，秦始皇并没有因为其使自己威望扫地而对其加重处罚。在秦始皇执政期间，曾经有多次亲自交办的案件，办案的官员们无法破案，秦始皇并没有因他们办案不力而予以处罚。

秦国君王的依法办事，定会使秦国的臣子少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臣子心中有底，就能各尽职守。李斯敢于上书劝止逐客令，王翦敢于因为用兵的问题跟秦始皇叫板，李信战败也没有自刎或者投敌。

所有这些，也许就能很好地解释吕不韦为什么没有帮助嫪毐叛乱。

注释：

[1]《史记·秦本纪》：“三年，商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举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

[2]《史记·李斯列传》：“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觽，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醦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3]“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





五 吕不韦权衡利弊，选择守法


也许正是因为秦国完备的法律制度，因为君王们的自觉执行，使得吕不韦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和受到的处罚，心中有底。

身为国相，迫于太后的威势，封嫪毐长信侯，未依律执政，其错一；服饰车马驰猎任其所为，约束不严，其错二；嫪毐谋反，未能及时察觉制止，其错三。

反省自己，这几项错误不过是为相失职，罪不当死。因此，吕不韦大约是判断，最严重的处罚不过就是罢相而已。考察秦国今后的政局，秦始皇成年亲政，自然不会用自己这样权倾朝野的老臣，罢相或者架空是早晚的事情。

反过来，如果支持嫪毐反叛，一旦失败，则面临车裂和夷三族的严重后果。即使侥幸成功，好的结果也是犯上作乱，必然引起一些将军大臣的不满，带来国家的动荡；坏的结果是嫪毐得势，这种下作小人，一旦得势，必然胡作非为，也必然不能容自己为相国，其结果不是自己身遭不测，就是秦国败落衰亡。

权衡利弊，吕不韦决定帮助秦始皇平定叛乱。也许，吕不韦已经做好了丢官回家，在自己封国颐养天年的准备。所以，平定嫪毐叛乱之后，秦始皇罢免吕不韦相国，吕不韦就老老实实回到封国。其后诸侯宾客使臣往来不绝，拉拢利诱，吕不韦不为所动。

上述推测，是不是比较合乎逻辑？

然而，吕不韦没有想到肃反扩大化。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毕竟是君权至高无上缺乏制约，仅凭个人的道德制约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情况下，君王们自觉不自觉就会超越律法，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制度的缺陷，个人无能为力。

比如大梁人尉缭，因其没有业绩，本不该有官职爵位，秦始皇用衣食相同，行为谦恭表示对其的重视，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但是尉缭不满足于此，又以离开相要挟，秦始皇求贤若渴没有办法，只好超越律法委任其为秦国尉。

平定嫪毐叛乱，论罪吕不韦罢相回封国，处置得当。但是，面对诸侯宾客使臣的拉拢，身处惊慌和恐惧中的秦始皇，便做出了过分的处罚，取消吕不韦的封国，要把他赶到当时偏僻的蜀国。

面对这样不合理的处罚，吕不韦心存不满。想想自己对秦国及秦王父子两代的功劳：前番散尽家财，帮助落魄的秦庄王登上王位；后又与秦庄王、蒙骜共同制定了统一中国的战略计划，并辅佐秦庄王和秦始皇努力实施（关于这一点，下一章有详述）；尽心辅佐13岁的秦始皇继承王位，并平定其弟弟成蟜的叛乱，平定太后宠臣嫪毐的叛乱；用经济手段帮助秦国渡过灾荒；罢相之后面对各国使臣的诱惑不为所动，未离封国寸步，没有任何叛国把柄。这么想来，越想岂不越冤？加之年事已高，难免对自己的人生和秦国的未来灰心失望，于是饮鸩而亡。

上述推断，是否比较合乎历史和逻辑？

然而，吕不韦不知道，不久之后，秦始皇就因为他的舍人李斯的一封信而认识到了错误，并予以坚决地改正。连嫪毐的舍人都被从蜀国迁回咸阳。可惜，人死如灯灭。吕不韦没有看见秦始皇改正错误，也没有看见统一中国宏伟大业的实现。





六 复网友，秦始皇对母亲和吕不韦残酷吗？


有学者在央视讲秦始皇说：“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利”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加冕礼的儿子嬴政流放”，“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

有网友来问我，我的回复是：错了，秦始皇对母亲和吕不韦一点也不残酷。所谓软禁和流放实在是睁眼瞎说。搞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专家学者是如何地想当然添油加醋地误导读者。

首先我们要明确两个事实，第一，学者在央视所说的“软禁”赵姬，就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遂迁太后于雍”，《史记》并没有“软禁”的记载。

第二，平定嫪毐叛乱之前，太后赵姬本来就不住在咸阳，而是住在雍城，而且是赵姬自己要求到雍城居住的，为了能够远离咸阳到雍城居住，赵姬还使了一点手段。《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太后赵姬得到嫪毐之后，与之私通，十分喜爱。不久赵姬有了身孕，为了掩饰身孕也为了能够更便利的与嫪毐私通，赵姬就假装让人占卜，得出的结果是离开咸阳居住到雍城的旧宫中吉利。于是，太后从此就迁居到雍城，嫪毐陪同，并在那里两次生产，生下了两个儿子。

这里还有一个情节需要说明一下。秦始皇母亲居住的雍城不是什么蛮荒之地，那里曾是秦国327年的都城。这其间只有少数年份因为诸侯和戎狄的入侵，秦国的都城暂时离开过雍。住在雍城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秦始皇行亲政大典，必须在雍城祖先的旧地进行，便是一个例证。

去雍城居住是太后赵姬自己要去的，生下了两个儿子说明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好多年。秦始皇所做的事情最多就是不让赵姬回咸阳。谈何软禁？哪来的流放？又哪里残酷了？

想想赵姬干的那些事，和宰相吕不韦私通，那是秦始皇的下级、臣子，和一个名义上的太监嫪毐私通，还生下两个儿子，你让你儿子秦始皇的脸往哪儿搁？你让人整天戳你儿子秦始皇的后脊梁，你儿子说什么了吗？做什么了吗？没有啊！秦始皇忍了。你又封嫪毐长信侯，让他胡作非为，让满朝文武对你儿子的领导能力说三道四。最后醪毐叛乱差点就要了秦始皇命，死了那么多人，给国家造成了那么大的危险和混乱，很可能秦国就此就会走向内乱。闯下如此大祸，犯下那么大的事，仅仅是让其继续住在雍城暂缓回咸阳，过分吗？我看一点不过分。残酷吗？我看一点不残酷。

再说了，秦始皇这样做未必不是替母亲赵姬着想。

嫪毐叛乱把太后赵姬的丑闻公开化了，留在雍城再住一阵子，可以暂避风头。进一步考虑，赵姬和吕不韦有私情，此时吕不韦还在咸阳，万一赵姬回到咸阳两人再搞在一起，又不知道会生出什么乱子。暂住雍城这样做不对吗？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

我们再来看吕不韦。第一，作为秦始皇的臣子，下级，居然和皇上、老板的母亲私通，如此奇耻大辱，在那个时代，杀了有问题吗？我看没有。第二，又晋献嫪毐假扮太监混进宫中与太后淫乱，还生下两个男孩，让秦始皇面临太监后爹和杂种兄弟的耻辱。不仅如此，由于吕不韦不按国法办事，封嫪毐长信侯，纵容其胡作非为，这才使嫪毐有了足够的势力发动叛乱，差点杀死了秦始皇，造成了国家的混乱，数百人死在混乱之中。仅此一点，即使是在文明发展了两千年的今天，吕不韦该不该引咎辞职？我看应该。中央和百姓能够因为吕不韦引咎辞职，就不予追究了吗？我看是不能的。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不为过。

可是，我们看看秦始皇是怎么处罚吕不韦的？仅仅是罢相，保留封国让其告老还乡。这个处罚残酷吗？我看不残酷。应该说是处罚太轻！至于后来诸侯列国派人拉拢吕不韦，为了国家的安全，秦始皇下令吕不韦迁往蜀地，不对吗？过分吗？

至于学者进一步演绎说：“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似乎缺乏史实根据，属于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没有任何史料显示，秦王嬴政要杀吕不韦。也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学者讲的是严肃的历史还是戏说的电视剧？如果是严肃的历史，应该避免这类文字。





七 复网友，秦始皇杀了27个大臣吗？


我在《真秦始皇》一书中提出：秦始皇在位37年没有妄杀过一位将军大臣。而中国历史上许多被后人称为贤明君主的皇帝，却都干过滥杀大臣的事情。刘邦、汉武帝、李世民、朱元璋等等。

有很多朋友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很多专家的书里都说，秦始皇在平定了嫪毐叛乱之后，因为母亲赵姬之故一次就杀了27个大臣。比如有学者就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说到：“秦始皇处理嫪毐一案时，非常愤怒，把自己的母亲王太后赵姬贬到雍城，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

不能说这些专家的说法没有出处，此说出自汉代学者刘向的《说苑·正谏》。但是，古人留下的文字是不是都能当史实？当然不能。研究历史首先就是要辨别真伪，否则历史学家岂不应该改称文言文翻译家？

让我们一起来辨析刘向文字的真假。

刘向《说苑·正谏》的文字用白话表述如下：

秦始皇母亲私通嫪毐，封其为长信侯，并和他生了两个儿子。嫪毐把持朝政十分骄纵。一次嫪毐与侍中等显要饮酒时起冲突，嫪毐怒曰：“我是秦王假父，尔等怎敢与我争！”

秦始皇闻报大怒。嫪毐害怕被杀便乘机作乱。叛乱失败后，秦始皇将其车裂处死，并把他和太后所生两子扑杀，又把太后迁往萯阳宫。秦始皇下令道：“谁敢替太后说情，杀无赦。”

有27人为太后劝谏，秦始皇用蒺藜刺他们的背，又砍下四肢堆积在城阙下，把他们都杀死了。

齐国人茅焦闻此仍去求见。秦始皇派使者问茅焦：“你是否为太后事来劝谏？”

茅焦回道：“正是。”

使者回禀，秦始皇让使者复去问茅焦，他难道没有看见城阙下堆积的死人吗？

使者出来如实传达。茅焦回答道：“我听说天上有28个星宿，现在已死27人，我来就是想凑满这个数。”茅焦说完往里走，和他一同前来的同乡见状都携带行囊逃走。

使者进去报告，秦始皇大怒道：“这人故意来挑衅我的禁令。把大锅支起来生火煮汤，他休想死后也堆积在城阙下。”

秦始皇让人召茅焦上殿，自己怒气冲冲口吐白沫按剑而坐。

使者招茅焦上殿，茅焦故意慢行，使者催其快走，茅焦道：“我走到秦始皇的跟前马上就要死了，你难道不肯让我多活一会儿吗？”

闻听此言使者也心中悲伤。茅焦走到秦始皇跟前，拜而曰：“臣我听说，活人不忌讳说死，拥有国家不怕说亡国。怕死未必不死，怕亡国未必国不亡。生死存亡是每个贤君都想知道的事，不知道陛下想不想知道？”

秦始皇道：“此话怎讲？”

茅焦道：“陛下您有狂妄悖逆的行为，难道不知道吗？”

秦始皇说：“是什么样的行为，我想知道。”

茅焦回答道：“陛下车裂假父嫪毐，有嫉妬之心；杀死两个弟弟，有不仁之名；把母亲贬在萯阳宫，是不孝的行为，用蒺藜对付劝谏之士，是昏君桀纣的统治。天下人听说这些，都不敢投奔秦国。臣私下担心陛下有亡国之忧。我要说的话讲完了，让我去死吧。”于是脱掉衣服走向沸腾的汤锅。

秦始皇亲自下殿，左手拉住茅焦，右手拨开武士道：“我赦免你了。先生赶紧穿上衣服。我愿意听你的指教。”

于是立茅焦为仲父，拜为上卿。秦始皇亲自驾车，空着左边尊贵的座位，起驾奔萯阳宫迎接太后回咸阳。

太后大喜，置宴招待茅焦。席上太后说：“敢于违抗不正确的御令并使君王改正，使失败的事情转而成功，让秦国转危为安，使我们母子得以团聚，全靠茅焦的力量。”

读完上述文字，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刘向的这段文字是史实还是胡诌？答案是：胡诌。

胡诌证据一，莫名其妙的雷霆之怒

考察史料，秦始皇从未有过如此雷霆之怒。将军王翦与秦始皇叫板没有被杀；李信战败使秦始皇丢脸没有被杀；丞相王绾提出分封使秦始皇身陷孤立没有被杀；博士淳于越在秦始皇的寿宴上公开诅咒江山不能长久也没有被杀；秦始皇几次遭遇刺客险些送命，负责治安保卫的官吏也没人被杀；嫪毐叛乱，除了主犯之外其他参与者也没有被杀；甚至为吕不韦力争使其免死的人也没有被杀，为什么对替太后求情的人如此残暴？秦始皇的雷霆之怒有点莫名其妙。

我们可以拿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来做一个比较。吕不韦和赵姬秦始皇更恨谁？当然是吕不韦。

秦始皇两岁时身陷邯郸遭遇险境，吕不韦买通赵国官吏与秦始皇父亲逃出邯郸，却扔下秦始皇母子，致使秦始皇险些送命。这可以说是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旧恨。秦始皇13岁继位，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母亲私通让秦始皇丢脸。又晋献嫪毐纵容其胡为，这才有嫪毐叛乱的危险和杀两孽子的恶名，旧恨之上又添新仇。即使没有旧恨新仇，吕不韦摄政多年树大根深，秦始皇要想坐稳江山根除隐患，按照后来历朝历代的做法，也是一定要杀吕不韦的。

而太后毕竟是秦始皇的母亲，又有当年相依为命的苦难经历。如果因嫪毐之事处罚，应该是吕不韦重，母亲赵姬轻；如果有人劝阻，也应该是涉及吕不韦的人处罚重，涉及母亲赵姬的人处罚轻。更何况，替吕不韦说情的人，不是吕不韦提拔的官吏，也一定是吕不韦的部下，脱不了维护吕不韦反对秦始皇的嫌疑；而替太后说情，不管怎么样也有化解家庭矛盾的好心。如果秦始皇暴虐，首先应该杀替吕不韦说情的人。

可是现在正好相反。秦始皇要杀吕不韦，有人一劝秦始皇就算了。既没杀吕不韦，也没杀劝谏的人。对吕不韦的处罚，一下子从死刑改成罢相，还给他保留封国。而对自己感情至深的母亲，本来处罚就不重，仅仅是继续留在雍城暂时不让回咸阳。有人来劝，秦始皇怎么突然变得神经病一样，一口气杀了27个人，可能吗？可信吗？答案是不可信。

胡诌证据二，秦始皇不让太后回咸阳，做得过分吗？

按照刘向的说法，好像秦始皇不让母亲赵姬回咸阳是犯了滔天大罪。可是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嫪毐叛乱之前，太后本来就住在雍城。是赵姬自己要到雍城居住，为此还使了一点手段。本来就算不上是什么处罚，27个大臣为什么要冒死劝谏？讲不通。

胡诌证据三，27个大臣是诸侯的卧底吗？

我们退一步来替刘向圆谎：就算秦始皇不让母亲回咸阳是滔天大罪；秦始皇这时脑子乱了，替吕不韦求情可以原谅，劝阻逐客令可以原谅，就跟自己亲妈过不去。可是，27个大臣脑子也乱了吗？

既然秦始皇已经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为什么那27大臣还要冒死劝谏呢？

这些所谓被杀的27个人，没名没姓，没官没职，先后赴死，已经死了3个人第4个还要送死，已经死了10个第11个继续送死，已经死了26个人第27个还去送死，莫名其妙。秦始皇不让母亲回咸阳，秦国马上就要亡国灭种了？不能呀！过几天等秦始皇气消了再劝来不及吗？来得及呀！

我们再退一步讲，就算事情像刘向说的那样，秦始皇不让母亲回咸阳妨碍了吸引人才，人才不来秦国马上就要完蛋，这27个大臣特别爱国，置自己生命于度外。

那我倒要问了，究竟是君王不孝对吸引人才妨碍大，还是杀大臣妨碍大？毫无疑问当然是杀大臣。是不孝的影响无法挽回还是杀大臣人头落地无法换回？当然是人头落地无法挽回。

既然杀大臣对吸引人才妨碍大，既然杀大臣后果无法挽回，这27个大臣你就不能过一阵子等秦始皇气消了再去劝吗？干嘛非要在人气头上自己去找死？这又不是逐客令，不赶紧制止每天都会有人被驱逐出境。

可是，这27个大臣却非要跟秦始皇过不去。明明知道秦始皇有令在先，明明知道秦始皇脑子乱了，明明知道去劝要被杀，明明知道自己被杀对秦国吸引人才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秦始皇不孝而且无法换回，可是这27个大臣就是要去，我就要让你杀我。第一个人被杀了影响不够大，第二个人马上跟进。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真是有病。

如果此事当真，这27个大臣一定是诸侯列国训练出来的敢死队卧底。

胡诌证据四，茅焦说了什么精辟的话得以免死？

按照刘向的描写，似乎茅焦有超人的劝谏能力。27个大臣都没劝赢，他一劝，一切迎刃而解。那么茅焦用了什么神奇的话语说服了脑子乱了的秦始皇？没有，无非是你这样做不得人心，不得人心秦国便危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

这不过是几千年来被重复了无数次的陈词滥调，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这样简单的话，那27个冤死鬼都不会说，也太笨了吧！

胡诌证据五，漏洞百出的《说苑》文字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细读《说苑·正谏》的文字，不难发现其漏洞百出，胡编乱造。

像一个低劣的电视剧，为茅焦这个英雄人物上场，刘向卯足了劲铺垫。先是把27个冤死鬼大卸八块堆于阙下，又烧开一口大锅热气腾腾，然后秦始皇怒气冲头口吐白沫按剑而坐。如果真是气成这样，听烦了27个人一遍又一遍的唠叨，第28个人还能有什么新鲜玩意，一声令下还不人头落地。不能，这样就没戏了。

摆好了架势，英雄人物就要上场了，不行，刘向觉得还不够，还得再忽悠一下：“使者极哀之”，秦始皇的使者看着茅焦往里走，也开始替他伤心起来。

这还不够，这里还玩了一个平行蒙太奇：茅焦这里要进殿了，隔几条街，茅焦的老乡朋友赶紧收拾细软逃跑。

应该说上述的铺垫很成功，那为什么说它是低劣的电视剧呢？因为虎头蛇尾。

茅焦终于在杀气腾腾中走进了秦始皇的大殿。可是在茅焦说了一通“有命无命，有国亡国”的话之后问道：“大王你想听吗？”秦始皇一下子像换了一个人，特好脾气特虚心地地问“何谓也？”“你指的是什么呀？”

接下来茅焦又毫不客气地指责秦始皇有狂妄和大逆不道，秦始皇也一点不生气，还老老实实地问：“是什么样的问题，我愿意听。”

接着茅焦大骂秦始皇，称嫪毐是秦始皇的假父，秦始皇也不生气；骂秦始皇和桀纣一样无道秦始皇也不急。

虚张声势铺垫了半天的死尸、汤锅、怒气，一下子烟消云散。用今天戏剧的行话，这叫情绪接不上，人物性格不统一。秦始皇不是暴虐地一下杀了27个人吗？不是怒气冲天口吐白沫要把茅焦下油锅吗？怎么突然贤明仁慈虚心好学了？

更为可笑的是，听了茅焦一通话，秦始皇马上称茅焦为自己的仲父，也就是吕不韦过去的头衔。可我们知道，秦始皇因为吕不韦敢于号称仲父非常生气，曾写信怒斥吕不韦道：“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你吕不韦与我秦王家族有什么亲属关系，敢号称自己是我的仲父。这边刚骂完吕不韦，那边又给自己找个仲父，岂不荒唐！

正确的结论，刘向《说苑》的文字不能当真

刘向这个人，说好听是善于创作，说难听是说谎成癖。刘向《说苑》的文字，基本都是拿一个历史事件添油加醋，塑造人物表达主题。孟姜女的故事最初在《左传》中仅有几行字，讲的是将军夫人杞梁妻为追悼会的级别和齐庄公发生争执，最后齐庄公妥协。可到了刘向的《说苑·立节》中，为了讲立节的重要性，杞梁不幸战死变成了违抗君命自己找死，《左传》中只字未提杞梁妻悲伤，到了刘向笔下却开始大哭，而且竟然哭倒了城墙。同样还是这个故事，到了刘向的《列女传》中，将军夫人的杞梁妻又变成了无儿无女的贫民寡妇，不仅哭了，不仅哭倒了城墙，最后还投河自尽。烈女吗，不死哪行！关于这一点，我在博文“秦始皇饿死了齐王建吗”中已经论述，不在赘笔。

所以，引用刘向的文字说秦始皇杀过27个大臣，说轻了是上了古人的当，说重了是没脑子传播谎言歪曲历史误导他人。此流毒不可不肃清。

回道正题，秦始皇十年，平定了嫪毐的叛乱，肃清了秦国内部的腐败和不安定因素，重新整肃了吏治和朝纲；纠正“大索，逐客”的错误，把惊恐之中的官员和臣民们，重新团结在朝廷周围，接下，秦始皇便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父亲秦庄王、吕不韦和蒙骜制定的军事战略，施展他的人生抱负，消灭六国，统一天下。

书至此处，读者一定会产生一个疑问：怎么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贯彻执行他父亲秦庄王、吕不韦和蒙骜制定的战略计划？有这样的战略计划吗？这个战略计划是什么样的？史出何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寻那个尘封千年的军事战略。





第四章


尘封千年的军事战略


秦始皇用军事打击消灭了诸侯六国，一统天下。

可是两千年来一直有一个疑问：

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的战争，其激烈程度，消灭敌人的数量，战事的频繁，持续的时间，胜负比例，都远不及他的曾祖父秦昭王，为什么秦昭王没有，而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秦昭王在位56年，几乎年年发动战争，而且《史记》记载几乎都是战无不胜。不仅数十次攻打相邻的赵、韩、魏、楚，而且远征齐国和燕国。然而，在56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其结果只是占领了少数偏远地区，中原诸侯未伤毫发。

而三年之后秦始皇发动的战争，其战绩远不及秦昭王。秦始皇的军队两次被赵军打败，一次发兵20万却被楚军打败。秦将王翦统帅大军攻打赵国的邺城，打了一年才将其攻克，秦将桓齮进攻一个小小的平阳城，居然也打了两年才将其占领。可是，秦始皇即位26年就消灭了中原强大的六国，一统江山南面称帝，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两千年来有许多解释，相对集中的有三种。但是，这些两千年来比较一致的解释，其实并不正确，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将逐一讨论。

让我们摊开地图，对照《史记》的记载，按照时间顺序，把秦庄王和秦始皇父子两代发动的战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我们便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秦始皇能够取得统一中国的军事胜利，是因为制定了一个绝妙的军事战略。这个军事战略可能是由大将蒙骜提出，秦庄王和相国吕不韦赞成，并经秦始皇完善，由秦庄王和秦始皇父子两代人竭力实施，这才使得统一大业顺利实现。

这个绝妙的军事战略是：

首先攻克成皋、荥阳，然后沿黄河以南向东推进，撕开赵、魏、韩、楚联合防线的口子。接下来北上攻占黄河以北一个不起眼的城池汲邑，进而继续北上，在黄河以东建立一片广阔的根据地。接下来切断赵国与韩、魏的联络，然后消灭韩国，吞并赵国，完成挺进中原的战略目的。这之后，伺机攻楚灭燕，方游刃有余。

这个看似简单的军事战略，其中奥妙无穷。

这就好比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黑白相间的棋子犬牙交错，互相纠缠。突然一着妙棋点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顿时局面骤变，形势急转直下。掌握了主动的白棋步步得势，处处占先，而被点中了要害的黑棋则忙于应付，处处被动，很快便胜负分明。

这又好比两个高手在对弈，虽然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每一步棋的真实意图，但是，当棋局终结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复盘，八九不离十地领悟高手每一步棋的其中玄机。

真有这样一个尘封了两千多年的军事战略吗？

一定会有很多人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它前所未闻，也不符合人们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通常认识。





第一节

对秦始皇统一战争的通常认识


对于秦始皇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没有经过激烈的搏杀，没有大规模的杀戮而统一中国，较为普遍的解释有三种：

第一是秦始皇的秦国十分强大，以至于诸侯六国如同秦国的一个郡县，不堪一击；

第二是因为首先攻打韩国，从弱小的敌人开始吃起，一面消灭敌人，一面壮大自己；

第三种解释是策反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逐一来分析。





一 秦国真的强大到视六国如郡县？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尉缭在与秦始皇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以秦国现在的强大，诸侯列国不过如秦国的一个郡县。后世许多人引用这句话得出结论，秦始皇的秦国非常强大，所以，消灭六国不费吹灰之力。

《史记》对秦始皇统一战争的记载，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秦始皇即位以后的战争，除王翦平定楚国动用的人数空前以外，其他战役远没有秦昭王时代的战役规模宏大，战事激烈，也没有多少斩首杀敌的记录。

有人将秦始皇消灭诸侯列表：

公元前230年灭韩。没有经过战斗就消灭了韩国；

公元前228年灭赵。两年之后就平定了赵国；

公元前225年灭魏。三年后同样没有经过战斗就消灭了魏国；

公元前223年灭楚。两年后又消灭了最大的楚国。

公元前222年灭燕。

公元前221年灭齐。

秦始皇用了不到9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六国，平均两年消灭一个诸侯国，后来更是一年一个，这不正说明秦国之强大，六国之孱弱吗？

这种观点尤其获得痛恨秦始皇人的赞同。因为大多数人虽然认定秦始皇是暴君，但是还是不得不肯定他统一中国的功劳。可是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没费吹灰之力，那么，其统一中国不但没有功劳，反而成了摘桃子的机会主义者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结论当然是否定的。

大梁人尉缭拍马屁的话不可当真

大梁人尉缭吹捧秦国的话，战国时期很多人都说过，不过，吹捧的不是秦始皇的秦国，而是其他诸侯六国或者秦始皇的祖先。

比如《史记·楚世家》就记载着一个弓箭高手与楚顷襄王的对话。

楚顷襄王向射箭高手询问射箭的奥秘，这人回答道：“我只是射小雁雀而已，这是小箭的作用，怎么值得向大王说呢？楚国方圆五千里，拥有百万大军，凭着楚国广袤的土地，凭借大王的贤明，所射中的绝非雁雀。过去三王射取道德的尊号，五霸射取好战之国。所以，秦、魏、燕、赵是你的小雁；齐、鲁、韩、卫是你的小鸭。您为何不用圣人作弓，以勇士作箭，看准时机张弓去射取呢？如果这样，这六双小鸟，您就可以用口袋装回宫了”。[1]

事实上，楚王没能抓住这六双小鸟，在后来的岁月里，楚国还不断被其中厉害的小鸟啄伤。

魏国人范雎，也曾对秦王说过同样的话，不过不是对秦始皇，而是他的曾祖父秦昭王。

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四面都是坚固的要塞，北面有甘泉高山、谷口险隘，南面环绕着泾、渭二水，右边是陇山、蜀道，左边是函谷关、殽阪山，雄师百万，战车千辆，有利就进攻，不利就退守，这是建立王业的好地方啊。百姓不敢因私事而争斗，却勇敢地为国家去作战，这是建立王业的好百姓啊。现在大王同时兼有地利、人和这两种有利条件。凭着秦国士兵的勇猛，战车的众多，去制伏诸侯，就如同放出凶猛的猎犬去捕捉跛足的兔子那样容易，称霸天下易如反掌”。[2]

事实没有应验范雎的话。秦昭王没能逮住跛脚的兔子。他在位56年，发动了无数战争，却未能消灭一个诸侯大国。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也对诸侯列国的君王说过同样的话。

苏秦是东周雒阳人，曾到齐国拜师求学，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术。学成之后游历多年，然而一事无成穷困潦倒，不得已狼狈地回到家里。苏秦的兄嫂、弟妹和妻妾都私下讥笑他说：“周朝人的习俗是人人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追求十分之二的盈利。如今你丢掉本行而去干耍嘴皮子的事，穷困潦倒，岂不活该！”

苏秦听了这些话，暗自惭愧伤感，就闭门不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阅读了一遍，感慨道：“一个读书人既然已经从师受教，埋头读书，可又不能凭借它获得荣华富贵，即使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碰巧这时候他得到一本名叫《阴符》的书，于是苏秦伏案钻研。一年过去了，自我感觉终于找到成功之道，于是去求见周显王。可是显王周围的臣子了解苏秦的为人，都瞧不起他，因而周显王也不信任他。

苏秦无奈，就向西到了秦国。不巧正赶上秦孝公刚死，秦国人讨厌游说之人，没有人理睬他，苏秦无奈只好向东到了赵国，赵国人也不理他，苏秦又去燕国。初到燕国也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一年多之后，才有机会拜见燕文侯。于是苏秦对燕文侯说：

“燕国东边有朝鲜，北边有林胡，南有易水，地域广阔纵横两千多里，兵甲几十万人，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储存的粮食足够用好几年。南有碣石、雁门的肥沃土地，北有红枣和板栗的收益，百姓即使不耕作，光是这红枣、板栗的收获也足够富裕的了。这就是所说的天然府库啊！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没有战事，看不到军队覆灭、将领被杀的情景，没有谁比得上燕国。”

这之后，苏秦又说了一番合纵抗秦的好处，于是燕文侯就赞助苏秦车马钱财，让他到赵国游说合纵之事。

苏秦到了赵国，这次今非昔比，赵肃侯接见了他。苏秦对赵肃侯说：“山东境内所建立的国家没有比赵国强大的。赵国纵横两千多里，军队几十万人，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支用好几年。西有常山，南有漳水，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本来就是个弱小的国家，不值得害怕。天下间，秦国最忌恨的莫过于赵国。然而秦国为什么不敢发兵攻打赵国呢？是害怕韩国和魏国在后边暗算它。我私下考察过天下的地图，各诸侯国的土地五倍于秦国，估计各诸侯国的士兵十倍于秦国，假如六国结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向西攻打秦国，秦国一定会被打败。”

于是赵肃侯给了苏秦好车一百辆，载上黄金一千镒，白璧一百双，绸缎一千匹，用来游说各诸侯国加盟。

于是苏秦又去游说韩宣王：

“韩国北部有坚固的巩邑、城皋，西部有宜阳、商阪的要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区域纵横九百多里，军队几十万，天下的强弓硬弩都是从韩国制造出来的，射程都在六百步以外。韩国士兵脚踏连弩而射，能连续发射一百箭，中间不停止。远处的敌人，可以射穿他们胸前的铠甲，穿透胸膛，近处的敌人，可以射透他们的心脏。韩国士兵使用的剑，都是从冥山等地锻造的，这些锋利的武器都能在陆上截断牛马，水上能劈天鹅、大雁，临阵对敌能斩断坚固的铠甲、铁衣。凭着韩国士兵的勇敢，披着坚固的铠甲，拉着强劲的硬弩，佩戴着锋利的宝剑，即使以一当百，也不在话下。有一句俗话：宁做鸡的嘴巴，不做牛的肛门。”

接着，苏秦又说了一通合纵的好处，于是韩宣王便表示，愿意把整个国家托付给苏秦，听其安排。

苏秦又去游说魏襄王：“大王的国土，南边有鸿沟等地，东边有淮河、颍河，北边有河外、卷地，国土纵横千里。地方名义上虽然狭小，但是田间到处盖满房屋，连放牧牲畜的地方都没有了。人口稠密，车马众多，日夜行驰，络绎不绝，轰轰隆隆，好像有三军人马的声势。我私下估量大王的国势和楚国不相上下。魏国是天下强大的国家；魏王是天下最贤明的国君。我听说越王勾践仅用三千疲惫的士兵，就在干遂活捉了吴王夫差；周武王只用了三千士兵，三百辆蒙着皮革的战车，在牧野制服了商纣，难道他们是靠着兵多将广吗？实在是因为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威力。现在，我私下听说大王的军事力量，精锐部队二十万，裹着青色头巾的部队二十万，能冲锋陷阵的部队二十万，勤杂兵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这些实力超过越王勾践和周武王很远了。”

接着，苏秦又向东方游说齐宣王：“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山，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可说是四面都有天险的国家了。齐国的土地纵横两千余里，武装部队几十万人，粮食堆积得像山丘一样高大。三军精良，进攻如同锋利之刀刃、良弓之矢那样勇猛捷速，打起仗来好像雷霆震怒一样猛烈，撤退好像风雨一样快地消散。自有战役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也不曾渡过清河，涉过渤海去征调这二部的士兵。光是临淄就有居民七万户，我私下估计，每户不少于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用不着征集远处县邑的兵源，光是临淄的士兵就够二十一万了。临淄富有而殷实，临淄的街道上车子拥挤得车轴互相撞击，人多得肩膀相互摩擦，把衣襟连接起来，可以形成围幔，举起衣袖，可以成为遮幕，大家挥洒的汗水，就像下雨一样，家家殷实，人人富足，志向高远，意志飞扬。凭借着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盛，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

接着，同样的话苏秦又对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强大的国家；大王，是天下贤明的国王。楚国西边有黔中、巫郡，东边有夏州、海阳，南边有洞庭、苍梧，北边有径塞、郇阳，土地纵横五千多里，军队一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存粮足够支用十年。这是建立霸业的资本啊。凭借着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大王如果采纳我不成熟的合纵计策，那么，韩、魏、齐、燕、赵、卫等国动听的音乐和美丽的女子，一定会充满您的后宫。燕国、代地所产的骆驼、良马一定会充满您的畜圈。合纵成功了，楚国就能称王。连横成功了，秦国就能称帝，就看您如何选择了。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与大梁人尉缭如出一辙的马屁，迷倒了六国君王，于是，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并且同时担任了六国的宰相，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之后，苏秦荣华富贵衣锦还乡了，经过洛阳的时候，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着行装，各诸侯派来迎送的使者络绎不绝，气派比得上帝王。周天子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赶快找人为他清除道路，并派使臣到郊外迎接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俯伏在地上不敢抬头看他。

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以前为什么对我那么傲慢，现在为什么对我这么恭顺呢？”

他的嫂子赶紧伏在地上，弯曲着身子，匍匐到他面前，脸贴着地面请罪说：“因为我看到小叔您地位显贵，钱财多啊。”

苏秦感慨地叹息说：“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戚就敬畏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何况一般人呢！假使我当初在洛阳近郊有二顷良田，如今，我难道还能佩带上六个国家的相印吗？”

然而，诸侯六国并没有像苏秦描绘的那么强大，合纵之术也不灵验，苏秦自己也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同样的道理，我们对大梁人尉缭的话也不应该当真，秦始皇的秦国远没有强大到能视诸侯列国如郡县的地步，其国力甚至不如他的曾祖父秦昭王。

秦昭王连年的战事，大大消耗了秦国的实力

秦昭王在位56年，几乎每年都在发动战争。其战争的特点是，秦昭王三十八年以前，秦军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三十八年之后，开始出现战而不胜的情况。到了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不仅有战而不胜的战役，《史记·秦本纪》还明确记有“蒙骜败”的字样，《史记·魏公子列传》更是记载：“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可见，连年的战争大大消耗了秦国的实力。

我们看秦昭王三十八年以后，《史记·秦本纪》记载的不胜战役：

三十八年，秦将胡阳攻打赵国的阏与（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00公里处的和顺县西北），没有攻下来。这是秦昭王时代首次出现战而不胜的战役。阏与城离秦国并不远，而且又是赵国和韩国交界的地方。阏与曾经属于韩国，后来被赵国攻占，韩国也没有再反击夺回，可见其战略意义不是很重要，两国也不太重视，因此可以推断，其防守不是十分牢固，而秦军攻而不克，说明经过三十多年连续不断地征战，秦国国力开始下降，军队战斗力减弱。

三十八年之后，秦军休整了三年，没有再对外用兵。从秦昭王四十一年开始，秦国似乎调整了进攻的战略，不再像过去那样四面出击，甚至去攻打远在山东、河北的齐国、燕国，而是集中兵力攻打附近的韩国上党、南阳一带。

秦昭王四十八年，秦军在攻打韩国上党时，上党守军投降赵国，秦军转而攻打赵国，于是发生了长平大战。长平之战虽然秦军大胜，但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规律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秦军的损失也会十分巨大。第二年，秦军的衰落更加明显。

首先是秦将五大夫陵攻打邯郸久攻不下。四十九年正月，秦昭王增兵支援五大夫陵，但是仍然没能攻克邯郸，于是罢免了五大夫陵，由王龁代将。王龁也没能攻下邯郸。

这年十月秦将张唐攻打魏国，不幸也战败。张唐怪罪于蔡尉没能守住要津，把他杀了。

五十年十二月，秦国又向攻打邯郸的秦军增兵，王龁猛攻邯郸，仍然不能战胜，秦军只好撤军。

秦庄王即位之后，秦国大将蒙骜经过三年苦战，好不容易在黄河以东攻占几十座城池，建立了黄河以东军事基地，魏将无忌率领诸侯联军反击，蒙骜大败，不得不撤过黄河，河东城池悉数丢失，蒙骜也因此被罢官免职。[3]

江山到了秦始皇的手里，其战事似乎变得更加艰难。

秦始皇战胜艰难，多次遭受败绩

我们再来看秦始皇.秦将王翦亲统大军，与大将桓齮、杨端和一起攻打赵国的城邑，经常有攻不下来的战绩。比如秦始皇十一年王翦攻打邺城，竟然没有攻下来，只占领了9座小城邑。[4]

十三年，秦将桓齮攻打赵国的平阳，战斗十分激烈，秦军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仍然没有攻克平阳。秦始皇亲自赴前线督战。这年十月，桓齮继续攻赵，又与赵军在平阳激战，之后，斩赵国统军之大将，一直到十四年，这才攻克平阳。[5]

与秦军艰难战胜相对应是，赵国将军李牧却在石家庄附近的肥城，和邯郸附近的番吾两次打败秦军。[6]

更为严重的是，秦国在已经消灭了韩、赵、魏，以及基本占领了燕国的大好形势下，出兵20万攻打楚国，竟然被楚军打得大败，秦军溃不成军，七个都尉被杀。秦军败退，楚军随后掩杀而来。[7]

面对上述历史事实，这样的判断应该是合乎历史的：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37年商鞅死后的31年间，秦国借助其奖励耕战的变法成果，真正强大起来。到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其接受的是一个兵多粮足，兵不畏死，将不畏战的强大国家。然而，由于其无休止且无章法，经常同时向不同的国家发动战争，经过56年的消耗，秦国的国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兵员人口也有很大的减少。到其孙子秦庄王即位，战争只能一点点地在家门口进行，不小心就会战败。秦庄王在位三年，取得的是一些小胜和一次大败。秦始皇接手的便是这样的一个秦国。

所以我们说：秦始皇不费吹灰之力消灭六国，不符合历史真实。诸侯六国并没有弱小到如同秦国的郡县，六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君王贤明，选用有才能的将军，制定正确的战略，都有能力打败秦国。

注释：

[1]《史记·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罗鸗，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王霸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鶀雁也；齐、鲁、韩、魏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鸗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

[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

[3]《史记·秦本纪》：“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是年。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

[4]《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橑杨，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邺、安阳，桓齮将。”

[5]《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攻赵军於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

[6]《史记·赵世家》：赵幽缪王迁“三年，秦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師与战肥下，卻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卻之。”

[7]《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二 秦始皇消灭六国真的是策反工作起作用？


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的记载，大梁人尉缭和李斯都曾向秦始皇建议，派谋士携带重金分投各国，结交大臣权贵，能够用钱财收买的，收买之，不能用钱财收买的，暗杀之。不能收买也不能暗杀的，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让那些能臣名将得不到重用。通俗地说，就是情报外交于前，铁骑刀兵随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所以，秦并六国，也就没费太大的力气。[1]

然而，现存的历史资料对于外交情报战的成果没有记载，其在秦始皇统一战争中的功效难以评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面临亡国灭宗的紧要关头，真正有权有势，一国的栋梁之士，不会不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也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交和奸细就能战胜灭国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

注释：

[1]《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向秦始皇建议，“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後。”





三 先攻韩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下手？


大多文字把秦始皇消灭六国的战略，描述为首先主攻韩国，先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下手。

依据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年，李斯曾经建议秦始皇，先攻取韩国，以威胁其他诸侯。秦始皇同意，派李斯去拿下韩国。

依据二，韩国确实是第一个被秦国消灭的诸侯国。秦始皇十七年，内史腾占领韩国，俘获韩王安，把韩国都城附近的土地收归秦国，建立了颍川郡。

依据三，《史记·魏世家》中，信陵君有一段话，描绘了秦国将如何兼并诸侯，其顺序就是先拿下韩国。事情的起因是因为魏王打算攻打韩国。

魏王因为秦国曾经帮助过魏国，打算依靠秦国去攻打韩国，以收复被占领的城池。信陵君无忌认为不妥，于是对魏王道：

秦国不是一个安分的国家，韩国灭亡后必将另起事端，另起事端必定要找容易和有利的目标，找容易和有利的目标必定不去找楚国和赵国。为什么呢？如果越大山跨黄河，穿过韩国的上党去进攻强大的赵国，这是重复阏与那一仗的失败，秦国一定不会这样做。如果取道河内，背向邺城和朝歌，横渡漳水、滏水，与赵军决战于邯郸郊外，这就会遇到知伯那样的灾祸，秦国又不敢这样做。进攻楚国，要取道涉谷，行军三千里，去攻打冥阨关塞，走的路太远，攻打的地方太难，秦国也不会这样做。如果取道河外，背向大梁，右边是上蔡，左边是召陵，与楚军在陈城郊外决战，秦国又不敢。所以说秦国一定不会进攻楚国和赵国，更不会进攻卫国和齐国了。韩国灭亡之后，秦国如果出兵，除了魏国别无他选。[1]

信陵君的一番话，似乎已经描绘出秦国消灭诸侯的整体战略：

秦国不会去攻打赵国、楚国和齐国，而是先灭韩。韩国灭亡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魏国。所以，许多人沿此思路，结合李斯的建议，及韩亡的时间，得出由弱至强的平定六国战略。也因此得出结论，由于先消灭了弱小的韩国，同时也壮大了秦国自己，这样稳步推进，进而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这一说法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既有李斯的建议，又有秦始皇的决定，再佐以当时其他诸侯国著名军事家的分析，以及韩国灭亡的时间，似乎是铁证如山。可是，如果我们对秦国统一战争的实际战事进行深入的分析，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先弱后强，首先消灭韩国壮大自己同时威胁诸侯，那实际的战争进程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十年越城而过，秦军行动令人费解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刚一即位，就派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的成皋和荥阳。[2]这一军事行动，如果是为了南下攻打韩国都城郑，说得通，符合先取韩的战略。因为成皋、荥阳就在韩国都城郑的北面，距离只有几十公里。

可是，接下来秦军却并没有南下攻郑消灭韩国。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庄王二年，秦军没有南下去攻郑灭韩，而是转而北上，去攻打赵国的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

攻占晋阳之后，秦军还是在北面的魏国国土上采取军事行动。秦庄王三年，蒙骜攻占魏国的城池高都、汲邑。高都在今山西省晋城县东北，汲邑在今天河南省卫辉市。

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南下灭韩的战略计划，是秦始皇制定的。秦庄王的战争和他的爷爷秦昭王一样，目的只是扩大疆域，掠夺人民，因此，哪里有机会，哪里富裕人民多，就把进攻的目标放在哪里。

那好，我们来看秦始皇。公元前247年秦始皇即位，秦军仍然没有南下攻郑消灭韩国。

秦始皇在登基平定了晋阳反叛之后，第二年，马上派将军麃公去攻打卷城。卷城在今天河南省原阳县西，荥阳的东边。秦时卷城在黄河南岸，属魏国。这次战役，基本上是沿着荥阳向东推进。

秦始皇三年十月，重新启用蒙骜，命其率军继续向东推进，攻打魏国的畅城和有诡城，战事进行得不顺利，直到秦始皇四年，才攻克畅城和有诡城。[3]

如果从秦庄王元年蒙骜攻克成皋、荥阳，兵临韩国都城郑算起，到秦始皇三年再用蒙骜，6年过去了，秦军还是没有南下攻韩，而是孤军深入，向东推进。

秦始皇五年，还是老将蒙骜，还是马不停蹄，还是一个方向继续东进，还是攻打魏国，分别攻克了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城邑。[4]

酸枣城在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燕邑在延津县东北，虚城在延津县东南。三座城池都在成皋、荥阳和卷城的东面。

这里的“长平”不是位于山西高平县当年发生长平之战的长平，而是位于大梁附近的长平。

秦始皇六年，由于诸侯五国联合攻秦，蒙骜东进的战役暂时停止。等秦军出兵击败诸侯联军之后，秦军立刻马不停蹄继续东进，仍然是沿着黄河以南向东，一直打到位于河南濮阳的卫国都城，秦军攻克卫国都城，卫国国君不得不逃走。

这里有一个地理的变化要说明一下。今天的黄河走向，延津县（蒙骜攻克的酸枣所在地），和原阳县（麃公攻克的卷城所在地），以及卫国都城河南濮阳，均在黄河的北岸，这是后来黄河改道的结果。战国时期的酸枣、燕、虚、卷城，以及濮阳，均在黄河的南岸。元朝黄河有一次大的改道，河床在今天的河南段大幅南移，延津县、原阳县和濮阳市，被移到了黄河的北岸。

战国时期的黄河不是从开封的北面向东流，而是紧靠着新乡的南面，向东偏北方向流动，过了新乡东行数十公里之后，开始分叉。一支经濮阳城北，过山东德州，到河北沧州入海。另一支过河北邯郸南，经巨鹿，过保定，在天津入海。

秦始皇七年，将军蒙骜死了，秦王用王翦接替蒙骜为统帅，王翦继续东进，然后北上攻打汲邑。攻打汲邑的军事行动，蒙骜在秦庄王三年实施过。[5]

至此，10年过去了，秦军10年间不断往来于韩国都城郑的门前，却为什么不南下占领郑？

秦军攻占成皋和荥阳之后，韩国的都城郑已经成了秦军的囊中之物。等到秦军再东进攻克酸枣、燕、虚等城池之后，魏国的都城大梁，也在秦军兵锋之下了。以秦国当时的军事实力，攻克大梁和郑，毫无悬念。

如果秦始皇真的如《史记》中所记载：采纳李斯的建议，让其“先取韩以恐他国”，那秦军就应该南下，攻克郑。这样，秦灭韩国，可以提早十年。为什么秦军没有南下，而要北渡黄河去攻打曾经占领，后又丢失的汲邑？

我们知道，秦国的法律，将军是靠战功获得晋升和奖赏的。什么是战功？无非杀敌、掠地。当年白起就是因为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郢，而被封为武安侯。如果蒙骜攻下郑，活捉韩王，那将是如何的盖世大功。蒙骜不想有这样的荣耀吗？想，一定很想。因为那时蒙骜已经年迈，为国建功为己留名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是他克制了自己的欲望，没有这么做。王翦不想建功封侯吗？一定也想，但是王翦也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连续十年的军事行动，费力不小，收效甚微

从秦庄王元年攻克成皋、荥阳算起，秦军在黄河以南向东推进的军事行动，进行了10年。如果从秦始皇即位算起，也进行了7年。这七年当中，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一概停止，全力以赴。可是我们看成果，如果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杀敌甚少，只有秦始皇二年秦将麃公攻打卷城时斩首三万；如果为了掠地，与秦昭王时代的胜利相距甚远。

随便举几个例子，《史记·秦本纪》记载：

秦昭王九年，秦将奂攻楚，取八城，杀楚将景快。

十四年，时任左更的白起在伊阙与韩、魏联军作战，斩首二十四万，虏获敌将公孙喜，攻克五座城池。

三十年，秦蜀郡守若率军伐楚，攻取了巫郡及江南，将其置为黔中郡。

三十三年，秦将胡阳率军攻克了魏国的卷城、蔡阳、长社。又去攻打芒卯、华阳，将其占领。此战役共斩首十五万。秦军攻势不减，魏国不得不割让南阳以求和。

四十三年，已经是武安侯的白起，率秦军攻打韩国，占领了九城城池，斩首五万。

四十五年，秦将五大夫贲攻打韩国，占领了十座城池。

上述战绩，听起来是多么的辉煌，说起来多么的激动人心。

秦始皇为什么不指挥秦军向中原，比如上党、太原一带更广阔的地方去发动军事行动。这样不是能够收到更大的效果吗？放着韩国都城郑这样的肥肉不去吃，却为什么要在黄河以南一点点向东缓慢推进啃骨头？

秦军长距离孤军深入，兵家大忌

秦军这样固执地沿成皋、荥阳东进，在一个狭长的地域里孤军深入，十分危险。秦军攻克卫国都城之后，已经深入韩国、魏国的腹地，被韩、魏、卫、楚、齐五国所包围。韩、魏、楚很容易就能切断秦军兵员和粮草的补给。而一旦补给线被切断，再强大的军队，也会全军覆没。

秦军为什么要冒险东进？韩、魏、卫、楚、齐五国又为什么没有在此弱点上攻击秦军？

没有沿着一个方向反复发动战役的先例

在秦国历史上，乃至战国时期所有诸侯列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样沿着一个方向反复发动战役的先例。仅仅是魏国的一个小小城池汲邑，秦军就不惜代价，反复争夺，为什么？其中必有玄机。

费解的背后是结论

秦军连续十多年令人费解的战役，可以使我们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秦始皇的统一战略绝不是要先消灭韩国。如果想消灭韩国，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在位期间就能实现。

第二，诸侯列国并不是孱弱到不堪一击，否则，秦军在黄河以南向东推进的军事行动，就不会进行得如此艰难，如此缓慢。黄河以北魏国的一个小小城池汲邑，也不会得而复失，需要花大力气重新夺取。

第三，十年的战事，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攻克成皋、荥阳，然后沿此方向东进，并北渡黄河攻占汲邑，是一个完整的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所描绘的蓝图如此清晰和巧妙，以至它一下子就打动了秦庄王、秦始皇，以及他们的将军们，致使君王们不顾十年战争所获甚少，将军们放弃盖世奇功，不惜孤军深入，几遇挫折，坚定不移。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尘封了千年的军事战略：首先攻克成皋、荥阳，然后沿黄河以南向东推进，撕开赵、魏、韩、楚联合防线的口子。接下来北上攻占黄河以北的汲邑，进而继续北上，在黄河以东建立一片广阔的根据地。接下来切断赵国与韩、魏的联络，然后消灭韩国，吞并赵国，完成挺进中原的战略目的。这之后，伺机攻楚灭燕，方游刃有余。它始于秦庄王元年，始于蒙骜攻克成皋、荥阳。

分析这个军事战略，有以下五个绝妙之处：

第一，找到了绝佳的战略突破口，成功地切断了黄河以南韩国、魏国都城，与黄河以北大面积国土的联系，同时也切断了黄河南北诸侯国之间的联系和支援。

第二，挟持住了韩王和魏王，使得秦军在攻占韩国、魏国其他地域时，韩王、魏王不敢联络诸侯救援。

第三，成功地化解了黄河天险和吕梁山脉对秦军东进的阻隔。

第四，成功地变黄河之害为黄河之利，使得秦军孤军深入，却没有后顾之忧。

第五，由于秦军成功地将诸侯列国，尤其是韩国、魏国分割成了诸多孤立的地域，因此多次形成不战而胜的有利局面。

接下来让我们详细分析这个绝妙的军事战略的精妙之处。

注释：

[1]《史记·魏世家》：“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滏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

[2]“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

[3]《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年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畅、有诡。岁大饥。四年，拔畅、有诡”。

[4]《史记·秦始皇本纪》：“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

[5]《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史记，秦本纪》：秦庄王“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





第二节

巧妙的战略和绝佳的突破口


战争有战略、战术、战役之别。

战略，目的也。一个军事行动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战术，手段也。用什么样的手段赢得战争的胜利，以达到战略目的。

战役，过程也。一次军事行动的过程。攻打一个目标，直到这个目标被攻克。

不同的战略目的，对战争的结果有着不同的判断。如果战略目的是攻克一座城池，那么城池被攻克，战略目的达到。至于花了多少时间，多大伤亡，损失了多少财产，可以不考虑。这次军事行动的战略目的达到，算是打了胜仗。如果战略的目的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战争的结果，自己的伤亡大于敌人，虽然敌人退却，战略上仍然是失败。

从秦庄王到秦始皇，沿成皋、荥阳东进的军事行动，持续十多年，其战略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夺取一两座城池，也不是为了消灭数万敌人。它的战略目的是要从最薄弱的地方，突破赵、魏、韩、楚四国向西对秦国形成的防线。

以今天的呼和浩特至潼关这段南北向黄河为界，秦国一共和四个诸侯国相邻。最北面是赵国，往下是魏国，然后是韩国和楚国。

赵国土地辽阔，军民善战，名将辈出，西有黄河屏障，北有长城护卫。

魏国虽然相对弱小，但是西有黄河和吕梁山脉为天然屏障。

楚国与秦国间没有黄河阻隔，但是楚国不仅强大，而且地域十分辽阔。楚国多为水网地区，不适合秦军战车、骑兵的作战。楚国气候湿热，西北的士兵难以适应。攻打楚国如果不能迅速战而胜之，秦军就会深陷在楚国广大的水网地区，遭遇湿热天气和瘴气热病的折磨。这个时候，如果楚国再联合其他诸侯反击秦国，秦军凶多吉少。所以，秦国要想攻打楚国，必须速战速决。可是以秦国当时的国力和军力，要想在短时间内消灭楚国，显然没有可能。

秦灭六国，既然不能向南拿楚国开刀，既然当时最富有的地区在中原，在黄河以东地区，那就直接东渡黄河攻打魏国或赵国吧。历史上的秦国祖先都是这样做的，然而结果却难以奏效。

为什么难以奏效？从秦国祖先的失败经历上，我们才能看出秦始皇军事战略的绝妙。惟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秦始皇的秦国并不很强大，其统一中国的战争并不很激烈，他却能成功地消灭六国，一统江山。





一 历史上秦军多次东渡黄河，但都无功而返


秦穆公无心，六渡黄河，一无所获

秦穆公之前的秦国，还只是地处偏僻边陲的一个小国。在诸侯眼里，它和戎狄少数民族的部落没有太大的区别。国力不强大，物产不丰富，人民不开化。

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通过扶持晋国国君，以及跟晋国作战，秦国开始在诸侯间崭露头角。又通过向西攻打戎国，拓展了疆土，这才称霸西戎。

秦穆公曾经六次向东跨过黄河。

秦穆公元年，亲自将兵东渡黄河攻打茅津。茅津在今天黄河以东山西平陆县，与河南三门峡市隔河而望。

五年秋天，秦穆公又亲率秦军东渡黄河攻打晋国，两军战于河曲。河曲在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西，距茅津不远。

这两次东渡黄河，都没有太大的作为。茅津就在黄河边上，离晋国都城和其他重要城邑很远，因此，这两次东渡黄河，只能说是一种边界挑衅。

秦穆公九年，晋献公死，骊姬作乱，致使秦穆公有了东渡黄河，向中原腹地进军的机会。

晋献公死后，骊姬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王，大臣里克对此不满因而杀了奚齐。另一位大臣荀息不服里克，又拥立卓子即位，里克又杀了卓子和荀息。这时候，逃亡在国外的公子夷吾，请求秦穆公帮助他回国即位，并答应，一旦登基，就把黄河以西的八个城池割让给秦国作为答谢。秦穆公答应了，派百里傒带兵，秦军第三次东渡黄河，送夷吾回晋国，并扶持他登上了王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称王之后，违背诺言，不肯割让河西八城。

秦穆公十二年，晋国发生大旱，来向秦国借粮，秦大臣提议，乘晋国困难，发兵攻打，一可报失约之仇，二可取回河西八城。秦穆公问百里傒，百里傒说，晋国君主得罪了秦王，但是百姓没有。于是秦穆公同意借粮给晋国。运粮的队伍，水陆并进，络绎不绝。

可是两年之后，到了秦穆公十四年，秦国也发生了饥荒，也向晋国借粮，晋惠公不但没有借粮，反而发兵攻打秦国。不得以，秦穆公率领将军豹丕迎战，两军会战于韩原。战斗中，晋惠公的车子陷在了泥里，动弹不得，秦穆公看见了，亲自杀入敌阵，要捉拿晋惠公，不想反被赶来的晋军包围，自己还受了伤。正在这危急关头，突然有几百个农民，纵马冲进乱军之中，这些人个个奋勇，以一当十，不仅救出了秦穆公，还活捉了晋惠公。

原来，这些人是岐山下的农民。几年前，秦穆公走失了一匹好马，被这些农民逮住杀吃了。官吏追查下来，抓住了这些人，要把他们严办。秦穆公知道这件事后说：“君子不因牲畜而伤害人。我听说，吃了好马的肉，如果不喝酒，会对身体有害。”不但不治他们的罪，反而派人送去好酒。这些人感激秦穆公，见秦军与晋军激战，又见秦穆公身陷绝境，于是个个冒死，奋勇杀敌。

秦穆公活捉了晋惠公，班师回朝，他让所有的人沐浴斋戒，要拿晋惠公来祭上帝。周天子听说秦穆公要杀晋惠公，派人来向秦穆公求情。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的姐姐，听到这个消息，穿着丧服，赤着脚来替弟弟求情。秦夫人说：“我的弟弟身处险境我却不能救他，因为救了他，就破坏了君王你的命令。”

见此情景秦穆公道：“我把俘获晋国国君当作一件大喜事，没想到天子来求情，夫人也为之担心。”于是释放晋惠公，与之订立盟约，送其回国。晋惠公回国后，把河西的土地送给秦国，并派太子圉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也把女儿嫁给圉做夫人。

这之后，秦穆公又有了一次东进的机会。晋惠公夷吾在位十四年，病了。当时在秦国做人质的子圉，听说父王病了，担心父王一死，自己在国外，国内的兄弟会篡位，于是就跟夫人商量，想逃回晋国。子圉的夫人是秦国的公主。这夫人就说了，夫君为一国太子，现在困在秦国。秦王让我来侍奉你，目的是要稳住你的心。现在你想逃走就快走吧，我是秦国人，所以不能跟你逃走，不过我也不会告发你。

这样，子圉就逃回晋国，不久，晋惠公死了，子圉就即位成了晋怀公。

子圉不辞而别，有失做人质的规矩，也不符合两国间的协议，所以秦穆公十分生气。听说子圉登基，就找来长期逃亡国外的晋惠公夷吾的哥哥重耳，派军队把他送回晋国，拥立为王。晋怀公子圉也曾派军队抵抗，但是外有强大的秦国军队，内有支持重耳的内应。子圉终于放弃，逃亡国外，最后被杀。重耳登基为晋文公。登基时他已经62岁。

通过上述故事，我们不难看出，秦穆公至少有三个机会可以大举进攻晋国。第一是骊姬作乱，百里傒领兵送夷吾回国的时候；第二是俘获晋惠公，晋国群龙无首之际；第三次重耳登基。但三次秦穆公都没有这么做，甚至连想都没这么想。因为在他看来，那是非君子的作为。在秦穆公当时的思想认识里，诸侯列国的地位是周天子分封的，天经地义。作为一个强国的君王，应该协助周天子维护这种格局，而不是破坏它。所以，上述五次东渡黄河，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秦穆公真正东渡黄河的军事行动，是在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起因于攻打郑国。

郑国离秦国很远，国土并不接壤。春秋时期的郑国，在今天河南郑州一带。而那个时候的秦国，远在陕西西部。接受了晋惠公割让的河西土地后，其疆域才刚刚抵达黄河。

秦穆公为什么要攻打那么老远的郑国呢？史书上记载的原因十分可笑。

《史记·秦本纪》记载：把守郑国城门的将军让人捎信给秦穆公说，我管着城门，你们可以来偷袭。于是，秦穆公就动心了。[1]

秦国要去攻打郑国有两条进军路线。第一条走北线，必须经过晋国。也就是从陕西东渡黄河，过山西，再南渡黄河，绕过周天子的领地，然后才能攻打郑国。还有一条是走南线，省去了两渡黄河的麻烦，那就得向南借道楚国。北线虽然麻烦，但晋国当时的国君晋文公重耳，是秦穆公扶持起来的，两国关系不错，能够借道成功。而楚国与秦国大面积国土接壤，素有战事，同意借道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秦穆公决定走北线去攻打郑国。

为了慎重起见，秦穆公把这个问题咨询两位老臣蹇叔和百里傒，没想到两人都反对：“路经数国，到千里之外去袭击别人，很少有占便宜的。再说，既然有人出卖郑国，怎么知道我国的人就没有把我们的实情告诉郑国呢？不能袭击郑国。”

面对两位老臣的反对，秦穆公很生气：“你们不懂，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发兵袭郑。[2]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秦穆公心里早就下了决心要攻打郑国。征求蹇叔和百里傒的意见，只不过是走走形式，或者心里是希望得到二人的支持而已。

劳民伤财，千里远征，还要冒着走漏风声，遭遇埋伏的危险，一定要去攻打郑国，你到底是图什么呢？秦穆公没有说，但是史书的字里行间有答案。

八年前，秦穆公二十五年出了一件大事：周天子襄王郑被弟弟叔带借翟人的力量赶出朝廷，逃到了郑国避难。秦穆公二十五年，周天子襄王派人到晋国和秦国通报自己的困境，希望两国帮助重登王位。秦穆公于是派兵去郑国，协助晋国把周天子襄王护送回朝，杀死了襄王的弟弟叔带。也就是这次的经历，使得世代生活于西北边陲蛮荒之地的秦国人，首次深入中原腹地，见识了中原文明的繁华和富足，也就燃起了秦穆公向东发展，掠夺一点中原财富，在中原占据一席之地的野心。

秦穆公三十年，晋国攻打郑国，秦穆公出兵相助。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联合攻打，郑国眼看危在旦夕。于是郑国派出辩士游说秦穆公。

辩士对秦穆公说：“郑国和秦国并不接壤，消灭了郑国，只能是加强了晋国，不但对秦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有坏处。晋国强大了，秦国就有麻烦了。”

秦穆公听了辩士的话觉得有理。因为郑国与晋国接壤，消灭了郑国，土地自然会并入晋国版图，对秦国没一点好处，于是就罢兵回国了。

虽然罢兵，但秦穆公对郑国的占有欲却没有被打消。好，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了，秦国自己干。如果能消灭郑国，秦国可以独占好处。把郑国的地盘占了，再也不会有人说秦国是“西陲小国，夷翟遇之”了。

秦穆公是一个贤明君主，但是这会儿所谓利欲熏心，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为了堵住蹇叔和百里傒的嘴，秦穆公有意派百里傒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为将军，带兵出征。大军出发的那天，蹇叔和百里傒对着出征的队伍放声大哭。

秦穆公知道了很生气，我这里出兵远征，你们这儿哭丧，太不像话。

两位老人回答秦穆公道：“臣不敢哭大军。只是大军远征，臣的儿子随行，臣老了，恐怕儿子回来迟了不能相见。”

秦穆公还是挺开明的，没有怪罪两位老臣。两人退下来之后，悄悄对自己的儿子说：“你们如果兵败，一定是在殽阨这个地方。”

蹇叔和百里傒告诉自己的儿子们进兵的要害，可是，看起来他们的儿子们没有把他们的话当回事。

秦穆公三十三年春天，秦国的军队利用黄河尚未开冻，向东越过黄河，经过晋国，从周天子的都城北门经过，去攻打郑国。军队开到晋国的滑邑，这里和郑国交界，遇见了一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这人正赶着12头牛要去卖。突然遇见秦国的军队有点吃惊，心想与其人财两失，还不如舍财保命。于是就编了一通谎话说：“郑国的国君听说秦国要来偷袭郑国，特派小的在此犒劳诸位。”

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以为郑国已经有了准备，再去进攻，必然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无奈，只好回军。想想千里迢迢，劳师动众，空手而回，有点丢脸。可能也是因为回程的粮草有点接济不上了，于是就顺手牵羊，攻占了晋国的滑邑。

正好这时候，受秦穆公扶持的晋文公重耳死了，他的儿子襄公即位。襄公没有受过秦穆公的恩惠，又是新君初立，一听说秦国夺了滑邑，大怒，亲自穿着黑色的孝服，发兵在地势险要的殽山伏击秦军，结果秦军大败，全军覆没，三位将领也被活捉。

晋国人没有杀秦国的三位将领。由于秦穆公的女儿是晋文公的夫人，也就是当朝国君晋襄公的母后，于是她游说晋襄公说，秦穆公恨死这三位将军了，希望你把他们放了，让我的父亲来处置他们。于是晋襄公就把百里傒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放了回去。

三位将军回到秦国，这时候就看出秦穆公不愧为贤明君主，他亲自穿着白色的孝服，出城一直到郊外来迎接三位败军之将。

按说这个时候，秦穆公完全可以推卸责任。我让你们去偷袭郑国，没让你们顺手牵羊攻占晋国的滑邑。你们如果不去占这点小便宜，也不会招致晋秦反目，秦军全军覆没，害得我女儿得给晚辈说好话，我也跟着丢脸。

秦穆公没有这样做。《史记·秦本纪》记载：三将至，秦穆公素服郊迎，向三人哭道：我不听百里傒、蹇叔的话，使得你们兵败受辱，你们无罪，等着找机会雪耻吧。于是恢复三人官职，愈加重用。

三年后，秦穆公三十六年。秦穆公再次派孟明视等率军攻打晋国，以雪前耻。秦军渡过黄河之后，烧毁船只，以示决一死战之决心。结果秦军大胜，不仅攻下了晋国的王官城（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南），还有鄗城（今山西省永济市东），还杀得晋国人紧闭城门，不敢出战。于是秦穆公亲自从茅津渡过黄河，在晋国的国土上为在殽山之战阵亡的将士筑坟发丧，哭悼三日。

此役虽然获胜，却使秦穆公认识到，投机取巧，想在中原捞一把的想法不现实。再加上秦穆公本身也没有占领晋国继续东进的野心，于是，他向蹇叔和百里傒两位老臣承认了错误，西渡黄河撤回了占领晋国的军队，改向西边扩展秦国的疆土。

这之后，晋国内乱不断，六卿专政。赵襄子、韩康子、魏恒子联合起来，谋杀了在晋国掌有实权的大臣知伯，瓜分晋国的土地。晋国瓦解，分裂成赵、魏、韩三个诸侯国。

秦穆公在位39年，他死后，他的子孙并没有继续他的强国伟业，秦国迅速衰败，一直到280年之后，21岁的秦孝公登基，这才又一次把秦国领上了强国之路。

秦孝公无力，东渡黄河仅为变法内需

秦孝公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衰落。《史记·秦本纪》用秦孝公自己的话，对当时的形势做了描写：

秦孝公元年，黄河岐山以东，已经形成了六个诸侯强国。它们是齐威王齐国，楚宣王楚国，魏惠王魏国，燕悼王燕国，韩哀侯韩国，赵成侯的赵国。另外，在淮水、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周天子则占据洛阳一带很小的地方。地方很小，也没有势力，天子说话已经不太管用了。诸侯热衷于武力，互相兼并。

而此时的秦国，处在偏远的雍州，不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在这些诸侯眼里，秦国和偏远的少数民族部落夷狄大同小异。在秦孝公即位前的280年间，其他诸侯国发展壮大，而秦国却衰落了。[3]

秦穆公的儿子康公也想学父亲，派军队护送晋国太子雍回国登基，结果被晋国军队打得大败，拥立未成。

秦桓公在位的时候，楚国强大起来，楚庄王主持诸侯会盟。秦桓公不得不与晋国订立盟约，割让土地。订完盟约回到秦国后秦桓公反悔，晋国于是率领诸侯攻打秦国，把秦国打得大败。诸侯联军一直打到咸阳，杀到泾水边，秦桓公同意割让土地，诸侯这才收兵。

秦桓公死后儿子景公即位。这时候晋国强大起来，晋悼公是诸侯盟主，多次率领诸侯联军攻打秦国，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打过咸阳，渡过泾水，这才收兵。如果诸侯有意消灭秦国，毁灭咸阳，这次是易如反掌。

秦躁公十三年，就连西北的戎狄之国义渠也来攻打秦国。戎狄的兵马几乎横扫秦国全境，一直打到咸阳，打过渭水，掠尽财宝人民，这才罢兵。

秦国这几次差点亡国的战败，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后人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胜利，归结为秦国占据了好的地理位置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秦孝公决心励精图治。

秦孝公许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强大者，我不但委以高官，还将与他裂土封侯。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身在魏国的商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来到秦国，通过一个名叫景监的宦官，求见秦孝公。

商鞅是卫国人，说起来也算是王室后裔。他是卫国国君的姬妾所生的儿子，姓公孙，名鞅。商鞅之名是因为后来被秦孝公封侯于商地而得名。商鞅最初投靠魏国丞相公叔座门下做中庶子。在魏国的时候，商鞅已经在小范围内展露了才华。

有一个故事说明商鞅在魏国的处境。魏国的丞相公叔座发现商鞅有才能，还没有来得及提拔他，自己就得了重病。这天，魏惠王亲自到宰相公叔座的家里看望他（就是那个在兵书《尉缭子》中向尉缭问军事的魏惠王，也可称其为梁惠王）。魏惠王见公叔座病重，就问他：“如果你不行了，国家怎么办？”

公叔座说：“我的这些门客中，商鞅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有奇才，希望大王能让他来治理国家。”

魏惠王听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魏惠王要走了，公叔座就屏退左右然后对魏惠王说：“大王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把他杀了，不要让他离开魏国去了其它国家。”

魏惠王答应了公叔座的要求走了。

魏惠王走后，公叔座想想于心不忍，于是找来商鞅，心有亏欠地对他说：“今天国王来了，问我谁可以替代我为宰相，我推荐了你。可是我看国王的神色，好像不同意我的推荐。我只好先效忠君王而言国家利益，后想着个人的师生友谊。所以，我就对国王说，如果你不用商鞅，就立刻把他杀了。国王同意了。你快逃吧，晚了就要被抓住了。”

听了这话，商鞅从容地说：“国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

商鞅没有逃走。果然，魏惠王离开公叔座家之后，对左右人曰：“公叔座看来是病得不轻，竟然让我用商鞅来治理国家，真是糊涂了。”

过了不久，公叔座病死了，正好听说秦孝公招募贤才，商鞅就离开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到了秦国之后，并不是一帆风顺，这其中的波折，正好也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透射出，秦孝公虽然是位明君，也有振兴秦国的愿望，但其志向远不及他的子孙秦始皇。

商鞅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马上就得到了允许。很快，商鞅见到秦孝公，进言他的治国之道。可是没想到，这边商鞅滔滔不绝，那边秦孝公不时打盹，后来竟然睡着了。

此次谈话结束后，秦孝公怒责景监：“你推荐的这人是个疯子，胡说八道，怎么能用他来治理国家！”

景监挨了秦孝公的骂，就去责备商鞅。商鞅解释道：“我对秦孝公讲如何效法尧舜统一海内的帝王之道，可是他的志向不在这里，所以说不通。”

过了五天，商鞅又见到秦孝公，这次谈话比上次有了进展，秦孝公没再打盹，但是，还是没有符合秦孝公的意思。完了之后，秦孝公责怪景监，景监责怪商鞅。商鞅说：“我跟秦孝公说，如何像禹、汤、文、武王那样，做好一个国家的君王，也不中秦孝公的意，请君王再见我一次。”

第三次谈话效果不错。这之后，秦孝公不断和商鞅讨论治国之道，一连几天都不感到厌倦。商鞅这时对秦孝公说的是如何增强国力，称霸诸侯。

可以看出，秦孝公的目的很明确，使秦国强大起来，不再受诸侯的欺负和轻视，夺回被晋国占领的河西之地，最终成为诸侯盟主。

秦孝公终于觉得商鞅的那一套办法有道理，可是，等到真要下决心实行了，秦孝公又很犹豫。因为，商鞅的那套办法，毕竟和现行的做法相距甚远，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秦孝公怕天下人批评议论。

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有独到见解的人，必然不被一般人所理解，因而难免受到诋毁。愚蠢的人事情已经成功了还蒙在鼓里，有智慧的人在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看到事情发展的必然过程。老百姓不能在事情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跟他们讨论成败好坏，只能在事情做成了之后跟他们一起庆祝胜利。道德真正高尚的人，行为反而不合乎一般的习俗；要为老百姓做成大事，反而不能和老百姓去商量。[4]

秦孝公被商鞅说服了，下决心实行他的新政。

果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家大治。新法推行十年之后，老百姓开始见到成效，享受到实惠，于是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当初说新法不好的秦国百姓，现在又说新法好了。

于是，秦国开始向东用兵，东渡黄河攻打魏国。

秦孝公八年，秦国出兵攻打魏国，在元里打败了魏国的军队。元里在黄河以西，今陕西省澄城县南。这一仗还是在黄河以西展开，目的是夺取黄河以西土地，摆脱秦国与魏国之间战略上的被动。

秦孝公十年，商鞅带兵攻下了魏国的安邑。安邑在今山西省运城地区的夏县西北。这是秦孝公首次东渡黄河。

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战，结果商鞅击败魏军，俘虏了魏公子卬。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与秦国议和，同时把都城迁到了大梁，也就是从今天的山西夏县一带，一下子东退几百公里，搬到河南开封。此战秦国夺回了黄河以西的土地，从战略上的被动挨打，变成了战略均衡。商鞅得胜还朝，秦孝公封给商鞅商地十五个城邑，封号为商君。

秦孝公二十四年，商鞅率秦军再次东渡黄河，与魏军会战岸门，俘虏了魏国将军魏错。岸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

魏惠王这时候后悔道：“寡人恨不用公叔座言也。”魏惠王说这句话的意思，不知道是恨当年没有听公叔座的话，让商鞅当宰相来治理魏国，还是没有听公叔座的话立刻杀掉商鞅。

这时候，周天子给秦孝公送来霸主称号，诸侯都来朝贺。秦孝公派公子少官带领军队在逢泽会盟诸侯。

应该说，秦孝公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的霸业，可是，秦军虽然三次东渡黄河攻打魏国，实际的战果，只是逼迫魏国同意把黄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秦国，秦国并没能守住黄河以东攻占的城池。

二十四年秦孝公死，在商鞅变法中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秦国贵族，以及触犯新法受到责备的太子，这时一起来向商鞅复仇，商鞅被以叛国罪车裂处死。秦孝公的强国梦戛然而止。

秦昭王无谋，18次东渡黄河，白白消耗人才、物财

秦孝公死后32年，他的孙子秦昭王即位。秦昭王在位56年，发动过无数的战争，18次东渡黄河，结果却只是占领湖北西部的南郡，而在黄河以东却一无所获。[5]

分析秦昭王的战争，可以看出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随意。

今天产生矛盾，发动战争攻城略地，明天双方修好，送还土地，互相结盟。

比如秦昭王四年，派兵攻占魏国的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市西），第二年魏王来应亭见秦昭王，秦昭王就把蒲阪还给了魏国。

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联合攻打秦国，秦国为了讲和，把占领的河北以及封陵（今山西省永济市西南）割让给韩、魏两国。

十五年，当时任大良造的白起，攻克了魏国的垣城，后来又把它还给了魏国。十八年，将军错再次攻打魏国的垣城、河雍，用水淹的办法取得胜利。垣城在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有些书中说是陕西省垣城县，有误）。

第二个特点是各自为政，四面出击。

将军们想打哪儿打哪儿，打完了是不是守得住，有没有必要去守，没人管。

秦昭王六年向南进攻，秦将庶长奂攻打楚国，斩首两万。但是土地城池没有斩获。冷兵器时代，斩敌一万，自伤八千。所以，伐楚其实没占什么便宜。

七年，又向中部发动战争，秦军攻克新城。新城在今天河南伊川县，当时属于韩国地界。没有守住，十三年左更白起再次攻打韩国新城。

最典型的战役就是长平之战。本来秦军是要攻打韩国的上党，当上党守军投降赵国之后，秦军便转而攻赵，以致在长平发生大战。虽然秦军大胜，但是冷兵器时代，秦军的损失也会十分巨大。第二年，后果开始显现，秦军想要战胜，越来越困难。

首先是五大夫陵攻打赵国邯郸，久攻不下。第二年正月，秦昭王增兵支援五大夫陵，但是仍然没能攻克邯郸，于是罢免了五大夫陵，由王龁代为主将。王龁也没能攻下邯郸。这年十月秦将张唐攻打魏国，也战败了。张唐怪罪于蔡尉没能守住要津，把他杀了。第三年十二月，又向攻打邯郸的秦军增兵，王龁猛攻邯郸，仍然不能战胜，只好撤军。

第三，秦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战略目的。

秦昭王发动的战役，似乎成了将军们展示军事才华的一场演出。比如从秦昭王二十三年至三十年这8年间，秦国的将军们好像厌倦了在自己家门口作战，开始长途跋涉，穿过敌国的疆土，去进攻遥远的齐国，以及魏国的大梁。甚至远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去攻打位于贵州的楚国黔中。也许，秦国的将军们在显示自己有长途奔袭的能力。显示自己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在没有后援和粮草接济的情况下，仍然有打赢战争的能力。

比如秦昭王二十二年，蒙骜率军长途跋涉，从陕西东渡黄河攻打远在山东的齐国，然而没有战胜的记录。

二十三年，秦将尉斯離再次率军攻打齐国。秦军在济水西面的聊城一带打败了齐军，但是没有任何城池的斩获。

二十四年，秦军攻取魏国的安城（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一直打到魏国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时燕、赵国发兵救援，秦军只好放弃。当时秦军要攻打大梁，有近千公里的路程，沿途还必须穿过韩国的城皋、荥阳，然后才能进入魏国的地界。显然，这次战役又是一次远征穿插。结果燕、赵来救，秦军不敢在敌国的地界久留。

三十六年，秦客卿竈再次攻打齐国，占领了刚城（今山东省宁阳县）和寿城（今山东省东平县），但是很显然，秦军不可能在远离秦国本土的地方真正占领这两座城池，随后也只好放弃。

纵观秦昭王在位56年发动的无数战争，虽然大多数战役都取得了胜利，但却没有向东消灭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其攻城略地无数，却未能在黄河以东占领一城一地。到秦昭王死的时候，黄河以东占领的城池全部失守。18次东渡黄河一无所获！

如果说秦穆公专心侍奉周天子而无心东进，秦孝公刚刚变法国力不强无力东进，那么秦昭王已经消灭了西周天子，也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却为什么没能像他的重孙秦始皇那样，向东消灭诸侯六国而一统江山？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无谋。

秦昭王的战争缺乏一个整体而又巧妙并正确的军事战略，没能在赵、魏、韩、楚四国自然连接起来的向西防线上，找到正确的突破口，所以注定他发动的战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却是劳民伤财赔本赚吆喝。

注释：

[1]《史记·秦本纪》：“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

[2]《史记，秦本纪》：“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

[3]《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彊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倂。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醜莫大焉。”

[4]《史记·商鞅列传》：“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5]《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18次东渡黄河，发动战役：①秦昭襄王“四年，取蒲阪。”②“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③“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④“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⑤“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⑥“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⑦“二十二年，蒙武伐齐。”⑧“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⑨“二十五年，拔赵二城。”⑩“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不能取。”“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秦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军分为三军。武安君归。王龁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免，王龁代将。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为蔡尉捐弗守，还斩之。”秦昭王五十年，“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





二 蒙骜妙计，攻克荥阳


为什么秦始皇祖先的东进战役总是不能有所收获？

因为有黄河天险。

秦国的祖先们在向东进军中原的时候，都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先东渡黄河攻打魏国，或者赵国。秦国进攻魏国或赵国的军队，首先必然向东跨过黄河。而秦国与魏国、赵国交界的这段黄河，水流湍急，两岸多为高山峡谷，道路十分崎岖。秦军过了黄河以后，立刻就面临着吕梁山脉的阻隔。越过吕梁山脉后虽然有一片开阔的晋中平原，但如果秦军还想向东推进，又需要翻越横亘在面前的太行山脉。

笔者曾经驾车沿途考察，即使是21世纪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要想从陕西驾车驶往山西，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且不说大部分时间车子都是在山路上盘桓，遇有雨雪和塌方，简直就是寸步难行。

笔者从山西吉县驶往山西晋城，20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8个小时，仅吉县至襄汾不到80公里的路程，由于塌方修路，竟走了4个小时。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其道路情况不会好于修路情况下的吉县至襄汾段。秦国的军队，不仅要在陡峭的黄河上，把战车人马运过黄河，还要在这样崎岖的山路上，保证兵员和给养的补给，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虽然秦军可以利用冬天黄河封冻的季节，把军队运过黄河。可以乘赵国、魏国在这些山区地段防守的薄弱把军队开进两国的纵深，但是一旦黄河开冻，秦国的军队就面临魏国、赵国军队在广阔的地域上，从不同方向的反击，而背后又被黄河阻隔，给养、援兵、退路都不畅通，秦国的进攻部队就有被围而全歼的危险。这也是秦国自秦穆公至秦昭王410年间直接东渡黄河攻打列国，却总是不能真正有所斩获的原因所在。

向东渡过黄河直接攻打赵国、魏国难以奏效，向南攻打楚国又难以取胜，秦军东进的正确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老天难道把东面的赵、魏、韩、楚四国铸就成了一块坚硬的磐石，没有给秦国留下一丝一毫可以利用的缝隙了吗？如果是这样，秦始皇祖先410年东进失败，那就是天意了！

然而没有，上天在赵、魏、韩、楚四国坚固的防线之中，给秦国留下了成皋、荥阳这个绝佳的突破口，秦国需要做的，只是有人来发现它。上天把这个使命交给了大将蒙骜。

蒙骜是齐国人，秦昭王时期从齐国来秦国侍奉秦昭王。蒙骜有个儿子名叫蒙武，两个孙子一个就是大名鼎鼎北逐匈奴的将军蒙恬，另一个是文官蒙毅。

蒙骜的为官经历有点奇怪。在秦昭王时期，蒙骜虽为将军，但是却没有攻城略地的战功。秦昭王二十二年，蒙骜20多岁就曾经统帅大军去攻打齐国，但是没有取胜。虽然没有战功，带兵出征又劳师无功，可是他的官却做得很大。最晚在40多岁的时候，就官至上卿。

我们知道，秦国的法律，将军是要靠战功得到晋升的，可是蒙骜却没有战功。战国时代还有一种方式能够得到快速提升，那就是游说之士口若悬河的辩才。像同时担任六国宰相的苏秦，一通云山雾罩的神侃，一个虚无缥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合纵理想，便一举封侯，衣锦还乡。可是蒙骜好像也不善言辞，《史记》中没有他的只言片语传世。那他靠什么赢得秦昭王的赏识？靠什么来符合秦律的规定，从而得到如此迅速的提升？

据此我们只能推测，蒙骜这人善于运筹帷幄，而不善决胜千里。出谋划策可以，时常有众人意想不到妙计，但是具体实行起来，让他带兵打仗差点。

攻打荥阳的建议曾经有人提出过，但是没有得到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的重视。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魏国人范雎曾对秦昭王说：“秦、韩两国的国土，犬牙交错简直就像交织的刺绣一样。秦国疆域里有韩国的土地伸入，这就如同树干中生了蛀虫，人身内患了心病一样。天下的形势没有变化就罢了，一旦发生变化，给秦国造成祸患的还有谁能比韩国更大呢？大王应该拢住韩国。”

秦昭王说：“我本来就想拢住韩国，可是韩国不听从，该怎么办？”

范雎回答道：“韩国怎么能不听从呢？大王进兵去攻占荥阳，那么韩国由巩县通往成皋的道路就被堵断了，往北也切断了太行山的要道，上党的军队就不能南下。大王一旦发兵进攻荥阳，韩国就会被分割成三块孤立的地区。韩国眼见就要灭亡，怎么能不听从呢？如果韩国服帖了，那么就可乘势推进称霸天下的事业了。”

《史记》记载，秦昭王赞同范雎的建议，派人去实行。但是考察实际战事记载，秦昭王却并没有发动攻占荥阳的战役，一直到他死，荥阳还安然地在韩国手里。[1]

这可以理解，作为一个有吞并四海野心的君王，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向他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军事建议，有的是对的，可是大多数并不一定正确，有的可能还很愚蠢。听多了，难免厌烦，难免习以为常，这需要有一个英明的君主，一下子就能在众多的，不绝于耳的建议中，发现那个有价值的，绝妙的，可能只是几句话，不起眼的绝佳建议，然后将其完善并百折不挠地力排众议，坚持实行。秦昭王显然不具备这样英明君主的品质和智商。

范雎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这个建议目光过于短浅。虽然在攻克荥阳这一点上与后来秦始皇的军事战略相同，但范睢的战略目的仅仅是为了分割消灭韩国，这显然是没有看出其中更深远的重大战略作用。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消灭韩国，以秦军之强大，秦将之善战，消灭韩国是不在话下的事情。或许这也是范雎这个建议没有引起秦昭王重视的主要原因。

也许是范雎的建议提醒了同样官至上卿的蒙骜，这个建议一下子解开了他心中终日未解的一个难题：怎么样才能东渡黄河挺进中原？怎么样才能把连成一气，互为支援的诸侯列国彻底分割开来？怎么样才能既达到上述战略目的，而又不要有太大的战事，以免引起诸侯列国的警觉？现在，这一系列的难题有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攻占成皋和荥阳。

为什么范雎的这个建议启发的是蒙骜，而不是其他将军如王齮、麃公，或者干脆是秦庄王和吕不韦？理由有三：

第一，秦庄王即位以后，蒙骜被迅速提拔为仅次于秦王、相国吕不韦的秦国三人核心团的成员之一。为什么得到如此快的提拔，一定是有重大贡献。有什么贡献能够大过在410年秦国祖先东进失败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第二，从秦国执政的主要当权者来看，秦庄王多年生活在赵国，不接触秦国的军事和政治，也没有机会了解诸侯列国之间的战争状况，不可能知道范雎的建议，也不可能刚一即位就提出如此精准绝妙的战略计划。

吕不韦身为商人，不懂军事，也同样生活在赵国，难以相信这样的人能够制定出如此绝妙的军事战略。所以，唯有长期从事军事研究，又始终关注秦国东进战略的人才有可能。

第三，蒙骜在秦昭王时代虽然官位很高，但只有一次带兵打仗的经历，由于战而不胜，所以，不论是秦昭王不再信任他的指挥才能，还是蒙骜自己有自知之明，这之后34年里，他再也没有带兵打仗。

然而，到了秦庄王即位却一反常态，秦庄王元年，蒙骜就带兵攻打成皋、荥阳。不仅如此，这之后他几乎始终将兵在外，征战不止。而他在秦始皇父子两代君王期间发动的所有战役，恰恰是在执行那个绝妙的军事计划。还有什么能比一个老人，身体力行地去努力做一件事情，更能说明问题呢？

因此我们说，认定蒙骜提出了这个绝妙的军事战略，是合理的。蒙骜提出这个计划之后，当然会有不同意见，当然会遇到君王、相国的质疑，蒙骜自己也会担心其他将领在执行过程中失误，导致这个绝妙的计划被否定或搁置，所以，他要身体力行地亲自实现它。

蒙骜的这个军事计划究竟妙在何处？用他的这个计划就能轻松地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吗？

注释：

[1]《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昭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王曰：‘善。’且欲发使于韩。”





三 从荥阳突破的五大妙处


（1）将韩、魏两国一刀五断

韩国的国土从军事上讲有一个弱点。韩国的国土看上去像一个倒8字，中间被由西向东的黄河一分为二。大部分国土在黄河以北，小部分国土在黄河以南，而韩国的都城郑恰恰在黄河以南，在今天河南省新郑市附近。韩国黄河以南的这部分国土，与秦国接壤，没有黄河这个天然屏障。

黄河也把魏国分成南北两个部分，而韩国黄河以南的这部分国土，又切割着魏国的土地，切割下来的魏国黄河以南的部分，恰恰又是魏国都城大梁的所在地。

如果把韩国和魏国的国土用一个形象的图形来描述，恰似一个英文字母X，左一笔是韩国，右一笔是魏国。中间交叉的部分是黄河，两个诸侯国以黄河为界，互相切割着。

现在，秦军出兵攻克韩国的成皋和荥阳，就切断了韩国黄河以北国土，与黄河以南都城郑的联系。秦军沿此方向再向东推进，攻克了卷城、酸枣城，和燕城之后，就又切断了魏国都城大梁，与魏国黄河以北广大国土的联系。

荥阳离韩国都城郑只有几十公里，也就一步之遥。酸枣城离魏国都城大梁也只有几十公里。此时秦军如果南下攻打韩国和魏国的都城，恰如探囊取物。

攻克成皋、荥阳，再向东推进攻克卷城、酸枣和燕城，等于是一刀将韩、魏两国切成了五段。韩国黄河以南的都城郑一段，黄河以北上党一段；魏国黄河以南都城大梁一段，黄河以北西面曲沃一段，东面汲邑一段。国土一旦被分割，则容易被各个击破。

不仅如此，等到秦军攻克卫国都城濮阳，赶走卫国国君之后，秦军还彻底切断了黄河以南强大的楚国，与黄河以北其他诸侯国的联络。

（2）挟持韩王，诸侯难以救援

由于攻克成皋、荥阳的战役规模不大，几乎没有杀敌斩首的记录，因而不会引起诸侯列国的重视。

从荥阳突入还有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妙处，以往秦军攻打其他诸侯国，不是去攻占对方的重要城邑，就是干脆包围其都城，比如攻打韩国的上党，包围赵国都城邯郸。但是这样做，马上就会遭到韩国军队和赵国军队的反击。韩国军队如果感到自己难以取胜，就会向其他诸侯国求救。而一旦其他诸侯国来解救，秦军便面临着两面作战的困境。这样的结果往往不是战败，就是无奈的主动撤离。

现在秦军攻占成皋、荥阳，韩国为什么没有向其他诸侯国求救？不是因为战事不大，韩国损失的地方不多，而是因为韩王不敢。因为韩王一旦向其他诸侯国发出求救，秦军立刻就可以挥师南下攻郑，不等救兵赶到，秦军便可以攻占韩国的都城郑，俘获韩王。

所以，韩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军攻下自己的重要交通联络枢纽，而不敢有任何自救举动。

不仅如此，由于秦军屯兵韩、魏两国都城不远，却又引而不发，致使秦军北渡黄河攻打韩、魏黄河以北土地时，韩王、魏王也投鼠忌器，不敢有所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军一个个攻占自己的城邑，一点点蚕食掉自己的国土，只能苟且眼前的富贵，活一天算一天。而其他诸侯列国，虽然也看出了秦国的战略意图，也知道这样下去早晚秦军会屯兵自己的门前，但现在秦军吃掉的毕竟是别人的土地，攻占的是别人的城邑，人家自己的君王都不管，其他国家当然也就不便插手。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韩王、魏王的不敢，其他诸侯王的不便，给了秦国从容应对的时间和方便。这才有了强大的秦军对弱小分散，孤立无援的韩、魏城邑的各个击破。

（3）化解了黄河天险的阻碍

攻克成皋、荥阳之后，为什么要北上，反复争夺一个小小的城池汲邑？

秦昭王18次东渡黄河，之所以没能在黄河以东占据一城一地，其原因是黄河天险和吕梁山脉、太行山脉的阻隔。

黄河从呼和浩特向南至潼关的这段河流，河床险峻，又有吕梁山脉和太行山脉阻隔。而从潼关向东转，一直流向东海的这段黄河，虽然河床宽阔，但是却平坦广阔。两岸没有高山峡谷的阻碍，渡河容易。尤其是汲邑一带，一马平川的平原，适宜战车、骑兵的作战。

秦军攻克了荥阳之后，北渡黄河攻占汲邑，就占据了一个绝好的黄河渡口。由汲邑北上攻打上党、太原，正好避开了山西省东西两侧的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千军万马可以在广阔的晋中平原上调动和作战。这样能充分发挥进攻一方的优势，而减弱了防守一方利用天险和地势的优势。

几百年来秦军必须翻山越岭，携带大量粮草，艰苦跋涉然后再疲劳作战的历史，到此终结。

（4）孤军深入而无后顾之忧

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如果我们不考虑黄河的因素，从秦庄王元年开始到秦始皇七年，连续十年沿成皋、荥阳，在一个狭长地带向东推进的军事行动十分危险。到秦始皇六年攻克卫国都城之后，秦军已深入到韩、魏、楚、齐四国的腹地，很容易被诸侯国联合进攻所分割和消灭。

可是，四国为什么没有这么做？秦军为什么没有被分割包围而遭受灭顶之灾？

答案是，秦军巧妙地把过去妨碍秦军东进的黄河之害，变成了如今护卫秦军东进的黄河之利。

奥妙就在这里。黄河原来一直是秦国东进，乃至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由于有了黄河天堑的防卫，赵国、魏国、韩国可以安然无恙。现在秦军沿着黄河向东推进，黄河成了秦军北侧天然的保护屏障，同时也成为秦军物资补给，兵员输送的天然快速通道。有黄河在，四国敢于出兵切断秦军，立刻会遭到秦军前后军，以及黄河登岸秦军的三面夹击。所以，韩、魏、楚、齐等国的君王和将军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秦军大摇大摆不断向东推进，在自己的国土中间切开一道口子，而束手无策。

（5）多处形成不战而胜的局面

由于韩、魏的国土被切成了五段，诸侯列国也被切割成黄河南北两个区域，加之又都投鼠忌器，因此，当秦军各个击破的时候，当秦军集结起虽然不是很强大，但是相对于一座孤城，仍然是泰山压顶的兵力时，大多数守城者都放弃了抵抗。因而，秦军得以不战而胜。比如，秦始皇十七年兵不血刃拿下韩国，比如二十五年同样是兵不血刃平定魏国。

然而，绝妙的战略虽然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虽然能够使原来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战争，取得令人欢欣的胜利，但是，正因为它巧妙，所以它不能出错。一着不慎，便会满盘皆输。





第三节

操之过急，蒙骜大败


战略突破口找到了，秦庄王元年，大将蒙骜攻占成皋、荥阳，切断了韩国都城与黄河以北大面积国土地联系。这个时候，秦军应该继续沿荥阳东进，进一步切断魏国南北的联系，如同后来秦始皇所做的那样，可是没有。第二年，秦军不是继续东进，而是急不可待地开始实施黄河以北的军事行动。这年，蒙骜从秦国本土出兵，在光狼城附近东渡黄河，攻占太原。

这就好比一个棋力不济的业余棋手，还没有为进攻做好全部的准备，就急不可耐地投子杀入，急于吃子获利。

秦庄王二年蒙骜攻占太原的军事行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绝妙的军事战略，在秦庄王时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对于攻克荥阳战略意义的认识，蒙骜虽然比范雎进了一步，但是，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它巨大的战略价值和多方面的作用。范雎看到它能分割韩国，蒙骜进一步认识到它可以撕开诸侯防线，增加黄河新的渡口。但是，对于它还能挟制韩王、魏王，分割诸侯，有利于孤军深入等这些方面的战略作用，没有觉悟。因此，攻克荥阳后，没有继续向东推进，而是急忙在黄河以北收获实惠。

秦军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实惠，重新占领了得而复失的太原。蒙骜攻克太原后，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由蒙骜亲自率领，挥师南下，向太原东南方向的汲邑进军。并于秦庄王三年的春天，首先攻占了汲邑北面的高都（今山西省晋城县），继续南下，顺利攻克汲邑（今河南省卫辉市）。秦军攻克汲邑后，与黄河南岸的荥阳隔河而望，南北秦军贯通一气，不仅占据了又一个黄河渡口，还使得占领太原的秦军不再孤立无援，好比一块孤棋，现在有了根。

不仅如此，蒙骜率军南下的军事行动，还在魏国黄河以北的广阔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军事走廊：从光狼城向东至太原，由太原向南至高都、汲邑。这个军事走廊将魏国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国土，包围在秦军的四面夹击之中，形成了不战而亡的局面。

所以，《史记》随后轻描淡写地记载：“取三十七城。”没有艰苦鏖战的记载，没有斩首杀敌的数字，取了哪里的37座城池，史书上也没有记载。我们从秦军进攻的路线，和进攻得手以后秦、魏之间的战略态势来看，毫无疑问，这37座城池是太原以南，高都以西的广大地区。[1]

这个时候，另一路秦军由老将王龁统领，在太原四周分兵出击，逐个攻克了太原周边的榆次、新城、狼孟，扩大秦军在太原附近的占领。同时，向东南攻打韩国的上党，并一鼓作气将其攻克。秦军占领太原、上党之后，设置了太原郡，并派官员统治管理。[2]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秦军在黄河以东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秦庄王三年秦军在黄河以东取得的胜利，引起了诸侯列国的警觉。这个时候，蒙骜没有继续沿荥阳东进，而是急于北上，在太原、上党获利的错误，显现出来。

由于仅仅切断了韩国南北国土的联络，而没有进一步切断魏国。秦军在黄河以北占领魏国平遥至运城一带广大地域的胜利，激怒了魏国君臣。于是，魏国将军无忌联络诸侯反击。

魏无忌率领魏、赵、楚、卫联军攻击黄河以北的秦军，由于兵力悬殊，支援和补给困难等多方原因，秦军大败，刚刚占领的上党、太原，以及平遥、运城等广大河东地区，几乎全部失守。秦军不得不溃退到黄河以南，依据黄河和荥阳城抵抗联军。

《史记·秦本纪》用了个坏事好说的修辞，不写秦军被诸侯联军打得大败，溃退到黄河以南，从而使黄河以北的城池全部丢失，而是说秦军把诸侯联军阻击在黄河以北。[3]

秦庄王即位以来，精心策划，全力推行了三年的东进战略，经此一败，几乎一无所获，付之东流。三年战事所带来的消耗，人员的伤亡，劳而无功的后果，以及一开始就反对攻打成皋、荥阳的国内势力，此时必然对秦庄王形成巨大的压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和压力，这一年，秦庄王驾崩，13岁的秦始皇在一片战败的萧瑟气氛中，登基即位。

蒙骜为什么战败？一直被后人认为强大无比的秦军，为什么在并不强大的魏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反击下，就如此不堪一击地溃败至黄河以南，一战丢失如此众多的城池，如此广阔的地域？

表面上看是蒙骜操之过急，北上收获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深入分析却是因为当时秦庄王、吕不韦，包括蒙骜自己，对那个绝妙的军事战略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

一件事情，如果做成了反过来看似乎简单无奇，但是在谋划的初期和推进的过程中，诸多因素缠绕，要想理清头绪，拨开迷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依然如同一盘棋局，不仅需要发现那个绝佳的棋筋所在，还要能算清这之后的每一步棋的变化和应对，这样才能把那个绝妙的开始引向不可思议或者是看似水到渠成的胜利。

总结蒙骜战败的原因，秦始皇即位后调整战略部署，没有急于发兵太原夺回失地，也没有重新攻占汲邑夺回黄河渡口，而是用了6年的时间，耐心地沿黄河东进。

秦始皇二年，派将军麃公攻占荥阳东边的卷城。

秦始皇三年十月，重新启用蒙骜，命其率军继续向东推进，攻打魏国的畅城和有诡城，第二年将其攻克。

秦始皇五年，还是老将蒙骜，继续东进，分别攻克了卷城东面的酸枣城，再向东攻克了燕城。

秦始皇六年，诸侯列国再次感到秦军东进的威胁，五国又联合攻秦。由于此次秦军的军事行动均在黄河以南，没有黄河天险的阻隔，援兵粮草均没有发生困难。而诸侯联军则要南渡黄河作战，处于不利位置，所以，秦军顺利击败五国联军。

诸侯联军败溃之后，秦军立刻继续东进，仍然是沿着黄河以南向东，一直攻打到位于河南濮阳的卫国都城，攻克都城。至此，秦军成功地扩大了黄河以南根据地，彻底切断了黄河以南各诸侯国与黄河以北的联系。同时兵临大梁，威胁魏国都城。

做好了上述准备工作之后，秦始皇七年，王翦接过故去的蒙骜帅印，再次北渡黄河攻占汲邑，并沿当年蒙骜南下的路线北上，向太原推进。到秦始皇十一年，王翦统帅的秦军，再次占领了前番失守的山西平遥、离石、洪洞、临汾、侯马、运城等广大地区。

至此，秦军终于成功地实现了410年来几代君王都没能实现的梦想，通过从汲邑北渡黄河的迂回，成功地向东跨过了黄河，在黄河以东建立起了一片广阔并坚实的河东根据地。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整体军事战略，基本形成，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接下来，遵照这个军事战略，依托宝贵的河东根据地，秦始皇将展开挺进中原，消灭诸侯的宏大战役。

秦始皇接下来将如何展开进一步的战役？是像李斯建议和后人认为的那样，南下消灭韩国吗？如果是这样，先灭韩的策略似乎就有了根据。可惜没有，秦始皇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为什么当年的蒙骜，现在的王翦都无一例外地不挥师南下，顺手牵羊攻陷韩国都城郑？

是因为没有获胜的把握？

还是因为此时消灭韩国会使统一大业毁于一旦？

注释：

[1]《史记·秦本纪》：“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

[2]《史记·秦本纪》：“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

[3]《史记·秦本纪》：“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第五章


苦熬八年闪击赵国


选择了正确的战略突破口，接受了失败的教训，完善了军事战略，经过秦庄王元年到秦始皇十一年14年时间，坚定不移，不怕失败，反复实施地不懈努力，到秦始皇十一年，诸侯列国防线的口子终于被撕开了，秦军通过迂回北上，终于完成了在黄河以东占领一片根据地的作战计划。接下来，是像秦昭王那样全面开花，向韩、赵、魏诸国同时发动进攻，以显示秦国的威力，还是如李斯建议的那样南下消灭韩国？

全面开花是断然不行的，历史的教训已经摆在那里。

那就南下攻韩吧。此时秦军已经屯兵韩国都城郑的门前多年，荥阳距离郑只有几十公里，派一员偏将，几万精兵，消灭韩国的胜利便可以提前到来了。

然而，令人遗憾，《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战事的记载所显示的事实却是，秦军仍然没有南下消灭韩国。

秦始皇十一年，将军桓齮、杨端和，北上攻打赵国的邺城，没有攻下邺城，只是夺取了周围的九座城邑。邺城在今天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同年，秦将王翦率军攻打韩国的阏与城和橑阳城。阏与在今天山西省和顺县西北，橑阳在今天山西省左权县。此两邑虽然是韩国的城池，但是在韩国国土的东北角，对韩国的存亡无足轻重。桓齮继续攻打邺城。

这年，桓齮夺取了邺城。又命令他率兵去攻打安阳，古安阳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西南，当时属于魏国的地界。王翦自己继续攻打阏与，最后攻克了这两座城池。

十三年，王翦还是没有攻打韩国，而是命桓齮攻打赵国的平阳城，当年没有攻下。

十四年，秦将桓齮在平阳继续攻击赵军。同时，王翦北上攻占了宜安，打败了赵国军队，杀死了赵国的将军。之后，桓齮终于平定了平阳，同时攻占武城。

十五年秦国大举出兵，一路到达邺城，一路到达太原，攻占了狼孟。狼孟在今天山西省的曲阳县，当时属于赵国地界。

在秦始皇十一年至十五年的5年中，秦军始终没有南下消灭韩国，而是一会儿攻赵，一会儿攻韩，一会儿攻魏，一会儿又攻赵，没有条理，毫无章法。如果我们再结合蒙骜和王翦先后多次率大军经过韩国都城郑的门前，放弃唾手可得的盖世奇功，转而北渡黄河，艰苦作战，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史记》中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派李斯去拿下韩国的记载是错误的。

为什么14年屯兵韩国都城门前，却不攻城擒王？答案很简单，因为李斯先消灭韩国的建议，是一个错误的建议。秦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赵国，而不是韩国。率先灭韩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节

最强大的对手是赵国



一 消灭韩国，赵国坐收渔人之利


如果秦国想要消灭韩国，不用李斯建议，也不用等到秦始皇即位，秦庄王在位三年就可以实现。

秦庄王元年，大将蒙骜攻克荥阳、成皋之后，已经把韩国的都城和韩国大面积国土分割开了。以秦军之强大，蒙骜之善战，攻下郑，易如反掌。为什么不这么做？

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主要对手不是韩国，而是占尽天时地利，实力强大英勇善战的赵国。如果在没有完全切断赵国和韩、魏两国的联系之前，贸然攻下韩国都城郑，以及魏国都城大梁，赵国就会顺水推舟，把韩、魏两国黄河以北的城池据为己有。如果是这样，秦始皇统一大业就有可能付之东流。从秦庄王元年到秦始皇十五年，长达18年的军事行动中可以看出，关于这一点，秦始皇父子应当是心知肚明。

韩、赵、魏三国本为一家，最早都是晋国的臣子。

公元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作为晋国臣子的赵鞅、韩不信、魏侈，趁晋国君臣之间的矛盾，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乘机一起并吞了范吉射和中行氏的领地。随后，三家更是发展到与国君直接对抗，最终杀死晋国国君，另立新君的地步。以后的晋国国君变得懦弱而没有权威。

到了晋幽公的时候，幽公畏惧韩、赵、魏三公，反而每年去韩、赵、魏的领地去朝见他们的侯公。这个时候，晋国国君只拥有绛城和曲沃城两个地方，其余土地，都被三公占有。[1]

公元前376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终于灭掉晋国，三家分晋。

由于韩、赵、魏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如果秦军在尚未于黄河以东建立起强大根据地之前，在没有完全切断赵国与韩、魏两国联系之前，贸然南下消灭韩王和魏王，赵国就会以兄弟手足的名义，顺势把黄河以北韩国、魏国的土地、城池、军队据为己有。历史上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著名的白起长平之战的起因，就是因为秦军攻打韩国的上党，上党官民投降赵国，于是韩、赵两国共同抵抗秦军，这才引发了空前的大战。

如果赵国得以兼并韩、魏两国黄河以北的土地，赵国就会迅速壮大为国土、人口、军队与秦国同样强大，甚至超过秦国的诸侯大国。赵国拥有今天的山西、河北全部，河南一部。西、南两面有黄河为屏障，北有长城，东接燕、齐为援，再有李牧这样的名将来统一部署防御，秦军再要想在河东战略根据地站稳脚跟，进而消灭赵国，怕只是白日一梦了。不仅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宏伟蓝图，从此化为泡影。中原逐鹿，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

所以说，率先灭韩，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李斯提出这样的建议，说明他对军事战略缺乏正确的认识。

秦始皇要想统一中国，面对齐楚燕韩赵魏六国，最主要，也最难以对付的敌人是谁？不是面积最大的楚国，也不是相邻的魏国，更不是远在北京和山东的燕国和齐国，而是赵国。

注释：

[1]《史记·晋世家》：“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





二 赵国西有黄河，北有长城，军队勇猛善战


赵国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后，国力大增，军队战斗力大幅提高，迅速成为黄河以东最难对付的诸侯强国。

赵武灵王跟秦昭王是同一时代人，是战国时期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即位的时候，由于年少，国事都由大臣处理。等到自己亲政掌权，很快便显示出不同一般的贤明。

他首先问候先王的老臣肥义，给他增加品级和俸禄。同时规定，赵国八十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每月由王室送去礼物和问候。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赵国强盛

赵武灵王接手的赵国并不强大，时常受到秦国、魏国和齐国的攻击，屡遭败绩。这个时候，同样是三家分晋独立的韩、魏两国的国君，都已经称王，只有赵国不称王。赵武灵王说：“没有实际实力，怎能处在这个名分上呢。”他下令赵国人都称他为“君”。

他曾命令军队在赵国的九门修筑高台，以便瞭望齐国和中山国的边境。他还穿上胡服，化装成匈奴的使臣，率领士大夫到西北巡视胡地，并从云中、九原潜入秦国，考察秦国的地理和军队。赵武灵王到秦国时曾经见到了秦昭王。秦昭王初见赵武灵王没有觉察，过后觉得这人相貌伟岸，气度不凡，不像做臣子的样子，于是立即派人追赶，可这时赵武灵王已经飞马离开了秦国的关口。秦国人听到这个事情，都非常惊恐。

为了使赵国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吸取北方匈奴的长处，决定推行服装和军队改革。他在公元前307年，召见大臣肥义、楼缓等，商议胡服骑射的改革。为了能使改革顺利推行，他反复做自己叔父公子成的工作，终于使其赞成改革，消除了国内宗亲元老们的反对。

于是，赵武灵王用胡人惯于使用的骑兵取代不太灵活的战车，用胡人穿着的紧身灵活的服装，取代了汉族宽大不便的衣饰，大大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于是吞并了中山国的土地。

这之后，赵国出了乐毅、廉颇、赵奢、李牧等名将，有蔺相如等良臣。尤其是与秦始皇同时代的李牧，足智多谋，英勇善战。

名将李牧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李牧是赵国名将，在赵悼襄王二年，李牧曾率领赵国军队攻打燕国，攻克了燕国的武遂、方城。

赵悼襄王去世之后，其子赵王迁继位，李牧被调往赵国北部边境，长期驻守代地雁门郡，防备匈奴。由于李牧是两世老将，所以他的权力很大，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地方官吏，防地内的租税都送入他的幕府，作为边防的经费。

李牧对付匈奴的办法是防守，他的军令是：匈奴如果入侵，要赶快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有胆敢去捕捉敌人的斩首。

由于有李牧的将令，每次匈奴入侵，烽火传来警报，将军们就立即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不敢出战。这样过了几年，虽然人马物资没有什么损失，但匈奴认为李牧胆怯，就连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自己的主将胆小怯战。赵王迁因此责备李牧，可是李牧依然故我。终于，赵王发怒，召回李牧，派别人代他领兵。

新官上任，立刻改变战略，匈奴每次来犯，赵国就出兵交战，然而屡次失利，损失伤亡很多，边境上无法耕田、放牧，赵王只好再请李牧出山。

李牧来到边境，还按照原来的战略继续示弱。匈奴每次来犯，赵军继续退缩。匈奴虽然多年总是一无所获，反倒更加坚信李牧胆怯。这样时间长了，边境的官兵得到赏赐却无用武之地，也都愿意拼死一战。

于是李牧准备战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万三千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五万人，善射的士兵十万人，组织起来训练作战。同时让大批牲畜到处放牧，放牧的人民满山遍野。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假装失败，故意把几千人丢弃给匈奴。匈奴王单于听到这种情况，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布下许多奇兵，张开左右两翼包抄敌军，结果大败匈奴，杀敌十万。彻底灭了匈奴的襜褴部落，打败了东胡的军队，收降了林胡部族，匈奴王单于逃跑。此后十多年，匈奴再也不敢接近赵国边境。[1]

由于赵国拥有强大的军队以及出色的将领，加上赵国特殊的地理优势，其西面有黄河天险阻挡着秦军的直接进攻，北面有坚固的长城防止了秦军北上迂回，东面是齐国、燕国为后援，南面有韩、魏两国作为屏障，这就使赵国面对秦国的进攻，处在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位置上。所以说，赵国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不能先攻楚国，也不能先灭韩国和魏国，必须首先消灭赵国。

基于这样的战略目的，从秦庄王元年至秦始皇十五年，长达18年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的就变得一目了然了：那是为了东渡黄河，解决赵国。是为了切断赵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联系，为最后拿下赵国做准备。

好，经过18年的艰苦努力，现在，分割赵国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赵国与韩国、魏国的联系已经被彻底切断，秦军已经在黄河以东建立了广阔、坚实的根据地，那么接下来，怎么展开对赵国的战役呢？

是像秦昭王那样，倾全国之力围困邯郸？

还是蚂蚁啃骨头一点点蚕食赵国的城池？

或者像对付韩国、魏国那样穿插分割？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军事战法似乎都难以完成平定赵国的艰巨任务。秦将王翦出人意料。

注释：

[1]《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第二节

王翦诈围邯郸


秦始皇七年，大将王翦接替病故的蒙骜指挥大军继续东进，然后北上攻占汲邑，开始了直接针对赵国的军事行动。

经过四年的艰苦鏖战，王翦大军已经推进到离赵国都城邯郸不足一百公里的邺城和橑阳城。此时，按照通常的做法，应该立刻包围邯郸，展开对赵国的攻击。

如果在此时发动对邯郸的进攻，王翦的条件要优于以前的任何一次战役。

首先，几百年来困扰秦军的黄河天险和吕梁、太行山脉的阻隔已经彻底化解。后勤补给可以从西面的光狼城和南面的汲邑源源不断送至前线。不仅如此，秦军此时已经在黄河以东占领了广阔的地域，即使上述两条补给被掐断，仅太原、上党，以及山西侯马、运城一线的人口和物产，也能支持秦军较长时间的对赵作战。

其次，韩国和魏国的联系基本被切断。由于秦军同时还挟制着韩王和魏王，所以，不必担心韩、魏两国出兵救赵。

楚国北渡黄河的路线大部被切断，燕国、齐国远在山东和北京，这难道不是拿下赵国，建立功勋的最好时机吗？

然而，此时重兵在握的王翦，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让所有人匪夷所思的决定：退守太原。军官留下，士兵回国休假，十人只留二人驻防。





一 王翦退守太原，7年按兵不动，似有图谋不轨


王翦为什么不乘胜出击，统帅大军立刻对赵国展开攻击，而是准备防守？

为什么王翦不在十一年一鼓作气，与桓齮、杨端和包围邯郸，急攻而克之，而是按兵不动，在远离秦国本土的黄河以东驻扎下来，这一驻就是7年。这明显有贻误战机的嫌疑。难道他要利用黄河天险，利用自己手握重兵的机会，图谋不轨？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1）对当时秦国实力的判断

大多数后来的著述都认为，此时的秦国已经非常强大，如果是分而击之，剿灭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是易如反掌。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

第一，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时代，秦国已经十分强大，秦昭王在位56年，几乎年年发动对诸侯的战争，《史记》记载又几乎是战无不胜；

第二，秦始皇十七年内史腾攻打韩国，轻而易举地俘获韩王安；

第三，大梁人尉缭拍马屁的话形成的印象，“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

因此，史家和后来的研究者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秦始皇统一中国，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命好该他摘祖先的桃子而已。如果是这样来判断当时秦国的实力，那王翦此时的举动就不好理解，绝对有企图割地为王的嫌疑。

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笔。

也许是由于十一年攻打邺城而没有攻克，使王翦清醒地认识到，秦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诸侯也不是那么不堪一击。如果不赶紧退而经营好太原、上党根据地，一旦赵国反击太原，过去多次得而复失的悲剧就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果不其然，接下来赵将李牧数次战胜秦军，证实了王翦的判断。

赵幽缪王三年（公元前233年），正当王翦包围赵国的时候，秦军进攻赵国的赤丽和宜安，赵将李牧率军与秦军会战于肥下，结果打败了秦军。李牧因此被封為武安君。四年，秦军又进攻赵国的番吾，还是李牧率军接战，结果又打败了秦军。[1]

（2）邯郸城让王翦忧虑

赵国都城邯郸，历史上多次被强大的敌军围困，但它总能坚守而转危为安。

最著名的也是离王翦最近的，就是秦昭王四十八年十月，五大夫陵等秦将围攻邯郸。五大夫陵攻打邯郸的时间，是秦将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斩赵军四十万后不久。赵国军队的主力，几乎全部葬身于长平，就是这个时候，五大夫陵竟然没有攻下邯郸。可见邯郸城防之坚固，邯郸守军之顽强。

第二年，秦国又往邯郸增兵，支援五大夫陵。但是五大夫陵仍然拿不下邯郸。秦昭王一怒之下，罢免五大夫陵的职务，派王龁代将。可是，王龁也没能攻下邯郸。

诸将攻打邯郸的时候，如果王翦已经从军，应当或多或少经历了那个艰苦的鏖战，也目睹了后来不得已劳师无功的撤退。王翦大约是担心，自己现在就包围邯郸，未必就有攻而克之的把握。万一邯郸久攻不下，齐国和燕国前来救援，合围邯郸城下的秦军，同时楚国北上切断秦军南线补给，此时邯郸城下的秦军，得不到本土兵源、粮草的支援，没有山河险阻可守，必然凶多吉少。

（3）如何全面攻克并占领赵国幅员广阔的土地和城池

如何全面攻克并占领赵国幅员广阔的土地和城池，应该是王翦最为忧虑的问题。

赵国拥有今天河北省大部，山西部分，以及内蒙古少部地区。在当时交通不发达，车辆稀少且行驶缓慢的时代，可谓幅员辽阔。

以往诸侯各国兼并弱国的做法，都是攻城，尤以包围攻克都城为主。用强大的军队逐一攻破敌国的城邑，进而包围敌国的都城，最后攻克都城擒获敌王，这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做法。然而，这样的战法对待国土较小的诸侯国，或是以掠夺土地为目的的局部战役，是行之有效的，但对消灭像赵国这样幅员辽阔，军民善战的大国，就存在问题了。

逐一攻城，秦军会面对三方面敌人的威胁。一方面是守城敌军的顽强抵抗和不失时机地出击，另一方面是敌国主力机动的攻击和包围，还有其他诸侯国的救援。

逐一攻城，还会造成战线过长，自己的军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补给困难，后防空虚，而这些都是兵败的祸根。

逐一攻城，如果遇到秦昭王四十八年包围邯郸的局面，长期不能取胜，必然造成国力损耗，国内空虚。如果其他诸侯国此时对秦国本土发起大规模进攻，秦军必然首尾不能相顾，陷于被动甚至灭顶之灾。

古人云：兵者，国之凶器也。为什么是凶器？凶险是也。其凶可伤及别人，也会累及自己。

急攻邯郸没有取胜的把握，逐一攻城耗时费力，容易陷入被动。那么，如何展开平定赵国的重大战役呢？

综合敌我双方的各种可能性，王翦决定，放弃急攻邯郸，放弃逐一攻城，转而退守太原，经营好这块黄河以东宝贵的根据地。

不知道王翦是怎么说服了24岁的秦始皇，让他相信急攻邯郸不能取胜？秦始皇又为什么相信了他的话，而拒绝其他自告奋勇请求出战的将军？这是一个谜。如果为这个谜找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我们只能认为，秦始皇是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在军事上不如王翦，所以，关于军事上的事情，尊重王翦的意见；同时他又是一个宽容大度，用人不疑的君王，唯有这样，王翦退守太原，按兵不动7年的军事行为才能够得以顺利实现。

注释：

[1]《史记·赵世家》：赵幽缪王迁“三年，秦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卻之。封牧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卻之。”





二 王翦前所未闻的战略战术使平赵举重若轻


王翦大军经过80%的精简之后，在太原驻扎下来。为防根据地有失，王翦自己镇守太原，只派一员偏将桓齮领兵作战。

桓齮将兵，摆开包围邯郸的架势

秦始皇十一年，秦将桓齮攻打邺城和安阳城。古安阳城在邯郸西南。秦军首先攻克离太原根据地最近的安阳城，兵锋向邯郸逼近。

十三年，桓齮向邯郸南面推进，攻打赵国位于邯郸正南面的平阳城。秦军攻打平阳时，与赵军主力发生激战，斩赵将扈辄，杀敌十万。这是王翦统帅秦军以来，第一次与赵军主力发生激烈地正面冲突。也是王翦指挥战役中，唯一有杀敌记录的战役，同时也是秦始皇亲自指挥统一战争唯一一次有杀敌记录的战役，这一点值得记住。

十四年，秦军继续攻赵军于平阳，经过近两年战斗，桓齮终于攻克平阳。

紧接着，秦军向邯郸东面运动，攻克了位于邯郸东面的武城。又转而向邯郸北面包抄，攻占了位于邯郸正北面的宜安，杀其将军。

秦军之所以能够在数年中，动用不大的兵力，始终对赵国邯郸周围的城池实施足够的军事压力，而最终取得胜利，得益于太原根据地的建立和成功的防守。桓齮在前线作战，兵员补给从太原源源不断送出。而王翦之所以不动用大规模兵力采取这些行动，可能也是为了避免引发其他诸侯的警觉。

五年过去了，我们来看一下秦军王翦部在黄河以东形成的战略态势：

秦军已经占领了邯郸正北的宜安，邯郸东偏北的武城，邯郸正南的平阳，邯郸西南面的安阳，以及邯郸西面的屯留、阏与、橑阳。再往西是王翦蓄势多时的太原大军。此时，秦军已经完成对邯郸的四面包围，摆足了要总攻邯郸的战略架势。

秦始皇十五年，王翦开始向太原增兵。一支军队向前推进到邺城驻扎，收紧对邯郸的包围。另一支军队进驻太原，并重新攻克了反复多次的狼孟，进一步扩大河东根据地。

不动一兵一卒，文官消灭韩国

完成了对赵国都城邯郸的包围，也摆好了对邯郸发起总攻的阵势，此时，赵国吞并韩、魏两国黄河以北土地的可能也彻底消除。这个时候，从荥阳出兵南下，占领韩国都城郑的时机才真正成熟。

于是，秦始皇十六年九月，秦始皇派了一员文官去收拾韩国。这人名叫腾，担任的是内史的职务。内史腾先去黄河以北接收了王翦占领的韩国南阳一带的土地，秦始皇委任他为代理南阳太守。十七年，内史腾又南下去占领韩国都城郑。没有史料记载他带了多少军队，也没有战斗杀敌的记录。内史腾轻而易举占领了郑，并俘获韩王，随后把韩国都城一带的土地并入秦国，设置为颍川郡。

整个消灭韩国的行动，没有战事，没有抵抗，也没有杀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王翦的军事行动欺骗了所有的人

收拾完韩国，接下来，王翦应该开始发动对赵国都城邯郸的总攻了吧？

没有。

为什么？

我们前面说过了，王翦是诈围邯郸，另有所图。

秦军十一年到十五年的军事行动，很容易给诸侯列国一个错觉，就是秦军会像以前的历次战役一样，重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只不过，这一次王翦比过去的将军们，如白起等更加小心谨慎，以求万无一失。所以，秦军花了五年的时间，攻克邯郸周围的城池，清理邯郸附近的屏障。由于王翦的军事行动动静不大，没有立刻对赵王产生生死压力，所以，赵王没有向齐国和燕国求救，诸侯列国也都没有警觉而主动救援。

王翦的军事行动会在赵国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毫无疑问，会引起赵国的君王和大臣们的恐慌，可是，王翦又没有立刻包围邯郸，对其展开攻击，这又令赵王有足够的时间调动兵力，前来勤王。因此，在这五年中，赵国一定在忙于调动国内的兵力，加强邯郸的防守，希望像20多年前五大夫陵围攻邯郸一样，最后靠坚守和消耗，以及诸侯的救援，挫败秦国的进攻。

所有的人都认为，王翦在等待总攻邯郸的最佳时机，赵王如此，诸侯列国也是如此。

然而，所有人都上了王翦的当。





三 秦始皇的耐心和定力


在王翦攻打赵国的战役中，有一件事情被后人忽略了，那就是秦始皇的耐心和定力。

王翦在秦始皇十一年北渡黄河统领河东大军，负责指挥对赵国作战，可是一直到秦始皇十五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除了攻克了邯郸周围一些不起眼的城邑之外，有一次斩首十万的记录，几乎没有重大胜利可以令国人鼓舞，令君王欢欣。比起前辈如白起等，王翦简直就是在畏敌不前，在磨洋工。

更有甚者，直到秦始皇十八年，王翦才发起对赵国的进攻，十九年平定赵国，前后用了八年的时间。

八年什么概念，如果拿今天比喻，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叫抗日战争干部，抗日战争干部再经历解放战争胜利，抗美援朝胜利，打完所有的仗，一共才八年时间。拿秦始皇比喻，24岁秦始皇青年时期派出王翦攻打赵国，直到32岁人到中年，仍然见不到平定赵国的胜利，年轻气盛的秦始皇如何能够容忍？

如果我们再把当时人的寿命短，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35岁就驾崩的因素考虑进去，秦始皇会不会担心，自己有生之年能不能见到平定赵国的胜利？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王翦退守太原的时候，是24岁的秦始皇刚刚削平吕不韦而独揽大权，这正是需要一个重大胜利来证明自己的时候。同时，秦始皇痛恨赵国，童年在邯郸受到的追杀，以及母亲和自己受到的侮辱，使他恨不能立刻去邯郸向童年的仇人清算。这一点，从王翦攻克邯郸之后秦始皇的举动可见一斑：

秦始皇特地从陕西的咸阳不远千里来到河北邯郸，把当年迫害过他们母子及家人的仇人，全部坑杀。

怀着这样急切的心情，暂停了全国其他的军事行动，倾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全力以赴支持王翦，企盼着王翦在攻赵前线早传捷报。可是，王翦是怎么做的？手握重兵，独揽大权，却按兵不动。

我们设想一下，刚刚亲政的秦始皇，其统治的秦国不会是铁板一块。会有嫉妒王翦得君王宠幸，独揽兵权的；会有忠心于君主担心王翦另有他图的；会有年轻气盛自告奋勇立下军令状，保证马到成功的；会有借此机会弹压别人抬高自己的。所以此时，秦始皇身边的谋臣，会不会有人告诫秦始皇，王翦这是拥兵自重？会不会有人建议秦始皇下御令催促王翦出战？会不会有人借口长此以往，前线消耗太大，国力难以为继，从而施加压力？更有甚者，会不会有人因与王翦有隙，乘机诬告王翦试图利用黄河天险的阻隔，利用手握重兵的机会，在河东太原另立为王？

一定会有的。八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在这八年中，有多少出于各种心态的谏言在纷扰着年轻的秦始皇。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不为所动；竟然能有这样的耐心苦熬八年，竟然能这样完全信任重兵在握的王翦，任王翦在前线畏敌不前，磨洋工。眼见他的地盘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并且还要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其补给。上述五千年，下述三千年，哪一位君王可以做到？没有！绝没有！

秦始皇虽然没有御驾亲征，但是他用耐心、信任、忍耐、坚持，终于等来了荡平赵国的重大胜利。

老将王翦没有令秦始皇失望。

虽然在七年的时间里，他仅仅是派一些副将作一些局部的进攻，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平定赵国的战役居然如同两千年后的闪电战，一蹴而就，从而使秦国获得了统一中国首战告捷的重大胜利。





四 历史上最早的闪电战


当所有的人都认为，王翦在等待总攻邯郸的最佳时机时，当赵国把国内的精锐军队都调集到邯郸周围，准备与王翦在邯郸城下决一死战的时候，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决战，只有战国时代谁都没有见过的闪电战。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这45个字，记录了历史上最早的闪电战。

十八年，时机来了，王翦没有像所有人都预料的那样，对赵国都城邯郸发动总攻。秦军突然分上中下三路，向赵国的纵深大举进攻。主力部队绕过集结了赵国重兵的邯郸城，快速向赵国空虚的纵深地区突进，并迅速占领赵国大面积国土。

“上地”位于今天的陕西省绥德县附近，当时是秦国本土。“井陉”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附近，是赵国重镇。

上路军，王翦统帅从秦国本土“上地”增援来的新军，迅速向赵国的北部突进，攻打位于赵国北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并一举攻克之。

中路由羌瘣统领，攻打赵国东阳地区。东阳位于井陉和邯郸之间。秦军羌瘣部迅速突破东阳一线，面对毫无准备的赵国城池，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克。

下路杨端和统领太原守军，攻打邯郸。

赵王一定没有想到，秦军会突然在一个早晨，分三路大举进攻赵国本土。等到赵王清醒过来，赵国大部分国土已被秦军占领，所有的防线、城池土崩瓦解。面对强大的，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秦国军队，赵国军民顷刻丧失斗志，迅速溃败。邯郸只成了一座孤城。

史书中没有记载秦军是如何攻克邯郸的。可以推断，邯郸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轻易被王翦攻破。赵国灭亡，赵王迁被秦军俘获，一些侥幸逃脱的赵国士大夫，逃到北方边远的代地，拥立赵王迁的哥哥赵嘉为代王，六年之后，代王也被秦军俘获。

由于王翦的闪电战，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地占领了赵国的全部国土，以至于其他诸侯国根本来不及集结军队，发兵救赵。齐国、燕国、楚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国吞并赵国，然后屯兵自己的门前。虽然明知灾祸就在眼前，但无能为力。





五 兵书不载王翦的战略战术


在秦始皇平定六国的战争中，为之驰骋疆场的虽然不止王翦一人，但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赵国和楚国，都是被王翦所灭消亡。为什么是王翦？别人有没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

纵观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将军，很少有像王翦这样的。

有喜欢打硬仗的，如白起，攻坚必克，杀气逼人；有智谋过人，喜欢险中求胜，如孙膑，围魏救赵；有英勇机智，善于以少胜多的，如淝水之战的谢玄。

这样的将军，这样的战役容易显露才华，容易被人们津津乐道，容易青史留名。

王翦则不然，他指挥的战役，胜不足为奇，好像谁来指挥都能取得胜利，如果不对这些战役进行深入的分析，简直就会觉得这是个庸才，不过是命好而已，不过是因为秦国太过强大，敌国太过弱小罢了。胜不足道。

早年读《史记》的时候，我就是这种看法。后来一位老者的一句闲话，改变了我的认识。

有一年我外出拍摄一个大型的纪录片，时间较长，总是在坐车。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共有两位司机小李小吴。上半年小李开车，一路上我们总是在夸他，因为他的车开得又快又好，他总是能在突然事件发生时，迅速做出果断适合的操作，令我们心惊之后为之释然。一路上，他给我们传授了许多开车的经验，讲了许多他的惊险传奇。

下半年小吴开车，乏善可陈。可是，一直陪同我们的一位老领导有一次却突然说：“哎呀，小吴车开得好”，我们都大惑不解。过好多年之后，当我自己也开始开车时，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也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道理。

小吴开车不显快，为什么不显快？因为他很少有急加速和急刹车的时候。慢吗？也不慢，一点也没耽误事情，说几点到就能几点到。小吴开车不显好，因为近半年的时间，从来也没有出现什么险情需要他快速果断的处理。为什么没有出现险情？并不是因为他命好，艰难险阻都躲他远远的，而是因为早在险情出现之前，他已经预料到，并提前采取了措施。而车者，虽能使人享福，也能使人送命。一百次化险为夷，一旦一次失误，车毁人亡，无法补救，悔之不及。

战争也是这样。兵者，国之凶器也。一旦动了刀兵，即使战胜，也会有大量的伤亡，也要消耗掉国家的巨大人力物力。如果战败，那可能就是国破家亡，亡国灭种，无法补救，悔之不及。

战争中，敌我双方尔虞我诈，真真假假，谁又能尽在掌握之中？战场上，瞬息万变，谁又能保证奇招险招不出现意外？所以，王翦深谙其中的利害，他的战略有两个特点：

（1）他不去打硬仗，不去打险仗，不去以少胜多

他一定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兵力远远超过对手，化解所有可能出现的险情，等待万无一失的时候，这才发起进攻。而一旦进攻开始，就以对方难以承受的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力量，迅速把对手打垮，摧毁。

王翦平定赵国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王翦的谨慎。王翦大举进攻赵国的三个月之前，赵国发生了一件事情，赵国名将李牧被杀了。

赵王迁七年，当王翦诈围邯郸的时候，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军在邯郸城外布防，抵御秦军。这时候秦国派出说客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行贿拉关系，同时施反间计，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听到这个传言信以为真，便派赵葱和齐国将军颜聚接替李牧。李牧拒不接受命令，于是赵王便派人乘其不备将其逮捕，随即把他杀了，同时撤了司马尚的官职。三个月之后，王翦便开始闪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主将赵葱，俘虏了赵王迁和将军颜聚。

是不是李牧已经识破了王翦诈围邯郸的计谋？

应该没有。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李牧是因为反间计而被杀，而不是因为在如何防御秦军进攻上与赵王有分歧而被杀。也就是说，李牧在死前，是忠实地按照赵王的御令在部署邯郸的防御。

是不是李牧不死，秦军就不能取得平定赵国的胜利？

当然也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虽然能够改变某一个局部战役的胜负，但是他不可能使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发生根本的变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双方的强弱对比。

秦军攻赵，做了长达八年的准备，而在这八年中，赵国几乎没有有效的应对。八年中秦军攻克了邯郸周围的城池，而赵国却一味退守，没有对这些丢失的城池进行反击和争夺，以此来遏制秦军的军事行动。

应该这么说，到秦始皇十八年秦军发起总攻，胜负已经没有悬念。李牧的被杀，只是在局部的争夺中，给秦军减少了一些麻烦。但即使这样，王翦也不放过这些可能出现的麻烦。他要的是消除任何可能出现的变数，一定要毫无悬念地取得胜利。

所以，王翦的战争乏善可陈。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能让其攻坚以显示力量，没有曲折的冒险穿插，以显示勇气，没有惊险的诱敌深入，以显示智谋，没有残酷的斩首百万，以显示威严。所有后来被文学家津津乐道的战争经典，在王翦的战役中都找不到范例，有的只是进攻，然后毫无悬念地必然取得胜利。

（2）不是趁敌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以期攻城略地

王翦平定赵国，不是各个击破，先打弱敌，逐步扩大战果，积小胜成大胜，而是最大限度地把敌人的主力都吸引过来，给敌人以充分的时间准备，然后利用敌人的疲惫，利用敌人的错误，以求一战而打垮整个国家的军队，一战消灭整个国家。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战略战术？为什么这个奇怪的战略战术又行之有效？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神速，置之死地而后生，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兵家名言。历史上也都留下过许多经典的战例。

李信、蒙恬后来攻打楚国的时候，采用的就是兵贵神速的教条。所以秦军入楚，开始是迅雷不及掩耳，攻城略地，捷报频传。白起、蒙骜等名将攻打列国时，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长途奔袭，都有过迅速包围赵国都城邯郸，楚国都城郢，齐国都城临淄的胜机。但是结果，都是遭到敌国军队的强烈反击，不是败退，就是不得不主动撤离。两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都是莫斯科战役。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经运用快速突进，重兵包围的战略战术，重兵包围莫斯科，但最终都在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举国反击下，兵败身亡。

为什么？原因何在？

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没有明白两千年前王翦就已经明白的一个道理：战略目的不同，战术也应该不同。秦国要的不是攻下某个诸侯国的都城，而是要占领整个国家。不是要打胜一个战役，而是要击溃整个国家的军队。怎么才能击溃整个国家的军队？只有一个办法，以瞬间强大的打击，击溃整个国家所有人的信心。

如果，王翦攻打赵国的时候，犹如李信，或者他的前辈白起那样，攻城略地，各个击破，必然是长途奔波，经常会遇到各城邑利用坚固的城墙，拼死的抵抗。后勤补给也会发生困难。而一旦秦军在行动中露出破绽，遭到敌国机动主力的反击，其结果就是李信的下场。

王翦在平定赵国的时候，如果秦军劳师远遁，从汲邑渡过黄河后，立刻长途跋涉，进攻位于河北的赵国都城邯郸，赵国以逸待劳，必然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现在王翦反客为主，过了黄河以后，不急于攻打邯郸。而是摆出一副要包围邯郸的架势，吸引赵国军队前来救驾。赵国的军队远道而来，集结于邯郸周围，时间长了，给养和休息必然出现问题。这个时间有多长？七年。七年的时间里，几十万赵国军队驻扎在邯郸周围，日久必然生乱。而秦军则以太原为根据地，休整养息，大部分军人返回国内，直到时机成熟，突然发动进攻，已经懈怠的赵军迅速被击溃。赵军主力的溃败，赵国广大地区被占领，必然摧毁整个赵国人的信心。不用斩首数万，秦军就水银泻地，不可阻挡。

这就是王翦，中国古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军事家。





第三节

杀人与屠城


秦始皇平定赵国，有两个字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杀人。

秦始皇自公元前247年登基为秦王，一直到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平定了赵国，得以进军中原。

平定赵国之后，秦始皇没有杀赵王及其宗亲大臣，没有杀赵国的将军，没有杀赵军降卒，也没有放纵秦军在赵国抢掠和杀戮，更没有焚毁赵国王宫和城郭。

从秦始皇十八年大兴兵攻赵，到赵国最后被平定，没有任何杀敌斩首的数字记录。是史官忘了记录？是司马迁省略？还是确实没有？从逻辑上来推理，应该是最后一种结论：没有。

如果有杀敌斩首的数字，史官不会不记录在案，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炫耀胜利的基本证据，也是以军功晋爵封侯的秦国人邀功请赏的证据，所以如果有，不可能不被光荣地记录下来。

司马迁省略说不通，因为司马迁赞赏贾谊的名句，说秦国是靠杀人统一的天下，“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此，断然不会放过杀人斩首的数据。所以，合理的结论应该是没有。整个战役没有值得记录在案的杀敌斩首数据。

王翦的战略战术，以及秦始皇平定魏国、齐国的战役，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佐证没有杀敌斩首数字说：王翦用突然向赵国纵深发动强大快速攻击的方法，迅速摧毁了赵国军民的斗志，因此，不需要斩首杀人；秦始皇在攻克魏国都城大梁和平定齐国时，可以，但却没有采取军事进攻，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为了减少杀戮。

然而，司马迁对秦始皇的仁慈只字不提，却用了20个字，描写秦始皇杀人。

“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

这20个字，将秦始皇平定赵国前后所有的仁慈一笔抹杀。

由于坑杀被错误地解释为活埋，又由于司马迁在此之前已经巧妙地对秦始皇登基的合法性埋下了伏笔，秦始皇平定赵国的仁慈，最后留给读者的印象却是残暴。

我曾见过一本书就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阴谋即位小人得志的秦始皇，洋洋得意地面对痛苦哀号，即将赴死的男女老少，发出残暴而令人战栗的狞笑。

当然，文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进行类似的文学描写，史学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选取某些情节而隐藏另外一些情节。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公正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不得不删去这些明显带有主观误导的文学描写，补齐隐瞒的史实，对历史进行符合实际的评价。





一 秦始皇母家或为平阳侯赵豹


赵国有两个赵豹，都跟赵武灵王有关。《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元年，阳文君赵豹相。”这是老赵豹，从他的姓氏判断，老赵豹应该是赵王的宗亲血脉。

另一个赵豹的记载也出自《史记·赵世家》：“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赵豹为平阳君。”《史记·集解》注释道：“《战国策》曰赵豹，平阳君，惠文王母弟。”

两个赵豹出现在史书中间隔44年。后一个赵豹原本姓吴，其父是赵武灵王的臣子吴广，赵姓因为赵武灵王赐姓所得。故而后一个平阳君赵豹，不是赵武灵王的宗亲血脉。

《史记·赵世家》记载：“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这个吴孟姚后来生了个儿子即位为赵惠文王。孟姚的弟弟吴豹被赐姓赵，人称赵豹，并被封为平阳君。

秦始皇的母亲应该是此平阳君赵豹的孙女。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王曾在赵国做人质，并娶了赵国豪门之女为妻。豪门姓甚名谁《史记》无载，然而却有蛛丝马迹指向平阳君赵豹。蛛丝马迹在长平大战中。

赵孝成王七年，秦赵开始长平大战，此时赵豹65岁。长平大战打了两年，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赵国有人提出议和。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秦赵战於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赵之军乎，不邪？’王曰：‘秦不遗馀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

赵王与大臣楼昌、虞卿讨论战局。楼昌主张与秦国议和。虞卿则主张先合纵于楚魏，然后再与秦国议和。赵王采纳了楼昌的建议，直接议和。依理，赵王应该把议和之事交给楼昌去实施，成赏败罚，公平合理。若是换别人，议和不成，你楼昌推卸责任说你的建议不错，是办事的人实施有误。

若是楼昌去不了不愿去，也还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可以派相国赵胜去。

平原君赵胜不仅名满天下，而且与秦昭王还很有些交情。长平大战之前，秦昭王曾亲自致书赵胜，邀请他去咸阳“为十日饮”。赵胜也前去赴宴，虽不能说相聚甚欢，但也没有发生龌龊。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乃详为好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于关。’平原君曰：‘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

此时两军大战，派赵胜去咸阳熟门熟路，与秦昭王好歹有宴饮之唔，不是很合适吗？

派赵胜去，还有更深一层的合理性。解铃还须系铃人。

长平之战之所以打起来，赵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初韩国上党郡守向赵孝成王献上党时，赵王曾征求大臣意见，平阳君赵豹力谏拒收。

《史记·赵世家》：“王大喜，召平阳君豹告之曰：‘冯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怀吾德，何谓无故乎？’对曰：‘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

赵王想要上党，又去问赵胜。

《史记·赵世家》：“赵豹出，王召平原君与赵禹而告之。对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赵胜受地。”

赵胜是赵孝成王的叔公，又贵为相国。由于赵胜的赞成和怂恿，赵王接受上党，继而引发了秦赵长平大战。此时派赵胜去，不仅理所当然，而且责无旁贷。在秦国来说也够级别彰显赵国媾和的诚意。

可是，赵王却没有派赵胜去。

不派赵胜也还有个合适的人选，蔺相如。蔺相如去过咸阳，多次与秦昭王会晤。虽为赵国利益力争，但是有礼有节，很让秦昭王敬重。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结果经人推荐，赵王决定派蔺相如去。

蔺相如持和氏璧来到秦国，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把秦昭王治得服服帖帖：“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秦昭王叫蔺相如耍了，反而“秦王于群臣相视而嘻”，最后还客客气气送蔺相如回到赵国。有这等能言善辩之士，为什么不派去复见秦昭王议和呢？

不派蔺相如还有前面提到的虞卿，也是可以派遣的人选。

虞卿当时有名的辩士，他并不是反对议和，只是主张不能单纯议和，应先派人联络楚魏，携楚魏合纵之势再与秦国议和。为什么不派他去呢？不过多耽误几天，损失些钱财而已。

可是赵王却把这事交给了自己的舅公，65岁高龄的平阳君赵豹。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於秦，秦已内郑朱矣，卿之为奚如？’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赵王不听，还是去找赵豹了。

赵王因长平大战去找赵豹与秦国议和，这太不可思议了。

第一，赵豹一无所长。他因为是赵武灵王的小舅子，得封平阳君。在赵国五十多年没见他有丝毫建树，也没见他有什么特殊的过人之处。

第二，赵豹是坚决反对接受韩国上党的人，赵王不听，这才招致长平大战。此时赵王要赵豹去秦国议和，怎么开口？“舅公寡人错了，不听舅公言致使军困长平，国家危难。还请舅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出面跟秦国议和吧！”

第三，就算赵豹以国家社稷为重，同意主持议和，他有什么能耐可以胜过名满天下的赵胜，能言善辩的蔺相如，还有力主拿钱就能成功的虞卿？赵王低三下四赔罪认错去求赵豹，何以见得他就能马到成功呢？

所以说，赵王放弃赵胜、蔺相如、虞卿而低三下四掉头去求赵豹，必因其怀揣重器。只要拿出这个重器以晋秦王，必能逢凶化吉马到成功。

这个重器是什么呢？当时当下，多半就是因为赵豹有个孙女嫁给了秦昭王的孙子赢楚。赵豹跟秦昭王是儿女亲家。赵王以为，只要赵豹祭出这重器杀手锏，秦昭王一定会顾念亲情，与赵国停战修好。

当然，事情的结果是赵王错打了算盘。

尽管赵豹真就以国家社稷为重了，派了郑朱去秦国议和，无奈秦昭王不吃这一套。《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

也许正是因为议和失败，赵王和赵国的大臣记恨赵豹，这才有了后来的秦始皇一家被追杀。





二 平阳侯赵豹一门怎么了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质子相当于今天的外交使节。战国时期从未有杀质子的事情发生，何况秦始皇还有豪门如赵豹这样的权贵庇护，怎么会落到要靠吕不韦重金收买才能脱逃，需要豪门藏匿才能活命的地步？

赵国人是谁，怎么敢明目张胆地要杀质子，要杀豪门女婿和他的妻儿呢？原来这里还有世仇：赵豹的外甥杀死了赵相平原君赵胜的哥哥和父亲。赵胜的哥哥是原太子赵章，父亲就是赵武灵王。

《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娶了美人吴孟姚之后十分宠幸，不久孟姚生了儿子，取名赵何。赵武灵王宠爱孟姚，就废了长子赵章的太子，立孟姚的儿子赵何为太子。

可是吴孟姚美人命薄，没几年就得了重病一病不起。看看来日无多孟姚不放心儿子，赵武灵王就自己退位，让孟姚临死前能亲眼看见儿子继位为王。可有一天孩子王赵何临朝议事，赵武灵王不放心躲在暗处观察。赵王何倒还争气，言语得当没什么失误，却不想竟引发了赵武灵王突发伤感。原来，他看见自己的长子赵章英武伟岸，却不得不低眉顺眼站在殿下，还要向那年幼的弟弟三叩九拜。想想长子赵章战场上何等英雄，当年灭中山冲锋陷阵战功卓著。如今竟然如此委屈，赵武灵王不免就动了恻隐之心。

这日，他就招了几个心腹大臣商量，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好让长子也能称王。不想大臣反对，赵武灵王也觉得这样会削弱赵国，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长子赵章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就准备发动叛乱杀死赵惠王。

这天，赵武灵王与儿子赵惠王去沙丘游猎，赵章趁赵武灵王与赵惠王分住在两个宫殿的机会，诈传赵武灵王的旨意，要赵惠王来见。

赵惠王年幼不懂事，他身边的大臣劝止，老臣肥义自告奋勇先去打探。结果肥义刚一进宫，就被赵章杀了。

赵惠王闻报，就调动军队攻击赵章。两军在沙丘宫外混战。

这时候赵国的其他公子大臣带领军队来援，赵武灵王的叔父赵成和大臣李兑带领军队攻打赵章，赵章战败逃往赵武灵王的宫殿求救。赵武灵王疼爱长子，下令打开宫门把赵章放了进来。公叔赵成就与李兑一起，指挥军队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宫殿。经过一番激战之后，赵章被杀。

叛乱平息之后，赵成与李兑商量道：“我等为平定叛乱，包围了主父的宫殿，又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杀死了赵章，此乃灭族大罪，如何是好？”

李兑不敢多言，只拿眼光与赵成示意。

二人四目相对心领神会。于是下令，继续围困宫殿。

赵成着人并向宫里喊话，令宫里所有人立即出宫，最后出来者灭族。

听见喊话，又见宫外刀枪如林，宫里的人害怕便偷偷往外逃。很快就剩下赵武灵王一个人了。当他发现人全逃光了之后，也想出来，但是宫门已经被士兵从外面堵死了。

赵武灵王大怒，严斥李兑谋反，赵成作乱。

可是，任凭他如何严斥、命令，后来请求、哀求，宫外都无人理会。

就这样，英雄一世曾经威震列国的赵武灵王，很快便饥寒交迫，不得不掏鸟蛋吃雏雀充饥。赵成和李兑一直围困沙丘宫三个多月，直到确认赵武灵王已经饿死了，这才撤围。

父亲赵武灵王被饿死，兄长太子赵章被杀，不可能不在其余公子中留下怨恨。等到赵惠王驾崩儿子赵孝成王继位，赵豹虽然辈分高了，可关系却疏远了，又裹着秦赵厮杀的仇恨，惹来杀身之祸不足为奇。

史书未载秦始皇的豪门母家究竟遭遇了怎么样的厄运，然而这赵国的豪门秦始皇的至亲，却从此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却是实情。说他被灭门，也许并不是毫无道理。毕竟赵王的祖上经常干这样的事情。

于是，秦始皇十九年，王翦消灭赵国后，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重病在床临终之前，秦始皇突然不远千里离开咸阳：“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办完这事之后，他又立刻赶回咸阳，终于赶在母亲咽气之前，母子见了最后一面。“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





三 秦始皇该不该全母心愿替母家复仇


两千年来受暴君说的毒害，人们总是想方设法丑话秦始皇。因此人们都异口同声批评秦始皇这是以怨报怨，仗势欺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国人，尤其是文人，赞赏以德报怨，陶醉于以胜利者的姿态，赦免过去的敌人，所谓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

大多数人更赞赏韩信的做法。

韩信年轻时穷困潦倒，曾被一个市井泼皮羞辱，不得不当众从这个泼皮的裆下爬过。等到汉高祖称帝，韩信发达了，他又回到故乡，不但不惩罚那个泼皮，反而把他提拔成楚中尉。

韩信告诉部下和乡人：“这是一个壮士，当初他侮辱我的时候，我难道不能杀他吗？能杀，但是杀他没有意义。正因为当时我忍了，才能有今天。”[1]

有罪不罚，反倒获奖赏，显失公允却又能被正统的道德观念所接受。

你是一条咬人的恶狗，你干尽坏事，当年你咬我，我恨不能杀了你，但是你现在成了我的奴才，成了对我温顺对别人凶恶的家奴，往日冤仇一笔勾销。这是东方人不自觉的善恶标准。

西方人不一样，具有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西方人，很早就有法制观念，犯罪必须受到惩罚。这样的罪与罚原则，几千年前就根深蒂固。

公元前1791年，这个时间相当于中国夏朝的后期，古巴比伦国就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并把它刻在石柱上公布于众。法典中明确规定：“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眼睛，伤人者的眼睛也要被挖掉。”“如果一个人折断了另一个人的骨头，伤人者的骨头也要被折断。”

西方人这么理解恶狗：过去我落魄你咬我，现在我得势你舔我，可是你还会去咬其他落魄的人，而且万一我再落魄，你还会咬我。

不同的罪与罚的观念，在历史上得到不同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同是战败国，同样对善良的人们犯下了罪行，西方人对待纳粹战犯是：不论你逃到哪里，不论过了多少年，不论你在这些年中做了多少善事，一旦把你抓获，一定要将你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一定要让你为自己过去的罪行付出代价。即使有些国家没有死刑，量刑长达150年，而此时罪犯已经95岁卧床不起，奄奄一息，150年徒刑毫无意义，但也决不饶恕。要让你知道，你对善良人犯下的罪行，你今生今世无法偿还。

中国人对日本人则不同。

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做法，获得不同的结果。

德国早就认罪伏法，遵守波茨坦会议精神，承认战争罪行，赔偿战争损失，永不组建军队。而且，在今天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欧洲一些国家新纳粹有所猖獗的情况下，政府和民众仍然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击新纳粹势力。

再看日本，直到今天仍然不承认侵略战争的事实，不向受害国家道歉，不赔偿受害者损失。修改教科书有关二战的内容，诬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伪造，参拜靖国神社战犯，修改宪法组建军队进行海外扩张。每年日本都会在原子弹爆炸日举行集会，悼念死难者，谴责原子弹给日本人带来的损失，仿佛他们成了战争的受害者。殊不知，如果不是原子弹，日本天皇不会停止战争，而战争每拖延一天，亚洲人民每天新增的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日本死于原子弹的人。

历史难道没有公道？

不惩罚罪犯，罪犯不会因此感恩戴德；不惩罚罪犯，就是鼓励犯罪，就是对善良人的犯罪！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对蒙冤受害祖宗的背叛！

当然，用今天民主和人道的眼光看，秦始皇将所有当年迫害他们母子的人全部坑杀，有点过分了，至少应该甄别一下，审判一下。但是，两千多年前，像秦始皇这样一个战胜者，仅仅是将迫害他们母子的罪人坑杀，而没有屠城，已经是十分的仁义了。不要忘记，秦始皇对赵国对邯郸有着八年痛苦的经历和仇恨，而且，秦国平定赵国也用了长达八年的时间。

注释：

[1]《史记·淮阴侯列传》：“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四 中外历史上，战胜者屠城是很普遍的事情


是战争就会有厮杀，就会有死亡，就会有仇恨，因此，历史上战胜者屠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项羽屠襄城，烧杀咸阳城

项羽因为攻打襄城遇到抵抗，十分恼怒，攻克襄城之后，就将满城人丁全部坑杀。[1]

不久之后，项羽占领秦国都城咸阳。虽然这是没有经过战斗而取得的胜利，但是作为战胜者，项羽要显示自己的胜利，于是下令屠戮咸阳城，同时把投降的秦王子婴斩首，秦王室三族宗亲满门抄斩。

这还不够，项羽还下令烧毁了秦朝的宫室，大火三个月不灭。当项羽劫掠了秦朝的财宝、妇女，准备东归故里的时候，有人劝项羽说：“关中这块地方，有山河为屏障，四方都有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成就霸业。”

项羽觉得有理，但一看，秦朝宫室都被火烧得残破不堪，又思念家乡，就说：“富贵不回故乡，就像穿了锦绣衣裳而在黑夜中行走，别人谁知道呢？”

那个劝说项羽的人闻听此言道：“人说楚国人像是猕猴戴了人的帽子，果然如此。”

项羽听见这话，把那个人扔进锅里煮死了。[2]

项羽和秦始皇几乎是同时代人。毫无疑问，秦始皇平定赵国的所作所为，远比项羽要仁慈得多。

刘秀将公孙述灭门，大将吴汉屠成都

《后汉书·吴汉列传》记载，公元36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十一月，汉光帝刘秀一面下诏书劝降在成都称帝的公孙述，一面派大司马吴汉进兵四川。吴汉攻进成都，杀公孙述并诛杀全族，两天之后，吴汉“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

黄巢血洗长安

《旧唐书》记载：黄巢起义攻进长安后，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一城百姓皆从官兵，“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刘秀和黄巢生活的时代都晚于秦始皇，但是文明的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中的残忍，他们的作为远不及秦始皇文明。

成吉思汗灭绝西夏

西夏是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政权。都城在今天的宁夏。

西夏王朝鼎盛时期，疆域辽阔，人民众多。据清代吴广成撰写的《西夏书事》中记载，当时的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即拥有今天宁夏的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是当时和宋、金、蒙成鼎立之势的政权。

西夏人口众多。虽然当时的史料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我们看看散见于宋史中关于战事动用军队的记载，也就可以粗略有个了解。

西夏光定五年（公元1215年），当时的西夏王遵顼调集右厢精兵八万，攻克金国的临洮府。

光定十年（公元1220年），遵顼派遣枢密使宁子宁率兵二十万，进攻金国军事要地巩州，久攻不下，死伤者数以万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在成吉思汗指挥的蒙古军四次大规模的进攻屠杀下，迅速衰落。

乾定三年，蒙古军大举进攻西夏，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困西夏重镇灵州，西夏王晛派大将嵬名令公率十万大军紧急驰援，结果途中被蒙古军包围击败。灵州失陷，蒙古军四处杀戮，夏民“免死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

乾定四年，蒙古军包围了西夏的都城中兴府，这时发生了强烈地震，西夏王晛向成吉思汗请求投降。恰在此时，成吉思汗得了重病，于是他立下遗嘱，死后密不发丧，夏主献城投降时，将夏主与中兴府所有军民全部屠灭。

不久，西夏王晛率嵬名令公一干文武向蒙古军投降，结果，遭到蒙古军屠杀，城中军民无一幸免。绵延了近200年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此灭亡。曾经数百万之众的党项人，从此灭绝。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说：“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

除此之外，蒙元入主中原时杀戮的绝对人数，多于此前任何战乱。金朝有5300万人口的北方，元初战乱平定时只剩1000多万人。南宋时曾有2000万人的四川，元初户口只剩85万户。

秦始皇却没有放纵秦军，屠杀战败国的降卒和民众。

清朝入关后，一路烧杀

清军入关后，对明朝王室宗亲采取的是残酷的屠灭政策。

明王室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南明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灭门。

被清朝所杀的新建人徐世溥，死前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清朝禁毁，北京古籍出版社曾重印。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的轮奸行为予以记载。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清军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减至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净减三分之二。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屠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嘉定三屠”屠杀了50多万，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不仅在中国，世界范围内，战胜者的暴行，仿佛就是那个野蛮时代的必然产物。

亚历山大焚烧波斯王宫

公元前333年，这差不多就是秦昭王的时代，位于西方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统帅远征军攻打大流士三世的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在叙利亚的伊苏斯打败了波斯军队，并于公元前331年攻陷了波斯帝国的都城帕赛波里斯。亚历山大为了奖励士兵，放纵马其顿人烧杀抢掠。为了运走波斯王宫中的珍宝，据说调集了2万头骡马，5千头骆驼。之后，马其顿人放火焚烧了波斯王宫，使得这座宏大的，建于公元前600年的王宫变成一片废墟。

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发掘出了王宫遗址，根据其他史料考证，其宏大壮观的规模，雄伟的百柱厅，坚固的巨门，宽敞的台阶，众多雕塑和浮雕，釉陶彩瓦，金银装饰，令人惊叹，为古代世界所罕见。

秦始皇没有焚烧任何宫殿。

罗马皇帝哈德良毁灭耶路撒冷

公元131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发出御令，在犹太圣城耶路撒冷建立罗马殖民地，修建罗马神庙，并禁止犹太人举行割礼和阅读犹太经典，此举引起犹太人不满。

公元132年，犹太人在西门的领导下，武装反对罗马人统治。西门统帅20万犹太人，杀死耶路撒冷的罗马统治者，攻陷罗马人占领的犹太人城镇。罗马皇帝哈德良于是调动军队向犹太人发动进攻。强大的罗马军团迅速击败犹太人的军队。在三年的时间里，罗马人攻陷并毁灭了50多座犹太人的城市，近千个村庄，屠杀了58万犹太人。

公元135年，罗马人终于攻陷耶路撒冷，对整个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杀和摧毁。整个耶路撒冷几乎成为废墟，城里的犹太人几乎被杀绝，幸存下来的少数犹太人从此背井离乡，开始了长期的漂泊历史。

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堡屠城

公元1422年，土耳其人开始窥视拜占庭帝国的土地和财富。苏丹穆拉德二世向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君士坦丁堡军民的奋力抵抗，进攻失败。但是土耳其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转而进攻拜占庭帝国的其他地区，并获得成功。

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再次集结兵力，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土耳其人屠城，洗劫珍宝，屠杀民众。

屠城的事例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屠城死伤的都是无辜的百姓，毁灭的是历史文化，是人类文明，而处置少数罪犯则是其罪有应得。有趣的是，人们对于屠城的憎恶，反倒不如指名道姓地杀一个人。

司马迁的文学手法再次发挥了作用。与本书第一章所列举的事例一样，20个字关于秦始皇为母亲复仇的记载，改变了读者心中好恶的天平。读者忽略了秦始皇克制自己对赵国的仇恨，既没有屠城，也没有焚烧宫殿，没有伤害赵王的性命，没有将赵国的公卿大臣斩首夷灭三族，没有将被击溃的赵国军队悉数坑杀，也没有放纵军队去对赵国的百姓掠夺欺辱，而记住的仅仅是杀死一些罪有应得的赵国恶人。这就如同日本人只提原子弹造成广岛、长崎20万人死亡，而不提其发动战争屠杀亚洲人民四千万，在日本人民心中造成的误导一样。

让我们摆脱司马迁的误导，回到历史的真实事件上来。

经过11年的努力，秦始皇的大军终于跨过了黄河，又经过了8年的艰苦而巧妙的战争，在少有杀戮的基础上，秦始皇终于迎来了平定赵国的胜利。

消灭赵国，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胜利基础。接下来，秦国最难战胜的对手，只剩下幅员辽阔，水网纵横的楚国了。

按常理，秦始皇这时候应该谋划对楚国的战役，然而，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注释：

[1]《史记·项羽本纪》：“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

[2]《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第六章


满腔怒火仁定四国


秦始皇经过8年的苦战，消灭了赵国。此时，秦国已经占领了今天的山西全部，河北大部，以及消灭韩国而获得的河南大部。秦国真正进入了中原，占据了战略上的有利位置，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接下来是攻燕、攻齐，还是攻楚，游刃有余。

按照就近避远的原则，秦国接下来应该攻楚。

所以，王翦消灭赵国之后，兵临燕国却勒马驻足，在燕国边界驻扎下来，等候秦始皇新的作战御令，这也是秦始皇的战争明显不同于他的祖先的地方。以往的战争，出征的将军如同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而秦始皇不然，每一次战役都是在精心部署之下。当王翦攻赵时，其他地方息兵。即使是内史腾收拾不堪一击的韩国，王翦也要息兵，以减轻补给的负担，并随时应变。

然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历史上有名的事件：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始皇。荆轲刺秦改变了秦始皇统一战争的步伐，也影响着读者对秦始皇的看法。





第一节

荆轲刺秦，混混变英雄


早在王翦诈围邯郸的时候，燕太子丹就感觉到末日的威胁。为了阻止秦国发动对燕国的战争，他想出了一个愚蠢的办法——派人去刺杀秦始皇。刺客的名字叫荆轲。

荆轲祖先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喜爱读书，可是没有只字片言流传后世，可见书读得不怎么样；说他喜好击剑，可是善于剑术的盖聂与荆轲论剑，对他所说的不以为然；荆轲去刺杀秦始皇，近在咫尺而且已经抓住衣袖却不能刺中，可见其剑术也不过是花架子而已。

如此说来，荆轲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不精，趋炎附势在豪门之间骗吃骗喝的一个混混而已。

可是，司马迁的文学手法可以改变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一 司马迁的文学创作左右读者好恶


司马迁的高明我们已经多次领教了。接下来我们看司马迁是怎么让荆轲这样一个混混，又干的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却获得读者的同情和尊重，从而激发起对秦始皇的痛恨。

司马迁采取了如下几个文学创作的手法：

用怯来衬托其勇

冒死去刺杀一国之君，当然需要勇气。

人的勇气可能来自于头脑简单，头脑发热，或者被逼无奈，或者垂死挣扎。这四种勇都不值得同情和敬佩。司马迁用荆轲小事上的胆怯，来说明其在大事上的勇，并不是前述四种的匹夫之勇。

荆轲到榆次这个地方游历，遇见一个名叫盖聂的剑术高手，就和他谈论剑道，遇有不同意见争执起来，盖聂朝荆轲一瞪眼，荆轲立刻示弱地离开了。

荆轲游历邯郸，与一个名叫鲁句践的人赌钱，赌的过程中又发生争执，鲁句践呵斥荆轲，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

这么懦弱的人，本来是会让人鄙视的，然而到了干正经事的时候，荆轲却有过人的勇气。

燕国有位莽汉名叫秦舞阳，13岁就杀人，别人都不敢正面对着看他。燕太子丹派秦舞阳做荆轲的助手去刺杀秦始皇，可是，秦舞阳走到秦始皇的大殿前，还没有上台阶便吓得脸色突变，浑身发抖，引起了在场的秦国大臣的诧异。而荆轲却镇定自若，回头朝秦舞阳笑笑，上前谢罪说：“北方藩属蛮夷之地的粗野人，没有见过天子，所以心惊胆颤。希望大王稍微宽容他，让他能够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

在与秦舞阳的对比之下，荆轲之勇，成了不同一般的大勇。

用一干人视死如归喻其义

用刺客暗算他人，容易让人联想到卑鄙和无能。

燕太子丹花钱让荆轲去送死容易让人觉得其残忍、不义；荆轲被人几句高帽子的话架起来，再加上美女金钱，就答应去替人玩命容易让人觉得愚蠢。更何况秦国消灭诸侯已经是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荆轲显然是个不识时务的人。

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人不觉得燕太子丹卑鄙残忍，怎么才能让人认可荆轲不愚蠢，他去刺杀秦始皇是一件光明正大，大义凛然的正义之事？司马迁采取的办法是让参与这件事的人都慷慨赴死。让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所有人都愿意去刺杀秦始皇，都愿意为刺杀秦始皇贡献自己的生命，可见这件事必然是一件正义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田光是燕国的隐士，燕太子丹为秦军迫近问计于田光，田光就把荆轲推荐给燕太子丹。为了表白自己并不是不愿为燕国出力，田光就自刎身亡了。

燕太子丹请求荆轲去刺杀秦始皇，可是没有取信于秦始皇的东西，于是两人商议用秦国降将樊於期的头做礼物。樊於期知道之后，立刻自刎身亡，献出自己的人头。

人们接二连三地自愿为一件事赴死，可见这件事必然为大忠大义的好事。燕太子丹的残忍，荆轲的愚蠢，也就淹没在田光和樊於期的壮烈之中了。

用悲壮的送别来煽情

为了保证荆轲刺杀秦始皇能一击致命，燕太子丹找来天下最锋利的赵国徐夫人匕首，又让工匠用毒水浸淬，并用多个活人做试验，果然，被试的活人，见一丝血腥，无不立刻毙命。于是准备行装，送荆轲出发。

可是荆轲说要等一个远道的朋友一起出发，迟迟不起身。这时候，秦军已经攻占赵国，屯兵于燕国的门前，燕太子丹焦急万分。又过了些日子，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向，太子认为他拖延时间，怀疑他反悔，就再次催请说：

“日子不多了，荆卿有动身的打算吗？请允许我派秦舞阳先行。”

听到这话荆轲发怒，斥责太子说：“太子这样派遣是什么意思？只顾去而不顾完成使命回来，那是没出息人干的事！况且拿一把匕首进入难以预测的秦国。我所以暂留的原因，是等待另一位朋友同去。眼下太子认为我拖延时间，那就告辞诀别吧！”

于是荆轲启程，太子及宾客中知道这件事的，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为荆轲送行。到易水岸边，饯行以后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节拍唱歌，发出苍凉凄惋的声调，送行的人都流泪哭泣。

荆轲一边向前走一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又发出慷慨激昂的声调。送行的人们怒目圆睁，头发直竖，把帽子都顶起来。于是荆轲就上车走了，始终连头也不回。

现在，于理于情，荆轲都占了上风，成为人们心中大智大勇大义的英雄，读者好恶的天平毫无疑问地倒向了荆轲。所以，当图穷匕首见的时候，读者心中有的是惋惜。当秦始皇挥剑击中荆轲时，难免不对秦始皇产生痛恨。

司马迁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如果我们对司马迁描述荆轲的文字稍加分析，不难发现，除了记载荆轲在秦国殿堂上刺杀秦始皇的文字可信之外，其余文字不过是司马迁的文学创作而已。





二 荆轲刺秦的破绽


无名鼠辈谁会记录其言行？

荆轲在刺杀秦始皇之前，不过是无名鼠辈，谁会记录下他的一言一行？

即使他后来刺杀秦始皇，那也是发生在秦国王宫里的事情。在没有电视、报纸的时代，这种事情不可能传遍全国家喻户晓，荆轲也不会一夜成名引来结识过他的人纷纷写回忆录记下他的奇闻轶事。那些描写荆轲早年示弱的生动事例从何而来？

荆轲刺杀秦始皇不成当场被杀，随即秦军攻破燕国，一干人员非死即亡，哪来如此生动的史料？

秘密的阴谋，其参与者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谁能说清？

燕太子丹、隐士田光、降将樊於期，还有荆轲，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密谋，都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生动的对话和心理描写从何而来？

在这个故事中，两个参与其中的一个是隐士，一个是避难的降将，他们是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外人又怎么能说得清楚？

燕太子丹的话时间矛盾

《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一段燕太子丹的对话，明显也露出了破绽。

燕太子丹在第一次见到荆轲时对荆轲说：

“如今秦国已俘虏了韩王，占领了他的全部领土。又出动军队向南攻打楚国，向北逼近赵国；王翦率领几十万大军抵达漳水、邺县一带，而李信出兵太原、云中。赵国抵挡不住秦军，一定会向秦国臣服；赵国臣服，那么灾祸就降临到燕国。”[1]

破绽一，按照燕太子丹的这段话，此时秦国已经俘获韩王，但是还没有占领赵国。这个时候应该是秦始皇十七年。可是此时李信已经开始率军攻打楚国，李信攻打楚国的时间应该是秦始皇二十一年，而这个时候荆轲已经被杀，燕国也已经灭亡，时间上有四年的误差。

破绽二，燕太子丹说李信从太原、云中出兵。云中在北边，云中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北逐匈奴之后才得以建立。燕太子丹说李信出兵去攻打云中，或者从云中出兵去攻打楚国，都与史实相矛盾，早了16年。

由此可见，燕太子丹的这些话，不过是司马迁想当然杜撰。

大张旗鼓赴秦的刺客如同招驸马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悲壮的送别虽然很能打动人的情感，但是却有悖常理十分可笑。

荆轲是去秘密地刺杀秦始皇，不是去秦国当驸马，如此大张旗鼓地送别难道不怕走漏了风声？

谁又能保证燕国的王公大臣中没有秦国安插进来的卧底？

咸阳虽然离燕国很远，但是秦军却离得很近。此时的王翦大军就驻扎在燕国边境，离都城蓟不过几十公里，谁又能保证看热闹的人中，没有王翦派来的细作？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荆轲去秦国刺杀秦始皇的事件是真实的。但努力要把荆轲塑造成英雄，并为此加进了许多感人的细节：荆轲刺秦之前的故事，荆轲与多人的密谋，人们接二连三的赴死，以及最后悲壮的送别等，则都是司马迁为了诱导读者所进行的文学创作。

我们应该剔除这些创作，调整好心态。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

注释：

[1]《史记·刺客列传》：“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





三 荆轲刺秦的另外一种解读


同样是荆轲刺秦的故事，还是这些故事材料，如果我们剔除司马迁在叙述故事时的文学创作和偏向，以一个中立的立场来分析，也许会得出另外一种结果。

荆轲穷困潦倒，不得已答应当刺客

荆轲在见到燕太子丹之前，一直四处游历，居无定所。没有听说他有家人，也不见其有经济来源。荆轲到燕国的时候，已经穷困潦倒，无以生计。

《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厮混在酒徒之中，经常和一个屠夫，另一个击筑的人名叫高渐离的在一起。荆轲特别好饮酒，天天和那个宰狗的屠夫及高渐离在燕市上喝酒，喝得烂醉，高渐离击筑，荆轲就和着拍节在街市上唱歌，不一会儿又抱头痛哭。

这个时候，燕太子丹正在四处网罗刺客，已经搜罗了20多人，荆轲经燕国隐士田光推荐，得以进到燕国宫廷，见到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对荆轲说了一大通秦始皇的坏话之后，请求荆轲去刺杀秦始皇，荆轲半天没说话，然后开口推辞：

“这是国家的大事，我才能低劣，恐怕不能胜任。”

闻听此言，太子丹上前以头叩地，坚决请求。于是荆轲答应了。

荆轲为什么开始推辞后来又答应？推托是出于人的本能，答应是理智的利弊权衡。荆轲都想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是一国的太子如此大礼受宠若惊不好推辞？还是担心得罪太子走不出大内？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会是出于对燕国的热爱。

享受着美女金钱，却不断拖延时间

《刺客列传》记载，荆轲答应去做刺客，燕太子丹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进了上等的宾馆，美女车马随时伺候。太子天天到荆轲的住所拜望，每天供给贵重的饮食，时常进献奇珍异物，以便满足他的心意。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荆轲，仿佛突然间进了天堂。

可是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荆轲每天花天酒地尽情享受，却没有任何要行动的表示。

荆轲为什么很长时间不行动？

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去刺杀秦始皇，不过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骗吃骗喝而已；也许他是抱有幻想，希望这么拖下去，突然有一天秦国的军队就兵临城下，他也就既享受了美女春色，又不用白白送死；也可能是怀有乱世心理，生逢乱世，早起不知晚上能不能活着睡下，放着面前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的荣华富贵，快活一天是一天吧。

在荆轲一天天的拖延中，秦国军队果然是摧枯拉朽，逼近燕国。突然有一天，燕太子丹接到消息，秦将王翦已经攻破赵国的都城，俘虏了赵王，把赵国的领土全部纳入秦国的版图。秦军向东开进到燕国南部边界，离都城蓟只有几十公里了。

如果燕太子丹是在韩国灭亡之后派荆轲去刺杀秦始皇，那荆轲就已经在燕国坐拥美女，享受荣华拖延了近三年时间了。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佐证了荆轲时间上的拖延。

面对秦军兵临城下，燕太子丹害怕，于是去请求荆轲道：“秦国的军队已经驻扎在燕国边境，很快就要横渡易水攻打燕国。我是想要长久地侍奉您，可是时间不允许！”

燕太子丹话中的不满已经是显而易见了，于是荆轲给自己找理由道：“太子就是不说，我也要请求行动了。可是，就这么到秦国去，没有能让秦王相信我的东西，无法接近秦王。”

荆轲提出要樊於期的头作为晋见秦始皇的见面礼，他知道太子丹一定不给，果然，燕太子丹拒绝了。没有见面礼，无法接近秦始皇，行刺自然不能成功，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再回宾馆吃喝玩乐。

可是没想到，长有这个值钱脑袋的人不怕死，大约也是听说秦军已经逼近燕国，国破身死的结局在所难免，不过早晚而已。再加上毕竟是逃亡在人家国家，生死不能做主，于是樊於期拔剑自刎。

人头有了，太子丹又准备好锋利的匕首，而且还淬上了毒液，并且找来几个活人试验，破皮即死。“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不知道荆轲看了心下如何。太子丹还找了个壮汉心腹做随从，你别半道上跑了。一切准备就绪，荆轲不走是断然不行了。

可是，临到出发，荆轲却说要等一个人同行，要和这人一起去刺杀秦始皇。这人是谁荆轲没说。这人住很远，当时没有电话，也不知道整天被燕太子丹手下伺候监视的荆轲，是如何瞒着太子丹与这人联系上，又如何说动这人同去送死。

就这样在不知道等待谁的情况下，荆轲还是没有出发。如果秦始皇当时决定，平定赵国后下一个目标是燕国的话，估计王翦大军早已攻入燕国，兵临城下了。荆轲就是想去刺杀秦始皇，也无法出城了。

燕太子丹心里很着急，估计荆轲的心里也很着急。太子丹着急秦军随时可能杀到门前，荆轲则着急秦军怎么还不赶紧攻城。

燕太子丹不能再等待了，于是他催促荆轲：“日子不多了，荆卿有动身的打算吗？实在不行的话，请允许我派遣秦舞阳先行。”

听了这话，荆轲毫无来由地发怒，他斥责太子道：“太子这是什么意思？只顾去而不顾完成使命回来，那是没出息的人干的事！现在我拿一把匕首进入难以预料的秦国。我所以暂留的原因，是等待另一位朋友同去。既然太子认为我拖延了时间，那就诀别吧！”

看来荆轲并没有做好慷慨送死的准备，他还希望能够活着回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荆轲在秦宫被刺伤，眼看就要毙命时说的一通话，也说明了他的这个想法。

荆轲在没有任何卫士阻拦的情况下，却没能刺杀秦始皇。当他被秦始皇刺伤后坐在地上骂道：“大事之所以没能成功，是因为我想活捉你，迫使你订立归还诸侯土地的契约，来回报太子。”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从一开始荆轲答应燕太子丹去刺杀秦始皇，他就心存侥幸，不断拖延推托，希望时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突然变化。直到最后还希望能够侥幸活命，重复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奇迹。

心存侥幸，希望能学曹沫名利双收

说荆轲心存侥幸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持匕首去劫持一个国家的君王，并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

鲁国有一个名叫曹沫的人，这人是一个笨蛋。他担任鲁国的将军，多次率军和齐国作战，可是每战必败，每次打了败仗他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带头逃跑。鲁国君主鲁庄公害怕了，只好献出城邑向齐国求和。

齐桓公答应和鲁庄公在柯地会见，订立盟约。正当齐桓公和鲁庄公在盟坛上订立盟约时候，曹沫突然手持匕首，冲上去抓住齐桓公，齐桓公的侍卫害怕伤到君主，没有人敢上去杀死曹沫。

惊恐的齐桓公问：“你打算干什么？”

曹沫回答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而齐国不断以强凌弱侵略鲁国，太过分了。如今鲁国都城的城墙一旦倒塌，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了，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你觉得该怎么办？”

齐桓公害怕被杀，只好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曹沫多次打败仗丢失的土地，一朝全部回归鲁国。

荆轲大约是想学习曹沫，既不失约定又不丢性命，还能青史留名。

可是荆轲书没有读好。曹沫之所以能要回土地又不丢性命，是因为当时是在两君会见的公开场合，齐桓公当时又想称霸诸侯，因此，不敢在公开场合落下不守信用的恶名。

其实曹沫的匕首一离开齐桓公的脖子，齐桓公就想反悔杀了曹沫，是管仲劝阻了。管仲说：“不能这样。君王不能贪图小利而求一时之快，如果那样，就会在诸侯面前丧失信用，失去天下人对您的支持，不如归还他们的失地。”这样曹沫才保住性命。

现在你荆轲是深入秦国宫廷，秦国又已经消灭了赵国挺进中原，前面已经再没有可以阻挡秦始皇消灭诸侯，统一中国的任何障碍了，这时候你拿个小刀，摆出一副亡命之徒的样子来，秦始皇怎么可能乖乖地俯首听命？

比曹沫笨拙无知的荆轲怎么可能成功？

曹沫虽然是个笨蛋，但是他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拿刀去威胁一国的君王；不仅知道，他还能从台阶下很快冲上来并能一把抓住齐桓公把刀顶上去。

可是荆轲，不仅不识时务搞不清行事时机，就连冲上去把刀架在人脖子上这点事也做不到。

秦始皇近在咫尺，又在专心看图，一把抓住衣领，一抖地图拿起刀一下顶在秦始皇的脖子上，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荆轲也没能做成。就算是秦始皇愿意俯首听命，你也得能像鲁国那个笨蛋曹沫那样，做到这个最起码的一步才行呀！

这之后荆轲已经拿刀在手，秦始皇却拔不出剑来，在场的武士没人敢上来帮忙，这么好的机会，荆轲竟然腿脚也不利落，愣是追不上秦始皇，你说燕太子丹怎么找了这么个笨蛋！

结果毫无悬念，秦始皇正当防卫，刺伤了荆轲。

一对一的情况下，荆轲有备而来，秦始皇则一片诚意毫无防备；荆轲已经持刀在手，秦始皇却拔不出自己的剑。最后的结果反倒是秦始皇刺伤荆轲，那只能说是天意了。

战场上秦要灭燕，大势所趋，殿堂上轲要刺政，你死我活；战场上胜负在人为，殿堂上死活是天意。





四 被荆轲刺秦抹杀了的仁慈


荆轲刺杀秦始皇不成，当场被卫士所杀。秦始皇一怒之下，命令驻扎在燕国边境的王翦，率军攻燕。

秦始皇二十一年，王翦的儿子王贲为前锋攻打燕国，王翦则率大军包围燕国首都蓟城（今北京）。很快，王翦军就在易水西边击败了燕国的军队，得到燕太子丹首级。不久燕国都城蓟被攻破，燕王喜逃往辽东。

第二年，秦始皇派王翦的儿子王贲回军，去收拾苟延残喘的魏国都城大梁。王贲没有攻城，而是掘开鸿沟河堤，水淹大梁，城破魏王请降，没有厮杀平定魏国。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不能抛开司马迁对荆轲刺杀秦始皇的描写，被司马迁带有很强主观偏向的文学创作所牵引，抱着对荆轲被杀的同情和义愤来看待秦始皇灭燕定魏的战役，我们就会忽略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秦始皇在平定两国的战役中所显示出的仁慈。

燕国派荆轲刺杀秦始皇，险些就要了秦始皇的性命。现在，正是秦始皇向燕国复仇的好时机。指挥大军杀入燕国，让燕国人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这是几千年来战胜国不会放弃的权力，也是战败国应得的报应，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可是，秦始皇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这么做。

虽然秦始皇是在满腔怒火的情况下发动对燕国的战争的，但是攻打燕国的战役却并没有变成愤怒的屠杀。整个战役进行得非常有节制，同样没有杀敌斩首的数字记载，同样没有杀燕国的王公大臣，同样没有对燕国的城池进行烧杀。

攻打魏国更是采取了非军事手段，水淹大梁，避免兵民在厮杀中伤亡。

这得是怎样的一个开明大度，并心怀仁慈的君王，才能做得到？

如果我们不是怀着一个公正冷静的心态去对待这段历史，那么，司马迁在荆轲刺秦这个故事上给读者造成的情感偏颇，就会抹杀了秦始皇在攻燕灭魏时所采取的审慎仁慈的举措。





五 复网友，秦始皇屠大梁是史实还是司马迁胡写？


我在《真秦始皇》中曾经下结论说：“秦始皇26年的统一战争，没有一次屠城。”有网友提出质疑，说有一次屠城，《史记》记载“屠大梁”。

不错，《史记·魏公子列传》结尾处司马迁确实写道：“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司马迁的文字是否都能当真？当然不能。司马迁有时也会胡写，有时甚至是有意颠倒是非地胡写。关于这一点，我在《真秦始皇》《真商鞅》《真项羽》《真李斯》《真韩信》等书中已经列举了大量的证据，博文也有很多，在此不赘。

那么《史记·魏公子列传》有没有胡写的内容？有的。

比如《魏公子列传》开篇司马迁就写到：魏无忌仁义贤能，礼贤下士，门客三千，诸侯因此十余年不敢向魏国用兵（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

可是《魏世家》的记载却证明了，司马迁的上述说法是为了塑造魏无忌的胡写：“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九年，秦拔我怀。”“十一年，秦拔我郪丘。”“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

在其后的八年时间里，魏国没有受到攻击，也并不是诸侯感念于魏无忌的仁德，或惧怕他的才能，而是因为诸侯列国无暇他顾。秦国改变策略开始专心攻打韩国和赵国，期间包括两年多的长平大战，两年多的邯郸战役。楚顷襄王死了野种楚考烈王继位国家内乱。齐国在和燕国进行复国战争。到了魏安釐王二十年，魏无忌就逃亡赵国了。因此，所谓诸侯十余年不敢向魏国用兵实乃胡扯。

再比如《魏公子列传》讲了一个故事：魏无忌与魏安釐王下棋，突然有烽火传递来战报，赵国入侵魏国。魏安釐王放下棋子要去召见大臣商量对策。魏无忌却阻止道：那是赵王在打猎。果然，过了一会儿，有人来报，确实是赵王打猎，并非入侵。魏王大惊，从此畏公子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这是个只有在电话普及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神奇故事。河北边境发现赵国军队，烽火传到河南开封，魏王闻报一盘棋还没下完，摸清情况的信使已经把新情报又送到了开封，不知道是通过电话还是乘坐直升机。再者，即使赵王出动打猎前数天，已有人飞马开封把消息报告给了魏无忌，可是边境报告发现赵国军队入侵，魏无忌怎么就能断定是打猎的赵王而不是另一队入侵的赵军呢？即使是打猎的赵王，谁又能保证他不会以打猎为名乘机入侵呢？魏王有备无患难道不对吗？

戳穿了，这是一个蹩脚的故事，不戳穿它很多读者就上当真认为魏无忌神机妙算身手通天。

那么，“屠大梁”是胡写吗？是的。

证据一，秦军没有作案动机

考察历史上的屠城案例，都是有深刻的仇恨或激烈战斗的伤亡为作案动机。战胜者要泄愤。比如项羽屠襄城、屠咸阳。屠襄城是因为久攻不下。这必然造成惨重的伤亡，也可能还有点伤自尊（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屠咸阳是因为秦始皇灭亡了楚国使项羽失去了荣华富贵。

可是秦军并未强攻大梁，而是围困水淹，没有伤亡的仇恨和伤自尊的变态，所以，前线作战的秦军将士没有作案动机。魏国与赵国、燕国相比，与秦始皇也谈不上有什么私仇。赵国曾经虐待过秦始皇，并差点要了他们父母子三人的性命，燕国卑鄙地派荆轲行刺也是差点当殿杀死了秦始皇，秦军又是强攻占领了赵国、燕国，可是却没有屠城。不屠燕赵屠大梁，讲不通。由此可见，秦始皇也没有作案动机，不会命令秦军屠城。

不仅如此，秦军将领在明知赵国、燕国与秦始皇有深仇大恨的情况下，强攻克之却没有屠城，因此推断秦始皇有诏令禁止屠城，也许并非空穴来风。

证据二，实施过程荒谬

《秦始皇本纪》和《魏世家》都记载，秦军是通过水淹大梁，最后导致城墙坍塌，这才迫使魏王投降的。《秦始皇本纪》：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世家》：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如果你亲身经历过一次大水淹城，或者特别留意过电视里水灾后的城市画面，你就会知道，这个时候去屠城是多么的荒谬可笑了。

魏王投降的时候，大梁城中还到处是很深的泥水，水下还积淀着没膝的臭泥。那个时候的粪坑都没有盖子，大水一来粪便四处飘浮臭气熏天，其间还夹杂着死猫死狗的腐烂尸体。这个时候，秦军不去组织百姓修筑河堤阻挡还在漫入的河水，不去组织百姓清除淤泥粪便，却趟着淤泥臭水，拨开漂浮到跟前的屎团去屠城，岂非有病？

何况《史记》明载，魏国的王室成员如魏豹、魏咎都活得好好的，后来都参与了造反。秦军杀并无冤仇又未抵抗的魏国贫民，却放过罪魁祸首的魏国王室，岂非怪哉？

证据三，《本纪》《世家》均未载，屠大梁只为塑造人物

关于“屠大梁”，《秦始皇本纪》《魏世家》均无记载，而独出现在《魏公子列传》中，这本就值得我们警惕。相比而言，《本纪》《世家》有史官记载为据，当比道听途说居多的个人《列传》可靠。《列传》中多有为塑造人物的演绎胡扯，比如说神医扁鹊有透视眼，韩信神机妙算水淹楚军等等。《魏公子列传》也是如此。

司马迁要把魏无忌塑造成能够强国济民的在野高人；要使读者读完《魏公子列传》后感慨，“魏国灭亡，就是因为魏王嫉贤妒能没有重用魏无忌”，则魏国的王室和百姓就必须下场很惨。如果他们既无拼杀的伤亡，投降之后又都安居乐业，岂不证明魏无忌是杞人忧天瞎操心吗？所以魏无忌死后大梁必须被屠。这就如同要塑造齐国的说客，齐王建必须死得很惨，要塑造茅焦，必须死27个大臣一样。那么，司马迁直接说秦始皇把魏王夷族行不行？不行，编不圆，因为魏国的公子后来还很活跃，参与造反数为魏王。这也如同说秦始皇残暴，编不出杀了哪个有名有姓的大臣，只好编个梁山宫杀太监，陨石反标杀百姓一样。无名百姓好糊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魏公子列传》中“屠大梁”三个字是司马迁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而胡写，应不予采信。





第二节

秦始皇轻敌错用李信


秦始皇用了四年的时间，消灭了三个诸侯国。现在只剩下楚国和齐国了，统一中国胜利在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君王还是将军，都难免不滋生骄傲轻敌的毛病，秦始皇这个时候就犯了这个错误。

秦国的年轻将领李信，在攻打燕国的战役中曾经只带几千人马，突击燕太子丹率领的燕国大军，一直把燕太子丹逼到衍水，最终打败了燕国军队，斩获燕太子丹首级。秦始皇对其大加赞赏，称其为贤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

秦始皇准备攻打楚国，征求各位将领的意见。

李信说二十万足矣，老将王翦非六十万不行。秦始皇相信了李信，夸奖他果然壮勇，还嘲笑王翦老矣，如此胆怯。于是发兵二十万给李信征讨楚国，为了保险起见，让名将蒙骜的孙子，同样年轻有为的蒙恬同行辅佐。[1]

李信的大军浩浩荡荡开出国门，杀奔楚国。战争初期，李信不负众望，果然英勇无比，捷报频传。

李信向西攻打楚国的平舆城，蒙恬向东攻打寝城，很快李信、蒙恬大破楚军。

李信采取的是分兵两路，攻城略地的战略。李信攻克的平舆城，在今天河南省东南部，驻马店往东80公里的平舆县城北面。蒙恬攻克的寝城在今天安徽省临泉县。它的位置在平舆正东100公里位置。

接着，李信又向西北去攻打鄢、郢二城，很快攻克。古鄢、郢的位置在今天河南省淮阳附近。而蒙恬向东北方向进军，去攻打城父。古城父在今天安徽省北部亳州东南30公里处的城父镇。

注释：

[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





一 李信翻江倒海的攻楚战略


从《史记》记载的李信、蒙恬的进军路线，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李信统帅的秦国大军，是从北向南发起进攻，然后分兵向位于大梁正南面的楚国城池平舆和寝发动进攻。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就有了一个有趣的事情：李信统领二十万秦国大军，不是自近而远，逐一攻克楚国城池，然后向南向东稳步推进，而是向南，一下突入楚国纵深，然后分兵东西两路，李信回身向西北攻克鄢、郢，蒙恬向东北攻打城父。这是一副要在楚国倒海翻江的霸王气势。

李信大约是想要重复自己在燕国的奇迹：带领20万强大的秦军，突入楚国纵深，左右分击，很快在楚国中心杀出一片广阔的地域。他希望楚国的军队也像燕国一样，在他的突然袭击和上下左右穷追猛打下，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然而楚国不是燕国。

第一，燕国国土虽然也很广大，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几百年来，很少受到战争的侵扰，国家军队疏于战事，由此而来的就是燕国军队远不及楚国军队善战且顽强。

相比之下，楚国的国土更为广阔，又经常遭受来自秦国、齐国的攻伐，所以，楚国人能征惯战，前有吴起今有项燕等名将。国土辽阔有利于楚国军队调动迂回。而且楚国多为河网地区，不适合北方战车和骑兵作战。北方来的士兵也往往水土不服，战斗力下降。

第二，攻打燕国和现在攻打楚国，任务不同，战略目的不一样。攻打燕国首要任务是取燕太子丹首级，任务简单，所有的秦国军队都剑指燕太子丹，以及他统帅的军队。燕国也自然把主要战略任务放在保卫或者放弃燕太子丹上。这就好比一队猎人在森林里追杀一只恶狼。以秦国军队之强大，王翦指挥之精道，燕太子丹自然难以抵挡。

而现在攻打楚国却是要占领楚国广大的土地。好比一队猎人要砍伐掉整个森林。

果然，当李信雄心勃勃地杀入楚国这个一望无边的森林后，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森林是如此的神秘广阔。

不久，李信就感到事态的严重。探马来报，楚军的主力正向秦军李信部四周集结，其作战意图很可能是要合围李信秦军。

自己原先预想的突入敌人纵深，一搅一打，敌人顿时闻风而逃的局面没有出现。眼看自己有被楚军合围的危险，李信胆怯了，于是他决定，赶紧向正在攻打城父的蒙恬部靠拢。李信攻克的鄢邑和郢邑至蒙恬陈兵的城父大约有120公里，古代战车、步兵急行军大约需要三天的时间。

这里有一个地理问题要说明一下。蒙恬部所在城父的位置，在今天安徽省亳县附近，而李信攻克的鄢、郢二城，在今天河南省淮阳附近。李、蒙两军的位置是，李信在西，蒙恬在东。李信引兵往城父与蒙恬会合，应该是向东。而司马迁记载“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显然是笔误。

然而李信与蒙恬合兵一处，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李信不与蒙恬合兵，虽然同样不会取得伐楚的胜利，虽然接下来的战争会很艰苦，但是，只要认清形势，坚持下来，秦国援兵一到，即使不能反败为胜，固守已经夺取的城池，应该不是问题。

而合兵一处，给了楚军合围秦军的机会。





二 楚军三天三夜合而不围，李信果然中计


如果抛开李信伐楚的战略错误，仅从战术的角度分析，分兵进攻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分兵有三个好处：

第一，有利于兵力的充分利用。攻城不同于两军会战，过多的兵力用不上。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包围攻打一个中等城邑，几万人足矣。三千人轮番攻城，两万人要津戒备，一万人预备队。如果用二十万人攻打一座城池，真是杀鸡用了牛刀。

第二，分兵给楚国构筑防线造成了困难，楚军派兵救援，也容易顾此失彼。

第三，分兵有利于秦军在遇到楚军攻击时，互相驰援。

李信显然是忽略了第三点，不然，他不会在楚国大军做合围之势时，惊慌东进，与蒙恬合兵一处。

然而，楚国的将领却清楚地知道秦军分兵的厉害，如果贸然包围李信，不能立刻将其吃掉，秦军蒙恬部就会迅速驰援，反将楚军包围，李信与蒙恬里应外合，胜负难料。因此，楚国的军队紧紧跟随在李信军周围，摆出一付要合围的架势，但是，始终合而不围。

李信果然中计，慌忙东进与蒙恬合兵一处，然而秦军立足未稳，楚军迅速收拢包围圈，并对秦军发起猛烈进攻。楚军攻入秦军李信部、蒙恬部营垒，杀死七个中级将领。李信、蒙恬慌忙突围，一路败走。而楚军则紧追不舍，不仅收复失地，还打到秦国境内。[1]

实践证明，李信没有能力完成平定楚国这样宏大战役的指挥，秦始皇错了，犯了轻敌、用人不当的决策错误。

注释：

[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信“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三 李信注定要战败


李信的战败，除了前面说过的战术上指挥失误之外，战略上的错误注定了他必然战败，即使给他60万人马，即使不出现合兵一处的致命错误，依然如此。为什么？

楚国是战国七雄中幅员最为广阔的诸侯国。它的疆土包括了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定幅员如此辽阔的楚国，李信采取的却是传统的攻城略地的战法。这种战法，如果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对方的土地和财富，或者仅仅为了建功立业，则行之有效。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平定楚国这样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万乘之国，则有如下问题。

第一，李信、蒙恬率领的秦军是精锐的野战军，而楚国守城的都是些地方武装，相当于卫戍区，城防军。而这些地方武装、城防部队，由于有坚固的城墙作屏障，在与秦国的精锐部队作战中，并不完全处在下风。秦军精锐在这些杂牌军身上，白白消耗。

而楚国精锐的野战军，却可以在秦军纠缠在某个城池的时候，高度集结，运动迂回，伺机对秦军进行袭扰、阻击，以致合围。秦军在不断作战中，疲惫不堪，楚军却以逸待劳，进退维谷。李信就是这样被楚军击败的。

第二，秦军每攻克楚国一个城池，就要驻军防守。攻占的城池越多，留守的兵力也就越大，用于集结和进攻的兵力就越少。这样一来，越是打胜仗，兵力越分散，身上背的包袱就越重。这是李信还没有遇到的问题。如果李信不与蒙恬合兵一处，虽然不会有前面说的大败，但随着楚国一个个城池被攻破，兵力分散的问题就会逐渐凸现出来。

而留守兵力的多少也很让人头疼。留少了，不用楚国主力，仅城里楚民的反叛，就可能使城池得而复失。留多了，前线兵力紧张。而一旦楚国主力迂回过来，突袭攻城，秦军留守军被动守城，前线主力首尾难以相顾。城破则兵亡。楚国幅员辽阔，城池众多，秦军区区二十万，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消耗。

第三，逐一攻城，战线容易拉得很长，后勤补给容易受到楚国主力的袭击。由于楚国地处南方，气候湿热，河网纵横，与秦国，及赵、韩、魏迥异，秦国士兵难以适应。秦军长期处于作战状态，疲劳伤病势必增多。楚国如此广阔，要想以这样的方法占领所有城池，真是漫漫无期。

分析李信攻楚的战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信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但不是一个统帅。攻楚的失败，不仅仅是出动20万还是出动60万的问题。指挥这样宏大的战役，面对这样强劲的对手，秦国需要的是一个有思想，有创造性的统帅，而不仅仅是一个指挥攻城略地的将军。

分析李信战败的深层次原因，是秦始皇因平定韩、赵、燕、魏等国之后，整体战略上的判断失误。王翦巧妙的战略轻取赵国、燕国和魏国，使秦始皇误认为楚国也如此不堪一击。那么，作为一个君王，他将会如何处理李信战败这个重大事件？是将李信斩首，还是找理由替李信开脱，还是干脆自己承认错误？这其中可以看出秦始皇的德行和用人之道。

关于秦始皇如何处理李信战败这件事，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王翦争兵”中已经详细讨论，秦始皇有诸多的方法可以推卸责任，而且也合情合理，但是秦始皇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处罚李信，而是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亲自去王翦老家向王翦承认错误，并公开改正错误，发兵60万，任命王翦为统帅，亲自送到灞上，这里不再赘述。





第三节

王翦如何破楚


王翦在灞上拜别君主秦始皇，统帅60万大军杀奔楚国。既然李信攻城略地的战略不能平定楚国，那么，王翦有什么妙计高招？

如果说李信攻楚，是突然袭击，纵深穿插，那王翦采取的策略正相反，他是大张旗鼓，招摇过市，唯恐敌人不知道，唯恐敌人准备不充分。

李信攻楚的时候，楚国人不知道。直到平舆、寝邑两城被攻破，这才起兵来拒。而王翦则是人没到，声威先行。楚王知道王翦接替李信前来攻楚，便调动全国的军队来与王翦决战。[1]

要把全国的军队都集结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时间。所谓“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按照兵法，王翦应该乘敌人调动之际，迅速发起进攻。可是他却相反。王翦大军开进楚国之后，修筑起坚固的营垒，坚守不战。楚军数次挑战，王翦依然故我。

请注意《史记》中记载的“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这句话。

注释：

[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





一 可笑的挑战骂阵


中国历史上记载战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数出挑战，终不出”这样的句子，《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等等。一看到这样的句子，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一边是紧闭的寨门，一边是对方的士兵在阵前，或耀武扬威，或骂大街，这就是所谓的挑战。而因为寨门始终紧闭，最后挑战的士兵筋疲力尽，无奈而归。

为什么要挑战？难道不能杀入对方营寨，如同楚军破李信那样“入两壁，杀七都尉”？ 为什么不能像围邯郸，攻蓟城那样围而攻之？难道临时修建起来的营寨围墙，会比一个国家的都城围墙更高大？更坚固？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对方军队愿意交战了，双方才能交战？如果因为敌国的军队坚守不出，不肯交战，进攻一方就无能为力，那怎么还会有城池被破，国家灭亡的事情？

产生这样描述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记载战事的文人不了解战争的真实场面。他们奇怪于当两军相对时，明显一方急于求胜，主动进攻，但是战争的总体态势却是双方对峙，并僵持很长时间。于是他们就想当然地描述为，求战一方数番挑战，求守一方坚守不出，于是，双方僵持。

实际上，当两个庞大的军队对峙的时候，比如王翦统帅的60万秦国军队，和楚国倾巢而来的几十万大军，这时候双方的军队不可能驻扎在一个营盘里。秦国的60万人不可能在一个营寨里，楚国亦然。

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营寨，按照统帅的战略思想，依据地形，分别部署在一个广阔的地域里，方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这上千个营寨，或首尾相连，或箭头突前，或倒箭头互为掎角。在这样广阔的地域里，登高，目力所不能及，鼓号不过顺风十数里，甚至旌旗狼烟都难以将信息传达全军。想象一下这样的场面，再回顾一下史书和文学作品的描写，那些在营寨前，用一队人马耀武扬威挑战骂阵的场面，难道不十分搞笑吗？

真正的战况应该是：当王翦统帅60万大军抵达楚国之后，没有急于向楚国纵深发起进攻，而是率先抢占了有利地形，部署好军队，构筑了相对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营寨。

这时候楚国的军队陆续赶到，双方整体的战役虽然没有开始，但局部的争夺一定非常激烈。

楚军或攻击秦军突前部的营寨，或试图攻克被秦军占领的要害地区，或企图穿插分割秦军彼此的联络，或集结精锐试图突击秦军指挥大营，亦有可能在双方的局部战役中佯败而诱敌深入。

秦军，由于王翦精到的部署，突前部的营寨往往有险峻的地形为屏障，易守难攻。在要害区域，比如交通要道，制高点，水源和补给的必经之路，都布置了重兵，并且有相邻部队策应。由于营寨布局合理，友邻部队即遥相呼应，又不过于局促而便于迅速展开投入战斗。所以，楚军不是难以穿插分割，就是因为秦军各部协防而使楚军企图穿插分割的军队悉数被歼。由于一开始王翦摆出的就是守势，所以指挥大营位置靠后，很可能离前线有几十公里，一路重兵护卫，难以突破，楚军突击指挥大营难以奏效。佯败诱敌深入更是效果不佳，因有李信冒进兵败为前车之鉴，加上王翦或有军令在先，将士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尽管王翦统帅6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气重重，楚军倾国而来豪情万丈，生死决战一触即发，但是两军相遇，大战却没有如期到来。楚军用尽上述所有招数，秦军大营岿然不动。





二 描绘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秦楚大战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史料已无从考证王翦和楚军两军对阵，以及这场有史以来最为宏大的百万大战的地点、过程。我们不妨根据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依据史料有限的记载，再结合王翦惯用的战略战术，用“假设”来做一个描绘。

第一，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吞并另一个诸侯国，其主要的战斗往往围绕攻陷其都城，俘获其国王而展开。所以，楚国都城应该是王翦军兵锋所指的重点。

第二，王翦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平定赵国，得益于他独特的战略思想：不以消灭敌军为目的，不以攻占城池为目的，甚至不以俘获敌国君王为目的，而是要摧毁敌国君臣、军民的意志和信心。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过去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的惯用战术方式，就成了王翦迷惑敌人的幌子。诈围邯郸，吸引敌国重兵来援，而自己固守，等待敌军疲惫和松懈，然后突然大规模出击，一举击垮敌国整个国家的军队，从而达到摧毁敌国君臣、军民意志和信心的目的，王翦这次当为故伎重演。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推测，此时王翦陈兵之处，应该是离楚国都城不远，或者至少，军队的推进方向是指向楚国都城。只有这样，楚王才会犯和赵王同样的错误：调动全国的军队，护卫都城，抗拒王翦。

此时的楚国都城在哪里？

楚国原都城郢在今天湖北省荆沙市。那是公元前690年，楚文王熊赀即位时迁都至此。楚文王生活的时代，比秦穆公早40年。楚国定都郢之后，有几次大的迁都。

公元前504年，由于楚平王杀死了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伍子胥逃到吴国，辅佐吴王阖闾攻打楚国，楚国在多次战败之后，不得不把都城向北迁移到鄀城。鄀城在汉水的东面，距郢城大约200多公里，位于今天湖北省宜城县东南。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打楚国，先是迫使楚国割让了上庸、汉北，接着白起又攻占了楚国的西陵，占领了楚国都城，焚烧了楚国先王的坟墓。楚顷襄王想要远离秦军，把都城向东北方向迁至陈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这一次迁都的距离约500公里。

公元前241年，也就是秦始皇六年，楚国与诸侯联合讨伐秦国，诸侯战败，秦军乘胜追击，楚王再次把都城东迁到寿春，用楚国旧都的名子，把寿春改称为郢。寿春在今天安徽省北部重镇淮南市西南20公里的寿县附近。这回是向东南方向后退了250公里，由淮河以北退到了淮河以南。

王翦攻打楚国的时候，楚国的都城在寿春。所以，王翦应该是从大梁发兵，因为大梁是离寿春最近的秦国重镇，大梁驻军又是由王翦的儿子王贲指挥。秦军离开大梁，先头部队向南推进，抢占要津，这个要津应该是既能遏制敌人，又有利于自己的战略要地。

王翦取陈城、平舆为双锋，依颖水、汝水布阵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军“取陈以南至平舆”。据此我们推测，秦军首先攻克了陈城和平舆城。陈城曾经是楚国的都城，平舆城曾经被秦将李信攻克，后来又被楚军夺回。由此可见，这两座城池有着不同寻常的战略意义。

仔细考察，果然如此：陈城扼守着颖水的上游，平舆城则控制着汝水。

此时，王翦大军背倚陉山，扼守颖水、汝水，在此构筑防线，前锋以陈城和平舆城为两个突前的箭头，后续部队向两侧成扇翼展开，兵锋直指楚国都城寿春。古陉山在今天河南省漯河市东面，是由此向东的惟一制高点。登上陉山，放眼东南一马平川。王翦或会把中军大帐安置在陉山脚下。

颖水、汝水是通往楚国都城寿春的两条重要水系，也是寿春的重要水源。颖水发源于河南的嵩山，向东南经陈城，流过寿春，汇入淮河。汝水发源于河南的伏牛山，经陉山，过平舆城，在寿春的西面与颖水汇合，流过寿春汇入淮河。秦军控制颖水、汝水，就如同控制了楚国的生命线。秦军背倚陉山，分重兵驻扎陈城和平舆，就如同一个巨人，叉开双腿，威风凛凛地，牢牢地站立在楚国的门前，不可撼动，令人胆寒。

强大的秦军此时距离楚国都城只有200公里，骑兵、战车一天的路程，怎么不令楚王惊慌失措。于是楚王调集国内所有军队，开赴到寿春以北地区，在城父、新郪、巨阳、寝、繁阳一线构筑防线。也就是由今天安徽的亳县，向西南经河南的沈丘、新蔡、息县、信阳、桐柏一线。

楚军大部集结完成之后，开始向秦军发起进攻。

楚军首先攻打突前的平舆城，大军迅速包围平舆城，并猛烈攻城，但是，不等楚军第一波攻击完成，立刻遭到了来自突前的陈城秦军的夹击。来自陈城的秦军分兵两部，小部向围城的楚军发起进攻，大部向楚军背后运动，大有要切断楚军归路，围歼攻城楚军的阵势。同时，秦军又从陉山发兵增援。楚军第一次攻击失败。

第二次，楚军把进攻的目标转向陈城，不是简单地围城，而是由城父发兵，向北攻击苦县，兵指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市），企图从右翼包抄秦军。秦军一面派出陈城守军佯攻城父，以抄楚军后路，一面调动屯兵大梁的秦军预备队紧逼阳夏。楚军面对正面大梁秦军的巨大压力，担心秦军陈城部攻陷城父，只得中途退却。

楚军前线久攻不下，时有伤亡，后方由于秦军在颖水与汝水上筑坝，切断流入寿春的河水，楚王恐惧，于是严令楚将拼死出战。第三次，楚军集结精锐部队，避开秦军突前的陈城和平舆，从中间突然发起强大攻势，突破两城之间薄弱防御，直插陉山，企图突袭王翦大帐。

防线被突破，平舆和陈城同时升起狼烟，王翦率中军迅速登上陉山，并在山顶生起狼烟。看到信号，陈城和平舆城秦军迅速合拢，围歼深入的楚军。同时，拖后驻扎在上蔡和阳夏的秦军向前推进，阻击前来解围的楚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击陉山的楚军全军覆没。

楚军集结重兵，希望与秦军会战，但是秦军坚守不出。楚军寻找秦军弱点，多次进攻不能奏效。由于楚军是从全国各地调集而来，虽然是在自己国内，但也经过长途跋涉，所以军卒疲劳；由于主张速战，所以营寨草率，给养马虎；不断出击，劳动士卒；担心秦军发起进攻，日夜提防，终日不得安息；加之秦军切断水源，楚军身心疲惫，军心开始惶恐。

与之相反，秦军，由于一开始王翦就打定主意固守，所以营寨坚固且舒适，给养充足且丰富；虽发兵自秦国，但离大梁不足100公里，没有长途跋涉劳顿之苦；营寨坚固，且互为呼应，不必担心楚军偷袭；扼守水源，没有后顾之忧。

在陈城和平舆城的秦军与楚军纠缠的时候，大部分秦军处于驻守状态。于是王翦让士兵休息，改善伙食，并且与士兵同吃一样的饭菜。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王翦派人到各军中查看，问士兵们整天都在干什么打发时间。打探的人回来报告，士兵们很多人都在玩比赛投掷石头的游戏。王翦说，这样的士兵可以使用了。[1]

从来没有见过的战争景象

就在王翦感到士气可用时，楚国军队的防线突然开始有调动的迹象。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楚军数次挑战，秦军不出，于是楚军向东移动。

楚军为什么要向东移动？如果是撤军，应该向南，如果进攻，应该向北，为什么向东？

楚军的向东移动，恰恰印证了上述对王翦军部署的推测。楚军向东移动只能有一个解释：由于秦军在颖水、汝水上筑坝，切断了向南的水源，楚国都城寿春，以及驻扎在城外的楚军发生了饮水困难。由于往东还有一条河名叫濊水，有军队开始拔营向东移动，希望能靠近濊水，以解饥渴。

颖水、汝水附近楚军的移动，使得楚军的防线出现漏洞。东移的楚军也干扰了其他驻防楚军的阵营。由于缺水不是某一个楚军部队的问题，因此，率先东移的楚军也动摇着其他部队的军心。

由于这种大规模的移动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秦军主帅王翦接到急报，迅速部署，调集精锐部队为先锋，决定在第二天黎明，对楚军发起全线进攻。

第二天黎明，秦军先锋精锐突然从突前的陈城和平舆城大举杀出，并迅速突入楚军营寨。秦军不与楚军过多纠缠，急速向楚国纵深突进，杀奔寿春。

秦军后续部队分为东西两线。东线从夏阳、苦县、睢阳、单父杀出，迅速攻克城父，并向安徽的宿州、蚌埠、滁县，以及江苏的泗洪、扬州方向快速推进。西线从上蔡杀出，迅速突破河南信阳及桐柏山区，并顺大别山北麓向今天安徽合肥、安庆一线推进。

楚军的防线迅速被击溃。东移的楚军和驻守的楚军乱作一团，自相践踏，然后又不约而同地向都城寿春溃败。

败兵很快涌进都城寿春，惊慌失措的楚王负刍急令关闭城门，并想用斩杀败兵的办法，阻止楚军的溃败。然而，当他登上城楼，放眼四望时，一幅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把他惊呆了：

以往的战争，总是战败的军队溃不成军，自相践踏，而身后是紧追不舍的敌军杀奔而来，败兵涌进城里关上城门，乘胜而来的敌军奋力攻城。今天却不同，一队队旌旗整肃，队列严明，一眼就能看出是分属于不同兵种的强大秦军，并没有来攻城，而是迅速从寿春的两侧驶过，有骑兵，有战车，有步兵，千军万马，难以计数，而后才见到漫山遍野溃败下来的楚军乱作一团。秦军并不理会楚国的败兵，只有少数不长眼的挡住了秦军的大队，才被刺杀。秦军千军万马绝尘而过，而又源源不断，没有人来攻城，也没有人来擒王。很快，不仅楚王自己，连败兵们都明白了，楚国完了！

王翦成功地击垮了集结在寿春以北的楚国军队，更击垮了整个楚国人试图与秦国对抗的意志和信心。与平定赵国一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也没有杀敌数万的记录，王翦军迅速占领了楚国全境，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将项燕战败自杀。

秦军乘胜南下，大军迅速向福建、广东推进，很快平定了百越。如此宏大的战役，如此艰难的战争，王翦举重若轻地取得了彻底的胜利。[2]

注释：

[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

[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





第四节

平定齐国再用李信


楚国已定，统一天下已成定局，远在辽东苟延残喘的燕王已经不在话下，最后的堡垒就剩下齐国了。二十五年，秦始皇命令王翦的儿子王贲率军攻打齐国，同时收拾燕王。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





一 秦始皇再用李信


齐国是诸侯列国的最后堡垒。齐桓公、齐威王的齐国曾经称霸天下，不可一世。齐国又是周天子最早分封的诸侯，历史悠久。能够亲自统率大军消灭齐国，那将是如何令人荣耀的盖世奇功！

然而，平定齐国又是最没有悬念的战役。虽然齐国可能拼死抵抗，虽然战场上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意想不到的局面，但是齐国被消灭，秦军获得最后的胜利，那是毫无悬念的结局。

齐国被消灭，也就意味着战争彻底结束，将军们的荣耀时代也将彻底结束，有功者可以荣华富贵，晋爵封侯；没能赶上这样的机会，将只能挑灯看剑，终老天年。除了主帅王贲之外，秦始皇还会把这最后的机会给谁呢？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秦始皇把这最后的机会给了前番伐楚的败将李信，让他辅佐王贲，攻燕伐齐，建立功勋。

李信是让秦始皇丢脸的人。秦始皇在与王翦的较劲中所以失败受辱，根源就是李信战败，按照常理，弃而不用已经是最仁义的处罚了。

灭燕定齐，这是最后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胜负毫无悬念的机会。对于李信来说，参与此战，既可以将功补过，同时也可以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重树英名；对于秦始皇来说，用李信而李信果立新功，则进一步彰显第一次伐楚失败，是秦始皇自己决策失误。这样简单的道理，即使秦始皇自己不去盘算，也一定会有身边的人悄悄谏言。

不过，秦始皇没有把自己的得失放在前面，仍然把这最后的机会给了李信，让他在这个毫无悬念的战役中挽回名声，重建功勋。

李信这次果然不辱王命，跟随王贲英勇作战，不仅消灭了逃往辽东的燕国残余，俘获燕王喜，同时攻陷代地，俘获在代地称王的赵王嘉，而且顺利平定齐国，最终结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1]

历数历史上的贤明君主，似乎还鲜见哪位君王能够做出这样体恤属下的仁义举措。

注释：

[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





二 和平解决齐国


王翦平定楚国之后，齐王建不是俯首称臣，反而派重兵把守西边边界，断绝与秦国的往来。[1]

这个时候，果如后世描述的暴君秦始皇，面对齐王的反抗，完全应该下令铲平齐国，鸡犬不留。以秦国此时的实力，完全能够办到。即使不如此，发兵强攻，杀入齐国，斩首数万，亦不为过。然而，此时的秦始皇采用的却是诱降。派人持重金收买齐国宰相后胜，贿赂其他齐国官员，用战场的胜利，秦军的强大，佐以不杀及优厚的生活为条件，诱降。

秦始皇为什么不下令强攻？

这与史书上描绘的秦始皇嗜杀成性的形象完全不相符，也与后人对秦始皇统一战争的血腥描述完全不相符。

到底哪个错了？

历史事件是不会错的。要错，当然是后人对秦始皇妖魔化的描绘错了。

齐王建在强大秦军的压力下，在左右近臣的劝说下，眼见大势已去，无谓抵抗不过是白白断送自己的性命。齐王建决定投降。[2]

齐王投降后，秦始皇果不食前言，不杀齐王建，将其迁至共城居住。共城在今天河南省辉县附近。秦军和平开进齐国，这也使齐国百姓免遭战火。

有两件事在这里不得不说明一下：第一是刘向在他编辑的《战国策》中，说齐王建投降后，秦始皇把他放在一片松树林中饿死了。对此我在《真李斯》一书中进行了论证，结论是刘向瞎编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真李斯》，在此不赘。

第二是在秦始皇统一战争中，没有遭遇战火的齐国城池，后来大多毁于项羽；未伤毫发的齐国王公贵族，后来大多死于秦末战乱的自相残杀，这是被人们忽略的历史事实，详见《真项羽》。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後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

[2]《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





三 秦始皇统一战争的结论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如果统一的大业从秦庄王元年算起，经过近30年的努力，经过30年如一日，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宏大的统一战争的战略计划，在秦始皇耐心、信任、知错就改和锲而不舍地推动下，佐以王翦等将军们创造性的指挥，终于实现了消灭诸侯，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上溯129年至公元前350年的战国，再上溯156年至公元前506年的春秋，经过了285年分裂和诸侯混战的中国，终于统一成一个强大的秦帝国，雄踞亚洲大陆，能够抗拒任何来自其他疆域的远征和侵略，其后222９年，虽几经风雨，却坚如磐石。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宏大战争，有如下两个显著特点：

（1）杀伤少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全面战争

纵观秦始皇持续了26年的平定诸侯统一中国的宏大战争，有杀伤记录的仅两处：

一是“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这是在秦始皇年幼，尚不能主持国政时。

再就是“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其死伤人数，远少于任何一次诸侯国之间较大规模的战争。

有趣的是，这个斩首十万的将军桓齮，以后又有战功：“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但是随后，桓齮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拔。这也迥异于秦昭王时代的白起。与之相反，秦始皇重用的王翦、王贲等将领，都愿意采取巧妙的办法获得胜利，而不是通过杀人。这一点固然有将军们的智慧，一定也离不开君王对生命的珍惜以及对用人的选择。

我们来看看秦始皇消灭的六国：

灭韩，通过穿插和分割，几乎是水到渠成，兵不血刃；

定赵，由于王翦的智慧和秦始皇的忍耐，通过闪电战，瞬间摧毁赵国军民的斗志；

攻燕，虽然战争是在愤怒中开始，但结果却很和平。得燕太子丹，即告罢兵，没有屠城，也没有对燕国王公大臣进行泄愤的杀戮；

平魏，王贲采取的是水淹迫降。虽然城池毁坏，但避免了厮杀的伤亡；

削楚，王翦故伎重演，没有杀敌记录。连楚将项燕，都是绝望而自杀。[1]

平定齐国前已尽述，不赘。

虽然上述列国与秦始皇或多或少都有些新仇旧恨：赵国有8年追杀的恐怖；魏国有联合诸侯大败蒙骜，导致秦庄王35岁辞世的杀父之仇；楚国有李信战败，君威扫地的羞辱；燕国更有卑鄙地派刺客差一点要了秦始皇性命的愤怒。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如此宏大的战争，却没有血腥的屠城，没有大规模会战的斩杀，没有得胜之后对敌国君王臣子的夷族和虐待，没有秦军对战败国民众的泄愤屠杀，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是历史事实，不同于形容词，虽然埋没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字里，但是比形容词和文学描写真实，后人一定要明察，并牢牢铭记。

（2）对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几乎没有太大的破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修公路，修高速公路直道，修长城，修咸阳宫，仿制诸侯六国宫殿，70万人修骊山陵墓，大规模移民南方，30万人北逐匈奴等等。这些工程虽然被指责为劳民伤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真秦始皇·仁定四海》中，将专题讨论），但至少说明一点，秦帝国在进行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之后，还能动员起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并且有供给这些劳动力维持生活的粮食和物资。

不仅如此，没有参加工程的劳动力，还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财富，不但支持整个秦帝国运转，还支持了其后19年的秦末农民战争。

这就说明，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没有对整个国家的生产力产生大的破坏。秦帝国在经过了26年的统一战争后，还有足够的人力、财力从事这些巨大的工程，并能使其按时完工。国库和民间尚有剩余粮食和财富存蓄。

对比秦末农民战争后的汉代，只经过19年的战争，不仅全国人口锐减70%，全国万户以上的大城邑，战乱之后只剩下两三千户，大城市人口剩下十之二三。《汉书·张陈王周传》记载，“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顾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秦末战乱，一座三万户的城邑，只剩下五千余户。人口损失近84%。当时天子出行乘坐四驾御辇，竟然找不出四匹毛色一样的马匹。将军大臣很多没有马骑，外出只能乘牛车。百姓很多家无铺盖，居无完舍。

史籍对秦始皇统一战争和秦末农民战争的记载，完全吻合于两个朝代的人口和物资的实际状况。其根源就是：秦末农民战争是毁灭性的，而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谨慎而仁慈的！

这就是秦始皇统一战争的公正结论！

文章至此，您一定不会再相信秦始皇是靠屠杀统一中国的论断了。所谓“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不过是文人不负责任的妙笔生花而已。

恢复了秦始皇智取六国的真实历史之后，却会生出一个新的，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秦始皇所执掌的秦帝国，被后人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暴政？秦始皇也被称为暴君？

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下子改变了个性，或者他本性中残暴的部分，因为胜利而无所顾忌地释放了出来？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人们的误解？

秦始皇在位37年，前26年致力于统一战争，后11年致力于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后11年的历史，似乎比前26年还要复杂，非议更多。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征发70万隐宫徒刑者建阿房宫，修骊山陵墓。就连世人瞩目的万里长城，也生出许多的争议。

让我们考察这11年的史料，从中探寻正确的答案吧。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第七章


君王能否不杀人


公元前221年，在亚洲大陆黄河西边的一座名叫咸阳的城池里，刚刚完成了统一大业的秦帝国，正在召开第一次国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表面上看平静和缓，暗地里却针锋相对，甚至暗藏杀机。事件的起因是秦帝国丞相王绾提出分封诸侯王。

王绾进言道：

“诸侯刚刚被消灭，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它们设立诸侯王，就无法镇抚那里。请封各位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

王绾的建议，立刻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赞同。

后人评价王绾的这个建议，有说这是一次历史前进与倒退的大较量；也有说不过是一个建议，只是在偏远的燕、齐、楚封少数几个王，何必大惊小怪。

我们说，上纲上线到前进与倒退的大较量，大可不必；但却不是一个建议那么简单。

什么人是分封的获利者？是秦始皇的王室宗亲，还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将相功臣。秦始皇靠什么坐稳江山统治国家，毫无疑问也是他们。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就已经开始逐步废除分封推行郡县。秦始皇登基为秦王之后，更是坚决实行郡县制。吕不韦死后封国被取消，秦国就基本上完成了郡县制。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的主张，作为丞相的王绾应该是知道的，秦始皇的王室宗亲和功臣将相也是应该清楚的。可是王绾的这个建议，却启开了王室宗亲、将相功臣心中贪欲的潘多拉魔盒，是啊，我们跟着你秦始皇出生入死，你该给我们些回报了吧？

仅仅封燕齐楚三个诸侯王是远远不够的，此例一开，秦始皇的几十个儿子，诸多兄弟，还有几位叔父，怎么摆得平？还有许多为统一中国出生入死的将相，国家还要靠他们来管理，边疆还要靠他们去御敌，如何安抚？

所有的人都有理由伸手向秦始皇要求封赏，不给，秦始皇便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孤家寡人。

习惯上我们总是认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独裁者，其实不尽然。如果我们很耐心地去翻阅清代的宫廷日志便会发现，封建君王也是受着各种规矩的束缚，也是不得不在各种势力之间运作协调。王室宗亲、将相朝臣、封疆大吏、甚至宦官后宫，处理不当，不仅权力无法行使，甚至江山易主也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有一两位君王不满现状想变法维新，如果他真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为什么这些改革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呢？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秦始皇面临的困境。

王绾这人没有史料记载生平。如果吕不韦被罢相后，王绾接替他担任秦国宰相，那么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王绾是有功劳的。如果分封，王绾也是能够得到好处的。周天子分封诸侯，除了自己的宗亲之外，功臣也是有份的。独钓渭水的姜太公，就是因为帮助周天子打败商纣王，而被分封在营丘，成为齐国的太公。

此时，秦始皇很容易就会认为，王绾故意和自己的治国主张相悖而提出分封，是为了自己得好处；也很容易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满朝文武的齐声响应，是王绾私下做了工作，是宗亲将相联合起来对自己发难。

秦始皇该怎么处置这件事？

这件事情最终又会产生怎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秦始皇赵政公元前259年出生在今天的河北邯郸，13岁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登基为秦王。26年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通过巧妙的战略，不懈地坚持，充分地放手和信任，终于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800年的诸侯混战局面，一个全新的国家秦帝国诞生了。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发展？

怎么样来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秦始皇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适合这个新兴帝国的国家体制，以至于新的制度很快就被确立，其后没有经过大的修改，便被沿用了2100多年。

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集权制下设立三公六卿管理国家，丞相、御史、廷尉，分管国家的政务、监察、司法，近乎今天的三权分立。销天下兵器铸金人于咸阳，以结束多年来的战乱。修长城，北逐匈奴，加强帝国的边防。修公路、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加强帝国内的联系，方便交流。

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会伴随着重重的困难。

旧制度灭亡，新国家诞生，前朝的王公大臣一定是心怀仇恨，该如何处置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把他们都杀了。

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为新王朝建立而浴血奋战的将军和功臣们。历朝历代的做法大多是以各种罪名把他们杀了，秦始皇怎么办？

一个新的国家建立初期，一定会有一段动荡时期。旧王朝崩溃留下的散兵游勇因不满或无以生计而啸聚山林；战争期间趁火打劫的地痞土匪恶习不改；心怀仇恨的各色人群负隅顽抗。在这个动荡时期里，一定会有较多的暴力事件，是使用非常手段进行严厉镇压，还是寻找其他的办法解决？

新帝国刚刚建立，北方的匈奴借此机会不断南侵。秦始皇不得不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秦军精锐北上御敌。可是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君王所担心的，都是将军们手握重兵。历朝历代君王绞尽脑汁想的，都是如何限制和分散将军手中的兵权。秦始皇该如何提防蒙恬和他的30万大军？

然而，令秦始皇意想不到的是，首先向自己发难的，竟然是自己的王室宗亲和将军大臣，挑头的竟然是丞相王绾。没能享受一统天下喜悦的秦始皇，立刻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孤立局面。

被后人骂作暴君的秦始皇，会用怎样的严厉手段来应对？





第一节

要求封王，秦始皇杀王绾？


我们知道，后人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11年统治，是异口同声的用暴君和暴政来严厉批评的。这种批评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君王，秦帝国是最残暴的政权。

什么是暴君？无非是喜怒无常，滥杀无辜。杀人是暴君必不可少的罪证。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杀过人的君王，会被后人骂作暴君。

现在王绾的建议把秦始皇逼到了非与所有宗亲大臣为敌的地步，杀王绾，在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以严厉的手段加以镇压，从此断绝这些人裂土封侯的念头，不失为一个有效措施。

秦始皇会这样做吗？我们来看看，类似的事情，被后人称为贤明君主的帝王们是怎么处理的。





一 一言不合，汉武帝杀宰相窦婴


窦婴是汉代的两朝老臣，汉景帝时期发生七国之乱，窦婴被汉景帝任命为大将军，镇守军事重地荥阳，立有汗马功劳。汉景帝死后，汉武帝继位，任命窦婴为宰相，封为魏其侯。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两朝重臣，一言不当，竟遭斩首灭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汉武帝有一个将军名叫灌夫。这人作战勇敢，屡建战功。灌夫开始是随父从军，他的父亲因为英勇善战，经常为先锋冲锋陷阵，终于战死沙场。按照当时军法的规定，父子一起从军参战，有一个为国战死，未死者可以护送灵柩回去。但灌夫不肯随同父亲的灵柩回去，而要取敌将人头替父报仇。

于是灌夫身披铠甲，手拿戈戟，召集了军中愿意跟他同去的勇士几十人，杀入敌阵，一直杀到敌军的将旗之下，杀死杀伤敌军几十人。灌夫身上十多处受重创，因此名闻天下。

然而灌夫为人耿直，不喜欢当面奉承人，因此对权贵时有得罪。一次，灌夫在服丧期内遇见了汉武帝的另一位丞相田蚡，田蚡随口对灌夫说：

“我想和你一起去拜访窦婴，可是你现在服丧不便前往。”

灌夫说：“您既然想去探望窦婴，我灌夫怎敢因为服丧而推辞呢！请允许我告诉窦婴，让他备办酒席，您明天早点光临。”

田蚡答应后离开，灌夫于是去禀报窦婴，窦婴就让夫人多备肉、酒，连夜打扫房子，布置帷帐，准备酒宴，一直忙到天亮。天刚亮，就让府中管事的人在宅前伺候。可是等到中午，不见丞相田蚡到来。

窦婴问灌夫：“丞相难道忘记了这件事？”

灌夫很不高兴：“我灌夫不嫌丧服在身而应他之约，他应该来。”于是便驾车，亲自前往迎接。

等到灌夫来到田蚡家门前时田蚡还在睡觉。于是灌夫进门去见田蚡说：“昨天幸蒙答应拜访魏其侯窦婴，魏其侯夫妇备办了酒食，从早晨到现在，没敢吃一点东西。”

田蚡装作惊讶地道歉说：“我昨天喝醉了，忘记了跟您说的话。”便驾车前往，但又走得很慢，灌夫更加生气。

等到了窦婴家，酒过三巡灌夫喝醉了，站起来跳舞跳完了邀请田蚡起来共舞，田蚡拒绝，灌夫于是醉酒嘲骂田蚡。

酒醉之人，胡言乱语，却被田蚡添油加醋地禀报给了汉武帝，汉武帝闻听大怒，便将灌夫下狱，要将其处死。

窦婴认为灌夫罪不当死，加之与灌夫是故交，打算出面解救灌夫。窦婴的夫人怕搞不好引火烧身，劝阻。

窦婴回答：“侯位是我挣来的，即使丢了也是我自己丢的，没什么好悔恨的！我绝不能让灌夫一个人死，而我偷生。”

于是转移家人、变散家产，然后上书汉武帝。[1]

其后，窦婴又面见汉武帝，替灌夫主持公道，并以灌夫是先皇景帝的功臣为其开脱。然而汉武帝不仅没有赦免灌夫，还把窦婴下狱。当年十二月晦日，窦婴一家被夷族弃市于渭城。

《史记》记载，夷平三族不分老幼，皆尽斩于东市，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个仅九岁的男童。灌夫一家也被斩首灭门。

窦婴该不该替灌夫鸣不平？应该。灌夫有功于社稷，只是在家中的几句酒后胡言，本来无罪，即使有罪也罪不当死。窦婴替他说情，更是合情合理，何罪之有。

我们拿窦婴、灌夫来比较秦始皇的丞相王绾，其所犯的罪过，给秦始皇造成的麻烦，在秦始皇心头引起的不快，都要大大超过窦婴、灌夫二人。

王绾提出的分封诸侯王的建议，往浅了说是违抗君王的圣意，与君王对着干；往深了说，这是带领一班应该封侯的皇叔皇子、将军大臣，包括他自己，向秦始皇发难，把秦始皇推向不亲不义、众叛亲离的深渊。这样的人能不杀吗？

注释：

[1]《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





二 一事不当，大臣主父偃被灭族


主父偃是汉武帝十分信任的大臣，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由于汉代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主父偃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直接上书汉武帝，没想到当天就被召见，被汉武帝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之外，另在宫中设立内朝。主父偃在内朝为汉武帝顾问，对当时的政治颇有影响，几次上疏都能切中时弊。他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汉武帝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

他还提出，徙天下豪杰于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以及设置朔方郡，以省内地转输戍漕，加强防御匈奴等建议。这些建议迎合了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多被采纳。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被汉武帝派往齐国担任宰相。忠心耿直的主父偃按照汉武帝的指示，把齐国的事情如实禀报。由于其中涉及到齐王营私舞弊的奸事，齐王畏罪自杀。没想到汉武帝立刻翻脸，以主父偃胁迫齐王为名将其下狱。

主父偃因为揭发齐国一干人的违法行为被下狱，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那些和齐王一起做坏事的人，都来诬告主父偃，说他接受了其他诸侯王的贿金。于是汉武帝下令将主父偃斩首灭门。

主父偃是禀承圣意，忠心为上，没想到却没有揣摸准汉武帝的心思，招致杀身灭门之祸。秦始皇的宰相王绾，不是没有揣摸准秦始皇的心思，而是成心要跟秦始皇作对，这种人能不杀吗？





三 出尔反尔，汉景帝杀晁错


汉朝建立时，刘邦认为秦朝郡县制造成各级地方官吏权力太小，一旦出现造反的事情，郡县没有力量应付。所以学周朝，分封刘姓王，以为可保刘家天下。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刘姓王不久就开始胡作非为，到了汉景帝的时候，有的王自己铸钱流通，中央失去控制。

这时候，朝廷中就有一些人提出撤销诸侯王，其代表人物就是晁错。晁错主张撤藩，而朝中的王公贵族则反对，两股势力最后汇聚到汉景帝这里，得由君王最后下决心。汉景帝权衡利弊，觉得还是撤藩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委派晁错推行撤藩。

然而新政刚一实行，就受到刘姓诸侯王的强烈反对，七位诸侯王因此联合发动了军事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为了师出有名，藩王提出口号“清君侧”，要汉景帝杀了主张撤藩的晁错。刘姓王都是汉景帝叔叔、兄弟或儿子，面对自己家族的反对，汉景帝立刻翻脸，马上杀了晁错。

君王为保自己江山立意撤藩，臣子效力为其奔走，一旦遇到反对，君王立刻翻脸杀人。大臣的性命便如此的不值钱。

秦始皇所面临的局面和汉景帝一样，自己的家族要封王，秦始皇本心却不愿意，怎么办？

杀了不与自己同心同德的王绾，以示自己废分封立郡县的决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诸多应该杀王绾的理由，也有诸多的贤明君主都这么做了，秦始皇会怎么做呢？





四 秦始皇让人说话未杀王绾


秦始皇没有杀王绾。尽管王绾明明了解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的主张，却成心作对，可能还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联合了所有的王公大臣，让秦始皇处于难堪的境地，但是秦始皇却没有杀王绾，甚至没有处罚他。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秦始皇把王绾的建议交给在场的人讨论。

众人都赞成封王，李斯站出来反对道：“过去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为诸侯，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互相攻打，和仇人无异。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靠陛下神灵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双方意见都表达完了，这时秦始皇才表示自己的态度，并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秦始皇用了一个“苦”字来形容诸侯间的战乱。诸侯间的战争苦得了雄踞一方的秦王吗？不能。苦的是百姓。于是秦始皇先民主后集中，拍板道：“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是又挑起战争，想要安宁太平必不可能。廷尉李斯的话是对的。”

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都设置守、尉、监。下令全国特许聚饮以表示欢庆。同时收缴散落在民间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之后铸成大钟和12个铜人，放置在宫廷里以示和平。同时把灭亡的诸侯六国的王公贵族，共有12万户迁来都城咸阳。这样一来，基本从行政体制上，完成了帝国的统一。

秦始皇让人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不是斥责，而是让大家来讨论。这样开明、民主的做法，即使是生活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我们，也不能不叹服。

设想一下，即使是文明发展了两千年的今天，一个公司在一件重要事情上需要做出决定。几位高层明明已经在这一事情上达成了共识，你的重要助手明明知道你的决定是什么，却突然在第二天的公开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而且不是他一个人提出来，他还联络了其他几位重要人士，这些人士当中还有前一天与你达成共识的高层战友，更为可气的是，他的反对意见立刻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支持，你会怎想？你会怎么做？

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当权者会善罢甘休，即使表面上他会强装笑脸，欢迎大家各抒己见，但是决没有人会相信，这件事会没有严重的后果。

而那个被后人骂作暴君，又掌握着臣子生杀予夺大权的秦始皇，却做得如此开明，胜于前朝后世的许多开明君主。

秦帝国开国第一次国务会议上的这场貌似平和的争执，虽然被秦始皇以“群臣讨论君王定夺”的方式，成功地化解了，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王室功臣们心中巨大的利益落差，几百年来裂土封王的人生梦想，只是被暂时地压抑了，一遇机会，比如灭亡六国的复国企图，它们还会顽强地再生，下一次更激烈的冲突，就发生在几年之后。

不过，当时的秦始皇无法预料，也没有时间深究，因为，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如何统治刚刚占领的六国疆域？如何对待六国的降将百姓？是像大多数战胜者那样，把六国的百姓置于低秦人一等的奴隶地位，进行残酷的镇压和非人的奴役，还是与秦国百姓一样，一视同仁？





第二节

秦始皇统治六国用屠杀？


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战争击败敌国之后，通常的做法都是将战败国的王室将相社会中坚用屠杀的方法予以摧毁。对于战败国的百姓，则把他们置于奴隶的地位加以虐待和压榨。古巴比伦、古罗马、古波斯人，他们在对外征服取得胜利之后，都是采取这样的方法。

古罗马时期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说，凯撒在征服法国的8年高卢战役中，共有100万人被杀，100万人成为奴隶。

元世祖忽必烈占领中原后，便用严厉的手段摧毁了原来国家的所有官僚机构，撤换所有官吏，重新委派战胜者蒙古人管理被占领地域，将占领地的人民置于奴隶式的统治之下。

蒙古人把各人种划分为四等十级。第一等是蒙古人，充任各级长官。第二等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人，他们较早归顺蒙古，较能得到蒙古人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来自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蒙古族最后征服的南宋人，由于抵抗时间最长，所以位置最低下。

四等人界限森严。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够时则用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大量汉人和南人被贩作奴隶。元朝法律规定，蒙古人杀汉人只须罚烧埋银或充军；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只可叫人指证告官。

忽必烈的占领模式到了清朝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本质未变。

清朝入关后，实行种族隔离，满汉分区，严禁异族通婚。除了满人的八旗子弟，其他民族的社会地位都较为低下。满人拥有特权，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至将相，就算犯了罪，也能得到减等、换刑的优待。而汉人，即使在朝廷担任高职，在满臣面前也要下跪，开会的时候，满人昂然上座，汉臣只能跪在旁边，地位甚至不如满人的家奴。

忽必烈残暴的元朝占领模式，在历史上随时间久远而普遍性增加，例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皆如此。但也并没有因为文明的进步而消灭。公元1940年，希特勒通过战争占领欧洲部分国家后，短短的3年时间，仅犹太人就杀死了570万。[1]

秦始皇会采取历史上普遍采取的残酷模式吗？

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有对六国的王室进行屠杀灭族，也没有对六国的大臣、将军、地方豪绅进行屠杀和监禁。只是把这些豪富迁往都城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对于占领的诸侯六国的百姓，则是如同秦国人一样，一视同仁，有才能的可以做官，业绩突出的加以提拔。《史记》有关篇章的文字，便是很好的证据。

注释：

[1]引子《第三帝国的兴亡》，关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数字，该书作者威廉·夏伊勒引自“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起诉书”。





一 楚国人刘邦可以做官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是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今江苏省沛县），成年以后刘邦试着去做官，当了泗水亭的亭长。

刘邦后来的岳丈吕公是砀郡单父县人（今山东省单县），后来为了躲避仇人离开单父，因为与沛县县令关系很好，就来到刘邦所在的沛县安家。沛县的官吏富绅听说县令有贵客，都前往祝贺。萧何当时是县令的属官，掌管收贺礼，他对那些送礼的宾客们说：“送礼不满千金的，坐到堂下。”

刘邦做亭长，平素就看不起这帮官吏，于是在进见的名帖上谎称贺钱一万，其实他一个钱也没带。

名帖递进去了，吕公见了刘邦大为吃惊，赶紧起身，到门口去迎接他。吕公这个人喜欢给人相面，看见刘邦的相貌，就非常敬重他，把他领到堂上坐下。

萧何说：“刘邦一向满口大话，很少做成什么事。”

刘邦闻言就趁机戏弄那些宾客，干脆坐到上座，一点儿也不谦让。酒喝得尽兴了，吕公向刘邦递眼色，让他一定留下来，刘邦喝完了酒，就留在后面。

吕公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人相面，经我给相面的人多了，没有谁能比得上你刘邦的面相，希望你好自珍爱。我有一个亲生女儿，愿意许给你做你的洒扫妻妾。”

酒宴散了，吕公的妻子对吕公大为恼火说：“你起初总是想让女儿出人头地，把她许配给贵人。沛县县令跟你要好，想娶这个女儿你不同意，今天你为什么随随便便地就把她许给刘邦了？”

吕公说：“这不是女人家所能懂的。”于是把女儿嫁给刘邦了。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生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1]

上述这个故事透露出几点信息：

第一，单父县人吕公来沛县之前就与沛县县令要好，有私交。

单父县与沛县均在今天的微山湖地区，一个归山东，一个归江苏，相距不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个归砀郡，一个归泗水郡。单父和沛县战国时期原都属宋国，公元前286年秦昭王二十一年，齐国联合魏国、楚国，灭亡了宋国，瓜分了宋国的土地。沛县归楚国，单父归齐国。

沛县离诸侯秦国的故土很远，没有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刻向沛县移民，因此可以推测，与吕公早有私交的沛县县令是当地的楚国人。秦始皇占领楚国后，县令一级的官员，由战败国自己人担任。

第二，刘邦、萧何都是楚国人，秦始皇统一后能在县衙和泗水亭为官，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秦始皇没有将占领的六国吏民置为奴隶，或低于秦国人一等的地位，而是一视同仁，公平使用。

第三，刘邦平时捉弄同僚，显然没有语言语音障碍。因此，其同僚可以推断为楚国人。

上述三点信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基本上是依靠六国原有的官吏，或是新提拔六国本土人来进行管理。没有对六国人实行忽必烈式的奴役。

注释：

[1]《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二 楚国人萧何工作努力，几次被朝廷提拔


我们再来看《史记·萧相国世家》的记载：萧何是楚国沛县人，因为通晓法律，在沛县县令手下为官。秦帝国的御史来泗水郡检查工作时，萧何负责协助。因为其总是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被御史提拔为泗水郡卒史。后来萧何又在业绩考核时获得第一，御史回到朝廷后，便要提拔萧何去中央工作。因为萧何不愿离开沛县，反复请求，这才作罢。[1]

上述故事也透露出三个信息：

第一，萧何身为楚国人，却能够在秦帝国的政府里为官。并且靠自己的工作业绩得到提拔。

第二，秦帝国的高级官员并没有因为萧何是楚国人而歧视，而是惟才是举，甚至打算把萧何提拔到中央工作。

第三，萧何不听征调，并没有引发秦帝国官吏的不满而受到处罚。萧何能够如愿所偿。

注释：

[1]《史记·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三 楚将后人项羽行动自由，未被监禁


我们再来看看《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羽是下相县人（今江苏省宿迁县），开始起事的时候24岁。项羽的叔父是项梁，项梁的父亲是项燕。项氏世代为楚国大将，被封在项地，所以姓项。

项羽小时候曾学习识字，没有学成就不学了；又学习剑术，也没有学成。项梁对他很生气。项羽却说：“写字，能够用来记姓名就行了；剑术，也只能敌一个人，不值得学。我要学习能敌万人的本事。”

于是项梁就教项羽兵法，项羽非常高兴，可是刚刚懂得一点儿大意，又不肯学到底了。

项梁曾经因罪案受牵连，被栎阳县逮捕入狱，他就请蕲县狱掾曹咎写了说情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事情得以了结。后来项梁又杀人，为了躲避仇人，他和项羽一起逃到会稽郡府吴县。吴县有才能的士大夫，本事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县有大规模的徭役或大的丧葬时，项梁经常做主办人，他暗中用兵法部署宾客和青年，借此来了解他们的才能。

秦始皇巡游会稽郡渡钱塘江时，项梁和项羽一起去观看。项羽说：“那个人，我可以取代他！”

项梁急忙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胡说，要满门抄斩的！”项梁因此对项羽另眼相看。

项羽身高八尺有余，力大能举鼎，才气超过常人，即使是吴中当地的年轻人也都很惧怕他。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在大泽乡起事。当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对项梁说：“大江以西全都造反了，这是上天要灭亡秦了。我听说，做事情抢先一步就能控制别人，落后一步就要被人控制。我打算起兵反秦，让您和桓楚统领军队。”

当时桓楚正逃亡在草泽之中。项梁说：“桓楚在外逃亡，别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处，只有项羽知道。”

于是项梁出来嘱咐项羽持剑在外面等候，然后又进来跟郡守殷通说：“请让我把项羽叫进来，让他奉命去召桓楚。”

郡守说：“好吧。”

项梁把项羽叫进来，然后给项羽使了个眼色，说：“可以行动了！”于是项羽拔出剑来斩下郡守的头。项梁手里提着郡守的人头，身上挂了郡守的官印。郡守的部下大为惊慌，一片混乱，项羽一连杀了一百多人。整个郡府上下都吓得趴倒在地，没有一个人敢起来。[1]

关于项羽的这段故事，也透露出几个信息可供讨论。

第一，项羽24岁起事，按这个年纪计算，在他10岁的时候，应该经历了楚国灭亡，祖父项燕战败自刎的事件。由叔父项梁教他读书习剑、学兵法，可以推测，这时候项羽的父亲已经死了。如果是跟随项燕战死，那么项羽读书习剑、学兵法应该在10岁以后。

由上述推测得出的结论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世代为楚将的项家没有遭到屠杀、下狱，甚至没有被管制，尚可以习剑学兵法。

第二，项梁曾经因罪案受牵连，被栎阳县逮捕入狱，他托请蕲县的司法官员曹咎，写了封说情信给栎阳县的司法官员司马欣，事情得以了结。

栎阳县属诸侯秦国，在秦国都城咸阳东北50公里处，而项氏老家下相县在江苏宿迁，相距一千多公里。项梁如果在家乡犯事，栎阳县不可能往返两千多公里抓捕项梁，所以，项梁应该是在栎阳县，或者咸阳犯事被抓。

项梁在家教导项羽等子弟读书习剑，怎么会跑到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犯事？合理的解释是：秦始皇迁全国豪富12万户至咸阳，项梁一家在此之列。项梁一家迁往咸阳后，是在秦始皇的眼皮底下，教项羽及项氏子弟习剑学兵法，不慎犯事入狱。

第三，项梁犯事入狱之后，托蕲县曹咎写信给栎阳县的司马欣通关系，事情得以了结。栎阳的司法官员司马欣就是后来与章邯一起，率领修骊山阿房的军队打败楚军，并杀死项梁的那个人。

司马欣显然是秦国人。而蕲县为楚国地界，在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南。项梁为什么千里迢迢托蕲县曹咎，再让曹咎千里迢迢去给栎阳县的司马欣通关系？说得通的解释是：项梁在秦国地界人地生疏，而在楚国地界经营多年，万般无奈，只好这样不远千里。看来这次项梁犯的不是什么大事，曹咎的信一到，项梁便得以出狱。

狱掾是一个很小的官吏，从一千公里之外的诸侯秦国，委派一个人到蕲县当这样一个小官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曹咎当和刘邦、萧何一样，为楚国人。楚国人曹咎一封书信，司马欣便欣然放人，说明当时秦人对楚人没有歧视。

战胜国的人歧视战败国的人，这是一种本能。不歧视就很奇怪了。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指望人的觉悟，应该有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和措施。

第四，项梁后来又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和处罚，他和项羽一起逃回楚国地界的会稽郡府吴县。项梁回到楚国旧地后，没有隐姓埋名，而是大模大样地住在会稽郡的郡府，并广为结交士大夫，网罗子弟。项梁这样的人物离开咸阳，离开原住地，没有受到官方的追查和通缉，说明其行动自由，未被监视；在吴县出现，没有受到盘查和逮捕，说明秦始皇对这样的豪门并未特别的监管。

第五，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在大泽乡起事。当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要项梁跟他一起造反，并许诺由项梁统帅军队。

会稽郡太守殷通是秦国人还是楚国人？如果是楚国人，说明秦始皇平定楚国后，对楚国人实行的是自治仁政，楚国人可以担任郡守一级的高级官员；如果是秦国人，明知项梁是楚国名将之后，不予严加控制，而是任其在郡府城里做大，也说明一个问题，秦国派来的高官，与当地楚国的豪绅，并没有水火对立。或者从太守单方面来说，是希望能与当地望族搞好关系，而不是以占领者的优越身份进行欺压。

然而，会稽太守殷通一厢情愿了，杀父之仇，亡国之恨不会因为其宽容仁慈而泯灭，反而给了仇恨者以可乘之机，项梁毫不犹豫地杀了太守，并一连杀了郡府内一百多无辜之人。

综合上述记载和分析，以下的推断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基本上是沿用了六国原有的官吏来管理辖区，对于六国的富绅和黔首，实行的是宽松的仁政。诸侯秦国的各级官员，并没有以占领者的身份对诸侯六国的百姓进行奴役和镇压。

坚定了郡县制的基本政体，对六国百姓实行了一视同仁的统治，接下来秦始皇便要面对所有新王朝的君主不能回避的一个难题了：如何处置那些为统一中国战功显赫的将军们。这些人，深谋远虑，能征惯战，曾经是秦始皇消灭诸侯的有力武器，现在却成为威胁君王统治的心腹大患。比如大将王翦。

注释：

[1]《史记·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靳狱椽曹咎书抵栎阳狱椽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





第三节

功高震主，秦始皇杀王翦？


王翦是秦国的高级将领，其地位应该相当于三军统帅。王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功有多大？根据《史记》记载，没有王翦，就没有秦始皇统一战争的胜利。是王翦的深谋远虑和创造性的战略战术，帮助秦始皇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实现了秦国几代君主都没能实现的统一梦想。

王翦该不该杀？该杀。

对于秦始皇来说，杀王翦有三条硬道理：

第一是功高震主。

秦始皇之所以能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靠的完全是王翦的军事胜利。最难打的赵国是王翦平定的；曾经让秦始皇品尝了失败的羞辱，也是最大的诸侯国楚国，也是王翦轻易扫平；燕国是王翦父子轻而易举攻克，替君王出了刺客行刺的恶气。其余的韩、魏、齐，也是在王翦的穿插包围下，不战而胜。如果要论敬畏，怕是六国人只知有王翦而不知有秦始皇。若论功劳，满朝文武，君臣上下怕只有王翦，别无他人。

有王翦在，君王的威信就难以建立。

第二是谋深君畏。

王翦足智多谋，战无不胜，在六国没有平定的时候，这种人有用。可是一旦战争结束，这种人就可怕了。王翦一旦反叛，没有人能打得过他。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了，免生后患。

第三是旧恨难忘。

在攻打楚国这件事上，王翦公开跟秦始皇叫板，让秦始皇丢尽了脸，受尽了委屈。低声下气，委屈逢迎，恨不得是求着王翦这才出山。这口窝囊气十几年憋在心里，这时候可以好好出出这口怨气，也杀一儆百，让这班臣子以后不敢再张狂。

所以，秦始皇即使不是暴君，也会杀了王翦。比如，忍辱负重被后人传颂的越王勾践；开汉代一世强盛的汉高祖刘邦；还有草莽起家，灭元兴明的明太祖朱元璋等等。





一 谋深君畏，越王勾践诛杀功臣文种


勾践因忍辱负重克敌复国而被后人传颂。公元前494年，吴国大举进攻越国，越王勾践战败。为了保全家国，勾践被迫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范蠡的智慧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打败了强大的吴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

吴国灭亡后，范蠡离开越王勾践，据说从此泛舟江湖。范蠡曾经从齐国给还在越国执掌朝政的大夫文种发来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得长颈鸟嘴，是只可以与之共患难，不可以与之共享乐的人，你为何不离去？”

文种看过信后，便声称有病不再上朝。

越王勾践虽然复国成功，但对文种这样的能臣始终心有余悸，于是他赏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教给我攻伐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采用三条就打败了吴国，那四条还在你那里，你替我去先王面前试用那四条吧！”

圣意已明，文种自知难逃一死，只好自杀身亡。[1]

与文种相比，王翦似乎威胁更大。其不仅能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还能决胜千里战无不胜。像灭赵定楚，这个秦国几代君王都没能打赢的战争，在王翦手里轻而易举得以完成。这种人能不“杀”吗？

注释：

[1]《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二 功高震主，刘邦杀尽有功诸王


汉高祖刘邦是夺取了秦始皇的江山南面称帝的。没有人骂刘邦是暴君。可是刘邦登基不久，就开始杀戮跟他一起打败项羽夺得天下的功臣。

淮阴侯韩信是刘邦得天下的功臣。

刘邦和项羽等诸侯后裔一起推翻秦帝国之后，随后便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混战。韩信开始投奔项羽，得不到重用便转投刘邦，经萧何举荐，被刘邦委任为治粟都尉，后又提拔为左丞相，领兵攻打诸侯后裔的队伍，为刘邦争夺天下。

韩信首先西渡黄河，和其他汉将一起攻占了今天山西一带的城池。接着又进兵河北攻打赵国，一仗消灭赵军主力，收复赵国土地。紧接着韩信以灭赵军威劝降燕王归顺，又一战攻下齐国的临淄城，并歼灭项羽派来支援齐国的司马龙且数十万楚军。韩信军威大振，被刘邦封为齐王。楚汉垓下之战，韩信率领30万大军南下，帮助刘邦围困项羽，逼迫项羽突围逃跑，身死东城，天下重归统一，刘邦建立大汉帝国。

然而，由于韩信功高震主，垓下之战刚刚结束，刘邦便从战场上直接杀入毫无准备的韩信军中，夺了他的将印，将其押回长安。后不得已改封他为楚王，不久又夺王位降为淮阴侯，最后以谋反罪将其斩首灭门。

不仅如此，因帮助刘邦打败项羽而封王的诸多功臣，都先后被杀。

梁王彭越是最早参加亡秦战争的造反者之一。秦帝国灭亡之后，楚汉战争开始，彭越是刘邦的有力支持者。他率领自己的队伍，在今天河南、安徽一带游击，不断袭击项羽的后方，切断粮草供应，威胁项羽的都城彭城。彭越的军事行动，帮助刘邦完成了“缠住项羽，分击诸侯”的战略计划，致使汉军在与项羽荥阳相持的两年多时间里，能够顺利消灭其他诸侯王，最后将项羽包围在垓下。

垓下之战，彭越也是最后围歼项羽的主要军事力量。然而，刘邦称帝后不久，便以谋反罪逮捕了彭越，随后将其斩首灭三族。

刘邦杀死彭越之后，将其尸体剁成肉酱，装在小口袋里分送给各功臣和诸侯王。受此惊吓的诸侯王，或有牢骚，或不由自主为自己图后路，然而不等各功臣有所行动，刘邦便以军事打击和诱捕的方法，将其一一诛灭。

淮南王黥布被杀夷灭三族，赵王的丞相贯高被杀夷灭三族，燕王臧荼被杀，颍川侯利几被杀，赵相陈豨被杀，将军侯敞被杀，将军王黄被杀，将军赵既被杀。韩王信险些被杀，不得不逃往匈奴。

与刘邦一同打天下的功臣，有点能耐的几乎大半被杀。在这些被杀的功臣将领中，有人是事出有因，有人则是被诬陷了一个借口，有人则完全找不出任何破绽。

有功不赏，反被屠杀，并惨遭夷族，其悲惨要胜过被杀之无辜人。

韩信和诸功臣被杀，除了其军事才能对君王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需要他们打天下的时候，君王或多或少都在他们面前服过软，受过气。

韩信当年曾自恃功高，向刘邦要封齐王，刘邦大怒，立刻就想发兵攻打韩信，是张良及时制止。刘邦不得已封韩信齐王。尽管后来韩信表现得十分听话。被夺齐王改封楚王，韩信毫无怨言，又被贬淮阴侯也二话不说乖乖交出王印。但是，当年不得已封齐王的那口怨气刘邦难以隐忍，所以，一定要杀韩信才能心理平衡。

王翦当年给秦始皇的难堪，远远大于韩信。王翦使秦始皇在所有人面前丢了脸（见《真秦始皇·智取六国》第一章），秦始皇能不像刘邦杀韩信那样杀了王翦？





三 为保江山，朱元璋杀尽开国功臣


朱元璋是造反起家南面称帝的，因此也就担心自己手下的这些能臣猛将也来造反夺他子孙的江山，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上酷刑陷害，杀尽了当年共苦患难的开国功臣。

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谋逆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把他剐了两千多刀鱼鳞剐，屠灭三族。许多功臣宿将都被指为胡党案犯，灭族抄家。

十年后朱元璋又称，发现已死胡惟庸有新的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开国元勋，又是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不放心。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命官员严审李存义，必得有实报。于是主审官吏领会圣意，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告发李存义曾与胡惟庸谋反。于是，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要求，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

紧接着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弹劾李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一桩“谋反案”就此制造出来。于是朱元璋下严旨，赐李善长自尽，满门抄斩。

皇太子的老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的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座上宾，眨眼就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到穷困的蛮荒之地，没几年就死在那里。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对明王朝的功绩可比孔明之于蜀汉，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智谋使朱元璋不安，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

受此牵连的还有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

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要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将其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

胡惟庸冤案共诛杀三万余人，朱元璋令为这次屠杀撰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全国每个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性情仁弱的太子朱标，看到功臣们的悲惨下场心中不忍，曾劝谏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

次日，朱元璋把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太子拿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意味深长地说：“棘杖有刺扎手，我替你把刺除掉，再交给你，不是更好吗？”





四 秦将王翦的幸运


越王勾践杀了文种，汉高祖刘邦杀了韩信和所有帮助他战胜项羽的异姓王，明太祖朱元璋杀光了开国功臣。这些被杀的大将重臣，表面上看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罪名，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数像王翦这样为君王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生活在被后世称为贤明君主的皇恩下，却都逃脱不了被杀身亡的厄运。

但是，秦始皇没有杀王翦。王翦没有被杀。

王翦身有三条被“杀”的理由，有一条就能置人于死地，但王翦身背三条死罪却能荣华富贵，终老天年。不仅如此，王翦的儿子王贲，孙子王离，都得到秦始皇的奖赏。秦帝国建立之后，二人都被封为列侯，高官厚禄，随秦始皇巡游天下，威仪四海。

王翦为什么能这样幸运？秦始皇不是暴君吗？他怎么会这样宽容与自己有芥蒂的将军，这样善待威胁自己统治的能人，这样推崇妨碍自己威信的臣子？不对呀？哪有这样的暴君？这与我们读《史记》被司马迁形容词和结论塑造出来的那个秦始皇的印象不相吻合呀？

那么是谁错了？

当然是《史记》错了，司马迁在误导我们。

一个被后人忽略的事实是：秦始皇不仅没有杀王翦，也没有杀任何一位开国功臣。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书到此处，我们不能不提起一个人。功臣们虽然能征惯战，但毕竟和平之后他们失去了兵权，而这个人却手握重兵，对秦始皇有着现实的威胁。这个人就是将军蒙恬。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惟一的武装威胁便成为北方的匈奴了。为了解除几百年来威胁中原的匈奴之患，秦始皇命令蒙恬率领秦帝国惟一精锐的30万大军，向北作战。很快，蒙恬击败匈奴，占领阳山，扼守黄河。可是此时，蒙恬却没有交还兵权，秦帝国也没有一支军队能够与蒙恬的大军相抗衡，这是一个令很多君王心惊胆颤的局面。





第四节

密告谋反，秦始皇杀蒙恬？


将军蒙恬是秦国四世老臣蒙骜的孙子。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蒙恬曾经率军作战，有战功，也有败绩。对匈奴的战役，由于蒙恬指挥有方，秦军大胜，不仅根除匈奴祸患，而且向北拓展秦国疆域，蒙恬功勋卓著。

然而，位高权重的臣子，恰恰是同僚的敌人，君王放心不下的心腹大患。既要用能干的臣子供自己驱遣，又担心其位高权重难以驾驭；既希望能征惯战的将军替自己守卫疆土，又担心手握重兵谋反，这就使得越是被君王信任的臣子，越是容易莫名其妙地被杀，越是替圣上辛苦戍边的将军，越是可能被谗言陷害含冤九泉。这是君王的不幸，也是能臣的宿命。

蒙恬受秦始皇宠信，将兵在外位高权重。蒙恬的弟弟蒙毅因此得势，官至上卿。外出陪着秦始皇同坐一辆车子，回到朝廷侍奉在君王跟前。蒙恬兄弟的得势，难免不遭同僚忌恨。

若论武功，王翦父子毫无疑问在蒙恬之上

蒙恬的爷爷蒙骜，虽然在秦始皇的统一战争中也算得上功勋卓著，但是其善于运筹帷幄，却不善于决胜千里。蒙骜统兵打仗，虽然有胜利，但胜利来得很吃力，然而其战败的后果却严重。秦庄王三年的一次失利，导致三年的战胜成果付之流水，秦始皇的父亲抑郁而死。

蒙骜虽然提出了统一中国的整体军事战略，但是，那个战略过于粗糙，不过是一个雏形而已，如果不是后来的王翦予以完善，并巧妙地付诸实施，恐怕只会被群臣视为错误的战略，落得个劳师无功，误国误民的恶名。

而蒙恬，仰仗祖父的余荫，得以为将伐楚，可是与李信一去就被楚国打得大败，20万秦军将士不知道有几多生还。

而王翦、王贲父子，不仅智慧地发现了蒙骜统一战略中的不足所在，而且准确地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王翦父子将兵出征，从无败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赵国，几百年来秦王几代祖先都不能降服。王翦却一蹴而就，闪电般平定赵国。楚国，其国土面积远大于秦国，万乘之国，名将如云。前番蒙恬刚刚战败，王翦却轻而易举反败为胜。一次进攻就消灭楚国，平定南越。这是何等的神奇，何等的功劳。

王翦的儿子王贲，攻破燕国得燕太子丹首级，替君王出了口怨气；兵不血刃轻而易举消灭魏国；随后又兵临齐国，其军威让齐国人闻风丧胆，不战而降。

战国六雄，除了韩王安是由王翦实际上围死了俘获，由内史腾去把他押出王宫押往秦国之外，其余五国的国王，都是王翦父子亲自俘获。赵王迁、燕王喜、魏王假、楚王负刍、齐王建，还有赵国的公子另立为王的代王嘉。

可以这么说，没有王翦父子出色的军事胜利，就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盖世奇功。

可是现在，打江山和享受江山的不是同一帮人了。蒙氏兄弟实际掌握着秦帝国的内外朝政，文武大权，王翦父子会不会生出忌恨之心？如果王翦父子孙三人，王翦、王贲、王离同心协力，出来为难蒙恬，一定会得到很多朝臣的支持，蒙恬凶多吉少。

若论文治，李斯心有不甘

秦始皇的建国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李斯的影响。在几次重大治国理论的纷争中，是李斯的思想支持，帮助秦始皇坚定方向；是李斯的雄辩才能，帮助秦始皇说服众人，使新政顺利推行。

秦始皇十年的时候，由于嫪毐叛乱和吕不韦罢相，使秦始皇一度想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驱逐所有外国人，排斥一切非秦国的东西。如果这一政策被实施，无疑将会给秦国带来灭顶之灾。可是，在那样一个激愤和非理智的特殊时期，任何人的劝谏，尤其是自己本身就是外国人的劝谏，不仅会招致杀身之祸，还可能导致更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

这个时候，是李斯冒死上书，特别是其不同寻常的辩才和文采，让秦始皇一下子从激愤和不冷静中超脱出来，迅速恢复理智，并勇敢地接受了他的建议。这才使秦国可以继续沿着开放、进取的道路前进，最终取得统一中国的胜利。

秦始皇二十六年，宰相王绾提出分封诸侯，满朝文武所有人都赞成，秦始皇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即使秦始皇心里坚决反对分封诸侯，但是众口难辩，众心难违。如果不能说服少数摇摆的，争取大多数从众的，即使君王强令推行，新的国家体制也难以有效良好地运行。

这个时候，又是李斯站出来力挺秦始皇。不仅如此，他用自己的知识和辩才，谈古论今，陈说利弊，一下子就让坚决分封派哑口无言，让大多数盲从派点头称是，让少数摇摆派转而变成君王改革的坚决支持者。

因此，不论是从思想亲近的角度，还是工作的需要，抑或论功行赏，都应该是李斯外出和秦始皇同乘一车，回朝伺候在跟前，而不应该是蒙恬的弟弟蒙毅。

李斯也是蒙恬得宠的最大威胁者之一。

若论亲近，赵高得天独厚

武将的功勋卓著和文臣的思想一致，说到底都比不上赵高这个近臣的得天独厚。

秦帝国有这样一类臣子，他们不是太监，但是紧随君王左右；是臣子，但却不在朝中上班。他们的工作就是贴身替君王处理各种不便于交给大臣处理的事情。比如替君王掌管印玺，起草文书，查阅有关资料，解答疑难问题，有点像现在的贴身秘书。

这一职位，后来因为君王和整个社会对性的禁锢加深，对贞操的逐渐重视，而由太监取代。赵高就是这样的人物，但他不是太监。

然而，就是这个有着得天独厚权力的赵高，却与蒙恬兄弟有着生死的仇恨。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赵高曾犯罪，秦始皇让蒙恬的弟弟蒙毅依照秦律处罚。蒙毅秉公执法，赵高罪当斩首。后来秦始皇考虑到赵高精通秦律，自己要依法治国，离不开这么个活法典，加之赵高平时又工作勤勉，秦始皇于是赦免了他。

然而赵高不念君王不杀之恩，不想蒙毅秉公执法的正直，却对蒙氏兄弟怀恨在心。

说到臣子对君王的影响，王翦父子的战功卓著和李斯的思想一致，都比不上赵高日夜伺候在秦始皇左右起到的作用大。说一个人不好，一次两次可能君王不听不信，可是长年累月，总是有这样的印象在脑子里晃悠，难免不习惯成自然，难免不弄假成真。

蒙恬得胜的战报来了，君王高兴，赵高在边上来一句：“蒙大将军真是了不起，秦国不能没有蒙大将军。”

秦始皇心里会怎么想？没了你蒙恬就不行了？

蒙恬的军饷文报来了，秦始皇照例让赵高起草圣旨批准，赵高写完圣旨一边呈给秦始皇过目一边道：“遵旨照例批准，紧了哪儿也不能紧了蒙大将军。”

秦始皇心里会怎么想？全国哪儿都缺钱，为什么你蒙恬就不能省着点？

蒙恬嘉奖有功军吏的奏报上来了，赵高一边起草批准的圣旨一边道：“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蒙大将军的队伍天下无敌。”

秦始皇心里会怎么想？你天下无敌要是反起来可怎么办？

就是这样的东西，一点点，一天天，潜移默化，就会使君王的心理产生连自己都不易察觉的变化，这时候，再有一点事情作为引子，悲剧就发生了。

蒙恬统帅30万大军驻守北方，长年累月你不可能没有疏漏。即使没有疏漏，也不可能没有好事变坏事的利用机会。

匈奴突然来袭，你发兵对抗。为了战事需要，你可能诱敌深入。为了诱敌深入又能一举将深入之敌全歼，你会主动后撤埋伏主力。然而，你不知道，朝内的三股势力正等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蒙恬军刚一后撤，立刻有奏报飞马咸阳，秦始皇打开一看，赫然几个大字，蒙恬谋反，正起大军杀奔关内而来。

面对这突如其来，却又在心里萦绕了许久的景象，秦始皇会怎么做？不容犹豫，李斯断定此事属实，王贲力主发兵平叛，赵高恰到好处地在秦始皇犹豫不决时用眼神和形体语言推波助澜，于是秦始皇别无他法，立刻派王贲、王离父子，发兵进剿蒙恬。

蒙恬因谋反被杀并不是天方夜谭，历史上很多像蒙恬这样的忠信勇武的将军，就这样死于朝臣的嫉妒和小人的诬陷中。





一 不辨黑白，崇祯凌迟处死袁崇焕


袁崇焕是明朝的著名将领，进士出身。

明朝万历四十五年，清努尔哈赤起兵攻打明朝，逼近山海关。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军广宁大败，13万大军全军覆没，40多座城池失守，明朝边关岌岌可危。就在这一年，袁崇焕受命镇守山海关。

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13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并身负重伤，不久郁郁死去。

第二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不得不连夜退却。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清军皇太极出奇兵，率领大军绕过袁崇焕驻防的辽东，直插北京城。很快清军兵临城下，北京告急。袁崇焕得知清军奔袭北京，立刻率军星夜兼程，救援北京。两天两夜袁崇焕马不停蹄赶到京城，以9千士兵与皇太极10多万大军大战于北京广渠门外，终于击退清兵，保住京师。捷报传来，京城上下，无不称道袁崇焕忠义英勇。

然而，袁崇焕北京城外的大捷并不一定能换来君主的欢心。当举国上下都在传颂袁大将军的时候，君王和朝中重臣的心里，却可能是别样的滋味。于是，战场上开始出现异常情况，首先是崇祯皇帝不让袁崇焕军入城休整，紧接着粮草补给断绝。

由于清皇太极是远道奔袭，偷袭北京不成，粮草援兵也出现问题，不能久战，在数次进攻失利后，清军退兵。敌人刚刚离开北京，崇祯皇帝就以谋反罪名，将袁崇焕下狱，不久将其凌迟处死。





二 不经调查，罪名谋反，李世民冤杀郧国公张亮


李世民被后人称为一代贤明君主，然而他却不经调查，草率冤杀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

张亮是荥阳人，出身贫贱，隋朝末年农民战争时期，张亮投奔到李密的瓦岗军，后经人推荐，投奔李世民军中，任车骑将军。

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争夺王位的时候，派张亮到洛阳一带广结当地豪杰以待时局变化，不想身份暴露，被李世民的弟弟齐王李元吉逮捕。李元吉将张亮押送到父亲李渊那里，状告李世民企图谋反。如果张亮开口承认，李世民就可能被杀。然而张亮经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却始终没有把李世民结交豪杰，准备起事的事情招供出来。

等到李世民杀死哥哥李建成继承王位后，张亮被封长平郡公，担任授怀州总管。

此后张亮又任御史大夫、金柴光禄大夫，贞观十一年改封郧国公。张亮为人谨慎又善于察微辨末。曾举报李世民的重臣侯君集有谋反迹象。侯君集因谋反被杀后，张亮因举报有功，被升为刑部尚书，参与朝政。

李世民攻打高丽时，张亮随军为沧海道行军大总管，管理军船事宜。唐军屯兵于建安城下时，忽遇高丽人马来袭，张亮临危不乱，指挥唐军击溃高丽，立有战功，被李世民任命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这个时候，张亮差不多跟蒙恬一样，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然而，贞观二十年，有人诬告张亮曾讲过：“弓长之君为王”的话，说这是张亮有篡位之心的证据。再加上张亮养有数百门客，李世民大怒，尽管大臣李道裕认为证据不足，尽管张亮曾经为保李世民受尽酷刑险些送命，李世民还是下令将张亮处死，全家灭门。

事后证明张亮的确是被冤杀。





三 汉武帝囚死淮南王刘安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淮南子》一书，内容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领域，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刘安的制国思想是无为而治，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淮南国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

尽管刘安的治国政策得到百姓的拥护，可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他所奉行的道家思想，屡遭谗言。汉武帝元狩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刘安被迫自杀。





四 秦始皇未杀蒙恬，不让嫉妒有机可乘


秦始皇没有杀蒙恬。尽管常理而论，将军们争宠是必然的，大臣们嫉妒也是一定有的，小人赵高肯定也会利用一切机会，反话正说地试图影响秦始皇，但是，秦始皇在其执政的十几年中，始终信任重用蒙恬，放心蒙恬和他的30万大军远在漠北便宜行事。

一个君王在位37年没有妄杀一位将军，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将军中什么人都有，会有像汉武帝时灌夫那样的鲁莽之人，偶尔酒后狂言，至高无上的君王你有没有气量不予计较？尤其是在你没有必要隐忍的时候，你会不会冷静地想他那是酒后狂言，并无恶意？或者能够人性地想，一个人的性命比君王的脸面重要？

将军中有王翦这样老谋深算的，他令君王感到，斗心眼自己不是他的对手。而当这个老谋深算的将军手握重兵，远在黄河以东，那个秦国祖先从来没有长期占领过的地方，不合常理地按兵不动的时候，你能不能排除周围的谏言和担心，一如既往地对这个人信任、放任。即使有不利于这个人的奏报上来，你也能意志坚定地不为所动，一直连续8年，2920天始终信任？

将军中也一定会有心术不正，功高权大之后想要出轨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你是干脆把他杀掉，还是小心使用，不给其越轨的机会，并通过不断地敲打改造，让其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从而成为对国家有用之人？

什么人能够在面对上述这些难题时，做到公正、正确，不枉杀无辜？只有足够的开明、理智、善于替别人着想，能够顾全大局，并能时刻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种人，恕我孤偶寡闻，在中国古代的君王中，只有秦始皇。

现在有了一个问题：秦始皇不是暴君吗？怎么会有不杀人的暴君呢？要想让读者对秦始皇得出暴君的印象，在秦始皇的传纪中就一定得有杀人的事情记录在案。上哪儿找这样的杀人事件呢？

很好找。

一个政权，只要没有废除死刑，这个政权就一定会有依法杀人的事情发生。如果把这些杀人事件写进君王的个人传记中，便会使读者产生该君王杀人如麻的印象。这是写作技巧。要想把这个君王描写成血债累累的杀人魔鬼，则多写一些案例进去即可。

同样，每个朝代在成千上万的刑事案件中，不可能没有冤假错案。如果把每个朝代的冤假错案挑选一二例，写进君王的传记中，给读者的印象一定是：没有哪个君王不是昏庸无道的暴君。

所以，翻开古代历史，其对君王传记的写作都有一条不成文的定律：君王的传记中，只记录有名有姓的将相大臣被杀的事件，不管是罪有应得还是冤假错案，而不记录对下级官员和无名百姓的处罚。有名有姓的将相被杀，数量虽少，但史书不会遗漏，一般刑事罪犯被杀，数量虽多，却一般不会被史书记载。

然而，《史记》对于秦始皇杀人事件的记载却正好相反，令人诧异：

在秦帝国建立的11年时间里，有名有姓将相被杀的，一个没有，有该杀的却没被杀；相反，无名无姓百姓被杀的，却记录下好几起。这些本不该出现在君王传记中的杀人事件，无形中影响着读者的判断。而这些杀人事件虽然言之凿凿，本身却疑窦丛生。比如，著名的梁山宫事件。





第五节

安插耳目，秦始皇杀李斯？


梁山宫事件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起因是因为术士卢生作怪。

术士卢生说能为秦始皇求得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很信任他，给了他大量的钱财寻访仙药。然而花费了大量金钱之后，卢生却找不来仙药，于是就诓骗秦始皇。

开始卢生是弄来一个什么符咒，说是因为胡人妨碍，所以仙药得不到。没想到秦始皇派蒙恬，一下就把胡人匈奴赶到了大漠深处，困扰中原几百年的匈奴之患，一举解决。

卢生没办法，秦始皇三十五年，就又找借口道：

“臣等求长生不老仙药之所以不能得，是因为君王的行踪被人知道了，神就不来了，也就求不到仙药了。”

于是秦始皇就按照卢生的要求，让人将各宫殿全以封闭的甬道相连，不让人知道君王身在何处。并且下令，有泄露其行踪者，死罪。

这天，秦始皇到梁山宫幸妃子，偶尔从山上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队经过，由于车队过于庞大，秦始皇心有不悦。可是过了几天，却发现李斯减少了车队，秦始皇怀疑有人给李斯通风报信，于是让司法部门调查，结果没人承认未能破案，于是就把那天在场的人全部处死。[1]

这就是梁山宫事件，由于秦始皇当时是在幸妃子，所以，因在场而被杀的人应该是太监。

很多批评秦始皇的文章，都会拿这件事做例子，如果再发挥一下，用些篇幅来描写被杀太监的冤屈和痛苦，确实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可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再拿历史上的类似事件作比较，我们便会发现，这一事件疑点很多，不排除有杜撰的可能性。即使属实，以此来认定秦始皇残暴，也有问题。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





一 秦始皇看得见吗？会往外看吗？


帝王在幸妃子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丞相的车队从外面经过？考察现存的帝王宫殿和行宫，北京故宫是看不见，沈阳的故宫也看不见。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皇帝的行宫也看不见。

是不是丞相李斯的车队进了秦始皇的梁山宫？

这不可能。内外有别，丞相不可能旌旗招展地带领庞大的随从车队来到内宫。

中国的宫殿建筑不似现代楼房，落地窗，高楼层。古代帝王宫殿都得是深宫高墙，隐秘莫测。所谓亭台楼阁也是有限的高度。围墙外面不能看见里面，里面自然也就看不见外面。

如果正在幸妃子的秦始皇看见了李斯的车队，那李斯和在路上行走的人，不是也可能看见正在幸妃子的秦始皇了吗？这成何体统？

如果秦始皇能够从宫殿的窗户看见外面的车队，外面的人岂不是也能看见宫殿里的门窗和帷幔？以当时六国后人对秦始皇的仇恨，以当时弓箭的射程能够达到300米（有论著说可达800米），射几支火箭，岂不就一把火烧了梁山宫，没准还烧死秦始皇了吗？

所以，考察一下现存的帝王宫殿就会发现，即使宫殿建在山上，也会有高高的围墙遮蔽门窗和台榭，绝不会让围墙外的人看见君王的出没。

第一个结论是看不见。

秦始皇听信了卢生的话，为了能够见到真人，下令把宫殿和甬道都用帷幔遮挡得严严实实，自己要躲起来不能让人看见，连让人知道在哪儿也会妨碍神仙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怎么可能在幸妃子的时候，没事撩窗帘往大街上乱瞅，而且还不是看了一次。第一次看见李斯车队浩大，第二次又看见减少车队。不怕别人看见自己而妨碍了神仙降临？

第二个结论是不会往外看。

所以，这件事情杜撰的可能性极大。





二 若此事为真，秦始皇首先要杀的应该是李斯


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皇所以要杀人，是因为自己有令在先，凡是透露行踪者斩，可是现在却有人冒死违抗，向丞相李斯透露自己的行踪。这一事件表明，透露信息的人，忠于李斯要胜过忠于秦始皇；畏惧李斯要胜过畏惧秦始皇；宁愿冒死违抗秦始皇的命令，也要完成李斯交给的任务。

这还了得！

我们知道，古代宫中的太监不似现代自由人，上班来单位，下班无踪影，无意间传个话什么的方便。太监居住宫中，没有行动自由，加之秦始皇已经听信卢生的鬼话，采取了诸多措施防止自己的行踪泄露，因此，不存在下班闲聊透露秦始皇对李斯不满的可能性。如果有人冒死给李斯通风报信，这个人必然是李斯安插在秦始皇身边的耳目。秦始皇如果真的认定有人给李斯通风报信，也一定会得出李斯在自己身边安插耳目的结论。

历来只有君王在大臣身边安插眼线，历来只有君王掌握大臣的一举一动，现在反过来了，秦始皇在幸妃子的时候，不经意间嘀咕一句话，丞相李斯竟然了如指掌，这还了得？

所以，如果真有梁山宫事件，合理的结果应该是：秦始皇找茬儿杀了李斯，而不应该是兴师动众地审问太监，最后还一无所获。

类似的事情历史上有很多。

汉丞相刘屈氂一言不慎被汉武帝灭族

汉武帝被后世称为一代圣主，其文治武功被后人传颂，没有人把他称为暴君。然而其在位期间，就因为跟秦始皇类似的事情，便诛杀了宰相刘屈氂。

刘屈氂在汉武帝手下任左丞相，被封彭城侯，职位和李斯一样，爵位还高于李斯。汉武帝十分信任刘屈氂，再加上刘屈氂与汉武帝转弯抹角的还有点亲戚关系，所以君臣之间可谓亲密无间，不同一般。

刘屈氂的儿子娶了将军李广利的女儿，刘屈氂与李广利是儿女亲家。李广利的妹妹李妃又是汉武帝宠幸的妃子。李妃生的儿子被立为昌邑王，汉武帝有心要立昌邑王为太子，不知道谁把这话传到了刘屈氂的耳朵里。

这天，将军李广利出征去攻打匈奴，刘屈氂送行至渭桥。可是不久有人向汉武帝禀报，说刘屈氂在送李广利出征时，二人密谋请汉武帝立昌邑王为太子。汉武帝闻听此报大怒，既不调查核实，也不容分辩，就将刘屈氂下狱。

正赶上这时候，汉武帝正在严令整治巫术，知道汉武帝心思的人就指使一个名叫郭穰的人，诬告刘屈氂的夫人在家使巫术诅咒汉武帝。[1]

于是汉武帝下诏囚刘屈氂，用车载刘屈氂游街，然后腰斩于东市。刘屈氂的夫人被斩于华阳街，全家被灭族。

将军李广利得知这事后，知道有口难辩，难逃一死，就投降了匈奴。李广利一家数百口人也被灭族。

一个是宰相，一个是统兵在外的将军，就因为汉武帝怀疑他们泄露了自己的心思，就将其满门抄斩。

刘屈氂与李斯有相同之处，都是君王捕风捉影；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君王捕风捉影的主观认定中，李斯更加恶劣。他是在君王身边安插耳目。汉武帝杀了刘屈氂，秦始皇却没有杀李斯。

为什么没杀李斯，我们可以得出正反两个结论：

第一，根本没有梁山宫杀太监这件事。

所以秦始皇没有必要迁怒李斯。司马迁杜撰出这一事件，不过是跟前面提到的文字一样，是要抵消秦始皇在秦帝国建国以后，从未诛杀过将军大臣的仁慈举措。

第二，有梁山宫事件。

如果在有这件事的背景下，任何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怀疑李斯买通了秦始皇身边的人，为自己提供内线情报。但是秦始皇却没有因此怀疑李斯，而是一如既往地信任重用他。也没有把事件扩大化，将所有身边的人都审查一番，或者干脆全部处死，这也说明了秦始皇的大度和宽容。

注释：

[1]“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





三 为什么找不出肇事的元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把梁山宫这件案子交给负责此类事情的官员审理，然而却没有查出结果。

这很奇怪！

怎么会查不出罪犯？就那么几个人，嫌犯人数不多，又没有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掣肘，怎么会查不出罪犯？查不出真正的罪犯还找不出个替死鬼？

如果秦始皇下令，限你三天，找不出通风报信的罪犯，拿你是问，结果会怎么样？如果命令再进一步深入，不仅要找出罪犯，还要查出幕后的主使，结果又会怎么样？

何况嫌犯是太监。太监在历史上虽然有的曾经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但总体上这个群体的人地位低下。杀太监的事情历史上十分普遍，许多太监被杀根本没有理由，仅仅是君主一时不悦，太监就成刀下之鬼。

动用酷刑，不可能找不出一个认罪的人。

滥用酷刑，朱棣冤杀三千宫女太监

朱棣是明朝的一代英主，是他使明朝真正强大起来。朱棣在位期间，曾五次亲征漠北，巩固边防，七次遣郑和下西洋，威震四海。是他主持修建了北京城。然而，他却两次大规模诛杀宫女和太监，人数达数千人。

第一次是因为一位宠妃的意外病故。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朱棣率大军出征，特地带着宠爱的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没想到这位独得天宠的妃子在大军凯旋时，死于临城。朱棣大怒，要严查权贤妃的死因。刑讯逼供之下，有个叫贾吕的宫女，站出来诬告权贤妃是被吕氏宫女下毒害死的，朱棣听后大怒，下令将吕氏宫女以及有牵连的宫女、太监数百人立刻处死。

过了十年，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有一位朱棣宠爱的王贵妃突然暴病而亡。恰在这时，上次诬告他人的贾吕私下与小太监结好之事被揭发出来。其实在明朝宫中，寂寞无奈的宫女、太监，相互结好的事情十分普遍，有个专门的词称呼这种男女关系叫“对食”。然而盛怒之下的朱棣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要严惩贾吕。贾吕知道难逃一死，便上吊自杀了。闻听此事，朱棣更为恼怒，亲自下手对贾吕手下的宫女动用酷刑。酷刑之下，宫女们口无遮拦，竟招供说一班宫女、太监要谋杀皇帝。于是，受株连被杀的宫女、太监近两千八百名。

据《李朝实录》记载，两次屠杀事件，被诛的宫女太监多达三千人之多。

相信这些被明成祖朱棣杀死的宫女、太监，在案卷上都是供认不讳的，案件的审结是铁证如山的，可是，素有暴君恶名的秦始皇却为什么做不到？素有暴政恶名的秦国官吏为什么不能查出罪犯按时结案？

只能有一个可能，那就是：

秦始皇不允许动用酷刑逼供。

秦帝国的官吏没有动用酷刑逼供。

秦始皇从未使用酷刑制造冤案

与明成祖朱棣不同，秦始皇一生没有动用酷刑逼供从而制造冤案。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有两个：

第一是原证，没有史料记载秦始皇动用酷刑审讯大臣和百姓，也没有史料记载某人被定案治罪，后来发现是冤案。

第二是旁证，《史记》记载秦始皇执政期间，多次出现“遣御史逐问，莫服”的字样。意思就是派官员调查破案，结果没有抓到罪犯，案件没有侦破。

比如梁山宫杀泄密太监的案子，就是交给官员审理，没有查出罪犯。

比如张良使人用大铁锤袭击秦始皇，击中副车，也没有破案。

“遣御史逐问，莫服”这7个字意义非同寻常。这就好比国家元首，党中央主席交办的案件，司法部门、公安机关居然无法侦破，找不出罪犯。而且，这种事情在秦始皇执政期间屡次出现，不止一起。

上述历史，秦始皇以前有这样的记载吗？没有。下述历史，秦始皇以后一直到今天，有这样的记载吗？也没有。

这样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秦帝国的官吏没有对人犯动用酷刑，或者秦帝国不允许使用刑讯逼供。

因为酷刑之下没有找不到罪犯的审讯，尽管冤案层出不穷，有的酷刑制造的冤案错杀上万人。

这也说明，《云梦秦简》中关于对罪犯用刑的限制，是真实可信的，并被切实有效地执行的。关于这个问题，下一章将有详论。

第二，办案的官吏是实事求是的，没有因为担心无法交差，担心上级看低了自己的办案能力，或者担心受到处罚，而制造冤假错案。

前朝后世，因为办案不力被罢官的大有人在，因办案不力而被诬陷为纵容罪犯，甚至干脆被诬陷为同谋的人，大有人在，因此被斩首灭族的也大有人在。

第三，秦始皇本人是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所以，他的下属才不担心因为查不出罪犯而龙颜震怒，受到皇上的惩罚，才不必去揣摩圣上的意思去制造冤案。

有一件事情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

秦帝国刚刚建立的几年里，仅针对秦始皇的刺杀事件，就发生了好几起，出人意料的是，秦始皇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却是异常的宽容，主管官员无一受到处罚。

秦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外出巡游，向东走到阳武博狼沙时，有刺客行刺，随行的卫士没有抓到刺客。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有四种人负有责任，以当时的文明程度，处以斩首并不为过。

第一是当地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地方治理不力，竟然出了这样大逆不道的暴徒。且沿途的保卫工作也没做好。

第二是随行负责保卫的官员。安全保卫工作有疏漏，差点儿伤了君王性命。

第三是卫士，没有及早发现刺客，事发之后竟然让刺客逃走。

第四是当地的保甲长和百姓。秦代交通不发达，没有那么多来往经商和旅游的人，因此，刺客如果是外地人，当地人一定会有所察觉。没有察觉有失察之罪，知而不报有纵容之罪。如果是当地人作案，那就更是有连坐的罪过。

可是秦始皇没有处罚上述四种责任人，也没有处罚附近的百姓，而仅仅是下令搜捕，然后便不了了之了。

三十一年，秦始皇微服在咸阳城走访，身边有四名武士跟随。夜晚，突然有人冲上来行刺，弄得秦始皇很狼狈。好在武士及时杀死了刺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秦始皇同样没有处罚咸阳城负责治安的官吏，也没有把那个街道的地方官拿来问罪。刺客不会从天而降，一定是先藏身在什么地方。秦始皇也没有连坐处罚那条街上的居民，仅仅是搜捕协犯，没有结果也就了事。

与汉武帝将宰相刘屈氂满门抄斩、朱棣刑讯逼供冤杀三千宫女太监相比，我们可以说，即使梁山宫杀太监的事件是真实的，秦始皇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也远比一百多年后的汉武帝，和一千多年后的明成祖朱棣要守法、文明。

如果说，梁山宫杀太监的事件，不论真假好歹和秦始皇还能沾上边，接下来陨石事件，就完全是把刑事案件写进帝王传记，以期获得暴君形象的违规操作了。





第六节

陨石事件，反标杀人质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有颗陨星坠落在东郡，落地后变为石块，有人在那块石头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个事情被报告给了秦始皇，秦始皇就让御史前去查问。御史调查的结果是没有人认罪，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周围的人全部杀了，焚毁了那块陨石。[1]

然而，关于这个事件，同样有许多值得质疑的地方。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一 语言、做法不合逻辑，事件真实性质疑


有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是后人杜撰的，其理由是陨石上刻写的文字：“始皇帝死而地分”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

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其《秦汉史研究》第14页至24页中指出：“虽然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过它，在他统治期间，他人均称他为皇帝。因此，石头上不可能刻写‘始皇帝’字样。”

根据当时的语言习惯，百姓如果在石头上刻写这类言语，应该是“皇帝死而地分”。日本学者的这个论断，得到了德国学者乌尔里希·内因格尔《坑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的赞同。

研究者认为，这一事件是后来人杜撰的。由于秦始皇在世的时候，人们都称他为皇帝，所以，如果这件事是司马迁直接采自秦国的历史记载，那就应该是“皇帝死而地分”，或者“秦皇帝死而地分”。

出现现在这样的字样“始皇帝死而地分”，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司马迁杜撰。由于秦始皇死后，人们开始称他秦始皇，司马迁习惯了，随手写上，留下破绽；第二种可能是司马迁援引他人的文章，但写这个文章的人也是后代人，这件事由他道听途说，或者杜撰。出于习惯，留下破绽。

不仅如此，在这件事情上的残酷处罚，也与秦始皇处理类似事件的做法相矛盾。

《史记》说，秦国的官吏因为找不到写字的人，便把附近居住的人全都杀了，猛一听似乎难以辩驳，细考究却站不住脚。

前面我们列举过刺客行刺的案例，秦始皇外出巡游多次遭遇刺客，险失性命，可是秦始皇的处理只是搜索，没有抓到刺客也就不了了之，既没有处罚官员，更没有处罚百姓。后面我们还将列举的，博士淳于越在秦始皇的寿宴上，当着文武百官公开说，秦始皇的江山不能长久，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一块石头上有人写了类似的话，便把附近的人全都杀死，可信吗？

司马迁杜撰这样一个刑事案件，把它放在惜墨如金的《秦始皇本纪》中，造成是秦始皇亲自把这些人连坐处死的错觉。如此一来，便在读者心里积累起了秦始皇残暴的印象。

当然，关于这个案件的真实性问题，读者可以见仁见智，可以不同意程步的观点：我就认定陨石周围的人都被杀了；尽管《史记》中没说秦始皇亲自下令，只说是按照程序把案件交给主管官吏处理，我也认定是秦始皇在杀人；我就因此认定秦始皇不讲理，秦始皇残暴。

那好，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回到秦始皇所处的那个时代，与其他当权者相比较，看看谁更不讲理，谁更残暴。





二 演员遵命演奏，无辜悉数被杀


在儒家学者的描画下，孔子是仁义道德的代表，是善的化身。我们不排除他在他的著作里是这么写的，面对弟子是这么说的。然而，孔子杀起人来一点也不比别的君王手软，甚至更加野蛮、无道。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着一段齐国和鲁国国君会晤的故事。

鲁定公十年春，齐景公和鲁定公在齐国的夹谷举行会晤，孔子作为鲁国的文化名人，随鲁定公出访。

会见开始，齐国执掌礼仪的官员按照预先准备的礼节，请求演奏四方之乐为会晤助兴，齐景公同意。于是，齐国的演员上来演奏音乐，宾主共同欣赏，鲁国国君没有反对。没想到乐队演奏的音乐不合孔子的口味，孔子便站出来制止，认为演奏的四方之乐粗俗不堪，喝令演奏停止。

为了两国的关系不受影响，齐景公只好让人停止演奏。

过了一会儿，又该演奏音乐助兴了，齐国的官员又按照会议程序，请求演奏齐国的宫中之乐，齐景公大约是心想，我大齐之国的王宫音乐，总不会再粗俗不堪吧，于是又同意了。

乐队又开始演奏，鲁国国君又没说什么，孔子却又上前反对，并说这些人演奏的音乐低俗不堪，污染了君主的耳目，喝令执法人员将这些演员全部斩首。[1]

可怜歌舞伎们何罪之有，演奏音乐是遵王命，曲目是事前排定，主管官员审核同意，低俗还是高雅完全是个人喜好。齐公不认为低俗，鲁君也没有认为这些音乐污染了自己的耳目，就孔子一个人在那里胡搞。可怜众多艺术家，顷刻间命丧黄泉。

与秦国死于陨石的百姓比，秦国是依法办事，孔子是滥杀无辜！

注释：

[1]《史记·孔子世家》：“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





三 臆断学者品行不端，孔子杀读书人开先河


孔子刚当上鲁国的大司寇，就对读书人大开杀戒，杀的还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至少相当于大学教授。

孔子56岁的时候当了鲁国的大司寇，代理宰相职位，他的学生看见他面有得意之色，就问他：“君子不是应该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吗？”孔子回答：“是有这么一句话，可是还有一句话叫做‘乐在身居高位而礼贤下士’。”

说是礼贤下士，可是孔子根本没这么做，而是立刻派人逮捕了鲁国著名学者少正卯，然后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把少正卯杀了。

孔子的学生觉得少正卯冤，于是去问孔子：“少正卯是鲁国的著名人士，老师你第一个就把他杀了，是不是不对呀？”[1]

孔子解释道：“少正卯这人通达事理，但是心思险恶；行为做事不同常人，又意志坚定；说话言不由衷可是很善辩；博闻而强记；跟着干坏事还能把坏事弄得冠冕堂皇。这五种品质，人如果有其中一种，就应该把他杀了。少正卯五种品质都具有，这种人不能不杀。”[2]

孔子杀著名学者少正卯的理由实在荒唐。少正卯没有做任何坏事，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甚至也没有用自己的学说或者讲学活动，危及到国家和地方的统治，真是祸从天降。

孔子是先主观臆断“心达而险”等五种品质的人该杀，又主观臆断少正卯就具有这些品质，于是该杀，于是便把他杀了。

“心达而险”是什么意思？谁规定“心达而险”的人就该杀？谁认定的少正卯“心达而险”？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孔子一个人自己说了算。有人说，孔子杀少正卯，在中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开了一个以为人处世、行为个性为罪状而杀人的先例。当权者看你行为个性不顺眼，就可以主观臆断，罗列诸如“你这样的人就是坏人”的罪状，就可以堂而皇之杀之。所以后来的历朝历代所谓“诛心”，文字狱，政治犯，都可以在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上找到榜样。

首开杀读书人先河的不是秦始皇，而是被称为圣人、伟大的教育家的孔子。

注释：

[1]《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

[2]《荀子》：“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不诛也”。





四 南柯一梦，汉武帝冤杀数万人


汉武帝一天中午睡觉，忽然梦见有手持棍棒的木头人朝他打来，吓醒之后，断定有人在诅咒他，于是派心腹江充去追查。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巫术，就是制作木头人，并在上面刻上冤家的姓名，然后埋到地下或者放在房子里，日夜诅咒。据说，这样诅咒下去就可以让对方遭殃，自己得福。这种巫术当时称为巫蛊之术。

江充得了汉武帝的圣旨，就带领心腹到处发掘木头人，并用烧红的铁器钳人、烙人，严刑逼供。没过多少日子，就诛杀了数万人。[1]

江充甚至带人在太子刘据和皇后的宫中到处挖地找木俑，以至于宫中的地被挖得横七竖八，太子和皇后都没有放床睡觉的地方。汉武帝又增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结果，江充当然是找到了罪证，于是奏明汉武帝，太子和皇后使巫蛊诅咒圣上。[2]

太子刘据有口难辩，面临死罪。太子手下人石德进言道：“前番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经因此而死，现在巫师和使者已经掘地找到证据，皇上不知是巫师诬陷放置木俑，那就是证据确凿，你是洗刷不清了。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假借皇上之命，抓住江充等人，审得实情，方能自救。太子你不要忘了秦朝太子扶苏的悲剧。”[3]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被赵高所害之事劝谏太子，起初被太子拒绝，可是当发现自己不能面见皇帝后，面临生与死选择，刘据不得不采信了石德的话，下决心除掉江充。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刘据亲自到甘泉宫去奏明皇上，希望能得到皇上的赦免。而江充害怕刘据向汉武帝揭穿自己的阴谋，赶紧派人拦住刘据的车马，刘据让人扮成汉武帝派来的使者，把江充等人监押起来。江充的助手韩说拒捕被杀。

太子调动了宫廷卫队，并奏明皇后，以皇后印玺调动战车射手，打开武库兵器，调动长乐宫卫队，同时告令百官江充谋反。而这时，宦官苏文等人逃了出去，报告汉武帝说太子刘据起兵造反。汉武帝信以为真，马上下了一道诏书，下令捉拿太子。

事已至此，太子刘据便借口江充谋反，命武士将他斩首示众。同时把京城里的囚犯武装起来，抵抗前来镇压的军队。并想调集胡人军团与北军来抵抗，结果胡人军团受命汉武帝，反过来镇压太子叛乱，北军监护使任安见到太子的命令后左右为难，只好闭门不出。

太子还向城里的文武百官宣布：皇上在甘泉宫养病，有奸臣作乱。这样一来，满城官民不知所向，一片混乱。双方在城里混战了四五天，死伤几万人，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和血污。结果，太子刘据被打败，只好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逃往南门。守门官田仁放太子逃出长安，太子最后跑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的一个百姓家里躲藏起来。

不久，新安县令李寿知道了太子的下落，带领人马捉拿。刘据无处逃跑，只好在门上拴了一条绳子，上吊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和那一家人悉数被杀。

后来，汉武帝才知卫皇后和太子刘据没有埋过木头人，都是江充搞的鬼。在这场祸乱中，他死了一个太子和两个孙子，于是，就下令灭了江充的三族，宦官苏文被烧死，其他参与此事的大臣也都被处死。

任安是卫青旧部将领，由于他接受了太子的调令，尽管没有出兵，汉武帝还是认为他首鼠两端，还是杀了他。任安临死前写信给好友司马迁求救，曾经因为替北伐匈奴战败的将领李陵主持公道，司马迁已被处以宫刑。此时已经是戴罪之人残缺之身的司马迁，给任安写了一封悲愤凄血的回信，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

汉武帝一个白日梦造成举国混乱，仅此一乱，汉武帝就杀死了大臣、将军一百多位，宫中受牵连而被杀死的有数千人，这场混乱中被杀的百姓数以十万计。

注释：

[1]《汉书》记载：“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2]《汉书》记载，江充“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3]“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五 对比的结论：孔子和汉武帝远比秦始皇残暴无道


把秦始皇的陨石事件和孔子、汉武帝相比较，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即使我们认定陨石事件属实，在整个事件中，秦始皇也是一个守法君主的形象。

案件交司法官吏处理，整个过程中没有指挥、干预。司法官吏根据实际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然后依照秦律连坐的条例对相关人员予以处罚，合理合法。

第二，就事论事，没有无中生有扩大深挖。

有人在陨石上刻反动标语，说秦始皇死后国家就要分裂。谁会这么想？当然是六国的王公贵族。秦始皇没有借这件事来追查后台，连带着把六国的王公贵族都抓起来杀了。而是仅仅就事论事，处置了当地有责任的连坐户就结案封存，再无牵连。

而孔子杀演员杀知名人士，没有犯罪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就因为自己不喜欢齐国音乐，就处死演奏的演员。就因为自己看不惯少正卯，就把人杀了。

汉武帝更是荒唐，因为一个梦境就将如此众多的人无端杀死。而且还要深挖、牵连，一个梦竟然把整个都城都折腾得天翻地覆，朝廷上下人人自危，众多将领不知所措，无罪被杀。

若论残暴，应该是孔子和汉武帝，而不应该是秦始皇。

若论无道，应该是孔子和汉武帝，而不应该是秦始皇。





第七节

诅咒新政，秦始皇杀淳于越？


尽管秦始皇在位37年，没有妄杀过一位将军大臣，但是，依照后人对秦始皇的印象，有一个人是一定要杀的，那就是博士淳于越。

博士是读书人，秦始皇给后人的印象是讨厌读书人，焚书坑儒是后人一直抨击的罪恶。因此，秦始皇杀淳于越并不让人诧异。

淳于越又是齐国人。齐国人说秦始皇的江山不能长久，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其对秦始皇消灭齐国心存仇恨。

淳于越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秦始皇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始皇48岁寿辰，在咸阳宫设宴招待群臣以示同贺。从古至今，这样百官云集的盛宴，历来都是赞歌为主。这里不存在是不是拍马屁的问题。即使是普通百姓家的老爷子过生日，儿女们说的也一定是寿比南山，长命百岁。如果有一个二百五上来说一句，你是活一天少一天，离死不远了，结果会怎么样？没准会挨上个大嘴巴。

然而，博士淳于越却就是在这个百官云集的盛大宴会上，说了类似的话。不仅如此，他又把建国初期好不容易抑制下去统治阶级内部要求分封的欲望，再次挑逗起来。淳于越说：

“我听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没听说过。”[1]

最厉害的这句话是：“做事情不效法古代而能长久的，没听说过。”

秦始皇这里要始皇帝，二世三世以致永远，他这里却说长久不了，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此言一出，必然满座皆惊。

虽然只是说了一席话，淳于越却可以戴上两宗死罪的帽子。

第一，身为齐国人，不满秦始皇灭亡齐国，因而借寿筵当众诅咒新朝。那个时候人们是很看重神灵的，对诅咒这事是很当真的。汉武帝不是因为怀疑有人诅咒他，就杀了王子皇后，牵连数十万人。所以，单这一条，博士淳于越就该杀。

第二，涉嫌阴结党羽，借寿筵再次为分封发难。淳于越在寿宴上的这番话，把早已平息下去的分封诸侯王的矛盾，又挑了起来。

分封诸侯王的斗争，其实是有点你死我活的斗争。说你死我活看似夸张，其实不然。什么人赞成分封诸侯王？首先是秦始皇的家人：叔伯、兄弟、儿子。

秦始皇的爷爷秦孝文王有20多个儿子，那都是秦始皇的叔叔，秦庄王死了，活着的你都得封吧；秦始皇的兄弟，除了发动兵变被杀的成蟜之外，秦子婴是其中的一个，是否还有别人？还有就是秦始皇的儿子，据说秦始皇也有20多个儿子。这些皇叔、皇弟和公子，周围还会聚集一帮人，他们都是赞成封王，并是封王的直接受益者。

还有一大势力赞成封王，就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臣，这些人现在都手握重权，是秦帝国的栋梁，他们的意向，直接威胁着秦始皇的统治。

可以这么说，整个秦帝国的最高统治阶级内，赞成封王的是大多数，只有少数有长远政治眼光的人，才会支持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关于分封的事情，8年前朝堂上已经有丞相王绾一帮人提出过，经过正式的讨论，李斯支持秦始皇的辩论，最后经秦始皇拍板予以否决了；在秦始皇的家庭内部，也可能经过了各种形式，通过各种关系软磨硬抗，都被秦始皇耐心劝说，装聋作哑，甚至拍桌子大骂给挡了回去。

可是，事过多年，博士淳于越又跳出来，在这么个令秦始皇不便发火的场合再次提出来，很容易使人想到其一定是蓄谋已久，同时说明上述既得利益者多少年来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一定是在私底下积聚力量，寻找机会，现在借着秦始皇寿宴，指使书呆子重新发动进攻了。

怎么办？秦始皇会不会有种身居火山之上的感觉？怎么回答淳于越和他背后的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杀淳于越，一可以杀一儆百，震慑那些敢触逆鳞的不敬之人；二可以严保改革的成果郡县制顺利推行。

即使没有上述诸多的理由，像淳于越这样不会选择说话时机和场合的人，差不多也都是被杀的下场。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一 言语失敬，陈涉得势杀故人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了陈涉的一个故人，因为不会说话而被杀的故事。

陈涉起事称王共六个月的时间。称王之后，以陈县为国都。有一个曾经与陈涉一起给人耕田的伙计，听说陈涉做了王，就来投奔他。可是守宫门的人不让他进，碰巧陈涉出宫，这人见了就拦路呼喊陈涉的名字。陈涉听到了，才召见他，与他同乘一辆车子回宫。

这之后，陈涉的这位故人在宫中进出，越来越随便，常常跟人讲陈涉从前的一些旧事。有人就对陈涉说：“您的客人愚昧无知，经常胡说八道，有损于您的威严。”陈涉闻听此言，就把这个故人给杀了。从此之后，陈涉的故交都吓得纷纷逃离。[1]

陈涉的这位患难朋友比之秦始皇的淳于越谁的罪过大？

陈涉的朋友仅仅是说了点陈涉旧时的事情，并无特别的恶意，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陈涉没有劝阻和警告，一下就把他杀了。陈涉被后人描述成反对暴君的英雄，可是，他却残暴地杀了毫无过错的故人，真是讽刺！

秦始皇的淳于越，是明确对抗圣上的旨意，其言语的后果，可能重新激发起大多数王公大臣对秦始皇的不满，从而造成政局不稳，江山易主。秦始皇杀淳于越，不应该吗？

注释：

[1]《史记·陈涉世家》：“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二 司马迁出言主持公道，汉武帝大怒处其死刑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全国，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承袭父亲司马谈的职务，在汉武帝朝中任太史令，并开始继承父志，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是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其心智高远，不愿做押送粮草的事情。他利用出征前面见汉武帝的机会，叩头请战：

“臣屯边多年，手下都是荆楚之地的勇士，剑术弓马过人，臣愿自领一军，插入兰干山南面，与李广利将军分兵包抄匈奴。臣愿以少击众，亲率步兵五千插入匈奴王单于的大营，射杀或生擒单于王献予陛下。”

听了李陵一番话汉武帝很高兴，派李陵率军依计而行。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汉武帝又命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道接应李陵之军，以作侧应。

然而，李陵豪言壮语的请战让主帅李广利很不高兴。

李陵遵旨率领步卒五千出兵居延，到达浚稽山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匈奴兵见汉军少，便蜂拥而上，围攻李陵。李陵先命弓箭手千弩齐发，射击匈奴骑兵，又以步兵近战搏杀，匈奴阵乱，往山上退却，李陵率军追击，杀敌数千人。

匈奴骑兵的败退让单于大惊，以为遇上了汉军主力，急忙召集左右军合兵八万，攻击李陵。李陵率军顽强阻击，吸引匈奴，以期与李广利等汉军主力合围匈奴。然而，几天过去了，不见李广利包抄之兵杀到，又不见路博德的弓弩手来援，万般无奈，李陵只好转攻为守，且战且退，希望能把匈奴引到靠近汉朝疆域内有利地形，再联络友军将其围歼。

李陵向南且战且走，撤退了好几天，仍不见汉军援兵。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并未懈怠。战斗中，又斩匈奴三千余人。

面对如此强劲而毫无畏惧的对手，匈奴王以为遇见了汉军主力。再加上此时李陵军已退至汉朝边塞不远，单于担心中了汉军诱敌深入之计，心生怯意准备撤退。就在这时，李陵的一个军吏投降了匈奴，告诉单于“李陵后无援兵粮草，箭矢将用完，只有一千来人且战且退，支持不了数日。”单于闻听大喜，立刻调动军队猛攻李陵。又连战八天，箭矢用完，粮食吃尽，士卒死伤无数，兵困马乏，弹尽粮绝。李陵知道已被算计，不觉叹息道：“如果每人再有数十支箭矢，一定能顺利突围。”

有军吏建议向单于请降，李陵断然拒绝，并下令乘夜让兵士各自逃亡，自己据险坚守，有士兵因此逃回都城长安。

到了半夜，李陵和副将韩延年上马，有壮士十人跟随向南突围。单于发现，派数千骑兵追赶，经过一番搏杀，副将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很生气，后又听说李陵并未战死，而是被俘了，更是大怒。这时候的满朝文武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英勇的人，现在转而附和汉武帝，一致指责李陵的罪过。

这个时候，正直的司马迁忍不住站出来替李陵主持公道，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当庭直言，触犯了龙颜，汉武帝大怒，立刻将司马迁下狱，要将其处死。并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满门。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司马迁为人清廉，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赎罪，只好忍受宫刑的痛苦和耻辱，还要颂念圣上隆恩浩荡。

司马迁比之淳于越如何？

司马迁提出异议的只是一个人的功过，而淳于越诅咒的却是秦始皇实行的大政方针；司马迁发表的异议，汉武帝不满意可以置之不理，不会引起任何连锁反应，淳于越的话，牵动庞大的利益集团，蕴藏着被灭六国的不满，处理不好会引起连锁反应，搞得不好可能众叛亲离，江山易主。

所以，秦始皇杀淳于越应该、有利。

应该，是因为他的话可能引起的巨大风波，有利，是杀了淳于越，可以震慑六国遗贵，断绝分封派的想头，坚定推行郡县改革的决心。





三 宽容忍让，秦始皇未杀淳于越


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样一个隆重的场合，有人提出那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又跟随了那样一个“新朝不能长久”的诅咒，秦始皇竟然没有勃然大怒，没有将淳于越推出去斩首，而是让大家讨论，“始皇下其议”。这是在这个问题上秦始皇又一次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这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秦始皇没有一拍桌子骂道：烦不烦，说过多少次了，我的话是放屁！而是“始皇下其议”。

这样的君王是暴君吗？这样的君王怎么可能是暴君？

让我们回过头来梳理一下：秦始皇没有杀功高震主的大将王翦，没有杀涉嫌串通朝臣，违抗圣意主张封王的丞相王绾，没有杀涉嫌在君王身边安插耳目的丞相李斯，没有杀拥兵自重的将军蒙恬，更没有杀寿宴上公开说秦帝国不能长久的齐国人淳于越。秦始皇竟然谁都没杀！

在秦始皇执政的37年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里，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秦始皇，除了发动叛乱带兵攻打蕲年宫的假太监嫪毐，秦始皇竟然没有杀过一位将军、大臣和博士，这在古代历史上实在是太罕见了。如果是开国皇帝，那简直就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

为什么呢？为什么秦始皇能三公六卿不杀一人而统治帝国？

我们来找找答案。

是秦始皇的臣子都忠心不二，所以没有必要杀人？

这不对。人分三六九等，心有忠奸善恶，秦始皇的臣子不可能清一色被洗过脑，没有个人想法，只知道忠君服从。

即便如此，文种忠心不二，被勾践杀了；韩信忠心不二，被刘邦杀了；张亮忠心不二，被李世民杀了；王文统忠心不二，被忽必烈杀了；李善长忠心不二，被朱元璋杀了；袁崇焕忠心不二，被崇祯杀了。

满朝文武不可能个个忠心不二，即使个个忠心不二，在那个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下，也不可能没有刀下冤鬼。

是臣子工作努力，秦始皇论功行赏找不到由头杀人？

这也不对。为官做事就会有成败，很多事情做失败了，既有客观问题，主观的失误一定也在所难免。

李信伐楚失败，有狂妄轻敌和指挥失误的过错，比照汉武帝的王辉，杀了不过。秦始皇外出巡游多次遭刺客行刺，地方官吏有过错，治安问题没有搞好；护卫官员有过错，沿途保卫工作有漏洞；办案官员有过错，侦破不力也当处罚。即使是依法办事，杀人的理由不可能没有。

是臣子个个谨慎又善解人意，秦始皇舒心妥帖无心杀人？

这更不对。一个人一个性格，不同的性格就有不同的做事方法。即使一生小心谨慎，百密难免一疏。谁能保证一辈子小心谨慎，没有一时的疏忽？

更何况，秦始皇的臣子中有王翦这样敢于叫板，让秦始皇下不来台的；有淳于越这样不识时务当众说秦始皇的江山不能长久的。既不谨慎，也不善解人意。

最难揣摩的是人心，一个人的心思谁又能完全把握，何况君王。昨晚觉没睡好，宠妃那里不顺心，气就可能撒在大臣身上。谁又能保证躲得过君王的莫名邪火？更何况，臣子的一句好话，君王不一定听出好音来。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为什么？因为老虎虽然也有温顺的时候，老虎不吃人的时候还很可爱，但老虎总有一天是要发怒的，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天天紧随在老虎身边，不论你多么善解虎意，不论你把老虎伺候得多么舒坦，老虎总有一天会莫名其妙的发怒，一旦发怒，陪伴在身边的人就会命丧黄泉。





四 为什么秦始皇一生能不杀大臣和将军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秦始皇在位37年，却能做到不杀一位大臣，不杀一位将军？答案不在将军和大臣身上，而在秦始皇自己。

他得有远大的目标，才能在王翦叫板的时候，以大局为重，忍让而虚心地改正错误。还得有宽广的胸怀和公正的心态，才能在和平到来的时候，不向王翦秋后算账。

他得有足够开明的心态和不断调整自己的内省能力，才能在王翦退守太原，拥兵黄河以东的8年中，完全信任王翦，并排除各方面对王翦不信任的谏言，不断调节自己心里的动摇和怀疑，最终等来平定赵国的胜利。

他得有足够的耐心和宽容，才能在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先后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出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分封诸侯建议时，心平气和地让群臣讨论，而不是勃然大怒，诛杀肇事者，甚至追查后台。才能在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时有足够的容忍，而不是像孔子那样，因为音乐不合口味就捏造低俗的罪名将演员处死，因为讨厌少正卯，而指责其品质不好，将其杀死。

他得有足够的信任，才能放心让大臣们治理国家，而自己外出巡游；足够信任各级官员，才能在遇见刺客时相信这并不是各级官员的有意疏忽，甚至和刺客串通；在案件不能侦破时，相信办案官员已经尽力，而不是故意拖延，甚至受其他势力指使，故意不予破案。

他得有足够的仁慈，才能在消灭六国的时候，不对它们的王公大臣，军卒百姓进行杀戮。甚至在燕太子丹派人行刺的愤怒中，仍保持对燕国应有的分寸。对待犯错误的将军，寻找机会让其重塑英名。

在这里，我一连用了五个“足够”。上述五种品质，每个善良正直人身上都会具有一些，每一位成功的君王也都会具有很多，但是，只有达到足够超越常人的分量，秦始皇才能做到在位37年，不杀一位臣子。

秦始皇给司马迁出了一道难题。

不管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还是出于时局的不得已，司马迁要把秦始皇塑造成暴君，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像秦始皇这样一位君王，既没有战场上对敌人的大规模斩杀，也没有治国时对臣子的无道诛灭，怎么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让人痛恨的暴君呢？怎么才能让人对秦始皇产生杀人如麻的印象呢？

司马迁不愧为文学高手，他采取的手法是移花接木。

秦始皇没有杀过大臣和将军，但是，秦帝国不可能没有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也不可能没有错判误判的案例。于是，司马迁把普通刑事案件提升到帝王的传记中来记叙，这就让人产生了秦始皇杀人、滥杀人的错觉。

比如陨石事件，梁山宫事件，像这样的事件，在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中，何止成百上千。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会有这样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如果把它们都算在君王的头上，都写进君王的传记，那所有的君王都会成为滥杀无辜，血债累累的杀人魔鬼。

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错觉，把一个有着足够远大目标和宽广胸怀，有着足够开明心态和不断调整自己内省能力，有着足够耐心和宽容，有着足够的信任，有着足够仁慈的君王，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暴君，并能让人难以察觉，深信不疑。

书到此处，有人会说，好吧，秦始皇在位37年没有妄杀过将军大臣，我们承认；《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两起杀人事件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应该写进帝王的传记，而且本身也漏洞百出不应采信，我们也认可。是的，秦始皇不是暴君。

但是，秦始皇不是暴君并不等于秦帝国不是暴政。秦帝国的严刑峻法、轻罪重罚、法律的繁苛细密导致百姓动则触法，一旦触法就会受到残酷的处罚，这总该是事实吧？

“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往路上撒点灰土就要砍手。

“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老百姓出门办事没有走在道路上，就要被杀。

商鞅制定《秦律》，“不告奸者腰斩”，不揭发犯罪的就要被处死，而且是残酷的腰斩。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最令人发指的暴政吗？作为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难道秦始皇不应该为此负责吗？实行着如此暴政的君王，称他暴君难道不对吗？

是的，假如上述的指责都是事实的话，假如这些暴行都是发生在今天的现代文明下，秦始皇确实是暴君。但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却是：上述的指责是张冠李戴，甚至无中生有；秦帝国又是存在于2300年前的人类文明状态下。秦帝国的暴政是在严重偏见的情况下，被以讹传讹了几千年。





第八章


以讹传讹的暴政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膑被人迫害，受膑刑被挖去了膝盖骨，从而终身残疾不能行走。

“孙膑是孙子的后人。孙子被誉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著有兵书《孙子兵法》。孙膑大约是孙子重孙，相隔一百多年，也有《孙膑兵法》传世。孙膑出生在阿城和鄄城一带，曾经拜师学习兵法。和孙膑一起学兵法的有个人名叫庞涓，这人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庞涓毕业后供职于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然后又诬陷孙膑让其遭受了膑刑。孙膑被挖去了膝盖骨，从此不能站立，脸上还被刺了字，庞涓是要让孙膑永远不能登堂入室。[1]

孙膑受了重刑之后，一心想着如何逃出魏国。一天，齐国的使臣来到大梁，孙膑就以犯人的身份秘密求见了齐国的使臣，并把自己的治军见解讲给使臣听。齐国的使臣认为孙膑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

齐国将军田忌赏识孙膑的才能，像对待贵宾一样对待他。田忌经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下很大的赌注。孙膑发现他们的马力都差不多，就对田忌说：

“你尽管下大赌注，我能让你取胜。”

田忌对孙膑的话深信不疑，在与齐王和贵族子弟们比赛中下了千金的赌注。到临场比赛，孙膑对田忌说：

“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让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

三次比赛完了，田忌果然两胜一负，稳操胜券，赢得了千金赌注。于是田忌就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后，把他当老师对待。

这时候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打算任用孙膑为主将，孙膑辞谢说：

“受过酷刑的人，不能任主将。”

于是就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带篷帐的车里，暗中谋划。

田忌想要率领救兵直奔赵国，孙膑说：

“想解开乱丝的人，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解救斗殴的人，不能卷进去胡乱搏击。只要扼住争斗者的要害，争斗者因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如今魏、赵两国相互攻打，魏国的精锐部队必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在国内疲惫不堪。你不如率领军队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正当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这样，我们一举解救了赵国之围，而又可坐收魏国自行挫败的效果。”

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离开邯郸回师自救，齐国军队在桂陵设伏，大败由庞涓率领的魏军。若干年之后，孙膑终于在马陵之战，打败魏军，杀死了庞涓。

孙膑最后算是报仇雪恨了，但是由于被人诬陷而受到膑刑这种残酷的刑罚，由于有这样的残酷刑罚而使一代才俊遭此厄运，不能不令人痛心和愤慨。然而，这样的残暴却不是发生在秦帝国，而是发生在被后人称为贤明君主，开明政府的魏国。

《史记》洋洋几十万言，却找不出一个案例，记载了秦帝国对什么人实施过这样残酷的刑罚。相反，种种残酷刑罚的案例却不时出现在诸侯列国的传纪中。令人不解的是，后人却异口同声地批评秦帝国是严刑峻法，是暴政。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受骗。

汉代的统治者要贬秦褒汉，于是汉代文人或受命或不自觉地不顾事实，蜂拥批秦。说汉代文人批秦的文字“不顾事实”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些文字都只是罗列耸人听闻的形容词，而没有确凿的事实证据。

汉代以后的文人又被这些形容词所欺骗，在固定的思维模式奴役下，进一步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出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等文字手法，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秦暴政的印象。到今天，更有时代的差距、文明的进步、对古代残酷刑罚的恐惧，秦帝国暴政的思维定式便深入人心，难以动摇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所引发的错误的结论。让我们来逐一辨析真伪。

注释：

[1]《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武既死，后百馀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闲，膑亦孙武之後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於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第一节

形容词和误导堆砌起暴政


据现存史料记载，最早提出秦暴政的人，是公元前200至前168年的西汉人贾谊。司马迁一定很赞同他的论点，因此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大篇幅引用了贾谊的文章《过秦论》。贾谊总结秦始皇的统治为四个字：“仁义不施”。

贾谊的《过秦论》中这样说：

“秦国有很多忌讳，大臣想进忠言的，话没说完已被杀戮。忠臣不敢提意见，智士不敢出主意。秦国军队杀人百万，流的血能漂浮起盾牌。秦始皇摧毁名城，屠杀豪杰。秦王怀贪鄙之心，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除先王的规制，立自己的私权，禁文书而施行酷刑，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来治理天下。”[1]

贾谊这段话中所说的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有一些我们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经进行了阐述。

比如，“大臣想进忠言，话没说完已被杀戮”。

用在秦始皇身上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秦始皇在位37年，没有妄杀过一个大臣和将军，更不要说因为提点反对意见被杀了。丞相王绾与秦始皇意见相左，提出分封诸侯王，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博士淳于越在百官云集的秦始皇寿宴上，公开说秦始皇的江山不能长久，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比如，“秦国军队杀人百万，流的血能漂浮起盾牌”。

用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上，也与事实相违背。秦始皇在尽可能地减少杀戮完成统一战争。在他遇刺怒火万丈的时候，攻打燕国仍然克制有序。抓到元凶燕太子丹即告罢兵，没有杀其他燕国王室成员。

比如，“秦始皇摧毁名城，屠杀豪杰”。

同样与事实不符。没有史料记载，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摧毁过哪座城市，屠杀过敌国大臣、将军和士绅。

比如，“秦王怀贪鄙之心”，“不信功臣，不亲士民”。

所谓“怀贪鄙之心”是人身攻击，没有实际意义。

说秦始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也与事实不符。为秦始皇统一战争建功立业的将军和大臣，都高官厚禄安享天年，无一被杀。而古代历史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除了秦始皇没有第二个人。怎么能说不信功臣？

秦始皇不是躲在深宫大院中，而是多次外出巡游。项羽、刘邦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都曾见过秦始皇。怎么能说不亲士民？尉缭一介布衣见到秦始皇，秦始皇赞赏他的建议，从此衣饰饮食和他一样，怎么能说不亲士民？

比如，“禁文书而施行酷刑，以暴虐来治理天下”。

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秦帝国的哪个酷刑是前世后代所没有的？秦帝国的哪条刑罚严酷于前世后代？秦始皇以暴虐治理天下的具体事例有哪些？没有。（关于这点，下面将有详论）

贾谊的这些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文字，没有提供出任何具体的证据，有的只是不负责任的抽象和夸张的形容词。

然而，就是这些与事实相违背，缺乏事实根据的形容词，却被后世毫无甄别的接收过来，再加上进一步的想象和生发，就产生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效果了。

注释：

[1]“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堕名城，杀豪俊”“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一 琅琅上口的形容词左右了我们的思想


《汉书·刑法志》这样说：

“秦始皇吞并列国，然后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事，专门用刑罚治国。以至于囚犯多得堵塞了道路，城市变成了大监狱。天下仇恨，群起而反叛之。”[1]

《汉书》把贾谊的“禁文书而施行酷刑，以暴虐来治理天下”进一步发挥成了“囚犯多得堵塞了道路，城市变成了大监狱”。这显然已经夸张到明显失实的地步。

《汉书·晁错传》中晁错在举贤良文学对策中，进一步发挥说：秦始皇“高兴了就随意赏赐，发怒了就滥杀无辜，法令繁多，刑罚严酷，官吏随便杀人，甚至连累自身。天下寒心，人人自危。奸邪的官吏乘机徇私枉法，作威作福，执掌刑罚的官吏，就可以掌握生杀大权。君王和官员各自为政，以至于人人害怕，怨声载道，四散逃离，人人都想离开。”[2]

晁错的文章与贾谊、班固的文字大同小异，不过他又增加了“天下寒心，人人自危”的内容。这种所谓“天下人都怎么样”，“人人都怎么说”的文字，其实是一种强奸民意的恶行。你怎么知道天下人都怎么想？你怎么能断定人人心里很害怕？正派人不应该这么写，心存公平的读者也不应该信。

《汉书·吾丘寿王传》中汉武帝的光禄大夫吾丘寿王的文字，与前文大同小异，转录在此的目的，是看看文人是如何把形容词当事实互相抄袭的。其中的黑体字的部分都是相互抄袭的文字：

“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

“赭衣塞路”就是《汉书》中写的囚犯堵塞了道路。

桓宽在《盐铁论·诏圣》基本同上，用词更加夸张：“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人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任刑必诛，劓鼻盈蔂，断足盈车，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故百姓惊骇，不知所归命。”

桓宽的文字进一步血腥化。“刑者半道，死者日积”。路上的行人有一半都是囚犯，或者是受过刑罚的人，被处死人的尸体堆积在各处。

“劓鼻盈蔂，断足盈车，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因犯罪受到处罚，被砍下的鼻子装满了竹筐，砍断的脚用车拉，以至于人们见惯了没鼻子的人，都以有鼻子为丑。

然而，仔细研读上述文字，虽然出自不同年代，不同作者，文字亦有不同，然而实质却都一样：都是在堆砌一些耸人听闻的形容词，没有实际的事实作为证据。而且有些形容词被反复抄袭。

“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贾谊《过秦论》中这句缺少事实根据的形容词，变成了后代描写秦始皇统一战争必不可少的词句。

“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囚犯多得堵塞了道路，城市都变成了监狱，同样也没有具体数据做根据。哪个城市囹圄成市？夸张得有点荒谬。

“堕名城，杀豪杰”被多人多文反复引用，可是明显与事实相悖。《史记》中，并没有秦始皇焚毁城市，屠杀名人的文字。前文我们已经阐述过了，秦始皇消灭六国，并没有对其王室、大臣、将军、战俘进行屠杀或虐待。相反却有这样的记载：“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

“杀人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同样缺乏依据，且与事实严重不符。秦始皇在位时的第一大将，秦始皇重用且礼让三分的王翦，恰恰是一位不以杀人而战胜的将领。

在秦始皇亲政后的统一中国战争中，惟一记载有斩首记录的是“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根据商鞅制定的《秦律》，杀敌者是要根据斩首多少获得提拔的，而这个桓齮，没有史料记载他因为斩首十万而得到晋升。在后来的其他重大战役中，反而不见了踪影。李斯虽然极力推崇法家思想，秦始皇也经常对他言听计从，但是，李斯的官职一直不是很高，直到秦始皇死，也没有晋升到最高位右丞相，只是左丞相。

更有甚者，“劓鼻盈蔂，断足盈车，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因犯罪受到处罚，被砍下的鼻子装满了竹筐，砍断的脚用车拉，以至于人们见惯了没鼻子的人，都以有鼻子为丑。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然而，这些文字虽然缺乏事实根据，但是由于形容词的易读好记，琅琅上口，使它们很容易被后人记住并被不断引用，以至这样一代又一代传承，其作用是巨大的，正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人们在引用这些文字时，往往不假思考和甄别，秦始皇暴政的印象，就在这些夸张的，令人发指的形容词作用下，变得根深蒂固，不容置疑了。

《战国策》记载了一个故事：费城有一个人名叫曾参，一天，他的母亲在家织布，有人来告诉她，曾参杀人了。曾母不信道：

“我儿子不会杀人。”说完继续织布，坦然自若。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说，你儿子杀人了，曾母还是说：

“我儿子不会杀人。”说完仍旧继续织布，看上去似乎还是坦然自若。

但是，当第三个人来告诉曾母，你儿子曾参杀人了，曾母立刻就扔下手中的织机，翻墙逃走了。

这个故事在今天并不罕见。当人们、学者、文字、媒体众口一词的时候，人们便不自觉地接受了它们给出的结论，并进一步添油加醋地把这个结论传播出去，传播得更加邪乎。

文学杜撰就是添油加醋的方法之一。

注释：

[1]“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事，专任刑罚。”“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仇怨，溃而叛之”。

[2]“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互解，各自为制。”“是故亲疏皆威，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





二 文学杜撰误导后人


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文学杜撰，源头是司马迁，其后的枝杈则难以尽述。

司马迁在《史记》中至少有两处杜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是《史记·陈涉世家》中讲到陈涉造反的原因时，司马迁说是因为“失期法皆斩”；第二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到商鞅变法时，司马迁说商鞅制定的《秦律》规定，“不告奸者腰斩”。两处所显示的都是秦帝国法律的蛮不讲理，因而使后人相信秦帝国是暴政。

然而，这两处都是司马迁的文学杜撰，它们完全误导了后人。后人据此再进行文学创作，显示秦帝国更加蛮不讲理，直至残暴血腥。

“失期法皆斩”是无中生有

《史记·陈涉世家》这段文字是这样演绎的：

秦二世元年七月，征调居住在里巷左边的人去防守渔阳，一共有900人驻扎在大泽乡。陈涉、吴广都编入这次征发的行列中，并担任屯长。此时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了到达渔阳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法律该斩。

陈涉、吴广商量：“如今逃走是死，造反干大事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国事而死好不好？”

陈涉说：“天下受秦王朝统治之苦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皇帝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应该他来继位，应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屡次规劝皇上的缘故，皇上派他领兵在外驻守。如今有人听说他并没有什么罪，却被二世皇帝杀了。老百姓都听说他很贤德，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原是楚国的将军，多次立功，爱护士兵，楚国人都很爱戴他。有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有的人以为他逃亡在外。现在我们冒用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向天下人号召，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吴广认为很对。[1]

司马迁的这个故事给读者一个误导：你看，秦国的法律多么的严酷，仅仅是服徭役迟到，就要被杀头。如果不是误了期限就要杀头，陈涉、吴广不会铤而走险地造反。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段文字不可信，属于“程步读史原则”中不予采信之列。

不应采信的依据：陈涉、吴广不过是一群去渔阳戍边的民工，途中造反，六个月后就被杀身亡。没有史官在身边记录一言一行，也不会有新闻记者采访报道记录在案，两人密谋造反的对话竟然你来我往，栩栩如生，不可笑吗？

自陈涉起事之后，各地烽火连天，国家一片混乱，接着项羽推翻秦朝，焚烧咸阳，哪里来这样珍贵的历史资料？

不仅如此，司马迁的“失期法皆斩”还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记载相抵触。

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县城关睡虎地第11号秦墓，出土了1100余枚秦代竹简。这批竹简绝大部分保存完好，字画清晰。经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研究，大部分内容为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条文。学术界称之为“云梦秦简”、“睡虎地秦简”或“睡虎地秦墓竹简”。

根据这些秦简的记载，服徭役没有按期到达，是很轻的过失，甚至都不能称之为犯罪。

《睡虎地秦墓竹简·徭律》记载：“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

谇是训诫，赀是罚款。迟到5天以内的，只是训诫，也就是批评教育。迟到六天不足十天的，罚款一盾，超过十天的罚款一甲。

秦帝国的法律没有“失期法皆斩”呀？甚至都没有鞭打这样的人身处罚，怎么会严重得要杀头呢？

更何况，在出土的秦简中，还明确规定，“雨水，除兴”。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如果遇到下雨，徭役取消。[2]

从罚款一甲到斩首，差距太大，令人难以置信。何况迟到的原因是老天下雨，秦律已经明确规定，遇到雨水徭役取消。因此，陈涉不可能因为迟到而依法被杀头。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司马迁，还是出土的秦简？

当然是出土的秦简，因为睡虎地墓葬的主人不会想到两千年后有人看到这些秦简，而司马迁写下的文字却是要让人看让人信的。如果两者有一人作假，必然是司马迁，而不会是睡虎地的墓主。

“不告奸者腰斩”？信口开河甚是荒唐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变法制定了一系列繁苛细密的严刑峻法，其中有一条便是“不告奸者腰斩”。因为不揭发犯罪，就要被处死，并且是残酷的腰斩，难免不让人认定为暴政。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样荒唐的文字，后人居然深信不疑。

为什么说它荒唐？

在秦帝国的都城咸阳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家官驿被一个人撬门入室盗走了600钱。盗窃犯随即逃出咸阳城回到家中。罪犯的弟弟发现哥哥盗窃行为后，便劝哥哥赶紧投案自首。怎奈天色已晚，城门已闭，一家人只好吹灯睡觉明天再说。哪知天刚破晓，捕快破门而入，将罪犯人赃俱获。

一干人押到衙门之后，奇怪的一幕出现了。犯有盗窃罪的哥哥毫无疑问罪有应得，被判处脸上刺字劳动改造，这时，罪犯的弟弟突然扑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地说：

“请大人明鉴，我也参与了盗窃，请大人严惩。”

主审狱吏一拍桌子喝道：“胡说！本大人依法办事，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罪犯的弟弟继续叩头如捣蒜道：“大人，我真的偷了！”

主审狱吏道：“胡说！你说你偷了，在哪儿偷的？偷了多少？”

罪犯的弟弟语塞。片刻之后，转向自己的哥哥道：“大哥，看在我们都是吃一个娘奶长大的份上，你就告诉大人我偷了。拜托你就诬陷我一回吧！”

主审狱吏闻听大怒：“掌嘴！你想陷本官于昏庸无能、胡乱办案的境地？告诉你，本案证据确凿，驿站被盗600钱，失主指认盗窃犯只有一人，现在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话说？”

闻听此言，罪犯的弟弟一头扑倒在地，抱住主审狱吏的双腿大哭道：“大人，求求你了，我真的偷了，求求你就判我一个盗窃罪吧！我和全家一定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不行！”主审狱吏毅然决然地说，“要想本官冤枉好人，办不到！”

这可能是全世界都不曾见过的荒唐的审判。上述案例和情景是我杜撰的。可是，如果照司马迁所记载，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记载，这样荒唐的审判便会每天出现在秦帝国的衙门里。官吏们最挠头的将不是拒不认罪，而是抢着认罪。一人犯罪，将会有一家人，甚至一个村的人都抢着要做同案犯，为此不惜倾家荡产。

为什么呀？

根据《秦律》，偷盗660钱以下，处罚是脸上刺字然后服徭役。可是，如果知道这个人偷盗而没有举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却要受到死刑腰斩的残酷处罚。所以，那些知道犯罪而没有、来不及举报的人，为了逃脱一死，便只好一口咬定也参与了犯罪。制定这样的法律，岂不是鼓励和逼迫百姓都去犯罪？

看看出土的云梦秦简，我们便毫无疑问地知道，所谓“不告奸者腰斩”，是司马迁无中生有的杜撰。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有：“丈夫偷盗三百钱，告诉了妻子，妻子与丈夫一起饮食花费了这些钱，问如何论处妻子？回答：如果妻子和丈夫在偷盗之前没有共谋，则妻子按照收受赃物论处；如果妻子与丈夫有同谋，则按偷盗同罪论处。”[3]

如果秦国的法律真的是“不告奸者腰斩”，那还有什么必要需区分是否同谋？妻子“不告奸”腰斩，丈夫刺字劳改，岂不简单？

再举个例子，《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有：“犯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和他同居一室的人应当连坐受到处罚。奴隶犯罪，主人要连坐受罚；主人犯罪，奴隶则不用连坐受罚。”[4]

如果秦国法律真的是“不告奸者腰斩”，那还分什么奴隶和主人？犯罪分子依罪大小受处罚，而同居一室的无辜之人，则一律腰斩。怎么会有主人犯罪，奴隶不告奸反而不受处罚的优惠呢？

很显然，作为汉代的史官，司马迁要给陈涉造反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就要把秦帝国说得残暴黑暗。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是追随陈涉造反而得天下的，所以陈涉造反的理由一定要正当。只有陈涉的理由正当了，刘邦跟着造反，最后推翻秦帝国自己南面称帝，才合法服人。

汉要合法，秦就得无道。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从来不认为法是保护自己的，所以，从法上找个理由最能得到读者认同，于是便有了“失期法皆斩”、“不告奸者腰斩”的荒唐杜撰，接着，司马迁又杜撰了陈涉和吴广造反前的对话，让人觉得不反不行，如果换了你，也会造反，刘邦跟着造反是对了。造反有理。

形容词的潜移默化和司马迁文学杜撰的误导，使得后人对暴政说坚信不疑了。于是，带着这样的偏见，《史记》中本来是中性的文字，不利于暴政说的文字，也被后人断章取义地硬解释为暴政说的证据。

注释：

[1]《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皆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76页：“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水雨，除兴。”

[3]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可以论妻？非前谋殹，当为收；其前谋，同罪。”

[4]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160页：“盗及者它罪，同居所当坐。何为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也。”





三 断章取义，暴政说深入人心


《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吴广一向关心别人，去渔阳戍边的民工，很多人愿为他效劳出力。吴广和陈涉决定造反之后，为了能使众人跟随造反，吴广就想了一个计策：他利用民工跟自己关系不错的特点，专门等领队的校尉喝醉后，故意多次当面扬言要逃跑，以激怒校尉。校尉如果当众鞭打吴广，必然引起众人同情和不满，这时候再杀人造反，众人不得不跟随，大事可成。

果然，吴广数次挑衅之后，醉酒的校尉鞭打吴广，正好校尉的剑杵到吴广面前，吴广拔剑杀死校尉。在一旁早有准备的陈涉乘机杀死了另外一个校尉。[1]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是陈涉、吴广利用众人的信任预谋造反，接着吴广乘校尉醉酒，几次扬言要逃跑以激怒校尉，然后乘机夺剑杀人。

可是，后世文人受暴政说的影响，在著书立说时，一定要让读者认为是秦国的校尉残暴，于是，在很多关于秦帝国的文章中，就对上述文字断章取义，只引用“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不提吴广利用众人的预谋，也不提吴广有意乘校尉醉酒数次扬言要逃跑。同时又把这段文字中的“剑挺”两个字有意错误解释，造成印象是“校尉鞭打吴广，鞭打中校尉又拔出佩剑要杀吴广，吴广这才奋起反抗，夺剑杀死了校尉”，以此来证明秦帝国的暴政。

你看，校尉对百姓多残酷，当众鞭打吴广，可见这些去戍边的民工一定是经常挨打受骂。校尉又拔剑要杀吴广，完全是官逼民反。吴广是被打急了，为了不被杀，所以才夺剑杀了校尉。

许多人只看这种断章取义的文字，不免觉得言之有理。可是，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的上下文连起来看：“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再把不合理的解释改正过来，结论便完全相反了。

第一，明明是吴广有预谋地利用众人的信任，又乘校尉醉酒，故意激怒他，当众说要逃跑，而且是多次。头几次校尉并没有惩罚他，最后忍无可忍，加上醉酒，这才鞭打惩罚吴广。校尉的行为中规中矩，没有不当之处。吴广是无端滋事，预谋造反。这个是非应该正过来。

第二，整个冲突中，校尉没有拔剑要杀吴广的动作。司马迁的原文中写的是“剑挺”，把“剑挺”解释为“挺剑”，校尉拔剑要杀吴广，是故意误解，目的是把吴广杀人合理化。

“剑挺”和“挺剑”不是同一个意思。

挺，古汉语有拔出，突出两个意思。挺剑，是拔剑的意思，而“剑挺”，则是剑突出的意思，两者不能混淆。

故意把“剑挺”解释为拔出剑，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得校尉残暴，又打人又要杀人，这样吴广夺剑杀人才合理。可是这是错误的，不合文法，不合情理，也难以实施。

从文法上讲，“剑挺”意思很清楚，由于校尉鞭打吴广，身体转动，挎在腰间的剑正好突出在吴广跟前，白话就是杵到吴广跟前，这给了吴广夺剑的机会。

从情理上讲，校尉没有要杀吴广的意思，只不过吴广老是公开扬言逃跑，不予惩罚，容易引起别人效仿。

从实施的可能性上讲，校尉真把剑拔在手里，吴广不可能夺剑成功。剑是双面利刃，吴广不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

所以，这段文字记述的真实事件，正好和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校尉是守法的，遇到挑衅是忍耐的，吴广数次挑衅，校尉然后鞭打，惩罚也是适度的；倒反而是陈涉、吴广蓄谋造反，愚弄众人，数次挑衅，无端杀人，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注释：

[1]“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





四 引经据典时张冠李戴


“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往路上撒点灰土就要砍手。“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老百姓出门办事没有走在道路上，就要被杀。这些法律规定，是后人批评秦帝国严刑峻法和暴政的重要证据。然而却是张冠李戴。

《韩非子·内储说》记载，“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是商朝的规定。韩非子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这样的：

殷商时期法律规定，在公路上撒灰要处以断手的刑罚。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处罚过重，便来请教孔子。子贡说：

“撒灰于公路是很轻的罪过，而砍断一个人的手是很重的处罚。古人为什么这么残酷？”

孔子回答说：“不往公路上撒灰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被砍断手臂是人们很害怕的处罚。古人认为，让百姓做容易的事情而避免害怕的处罚，是很容易办到的，所以这样制定法律来推行。”[1]

根据韩非子的这段文字记载，再考察相关的中外典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并不是秦帝国的法律

早在殷商时期便有这样轻罪重罚的暴政，据此来批评秦帝国严刑峻法是张冠李戴。

（2）即使今天我们看来是残酷的法律，当时却被广泛认可

轻罪重罚的理念，在两千多年前，包括孔子在内的著名人士都是认可的，其目的并不是要砍手，而是要以此使百姓畏惧而不敢犯法。也就是说，轻罪重罚在当时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法制理念，就连孔子这样的儒家代表人物，也是赞成的。以此来批评秦帝国严刑峻法是暴政，脱离时代。

（3）轻罪重罚和严刑峻法，在那个时代被广泛运用

比如，根据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就记载，“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并不是秦帝国的法律，而是公元前3000年，黄帝制定的《理法》中的规定。行路不走在现成的道路上，就要被当作奸人处死。

比如，明末清初的董说在《七国考》中记载，公元前445年，魏国李俚的《法经》中规定，向王宫里张望要被砍脚，捡拾别人遗失的东西要被挖去膝盖：“窥宫者刖，拾遗者膑。”如果这样就是严刑峻法就是暴政，那么，那个时代的所有国家和政权都是暴政。

（4）西方平民参与的立法，同样实行轻罪重罚

即使是在西方，通过平民参与而建立的法律，同样实行的轻罪重罚。用今天的文明尺度衡量，同样是暴政。

《十二铜表法》是公元前451年古罗马共和时期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典。这部法典不是由古罗马帝国的君王制定的，而是由平民和贵族各五人组成的十人法典编纂委员会，在赴希腊考察法制后，共同编撰制定的。因法律制定后由青铜铸成，故习惯上称《十二铜表法》。

即使是这样一部由平民参与制定的法典，同样是轻罪重罚，残酷无比。

比如，第八表私犯第一条规定，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开唱有害的歌，处死刑。

第九条规定，已经达到结婚年龄的人，在夜间窃取别人的庄稼或在别人的地里放牧，处死并将尸体祭祀谷神。

第二十四条规定，暗地毁坏庄稼，处以死刑。

第三表执行第五条规定，欠债而无力偿还的，将欠债人拉去变卖，连续三个集日无人愿意买下欠债人并替他还债的，将欠债人处死。

《十二铜表法》的上述规定，其残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古代君王制定的法律。甚至唱歌都有杀头的危险。

而在秦帝国，通过出土的云梦秦简我们知道，欠债是可以通过做工来抵偿的。完全没有死刑的忧虑。做工期间如果自己不能提供食物和衣服，由官府发放，从劳动所得中扣除。如果抵债者中途死亡，所生债务一笔勾销，不延续至妻儿兄弟。[2]

（5）《秦律》没有如“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的轻罪重罚

现在我们知道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是殷商的法律，秦帝国是否沿用了类似的残酷刑罚呢？

考察云梦秦简，可以得出结论，秦帝国的法律没有类似“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的轻罪重罚。

举个例子，对于百姓犯罪来说，盗窃在那个时代是仅次于杀人的大罪。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盗就是盗窃，贼就是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治理百姓，最要紧的就是严惩偷盗和杀人。所以，李悝的《法经》第一篇就是《盗法》，第二篇是《贼法》。对于偷盗的处罚十分严厉。为什么要“拾遗者膑”？捡拾别人遗失的东西，就要被判处挖去膝盖骨的酷刑，李悝的解释是，因为这个人产生了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盗心”。

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对于偷盗别人庄稼，或者让自己的牲口偷吃别人牧草，都是处以死刑。

而秦帝国的法律，对于偷盗六百六十钱以下的罪犯，仅仅是脸上刺字然后服徭役。[3]

六百六十钱相当于多少？按照《秦律》规定，壮年男子劳动一天值8钱，如果一个月22个工作日，这笔钱相当于4个月的工资奖金收入。犯罪金额远远高于“拾遗者”和“盗牧者”，处罚却远远轻于魏国李悝的《法经》和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

而且，秦帝国的法律，也不是像“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那样希望用严酷的惩罚来制止犯罪，而是讲究罪罚相当，既往不咎。

比如云梦秦简的《法律问答》中提到一个案例，有人在大赦令下达之前，盗窃了一千钱，这个犯罪金额要远远高于前面的660钱，相当于半年的收入，可是，直到大赦令发布之后才被抓获，问对该罪犯如何处罚？秦帝国的司法解释是：不予处罚。[4]

如果按照“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以重罚制止犯罪的法律原则，盗一千钱的罪犯就应该判处死刑，以儆效尤，怎么可以因为他巧妙地逃避了逮捕，就不予追究呢？但是，《秦律》却是明确地两个字“毋论”，不予追究。让这个没有受到处罚的罪犯和所有被大赦的罪犯一样，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条法律还否定了后代批评秦帝国从来不赦免犯罪人的指责。

秦帝国的法律，也不是希望尽可能重的处罚犯罪。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有这样一个案例：罪犯甲偷了一只羊，拴羊的绳子价值一钱，问是否应该把绳索的钱计入犯罪金额一同量刑？司法解释是：因为罪犯甲的犯罪目的是盗羊，绳索只是牵羊所用，因此，不应该将绳索计入犯罪金额量刑。[5]

这一司法解释显示，秦帝国的法律并不是要尽一切可能来加重对罪犯的处罚。而“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的处罚，既不是秦帝国的法律，也显然与秦帝国的法律原则相违背。以此批评秦帝国轻罪重罚是张冠李戴。

注释：

[1]引自许嘉璐主编《诸子集成》2006年8月第二版1660页：“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2]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84页：“有罪以赀赎及有债于公，其弗能入及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63页。“及恒作官府以负债，牧将公畜生而杀、亡之，未偿及居之未备而死，皆出之，毋责妻、同居。”

[3]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150页：“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

[4]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167页：“或以赦前盗千钱，赦后尽用之而得，论何也？毋论。”

[5]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163页：“士五甲盗一羊，羊颈有索，索值一钱，问何论？甲意所盗羊也，而索系羊，甲即牵羊去，议不为过羊。”





五 最重要的证据解释错误


所有批评秦帝国是暴政的文章，几乎都会引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句话：“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

这句话，被后人当作秦帝国严刑峻法的最重要的证据，同时也被当作秦帝国横征暴敛的重要证据。引用这句话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解释：

“征调受过宫刑的人和罪犯七十多万人，分别去修建阿房宫，和营建骊山陵墓。”

是啊，如果这么理解这句话，是让人不寒而栗。秦始皇统一中国刚刚几年，就把那么多男人处以宫刑，还判处了那么多罪犯，可见刑罚过严，秦帝国暴政无疑；刚刚建国，就征用那么多人为自己修宫殿，修陵墓，所以赋税徭役一定很繁重，所以秦帝国崩溃的根源就是刑罚太严、赋税过重。

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推算，就算受宫刑的占一半，也有35万人，十分之一也达7万人，真是残酷至极。

然而，这种解释是错误的，问题就出在“隐宫”和“徒刑”两个词的解释上。

“隐宫”解释为受过宫刑的人，不通

首先我们来看“隐宫”一词，通常的解释都是把“隐宫”解释为受过宫刑的人，但是这样解释有两个问题：

第一，从文法上讲不通，“隐宫徒刑”四个字里，如果“徒刑”一词是指获刑之人，那受宫刑之人也是获刑之人，与徒刑之意重复，不合文法。

第二，把“隐宫”解释为受过宫刑的人，在其他文章中解释不通。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赵高，是赵国王族中远支的亲属。赵高有兄弟数人，都生于隐宫。[1]

如果把“隐宫”解释为受过宫刑的人，受过宫刑的人怎么能有孩子？而且不止一个？

把《史记·秦始皇本纪》“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中的“隐宫”一词，明确解释为受过宫刑的人，是出现在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他是这么解释的：“受完宫刑的人，要在阴暗的房间里养一百天，这个房间就叫隐宫，也叫蚕室，因为养蚕的房间都要阴暗通风。所以，隐宫就是指受过宫刑的人。[2]

唐代张守节的这个错误解释，不完全是他的责任，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徐广的《史记集解》，以及后来一个叫刘氏的人，源于刘氏对徐广《史记集解》牵强附会的错误解释。

《史记·蒙恬列传》在讲到中书府令赵高的出身时，有这样一句话：“赵高兄弟数人，皆生隐宫。”在这句话的后面，汉代徐广的《史记集解》解释隐宫一词曰：“为宦者”。“为宦者”是什么意思？徐广没有进一步解释。

“宦者”后人理解是太监。如果“为宦者”是指太监，那讲不通啊？太监怎么能生下赵高兄弟数人？于是后代就有个叫刘氏的人，他没闹明白汉代的宦者并不是后来人所说的太监，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可能宦者已经和太监同义了，于是他就力图把太监生儿子解释通。

他这么解释：“赵高的父亲犯了罪受了宫刑，他的妻子被收为官奴，这个女人不本分，跟男人野合生了赵高，还生了他的几个兄弟，生出来之后也把他们一起施了宫刑，这就是生于隐宫。隐宫就是宦官的意思，宦官就是被阉割之人，所以，隐宫就是指受了宫刑被阉割之人。[3]

刘氏没有留下名字，生平年代不详，反正是在汉代徐广之后，唐代张守节之前，所以推测是东汉末年至唐代之间的人，由此可见不是有名的学问家。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刘氏总算把“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这句话糊弄过去了。后人也就不假思索地这么跟着说下去了，反正这个解释能够骂倒秦始皇，能够证明秦帝国是暴政，这就够了。

可是如果我们细究，问题更大，更讲不通了。

宫刑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人犯了罪，罪不当死，可是又不能让他有后代，要让他绝了祭祀，断了香火，所以才施以宫刑。

宫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尚书·吕刑篇》中有“宫辟疑赥，吕刑篇罚六百锾，阅实其罪”的文字；又云：“爰始淫，为劓、刖，椓（即宫）、黥。”

鉴于上述记载，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

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

宫刑的最初作用，就是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后来应用范围逐步扩大。但是不管怎么变，对罪犯施以宫刑的目的，一个是让他不能乱搞男女关系，一个是要让他绝后。

现在好，对于赵高的父亲，两个目的都没达到，一个是要惩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赵高的母亲在豪门家为奴，却不停地跟人野合，一会儿生一个儿子，一会儿又生一个儿子。这官家就是再开明，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奴隶；另一个目的是要绝后，赵高的父亲不仅没有绝后，还生了那么多儿子，而且还都姓赵，岂不犯上？你是跟皇帝叫板是不是？让你绝后，你就要让皇帝看看，你就是绝不了我的后。

更可笑的是，赵高被宫了之后，也没有绝后，又生儿育女。怎么生儿育女？赵高的老婆也跟人野合？赵高的一个女儿还嫁给了阎乐。阎乐曾任咸阳令，相当于首都市长或者卫戍区司令。这咸阳令阎乐再不讲究，也不能娶个几代太监几代胡搞出来的女儿。更令人称奇的是，“太监”赵高后来还当了秦国的丞相！

这样解释无论如何都太荒唐！

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后人对徐广《史记集解》中“为宦者”这三个字的误解。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这是赵高被误解为太监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记载，“宦”，就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意思。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君王或者皇帝的亲近侍卫。宦籍，就是用来登录出入宫门者的登记册。

秦汉时代，不管是“宦人”“宦籍”，还是“宦官”，都没有太监的意思。我们常说某人出生在官宦之家，也不是说这人出生在当官的或者太监之家，而是说出生在做官人之家。所以，宦这个词，不论是先秦还是现在，都不等同于太监，不是被阉割的代名词。

当时，被施以宫刑的人称为“奄人”或“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或“宦阉”，定义非常清楚。根据这个最新的材料，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也就是皇帝的亲近之臣，而不是被阉割的宦阉。

这样一来，徐广《集解》的“为宦者”三个字的意思就清楚了，为宦者，不是当太监。隐宫不是代指太监，也不是代指受过宫刑的人。

隐宫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任职于宫中的官员居住的地方叫隐宫。隐宫也就代指在宫中任职的官员。

如此一来，“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也就解释通了。赵高的父亲在宫中为宦，所以，他的孩子便是“皆生隐宫”。

先秦，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前，人的职业基本上是子承父业，所以，赵高成年后，继续在宫中为宦。

所以，“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这句话中的“隐宫”一词，不是指受过宫刑的犯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在宫中任职的官员。

“徒刑”不等于“刑徒”

隐宫的意思搞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徒刑”一词。

“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中的“徒刑”一词，在这个句子中通常被解释为囚犯，获刑之人。可是如果是这个意思，两个字应该前后颠倒，应该是“刑徒”。“刑”在前，“徒”在后。刑为获刑，徒当人讲，从字面上可解释为服刑之人。

《秦始皇本纪》有“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征调三千服刑的囚犯砍伐湘山树。

而“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这句话中却是“徒刑”，“徒”在前，“刑”在后。这就不能解释为获刑之人了。

徒，在先秦时期有步兵、士兵的意思。

《诗经·鲁颂·閟宫》“公徒三万”，是指国家军队三万人。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率徒以往”，带领军队前往。

《礼记·祭义》“五十不为旬徒”，50岁以上不服兵役。

这里的“徒”都是军队、士兵的意思。

如果这样理解“徒”，意思就明确了。如果我们断句为“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则意思为：“调集宫内官员、军队和囚犯70余万人”；如果断句为“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徒刑者”三个字合并解释为“士兵获刑之人”。哪里来几十万被判刑的士兵？惟一的可能是六国战败被俘的士兵。

不管是把“徒刑”两个字分开断句还是合起来理解，“徒刑”二字都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刑事罪犯。这样的结论还有以下旁证：

第一，《史记》中多次称修骊山作阿房的这七十万人为“徒”，而没有“刑”字。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少府章邯向秦二世提议：盗贼已经打到跟前，而且势力强大，现在调集附近各县的兵力已经来不及了，‘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这里，章邯称筑骊山的人为“徒”，而没有刑字。“赦”字在古汉语中并不单指赦免罪犯。释放、放弃、减免也都可称“赦”。

《史记·陈涉世家》“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这里也是称筑骊山的人为“徒”，而不是“刑徒”。

第二，陈涉、吴广起事之后，少府章邯带领这些“徒”，去对抗陈涉的军队。这些“徒”迅速调动，能攻善战，不仅很快击败数十万陈涉、吴广军队，还打败了楚国名将项燕的弟弟项梁所率领的军队，杀死项梁。可见这些“徒”具有很好的军事素养，不完全是一般的刑事罪犯。

由于修阿房、筑骊山都是关系君王生前死后的生活问题，所以指派宫中负责皇帝生活的官员担任工程的领导和监督工作，合乎情理。

基于对“隐宫”和“徒刑”两个词的正确解释，“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这句话的正确含义应该是：

“抽调宫中的官员，征派部分军队或六国战俘以及囚犯，总计动用70万人，分别筑骊山陵墓和修阿房宫。”这样的解释才比较合乎逻辑，也符合情理。

不管怎么样，把“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牵强地解释为几年就宫了几万男人，判处了总计70万的罪犯，由此得出暴政的结论是错误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有很多学者对《史记》中数字的描述提出质疑。比如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动辄斩首10万，比如秦将白起坑杀赵军40万，比如王翦伐楚60万，再比如“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他们认为，这些数字被严重夸大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口的准确数字，见于《汉书·地理志》。据班固统计，西汉孝平帝时期，“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这是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和平时期的数据。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对战国后期，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总人口，做过一个估计，大约在两千万左右，除去妇女和儿童，即使50岁的老人也从军入伍，整个战国七雄可集结的军队，不应该超过总人口的5%，也就是100万，某个诸侯国的总兵力不会超过15万。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总人口是4亿，国共两党调动的军队总兵力不过550万，其中国民党正规军200万，其余地方武装230万，共产党120万，只占总人口比例的1%。著名的淮海战役，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投入兵力最多的人海战役了，国民党投入兵力80万，共产党60万。不到总人口的0.3%，最后共产党军队伤亡13万，国民党军队伤亡、被俘总计55万。双方伤亡被俘人数为总人口的0.17%。

基于这样的比例关系，考虑到战国时期冷兵器时代以人为主的战争特点，将《史记》所有的数据减去一个零比较符合实际，也有主张除2的。

让我们再回到暴政这个主题上来。对秦帝国产生暴政的误解，除了上述人为的因素之外，时代的变迁，文明的进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当今天的人们看到秦帝国那些残酷的刑罚种类时，难免不对已经有的暴政误解深信不疑了。能够动笔杆子的人，难免不加入到对秦帝国口诛笔伐的行列中去。

注释：

[1]“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

[2]“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阴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

[3]“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宫’。谓‘隐宫’者，宦之谓也。”





第二节

残酷刑罚种类的误导


秦帝国的刑罚种类有：笞，鞭打；髡，剃去头发；迁，流放；黥，在面上刺字；刖，断足；宫，阉割生殖器；劓，割鼻子；戮，斩首；磔，车裂；族，夷三族。另外，秦自商鞅之后，又有了什伍连坐的处罚。

单看到这些残酷的刑罚种类，再加上形容词和断章取义的误导，是容易让人产生暴政的误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 这些残酷的刑罚古已有之，列国都在使用


秦帝国所有的刑罚种类，并非发明于秦国，而是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列国都在使用，在那个时代这是天经地义。

楚怀王割美人鼻子

《战国策》中有一个楚怀王劓美人鼻子的故事。

美人郑袖是楚怀王的宠妃，生性妒忌多疑。一次魏王给楚王送了一位美人，楚王非常高兴，郑袖则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怀王喜欢美人，郑袖也不敢造次。于是郑袖假装逢迎美人，把好吃好玩锦绣霓裳，全都拿来送给美人，对美人的关心不仅美人感激，楚王也大为感动道：

“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悦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所以事亲、忠臣所以事君也。”

消除了楚王的顾虑和美人的戒心后，郑袖对美人道：

“大王很喜欢你，只是你的鼻子不太好看，大王不太喜欢。今后你见大王时，应该把鼻子捂住，这样大王就会更喜欢你了。”

美人信以为真，就照着郑袖的嘱咐去做。楚王觉着奇怪，就问郑袖：

“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

郑袖回答道：“她嫌大王口臭。”

楚怀王大怒，于是下令割掉美人的鼻子。

割鼻子的劓刑，早在夏朝初期就已在使用。

《尚书·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

《周礼·司刑》说“夏劓千”。

商周时期，劓刑也被广泛使用。《尚书·盘庚·蔡传》记载，商王盘庚迁殷时，曾严厉警告他的臣民：“如果违法乱纪，轻者处以劓刑，重者满门抄斩。”[1]

战国诸史中，秦国史料最多，但是史料中却找不到秦始皇劓过谁的鼻子。

西周时期即有车裂等五刑

早在秦帝国建立之前的西周，就已经设有车裂等五刑。除此之外，还有秦律中没有的，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车裂之刑古时称为辕或车辕。

《周礼·秋官·条狼氏》中云：“誓驭曰车轘。”前人注解说：“车轘，谓车裂也。”可见，早在周代就已实行车裂之刑。

春秋时，诸侯混战，各国君主对那些弑君犯上的乱臣贼子加以处罚时，就采用车裂的刑法。

公元前694年，齐国就有车裂记载：“轘高渠弥。”齐国车裂处死高渠弥的时间，早于秦国车裂商鞅357年。早于秦帝国470年。

公元前598年，楚国伐陈，将夏征舒“轘之栗门”。

公元前551年，楚国“轘观起于四竟”，等等，都是车裂之刑的实例。

另外，周敬王时的名臣苌弘含冤而死，《庄子·胠箧》篇和《韩非子·难言》篇都说他是被抽肠致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车裂而死。《淮南子·汜论训》云：“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据此，苌弘很可能是先被车裂，之后又被抽出肚肠。

这些记载说明，至少从周朝开始，诸侯列国都经常使用残酷的车裂之刑。

吴起被杀，连坐大臣70余家

夷族和连坐是战国时期最残酷的刑罚。

夷族就是满门抄斩。秦帝国的夷三族，包括本人夫妻全家，父亲夫妻全家，以及成年儿子夫妻全家。

连坐是相关人员即使无罪也同罪论处。连坐人员包括共同责任的同僚，在同一保甲居住的居民等。

夷族的刑罚最早始于夏朝初期。《尚书·甘誓》就有：“听令拼命立功，则在祖宗神位前奖赏，违令怕死畏战则在祖宗神位前戮杀，还要杀戮其子，连及妻女。”这就是最早的夷族。[2]

商汤伐桀之时也曾作《汤誓》，也有“予则孥戮汝”的夷族之词。

商盘庚迁殷时曾用刑恫，威胁以“劓殄灭之，无遗育”。这也是“夷族”。

连坐出现较晚，最早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685年，管仲在齐国任相国的时候，就在齐国实行连坐。这个时间早于商鞅变法326年，早于秦始皇439年。

《管子·立政》中记载：管仲将齐国的百姓五户编制为一“伍”，设伍长。五伍合为一里，设里长。每个里四周筑墙，只留一条与外界相连的通道。一家犯法，其余四家有罪。一里之内有人犯法，里长连坐。

至此，连坐的的法律开始在诸侯列国逐渐实行。

秦国的夷族和连坐最早见于商鞅变法制定的《秦律》，而商鞅的秦律，则是参考修订于早其60年的魏国大臣李悝的《法经》。因此，夷族和连坐不是秦国的发明，也不是只有秦国使用。一人犯法，三族有罪，一人犯法，乡里连坐在当时是天经地义。

战国时楚国著名的连坐案例有：吴起死后，因谋害吴起而被杀的大臣有70多家。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这件事情：

吴起是卫国人，善于用兵。曾经在鲁国担任将军。强大的齐国出兵攻打弱小的鲁国时，鲁国用吴起担任主帅，结果吴起指挥弱小的鲁国军队，大败齐军。

鲁国的大臣嫉妒吴起的才能，便在鲁国君面前挑拨，吴起被弃而不用。吴起听说魏文侯贤明，就到了魏国。魏文侯用吴起为主将攻打秦国，大败秦军，夺取了五座城池。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廉洁不贪，待人公平，得将士人心，遂任命他为西河太守，以抗拒秦国。吴起在魏国做西河太守，取得了很高的声望。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公叔座任宰相，并娶了魏武侯的女儿为妻。公叔座畏忌吴起，他的仆人看出主人的意思，便进言道：“吴起不难赶走。”

公叔座问：“怎么办？”

仆人说：“吴起为人有骨气而又喜好名声。您可找机会先对君主说：‘吴起是个贤能的人，而您的国土太小，又和强大的秦国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君主会说：‘那可怎么办呢？’您就趁机对君主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就一定会推辞。’等到君主答应了，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当面鄙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就一定不会娶君王的女儿。’”

果然，吴起见到公主如此蔑视身为宰相的公叔座，就谢绝了魏武侯的提亲。这样一来魏武侯就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

吴起怕招来灾祸，就离开魏国，到了楚国。

楚悼王一向听说吴起贤能，吴起一到楚国就任命他为宰相。果不其然，吴起明确法度，令出必行，裁减无用的冗员，削减王族的例供，用节省的钱来抚养战士，加强军事，揭穿往来奔走的游说之客。于是楚国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吞并了陈国和蔡国；打退了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向西又攻打秦国。诸侯各国对楚国的强大感到忧虑。然而楚国国内的王公大臣们却反对吴起，都想谋害吴起却又忌惮楚王的信任。

不久楚悼王死了，于是王公大臣就发兵攻打吴起，措手不及的吴起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伏在悼王的尸体上。攻打吴起的人趁机用箭射死了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

不久太子继位，等把楚悼王安葬停当后，就下令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射杀吴起而被连坐灭族的有70多家。[3]

射杀吴起的都是王公大臣，而楚悼王的儿子即位以后，不仅杀死了这些王公大臣，还连坐夷灭了“七十馀家”。如果每个贵族的三族家人以100人计算，连坐夷族的人至少达七千人。

吴起是公元前440年至381年人，而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是在公元前359年。也就是说，楚国因为吴起而生的这起连坐夷族案，早于秦国制定连坐法律22年。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细察春秋战国的历史，便会发现，今天我们认为残酷无比的刑罚，在当时就是对犯罪之人的正常处罚，天经地义。不仅秦国，不仅中国，全世界范围内都如此，那是文明落后造成的现状。

如果我们再细察战国诸侯的史料，把它们与秦帝国的史料相比较，我们还会发现，秦始皇对罪犯残酷处罚的案例，远不及其他诸侯列国的君王。秦始皇除对嫪毐处以夷三族外，尚无其他夷族案例。嫪毐谋反，依秦律当夷三族。

没有史料记载秦始皇像汉武帝那样对大臣施以宫刑。

没有史料记载秦始皇像齐威王那样对众多无罪大臣施以烹杀之刑。

也没有史料记载秦始皇像楚王和魏王那样，对美人和孙膑处以过割鼻子和挖膝盖的劓刑、膑刑。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断言，秦帝国法律比其他诸侯国宽仁，但至少我们不能认定它比其他诸侯国严酷。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注释：

[1]“及暂时所遇为奸为宄掠行道者，小则以劓，大则殄灭之”。

[2]“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3]《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馀家。”





二 残酷的刑罚多被沿用，且变本加厉


虽然今天的人们大多不能接受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残酷刑罚，但是不幸的是，这些刑罚基本被汉代沿用，后世虽然取消了有些刑种，但又有新的刑种出现，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前代。文明的缓慢进步，远赶不上人性中残忍的本性借助权力和战乱所造成的无度释放。

车裂之刑，至南北朝仍有使用的记载

《汉书》中记载，彭越是汉初开国功臣，刘邦采纳吕后意见，以谋反罪把他车裂处死，并灭族。然后命人把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分装在口袋里，送给黥布等其他将领。

汉末农民战争时，马元义在京师谋划响应张角，并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定于三月五日动手，因唐周告发，马元义失败，车裂于洛阳。

三国时吴国末年，吴主孙皓也使用过车裂之刑。孙皓在位时，有一段时间民间传言，孙皓死后，齐王孙备和上虞侯孙奉两人中当有一人继承帝位。孙备母亲的坟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认为这样的传言事出有因，就主动给孙备的母亲扫墓，为自己预作打算。孙皓听了这件事，就命令逮捕张俊，将他车裂处死，并夷三族。

这些车裂的案例，距离秦帝国最远已经有500年了，500年，人类的文明仿佛原地踏步。

东晋时期在西北割据的诸侯国前秦，建元三年（公元367年）发生一件事，有官员奏报说，某人偷窃了他母亲的钱财被官府抓获，打算把这个人流放到边远地区。前秦王符坚的母亲太后苟氏听说此事，大怒道：罪例三千条，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应该把这不孝之子在市朝处死，为什么却要把他流放到远方去呢？难道中国之外能有无父无母的地区吗？于是符坚下令将这个不孝之子车裂处死。

隋朝建国后，杨坚曾废除了车裂等酷刑，但随后隋炀帝杨广又恢复。

唐代末年，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十二月，朝廷将司空柳灿贬为登州刺史，将太常卿张廷范贬为莱州司户，第二天，又下令将柳灿斩首，将张廷范车裂于都市。

五代时期的将军李存孝被车裂处死。五代时期距离秦始皇已经过去了1100年了。

李存孝本名安敬思，后拜李克用为义父，改名为李存孝。李存孝少时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被视为五代时期第一猛将，封十三太保飞虎将军。

《旧五代史》记载，李存孝“骁勇冠绝，常将骑为先锋，未尝挫败，每战无不克捷”。后李存孝被人诬陷造反，被他的义父李克用镇压后擒获，在太原“车裂于市”。

直到辽代，还曾规定，对“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

元代盗牛马者处劓刑

劓刑，汉代初期一直被采用，到了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刘恒曾下诏废除肉刑，改劓刑为笞三百，从此，作为一种正式的刑罚，劓刑被废止。但是南朝梁时，又恢复劓刑，用劓刑取代某些死刑。后在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梁武帝萧衍下诏：“世轻世重，随时约法，前以劓刑，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路已壅，并可省除”。于是劓刑再次被废，同时被废的还有黥刑。

此后，在正式的刑罚中，只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劓刑，如唐代的吐蕃就曾广泛存在劓刑，两宋年间的金国也规定，对于犯重罪的要割掉鼻子或耳朵，以别于一般平民。

蒙元时期，元顺帝也曾下诏：偷盗牛马者割鼻子。盗驴骡者脸上刺字，再犯类似罪行，割鼻子。盗羊猪者在脖子上刺字，再犯者在脸上刺字，三次犯此罪处死。[1]

元顺帝距秦始皇1500年，距离今天我们的文明社会只有600多年。人类直到600年前，还在使用这些残酷的刑罚。

汉代发明凌迟酷刑

汉之前，杀人都是以处死为目的。车裂只是对观刑者产生恐吓作用，受刑者并不会有太多的痛苦。即使是烹刑，将犯人扔进锅中煮死，犯人也挣扎不了多一会儿。

然而到了汉代，原来仅为斩首的大辟，开始演变成一种先割后杀的死刑。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接着割掉鼻子，然后斩下左右脚趾，再用竹杖活活打死，最后砍下头，把骨肉剁碎，在街市上陈列，称之“具五刑”。

大辟之刑后来就演变成了凌迟，并成为后代经典的死刑处罚。凌迟就是碎刀割肉而死，正式产生于五代，其残酷程度，犯人所受痛苦，对观刑者的威吓远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车裂。凌迟的刀数有多有少，少则120刀，多则数千刀。

史书记载，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江淮捕盗官捉到6名劫盗犯，立刻就地凌迟处死。

明代凌迟规定为360刀。明朝中叶时，太监刘瑾被处以凌迟之刑，曾经受其祸害的人家大送金银给刽子手，请多剁刘瑾几刀以出怨气。当时的监斩官张文麟曾将行刑过程详细记载下来：“凌迟刀数例该3357刀，每10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357刀。”

如果凌迟例该十日毙命，那每一刀既要割下肉来，又不能使犯人致死。如果十日未到犯人毙命，则行刑的刽子手将被治罪。

到了清朝，康熙初年就在《大清律例》中明定凌迟刀数，分为24刀，36刀，72刀，124刀四种！只准减刀，不准接受被害人家属请托，随便增刀。

可以这么说，凌迟是比所有秦始皇时代的刑罚都要残忍的酷刑。可是，这种残忍的酷刑距离我们今天只有100多年。

汉末又生酷刑剥皮

剥皮最早见于记载的有三国末期吴王孙皓，他是孙权幼孙，继兄孙休为吴主，喜欢剥人皮。他的佞臣孟绰，媚上欺下，被他识破，一怒之下叫人把孟绰的整张面皮剥下来。后来孙皓降晋，在他后宫搜出十多张完好整张面皮来。晋朝的太尉贾充问他，为什么要剥人面皮？孙皓说：有些人胁肩谄笑，一副嘴脸，皮厚且韧，所以把它剥下来以示儆惩。

元世祖诛阿合马之子阿散，曾将其皮剥下。

明太祖朱元璋，灭群雄定鼎金陵之后，为了整肃贪污曾下令，大小官员，凡是受贿在六千两以上的，不但枭首示众，而且要把犯人全身的皮剥下来，再用稻草把人皮塞满陈列，以儆效尤。行刑之处盖一间小庙，奉祀土地公，称皮伤庙。

南北朝发明变态酷刑木驴刑

木驴刑最早记载于南北朝，至清代仍有使用。据说这种刑具是专为犯淫罪的女人设置的，同时也包含与奸情有关的直接责任人。最早名“木马”，也叫刺马。马背上竖着尖端朝上的大铁钉，女犯被裸身绑缚在木马上，让尖钉刺入阴部游街示众。差人则推着木驴在大街上行走示众，木驴颠簸，女人的阴部直接触驴背上的尖锋，被其剐割。两脚被束缚得严严实实，既坐不好也站不起，女犯哭喊声惨绝人寰。据说木驴的发明者是中国历史上口碑极好的神判施世纶。在《施公案》中，这位老爷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看客们快感十足，谁让那女子淫荡，这下，做鬼也是做爱的姿势！

有些时候，官府让女犯骑木驴只是一种附加刑罚，这种木驴一般不会置女犯于死地，纯粹是用于羞辱和增加女犯刑前的痛苦。

唐代兴起逼供无辜的拶刑

后世还发明了许多刑讯逼供的酷刑，比如火烙、穿刺、庭杖等，拶刑也是其中之一。拶刑兴起于唐朝，延续至清朝，是对尚不能确定有罪的人施用的一种逼供的酷刑。拶是夹犯人手指头的刑罚，故又称拶指，官府对犯人惯用此刑来逼供。很多本身无罪的人往往因为无法忍受十指连心的疼痛，最后都被屈打成招，无辜地死在刑场上。

文明的进步一点也没有改变人性中的残暴。后代的酷刑比之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既然历朝历代，其刑罚的种类都一样的残酷没有人性，为什么历朝的文人都闭口不提本朝的残暴，而都把口诛笔伐的矛头指向秦帝国？

有人解释道，虽然历朝历代对犯人的惩罚都是一样的残酷，但是秦帝国的法律太细太密，所谓法律繁苛细密，百姓动辄触法。百姓一旦犯一点小错，就会受到很重的处罚，而且不能赦免。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其中煞有介事地举例道：一次偷窃，就要被砍掉一只手，再偷，砍另一只。说谎要被割舌头。一次犯罪，就要在人身上留下记载，轻则刺字，重则割鼻子等。然而，我翻遍能够到手的史籍，却没有找到能够证明上述处罚的证据。由于工作的便利，我曾较真地给这本书的作者打电话请教，问其史料出处，他却支支吾吾，说是转录别人的文章，记不清了。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位作者的文字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秦国的法律并不是轻罪重罚，也不是不能赦免。那么，后世批评秦帝国是暴政，是否是因为秦帝国的法律太细太密，使得百姓一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从而遭致怨恨呢？

答案是否定的。批评秦帝国法律繁苛细密，从而引发百姓动辄触法，既是对秦帝国法律缺乏了解，更因为言者对法律无知。

注释：

[1]“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





第三节

《秦律》繁苛细密是误解


“繁苛细密”这个词，实际上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法律细密。第二，法律苛刻。

关于《秦律》是否苛刻的问题，我们已经在本章前面的文字中有所涉及。得出的结论是：

秦帝国的法律并不是轻罪重罚，并不是希望以加重处罚来制止犯罪。比如“弃灰于道者断其手”、“不告奸者腰斩”等；

秦帝国的法律在对犯罪的处罚上，比殷商的法律、魏国的法律、黄帝的法律，以及古罗马帝国的《十二铜表法》要轻，要宽；

秦帝国的法律并不是一味地要把罪犯往重罪方面处罚，而是区别对待。

那些被后人反复引用、让人明显觉得蛮不讲理的法律条文，都不是秦帝国的法律，而是以讹传讹的产物。

因此，说秦帝国的法律苛刻，缺乏证据。

我们下面要着重讨论的是：秦帝国的法律是否真的太细太密？太细太密的法律是否真的会造成百姓动辄触法？太细太密的法律究竟是有利于百姓，还是有利于执法者？





一 法是细密具体好，还是粗放笼统好？


的确，考察后来秦帝国的法律，确实种类繁多，前所未有：《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田律》、《仓律》、《工律》、《徭律》、《金布律》、《军爵律》、《关市律》、《工人程》、《均工》、《司空》、《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邦属》、《除吏律》、《游士律》、《除子弟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屯表律》、《戍律》、《厩苑律》、《效律》等有二十多种。

《秦律》的条款，涉及当时上至宫廷，下至百姓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非经过专业学习，不能熟悉掌握。所以，一说“秦法细密，百姓动辄触法”，大家都点头称是。

所以，汉代以后的人就描写秦国百姓的悲惨生活：刑者半道，死者日积。路上的死尸覆盖了一半的道路，并且每天都在增加。

“劓鼻盈蔂，断足盈车”。刑罚削下的鼻子得用箩筐来装，砍下的脚要用车来拉。

“赭衣塞路，有鼻者丑，故百姓惊骇，不知所归命”。城市里，囚犯堵塞了道路，由于大多数人都犯罪被削掉了鼻子，反而觉得有鼻子的人相貌丑陋了。百姓整天生活在惊恐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真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仅仅用后人的评价来否定法律太多太细还不够，《史记》中，司马迁还用了一个小情节来加深读者的印象，从情感上征服读者。由于秦帝国的法律来源于商鞅变法，因此，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就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

“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班人告发商鞅要造反，于是秦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逃跑到边境关口，想住旅店。旅店的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对他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闻听此言，商鞅仰天长叹道，‘唉呀！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1]

看看，由于法律种类太多，制定得又太具体细密，以至于商鞅自己都无法钻法律的空子。这就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商鞅最后因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未能逃亡成功，最后被车裂处死。

这个小情节一举两得：既从感性的角度回答了法律太多太细不好这个问题，又让商鞅咎由自取解了读者的心头之恨。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是对法律细致具体的误会，也是对秦帝国自商鞅以来制定的《秦律》的误会。

（1）《秦律》主要是大民法

中国人对法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一提到法律，马上想到的是被法管制，被法惩罚。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原因，就是因为几千年来，历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对商鞅变法的错误解读，以及妖魔化的渲染。

中国的法制传统家喻户晓的源头应该是商鞅变法，而至少从司马迁开始，商鞅的法制就被妖魔化为严刑峻法、“失期、法皆斩”、“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不告奸者腰斩”等不合情理的，血腥的对百姓的惩罚。这就使得老百姓潜意识中始终把法看成是给自己带来限制、痛苦和不幸的枷锁。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一直以来重刑轻民。从公元前3000年的黄帝，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法律一直强调的是刑法。而一提刑法，展现在老百姓面前的就是犯什么罪要判三年，犯什么罪要杀头。所以，人民畏法，对法律抵触。

这也就产生了上述文人学者的结论：秦律细密，人民动辄触法。

其实，秦帝国的法律，从占据的篇幅来看，主要是大民法。

现代法律主要有两个部分：刑法和民法。通俗地讲，违法犯罪的事情归刑法；老百姓之间的利益关系，归民法。

民法又有大民法与小民法之分。小民法在中国来讲，就是《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内容：婚姻、继承、公民财产处置。而大民法则涵盖所有不属于刑法的法律关系。经济法、行政法、环境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劳动人事法、交通海事法等，都可以归于这个范畴。

从法律的发展历史来看，刑法出现早，而民法涵盖面广。民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刑法。当今社会，没有一个人不与民法发生关系。

考察秦帝国的法律，其主要核心是大民法，内容涵盖秦帝国生产生活各个方面：

《田律》《仓律》等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法，《戍律》兵役徭役法，《金布律》《效律》货币度量法，《均工律》手工业者培训管理法，《置吏律》《除吏律》干部管理法，《工律》产品质量标准法。另外，《工律》《工人程》《效律》《司空律》等法律，对手工业制造，及手工作坊的运行、生产、原材料用量、产品规格、产品质量、工人工作量进行了法律规范。

比如《司空律》规定，对车辆保养和修缮，平均每辆车用胶一两。脂三分之二两。此项规定旨在既保证修缮质量，又杜绝浪费和贪墨。

在《秦律·工人程》中，对每个劳动者的工作量进行了规定。比如有这样的条款：冬天从事手工生产，其劳动定额可以适当放宽，三天收取相当于夏季两天的产品即可。

考察秦帝国的《秦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秦始皇的法治思想，早已经远远超过后世批评他严刑峻法、繁苛细密的人。

当这些人两千年来，一直把法律当作统治者惩办和镇压的工具，并以此无中生有地批评秦始皇时，秦始皇却已经把法提升为保障国家、社会、各阶层、各行业顺畅运行的行为规范。

法，调节各行各业生产关系；

法，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法，调节国家需要与个人生存需要的关系；

法，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法，当然也调节君王、大臣、官吏、百姓之间的关系。

秦始皇的这些法制思想，在他的刻石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秦始皇二十八年在泰山刻石，其中明确提出：“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其意思是：推动国家运转，使各行各业协调发展，现在都有法律依据了。

琅邪刻石有：“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意思是说：公平的法度，是万事万物的纲纪，只有这样，才能彰明人事的规矩，使得子孝父慈。使人际关系融洽。

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等等，这些勒石文字，都是强调整个社会的运行要有法可依，公平的法律是包括老百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准则。

秦始皇的法制思想，是直到今天我们许多人所不能企及的。

（2）法越细密，百姓越不容易触法

法律越细密具体，百姓触犯法律的可能性越小，而官员的执法难度越大；越粗放笼统，百姓触犯法律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官员执法难度越小。

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同意我的这个结论，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最能说明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开始。有一个村子里一对农民夫妇闹矛盾，妻子一气之下提出离婚，丈夫不答应。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丈夫试图用强力和妻子性交。妻子不干挣脱往外跑，丈夫紧追。

结果是跑出村子很远之后，丈夫终于追上了妻子，并在附近一个没有建成的民宅内，强行发生了性关系。

夫妻打架，自然会引来许多人围观，再加上女方哭喊呼救，因此，当这个男性农民和自己妻子性交时，也就有很多人围观。据说男女老少有100多人。

有人报了案，公安局逮捕了男性农民。

这个案子在当地影响很大，报上去之后各方人士都很气愤。一位主管政法的领导一拍桌子，要法院判处死刑。

应该说，这位领导的这个指示是有问题的。不能以权代法，不能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

然而，这位领导的这个指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80年代初的中国，当众接吻还会被批评为有伤风化。留长发，穿包屁股的裤子甚至可能被开除公职。当众性交，那该是多大的罪过？

还有一点，由于看热闹的人很多，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两人是夫妻，以为是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这不严惩怎么能行？

于是，法院按照领导的意见，把这个男性农民按照强奸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案件报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看，不行，夫妻间发生性关系，不能认定强奸罪。强奸罪如果不是轮奸，没有伤及性命，也不能判处死刑。法律也没规定，夫妻如果在公共场合性交就要判处死刑。

于是，最高法院把这个案子发回重审。

当地法院作难了。一面是主管领导要判死刑，当地民众也义愤填膺要严惩罪犯，一面是最高法院不同意，说量刑不当。

当时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开始，司法独立还没有彻底形成，很多法院审理重大案件，还要请示主管政法的领导。

怎么办呢？

后来，法院找到了一个办法，改以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流氓罪判处这个农民死刑。

流氓罪的最高刑罚可以判死刑。流氓罪又是一个很笼统的罪名。打架斗殴，污辱妇女，不正当性行为，都可以定为流氓罪。当时司法界就曾流传一句顺口溜：“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后来司法界意识到这个问题，在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中，流氓罪就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细分的强制猥亵罪、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

上述这个案例，可以很有代表性地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法律细密具体，比粗放笼统好。

法律粗放笼统，有利于司法者、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处置百姓，而不利于百姓守法抗辩。

而法律细密具体，则增加了司法者、统治者处置百姓的难度，有利于百姓依据法律为自己据理力争。

如果那个农民是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案》公布实施之后，犯下上述罪行，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

第二个结论：学者说《秦律》细密具体，导致百姓动辄触法，其实是对法律无知的表现。

法律定得越细，百姓触法的可能性越小。

举个例子：

如果法律甲规定，乱扔废物罚款100元。

那会怎么样？可能人人都会犯法。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难免不会随手扔掉无用的东西。

法律乙细化了：往道路上乱扔废物罚款100元。

犯法的人就会大幅减少。为什么呀？我只要不把废弃物扔在路上，我扔在墙角，扔在草坪上，便不违法。

法律丙更细化具体了：往路上乱扔废纸，罚款10元；乱扔果皮，罚款50元；乱扔灰土，罚款100元。

触犯法律的人就会进一步减少。往路上扔废纸、果皮、灰土违法，我扔个破布你不能说我违法吧？我有一台旧电脑不要了，我扔在路上你也不能说我违法。

即使有人把废纸扔在路上，触犯了法律，其得到的处罚也会轻于法律乙。按照法律乙要罚款100元，而进一步细化具体的法律丙只罚款10元。

（3）刘邦“约法三章”和秦律繁复细密，谁更合理？

刘邦原来是秦始皇的臣民，后来造反，攻进咸阳之后，刘邦曾经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同样伤害的处罚，偷盗者处以相同财产的罚款。其余秦法一律废除。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对于上述约法，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认识是：刘邦废除了秦帝国的细密法律，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法律宽松了，处罚减轻了，老百姓犯法的可能性小了。

可是，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区别分析。

第一种情况，“约法三章”之外的犯罪如何处罚？

按照逻辑推理，应该是“约法三章”之外的所有犯罪不受惩罚。可是，实际情况会是这样吗？当然不会。

韩信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如果按照约法三章，就算韩信谋反，只要没杀人，就不应该受到惩罚。“约法三章”里没有啊。可是韩信一定会受到惩罚。结果是韩信在没有任何谋反举动的情况下，被斩首并夷灭三族。

张三烧了李四的房子，“约法三章”里没有，应该不受到惩罚。但实际上张三也一定会受到惩罚。怎么惩罚？“约法三章”里没有，按照族规乡约，双方权势，杀头的可能都有，而且周围的人都会认可。为什么会认可？因为这是明显的犯罪，如果不予惩罚，必然蔓延而殃及自己。

所以，第一种情况的结论是，“约法三章”之外的犯罪一样会受到惩罚。由于无法可依，惩罚可能更加暴虐。

第二种情况，“约法三章”之内的犯罪，其处罚是重于细密的秦律，还是轻？

我们就分析“杀人者死”这一条。

我们假设，现在有十个人杀人了。杀人的原因自然会有不同。这十起杀人案件中，有三起是盗窃被事主发现，盗窃犯杀人致死。有两起是婚外情引发杀人致死。还有五起是因琐事争吵互殴致人死亡。

如果按照刘邦的“约法三章”，毫无疑问，这十个人都要被判处死刑。“杀人者死”，百分之百被处以极刑。

可是，如果按照秦律细密的法律，有人却能活下来。杀人，却没有触法。

举一个人们熟悉的案例：西门庆去武大郎家，与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淫乱，武大郎的弟弟武松进门撞见，恼羞成怒的西门庆拔刀刺杀武松，不想却被武松一拳击中要害毙命。按照刘邦“杀人者死”的约法三章，武松就得依法被判处死刑。可是，如果按照秦帝国的法令：“夫为寄豭，杀之无罪”，西门庆与武大郎的妻子淫乱，杀死不为犯罪。法细了，条文多了，武松杀死西门庆反而不触法了，不用受到死刑处罚。

十起杀人案件，按照秦帝国细密的法律，反而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不会受到死刑的处罚。

所以，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刘邦的“约法三章”，更容易造成百姓触法，处罚更严厉。

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法律越来越细密具体。细密具体的法律限制了执法者的权力，保障了百姓的人权。

批评《秦律》法律细密导致百姓动辄触法，是后世学者想当然的论断，显示出来的是既不懂法，也不负责任。

（4）《秦律》细密具体，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

法律的发展，总是由无成文法到成文法，由粗放笼统到细密具体，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无成文法的时候，法律装在统治者的肚子里，统治者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被统治者毫无自救之力。有了成文法，情况便不同了，统治者想要胡作非为，就得想尽办法在成文法里找依据，不能随心所欲了。法定得越细密，找起依据来就越难。所以，出于统治者的利益，是希望法律越粗放越好，没有成文法更好。

《秦律》细密具体，其实是限制了统治者的行政权力，有利于保障百姓的权利。

举个例子：有个人负责看管仓库，结果仓库漏雨导致一千石粮食霉变不能食用，损失巨大。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上级主管一怒之下，将其斩首，行不行？行。冤不冤？不冤。

可是，现在《秦律》细密具体，对于这样的过失有相关规定：“造成这样的严重损失，主管人员罚款一甲。”[2]

按照这条法律，仓库保管员就没有杀头的风险了。上级主管想要杀他的头，他就要跟你争一争了，也有据可争了。

所以，正确的结论应该是：《秦律》的细密具体，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秦律》的细密具体，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我们对此，应该大力褒扬！

注释：

[1]《史记·商君列传》：“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

[2]《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屚朽禾粟，及积禾粟而败之，其不可食者不盈百石以下，谇官啬夫；百石以上到千石，赀官啬夫一甲。”





二 《秦律》首现保护罪犯人权的条款


与后世对秦帝国严刑峻法、轻罪重罚的批评相反，《睡虎地秦墓竹简》显示，由于有着比较严谨的法律条文，使得秦帝国在处罚罪犯时有法可依。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秦帝国的法律中，还出现了超越那个时代文明的保护罪犯人权的条款。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一个门类专门论及审问方式，取名《封诊式》，相当于现代的程序法，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我们知道，程序法是保证审判结果公正，以及保护罪犯人权的重要基础。

（1）规定审讯程序，保证罪犯说话权利

《封诊式》规定：审讯罪犯，必须先让嫌疑人述说情况，要将嫌疑人说的话都记录下来，要让其把话说完。

在嫌疑人叙述过程中，即使官吏有疑问，也不要马上提出，而必须等嫌疑人都说完了，也记录无误了，这才可以对其供词中的问题提出疑问，对其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质疑。

如果面对的是原、被告双方，则要让双方都把话说完，然后再询问审理。[1]

（2）口供的效力

《封诊式》中规定，审讯嫌疑犯，应尽量不用鞭打刑讯来获取口供。没有通过刑讯得到的口供，其证据效力最高。万不得已动用刑讯而获得的供词，证据效力次之。通过恐吓等方法得到的口供，不具有证据效力。[2]

（3）刑讯的限制规定

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说实话，一再追问而对方总是巧辩诈伪且不断翻供，并出现了法律规定可以用刑的情节，才可以用刑。“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之”。

要想笞掠嫌疑人，也不是主审官吏觉得你狡辩，就可以笞掠，而要根据法律条文，人犯当时的表现，或者所犯罪行应当笞掠的，才可以笞掠之。

在对嫌疑犯用刑时，还必须做用刑记录，其有专门的文书样式《爰书》，记清楚笞讯的原因、过程，作为审查主审官审讯行为是否合理的依据，也作为嫌疑犯量刑的参考。

《封诊式》中的这些文字，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秦始皇当政期间，不断出现案件无法侦破的情况。因为在秦律中，已经有了现代法律才有的保护罪犯、限制官吏的条款。这些条款增加了官吏的办案难度，保护了罪犯应有的人权。这一司法制度和人权思想，比西方早了几百年，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创。

当然，法律条文的规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有偏差。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君王一句话就可以烹杀没有犯罪的众多大臣，如齐威王烹杀阿城大夫；官员认为艺人的表演庸俗不堪就可以将其全部斩首，如孔子杀齐国优伶；一句他这人“心达而险”就可以将其送上黄泉之路，如孔子杀鲁国大夫少正卯。而在秦始皇的秦国，却明确在法律中规定了，要想定一个人罪，必须经过审理；审理案件必须遵循程序；在程序中特别规定了让人犯把话说完，即使他在为自己狡辩，也要听完并记录；一般情况不准使用刑讯；使用刑讯则必须对使用过程进行记录等重要限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上述限制的秦国官吏，在对犯罪之人处以刑罚的时候，比没有这些规定的诸侯列国更文明、更仁慈、更接近公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秦帝国法律体系的宽严程度，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批评秦帝国的法律苛刻、严刑峻法、轻罪重罚，缺乏根据，不符合事实。批评秦帝国的法律细密具体，导致百姓动辄触法，是一种误解。正是由于秦帝国的法律细密具体，才能更好地保证百姓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书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了，那就是焚书坑儒。

即使秦始皇没有战场上对敌人的大规模斩杀，没有治国时对臣子的无道诛灭，没有对百姓的严刑峻法，但是焚书坑儒的罪过是难以让人原谅的。焚书，那是毁灭文明；坑儒，屠杀手无寸铁的读书人，而且还是残酷地活埋，这难道还不是暴君和暴政的铁的证据吗？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点是肯定的，焚书坑儒的真实事件，不是这四个字带给人们的直观感觉：专制、残暴。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

注释：

[1]《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其辞已尽书而无解，乃以诘者诘之。”

[2]《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无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





第九章


焚书坑儒的真相


“焚书坑儒”是两个独立的事件，本身并无联系。

把两个事件合称为四个字一个成语：焚书坑儒，不用解释就让人想到是针对读书人的，既把你的书烧了，又把你人杀了。看了这四个字，自然会得出秦始皇痛恨读书人，从而要灭绝文化、灭绝文化人的恐怖印象。

然而，这种印象是错误的。

“焚书坑儒”一词最早见于《古文尚书》的序，学者们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古文尚书》和它的序，是东晋人假冒汉代学者孔安国伪作的。在这篇序文中作者这样写道：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在这段文字中，首次出现了“坑儒”字样，也是首次把“焚书”和“坑儒”联系在一起。由于这四个字琅琅上口，好记好说，竟然就此流传。看来一句好的宣传语真是重要。

“焚书”、“坑儒”的事件，分别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和三十五年。“焚书”在前，“坑儒”在后。

我们先来讨论焚书。





第一节

焚书，秦始皇谨慎而开明


焚书事件，是由博士淳于越在秦始皇的祝寿盛宴上的一通发言引发的。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举行的秦始皇生日宴会上，首先是仆射周青臣讲了一通颂扬秦始皇功绩的话：

“过去秦地不过千里，如今赖神灵和陛下明圣，平定海内一统天下，改诸侯国为郡县，百姓人人安乐，没有战争死亡的忧患。古今不及陛下的威德。”

秦始皇听了周青臣的话，很高兴。

博士淳于越站出来反对：

“臣我听说，商朝、周朝传世千年，就是因为他们封子弟功臣为王，得以相互辅佐。如今陛下您拥有海内，可是子弟儿孙却只是普通百姓，万一有大臣作乱，谁来救援？不照古代的样子去办事而能够长久者，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当面奉承以加重陛下已经犯的过错，不是忠臣。”

淳于越的这番话，再次提起分封诸侯的话题，并断言不分封诸侯，秦始皇的江山难以长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淳于越的一番话，把喜庆热闹的生日宴会，再次拉回到建国初期两大集团利益之争的尖锐对立之中。赞成封王的王公大臣，和不赞成分封的新兴少壮阶层的利益冲突。当然也是恢复西周奴隶制度和建立新兴的封建制度的前进和倒退的冲突。

制度的冲突，体制的冲突，总是以利益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是怎么做的？他没有勃然大怒。烦不烦，8年了，不封诸侯王说了多少次了，你们拿我的话当狗屁？拉出去斩了！

没有，秦始皇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大家讨论。“始皇下其议”。

丞相李斯站起来反驳淳于越。针对淳于越“不照古代的做法做，江山便不能长久”的论点，李斯反驳道：

“五帝的制度并未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承袭一代，可是都凭着各自的制度治理好了国家。他们并不是故意要与上代不同，而是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现在陛下开创了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这本来就不是愚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如何值得效法？

“从前诸侯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应该安居乐业，并致力农工生产，读书人应该学习法令以避免违反。现在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却要效法古代的，以古代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丞相李斯冒死进言：古代天下散乱，没有人能够统一，所以诸侯并起，说话都是引古人而为害当今，矫饰虚言扰乱名实，人人都夸耀自己的私学，贬低朝廷建立的制度。当今皇帝已统一天下，分辨是非黑白，一切决定于至尊皇帝一人。可是私学却一起非议法令，教化人们一听说有新的法令下达，就各自根据自己的学说加以议论，为官者在心里抵触，在野者就聚众非议，各自夸耀自己的老师或学派以求立名，一定要与朝廷政令相异以显示自己高明，带领自己的学生门徒制造诋毁诽谤之言。这样不予禁止，在上君主威势就会下降，在下结党营私的势力就会形成。臣以为禁止这些是必要的。

“我请求让史官把藏于民间的非秦国典籍，全部焚毁。除博士和官署可以掌管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一律收缴，并送到地方官那里焚毁。有敢聚众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非今的夷族。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并处以劳役。所不取缔的，是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1]

听完李斯的发言，司马迁记载，秦始皇只说了一个字“可”，这就是认可了李斯的论点，同时也认可了李斯焚书的建议，于是，就有了被后人千古唾骂的焚书。

那么，在三十四年的寿宴上，秦始皇的表现，是明君还是昏君？周青臣、淳于越、李斯是忠臣还是奸臣？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一 贤君昏君？忠臣奸臣？


许多文字批评秦始皇，说他听见周青臣的吹捧就“始皇悦”，是昏君。

其实这种批评有点牵强。人都爱听表扬，听见表扬都会高兴，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秦始皇听见周青臣的话，假装绷着脸骂道：休要当面阿谀，反倒是假道学了。问题的关键是秦始皇听见淳于越的批评，却没有发怒。即使淳于越说出了“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话，也没有发怒，甚至没有要深挖后台，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反过来讲，有人表扬淳于越敢于说秦始皇不爱听的话，是忠臣，这种评价其实也是简单化的。

我们常说忠言逆耳，但是，逆耳的却不一定是忠言。淳于越分封诸侯王的主张，自汉代以后就被历史事实不断证明是错误的。而淳于越一定要在秦始皇的寿宴上违反一般人情世故的做法，急于提出分封诸侯王，也不一定完全是出于公心。设想一下，如果秦始皇真的采纳了淳于越的建议，分封了新齐王，作为齐国人的淳于越，有着地利人和的优势，难道不是会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吗？

我们再来看李斯，李斯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也并不能认定他就是在拍马屁。按照李斯当时的职位和受秦始皇信任的程度，真要分封诸侯王，李斯也是应该有好处的。分王也许不可能，分一块食邑，在食邑里做一个无冕之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李斯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是要牺牲自己利益的。他能够力挺秦始皇，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拍马屁，未必不是出于对时代趋势的正确认识。

李斯批驳淳于越的谏言，有理有据，层次分明，切中要害。

（1）以古代的例子，来否定“凡事必效法古代”

五帝不相重复，三代不相承袭，各自都得以大治，不是有意要与古代不同，而是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政策法令就应该随之改变，怎么能僵化地一味去效法三代以前的做法？而且三代你又该效法哪一代？

就如同现在人，要让大家去效法清代的做法，或者秦代的做法，当然不可取。

（2）指出问题关键实质

现在有些人一说话就拿古代做例子，并不是真的认为古代什么都好，而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他们用夸耀自己老师的办法，来博得名声，用提出不同意见来显示自己高明。这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做法，使得本来就不适应、不习惯、不相信新政的人，也跟着反对新政。那些失去权势的诸侯国王公大臣，更不用说了，一定也是新政的强烈反对者。为了证明秦始皇消灭诸侯统一天下是一个错误，他们应该是主张封王的有力支持者。

（3）空洞的辩论于事无补

看问题的远见不同，争论便不会有结果。利益出发点不同，争论也不会有结果。

比如，关于分封诸侯王还是彻底郡县的问题，不仅许多王公大臣主张分封，后代的许多君王也认为分封有利。

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分封了许多诸侯王。但是不等自己南面称帝，就不得不开始与诸侯王作战，直到死，刘邦也没有享受一天的太平日子。

随后汉代又发生吕后杀刘姓王而封吕姓王的动乱，吕后死后将军周勃发动宫廷政变，又杀吕姓王改封刘姓王。刘姓王也不安生，到了汉景帝就发生七位刘姓王造反的事件。互相杀戮，百姓遭殃。

空谈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一个伟大人物远见卓识的决策，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实践和流血，才能最后得出分晓。

基于讨论问题的前提和远见的不同，在秦始皇刚刚统一中国，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放弃争论，统一思想，君臣协力，努力推行新的制度，使取得成绩造福百姓，才是当务之急。而现在的贵族和文人，不去分析新政策的优点，而是一味地以过去的经验，以自己的私学，以自己失去的王权和奢华为前提来否定新政。因此，李斯提出采取措施。

对于李斯上述观点，历代基本认同，招致批评的是措施：焚书。

那么，李斯建议的焚书对不对呢？如果不对，有没有其他措施可以替代？





二 关于书的误解


焚书的措施，在今天几乎遭到了一致的批评。一提焚书，人们马上联想到禁锢思想，限制言论自由，独裁。似乎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目的，焚书都是不对的。

然而，这种一致的批评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即使是在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在一党执政的国家，还是两党竞选的国家，对于被称为邪教的某些书籍，也是严令禁止的。对于传播这些邪教学说的人，也是要被逮捕和监禁的。比如美国的大卫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当然，这些国家采取的办法不是焚书，而是将这些邪教的书籍收缴送进纸浆机，这其实与焚书没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文明发展到今天，还会有类似焚书的事件出现，并且是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是很容易被欺骗的，即使是今天的人民都读书识字，知书达理，也还是会被某种学说欺骗。比如早年的打鸡血有利于身体健康；比如今天的金融衍生产品能够使人快速致富等等。往身体里打鸡血虽然没有报道造成人员伤亡，但不利于健康、传播病菌却是被医学界肯定的；而金融衍生产品则已经造成了今天的金融海啸，众多百年银行倒闭，经济衰退，人民失业。而更为严重的那些邪恶偏执的思想，则有可能造成国家的混乱、人民的相互仇杀。

所以我们说，对于焚书，并不能一概而论地否定。关键是要看它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目的，焚的是什么书，达到了什么效果。

（1）此书非彼书，此生非彼生

李斯在提议焚书时，其理由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因此要烧书。这里指的“诸生”，并不是指现在意义上的学生和读书人。

秦始皇的时代，还没有针对百姓的学校和私塾，那个时代，读书识字之人，基本都是王公贵族的后人，没有平民百姓。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文字还只限于少数贵族的奢侈，像商鞅、韩非这样的人，都是出身贵族，当时的生产力和文化传播的条件，也只有贵族才可能拥有读书识字，议学空谈的可能。

李斯提议焚毁的书籍，也与今天我们老百姓人人有份的书籍有很大的区别。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意思就是图书只能保存在官府手中，私人不能收藏。那个时期的书籍，就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个诸侯国的历史，由专门的史官用毛笔费力地记录在成本昂贵的竹简上。毛笔和竹简制作起来都很不容易，墨水也是很不容易的来自于天然矿物质。这样形成的书很占地方，怕湿怕干，一卷书记不了多少内容，翻看和放回都很困难。诸侯国的历史包括君王的生卒、国家的征战、占卜天象、对外交往、君王法令、子嗣更替、官府的往来文书等等。由于是专人写作，又是国家传承，因此，这一部分书籍占了绝大部分。

第二大类是实用技术，医、农、牧、器、工、筮、兵书等等。这类书籍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前者。

为什么“学在官府”，书籍都存放在官府？因为老百姓根本不识字，一般的士大夫也没有资格翻看君王的历史。

到了春秋后期，书的内容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有极少数的贵族子弟，不是长子，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和封地，出去做官又不顺利，有些人便开始招收学生，讲授自己的治国理念，以期扩大影响，引起君王的重视，比如孔子、荀子。他们或自己编撰，或由学生记录整理；也有国家出钱为某种目的撰写书籍，比如吕不韦当了秦国的相国以后，招揽天下人才，编撰《吕氏春秋》。这才有了李斯所说的“诗、书、百家语”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书。

由于跟随老师学习，或者投靠贵族做文书一类的工作，“诸生”这样一个群体也开始产生。不过这时候的“诸生”不同于后来科举考试产生以后的学生，也不同于今天读书上学的学生。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富家子弟甚至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为了考试为官，开始花钱读书；今天的义务教育人人上学，这都是纯粹的学生。而先秦的诸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诸生没有一定的学习课程，跟随老师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边打工边接受老师的言传身教，等待发达的机会。门生、门客没有多大的区别。

比如《史记·孔子世家》，通篇只有一处记载了孔子的教学活动，内容还是和学生一起在树下演习周礼。司马迁说孔子用《诗》《书》《礼》《乐》做教材，教育弟子以达到文、行、忠、信的标准。这更像是培养干部的思想教育。而大多数时候，孔子是带领着弟子周游列国，寻找发达为官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要各尽其能为老师干活的。

比如，孔子曾派弟子子贡去游说列国，制止齐国对鲁国发动战争。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这次出使，导致了齐国、吴国、晋国、越国之间的诸侯混战，差不多等于挑起了一场世界大战。

第二，诸生投靠的都是高官显贵。也只有高官显贵才有这样的实力和名声，能够招来众多门生门客死心塌地的投靠。

孔子是宋国国君的后裔，自己也做过鲁国的宰相。《老子》的李耳做过周朝的史官。《申子》申不害做过韩昭侯的宰相。《韩非子》的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墨子是宋国的大夫。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儿子。《晏子春秋》的晏婴做过齐国的宰相。

除了这些有著作流传后世的名家之外，还有很多诸侯国的显贵虽然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也都有为数可观的门客追随。比如魏王的儿子魏无忌就有门客三千。赵王的儿子平原君赵胜，也有门客几千人。齐国的王子孟尝君田文，也广泛招揽宾客和罪犯，门客也达到数千人。

孔子等人的门生，孟尝君等人的门客，这便形成了那个时代界限模糊的特殊群体“诸生”。这些“诸生”有一个共同特点便是主荣则荣，主损则损，这便是李斯所说的“夸主以为名”，他们一定要维护自己追随的主人的荣誉和地位。主人或者老师的倒台，也是他们人生前途的末日。

到秦始皇三十四年生日宴会的时候，老子、孔子等著名学者早已作古，但是诸侯列国的王公贵族还在。由于秦始皇消灭六国时没有杀这些王公贵族，所以，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门生、门客阶层，便成为当时“诸生”的主要群体。除了秦帝国官府和贵族及门生、门客之外，手中有书的，主要是这一群体。

为什么博士淳于越提出分封诸侯王，而李斯却把矛头指向了“诸生”？既然捣乱的是诸生，为什么采取措施时却又没有针对“诸生”，而是指向“书”呢？

（2）杀人、焚书？仁慈的抉择

是分封诸侯王还是实行郡县制，对老百姓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实行了土地税赋制。老百姓不管是郡县还是诸侯王，都只要完税纳粮就行了。是郡县还是诸侯王，无论是李斯还是秦始皇，这个怨气都发不到老百姓头上。

如果因此采取措施，也不会是针对老百姓和少数自学成才的读书人。

什么人是分封诸侯王的获利者？在内是秦始皇的王室宗亲和将军大臣，以及围绕着他们的门生、门客；在外是灭亡六国的王宫贵族，以及围绕他们的门生、门客。秦始皇建国初期，曾下令把天下12万户富豪迁来咸阳，12万户富豪是什么人？无非是各诸侯国的王公大臣。12万户不是个小数目，分到齐楚燕韩赵魏六国，每个诸侯国有两万户。这些人门下聚集的门生、门客，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所以，其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视。

秦始皇三十四年，离丞相王绾提出分封诸侯王已经过去8年，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实行也已经过去8年。可是，于内，还是有人锲而不舍地提出要分封诸侯王；在外，贬斥统一要求分封复国的呼声不断，没准还越来越强烈。李斯说的“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不会是空穴来风。

怎么办？怎么才能让秦始皇的皇亲国戚断了分封诸侯王的念头？怎么才能让灭亡的诸侯再也别想分裂复国？秦始皇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也是千古以来最常用的办法：杀人。

只要把淳于越杀了，至少在秦帝国的统治阶层内部，再也不会有人敢于重提分封诸侯王。

谁会“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率群下以造谤”？不会是秦国的官吏百姓。因为统一中国前秦始皇已经在位26年，秦国的官吏百姓早应该习惯了秦始皇的政令和法律，要议论也早议论过了，习以为常了。不满、不习惯、抵触、议论的人，只能是亡国的12万户诸侯贵族和他们的门生、门客。他们本来就不满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剥夺他们的封国把他们迁来咸阳，又不习惯秦国的法律。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落差，使得正确的事情，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到了他们嘴里，恐怕也只有贬斥和诅咒。

对于这些人，只要把这12万户拣王子王孙、官大影响大的杀了，这些门生、门客必然是树倒猢狲散。杀了人，其手中的书自然也就充公或者散失。中外几千年的历史，对待这样的反对势力，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简单严厉的手段。项羽、刘邦灭亡秦帝国之后，采取的也是这种办法：杀秦王子婴，将秦始皇的三族后人满门抄斩，一把火烧毁咸阳宫。一了百了。没人骂。想骂的人都死绝了。

但是，秦始皇却没有这样做。

秦始皇采取的是相对仁慈的举措，收缴六国贵族及门生、门客手中的书，主要是诸侯列国的历史典籍，焚毁，“非秦记皆烧之”。断绝这些人对祖上荣耀的追忆，断绝其后代分裂复国的念想。





三 焚书的措施是适度的


李斯提出的焚书措施是适度的：

藏于民间的非秦记典籍皆烧之；除博士和官府外，私人不得藏诗、书、百家；一经发现，收缴焚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保留。

措施的重点是不允许用这些书籍煽动不满：

有敢一起谈论诗书者斩首，公开以古非今者夷族，官吏知而不举者同罪。

李斯的建议实际上是将文化的统治恢复到春秋“学在官府”的时代，其进步之处是允许民间持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李斯的这些焚书建议，有5点被后人忽略了：

（1）焚书重点是非秦国的史书

李斯焚书的建议，第一句话就是“非秦记皆烧之”，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销毁诸侯列国的历史记载，防止六国的王公大臣，只引用当年君王贤明，国泰民安的段落，来引发百姓的追念，从而达到分裂复国的结果。

当然，李斯的这一建议，在今天太平盛世是一种罪过。但在当时，诸侯列国的王孙贵族们，心怀仇恨，念念不忘复国的时候，权衡利弊，未必不是正确措施。秦之后的中国之所以再没有分裂，也许正因为此举。

（2）收藏处罚较轻，公开宣传要严惩

如果你藏有禁书而违令不交，处罚是收缴焚毁，对收藏者并没有处罚。如果超过30日后被发现，判处脸上刺字，然后去做一定时间的苦力。这就好比当今时代的限期投案自首，这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一种文明的做法。没有因为藏有禁书，一旦发现斩首夷族，严厉处罚。

但是，如果拿这些书的内容公开聚众演讲讨论，甚至煽动反叛，则处罚严厉，从斩首到夷族。

（3）作者无罪

历史上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有悖于统治者意愿的书作者，历朝历代都是严惩不贷的。有很多书的作者，因为其所著不符合当权者的意愿，而被屠杀甚至满门抄斩。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布鲁诺，就是因为撰写了《论无限宇宙和情世界》，而被当众烧死在意大利的鲜花广场。

秦始皇虽然下令焚毁，却没有追究作者责任。在被焚毁的书籍中，一定会有咒骂秦国、批评秦始皇统治的内容。但是，秦始皇却对这些作者宽容大度，不杀不抓，不限制其进一步写作。只要你关在屋子里不要外出宣传鼓动，则放任自流。

（4）博士仍然可以收藏和使用这些禁书

即使是禁书，不仅各级官府可以收藏使用，连博士个人都可以收藏和使用，这与后代的书禁相比，是少有的开明。

我们知道，历朝历代都有因为图书而被杀的人。清代一位官员因为家中所藏图书，有一句诗中有“待天明”字样，便被诬为反清复明，满门抄斩。而秦始皇，却公开允许博士和官府收藏并使用禁书，实属罕见。

关于秦始皇焚书，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汉文帝时期，曾经做过秦帝国博士的90多岁老先生伏生，凭借着自己的记忆，把已经失传的《尚书》背诵下来，这才使得这部名著流传后世。引用这个故事的学者都是这么演绎它的：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身为博士的伏生，在家中藏了一部《尚书》，每天偷偷背诵，终于将其流传后世。

看看《史记》记载的秦始皇焚书令，我们便知道，这又是学者想要贬斥秦始皇的张冠李戴了。秦始皇的焚书令中明确规定，博士可以收藏、使用禁书。“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伏生身为秦帝国的博士，有必要偷偷私藏《尚书》吗？

如果说伏生曾经拥有的《尚书》到汉文帝时期被焚毁了，最大的可能应该是项羽和刘邦焚毁咸阳宫和在咸阳的屠城，而不会是因为秦始皇焚书。

不仅是伏生，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和焚书之后，仍有很多儒生用秦始皇焚书中提到的“诗、书、百家语”等先贤著作教导门生。比如汉代大儒叔孙通，在秦帝国就担任博士，当时就有弟子一百多人。秦二世曾经召见30多位儒生，询问对付陈涉造反的办法，儒生们都用孔子的《春秋》来回答。可见，秦始皇的焚书是有针对性的，焚书并没有演变成对书的毁灭。

（5）焚书的举措主要局限于咸阳

由于焚书的目的是断绝诸侯列国分裂复国的梦想，而这些人又都被秦始皇迁进了咸阳，因此，焚书令很可能只是局限在咸阳，而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举措。出土文物和汉代留存的书目，可以引为旁征。

2002年5月出土于湖南龙山的里耶秦简，数量达三万六千多枚。秦简记载的是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的事情，内容包括法令、文书、官方档案和往来信件。在如此庞大的秦简中，只字未见焚书的内容。如果秦始皇在三十四年向全国下达焚书令，里耶秦简中不应该没有记载。

《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年间，汉代官府有藏书一万三千多卷，其中仅诸子百家的书就有一百八十九种，四千三百多卷。如此巨大数量的诸子百家留存下来，与焚书的针对性和局部性不会毫无关系。

我们常说好心不得好报，这句话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上演，令好心人心痛不已。焚书恰恰是好心不得好报的最好例证。

后世的历朝历代，对待灭亡的前朝，都是毫无例外的斩草除根。不仅如此，即使对待本朝的人，将军也好，大臣也好，既要杀，也都是斩草除根。汉高祖刘邦可是几乎杀了所有跟他造反有功并被封王的战友，而且无一例外都是满门抄斩，不留一个活口，不让你的仇恨有人替你发泄。后世有人骂刘邦暴君吗？没有。为什么？恨他的人都斩草除根彻底剪灭了。

但是，秦始皇却没有斩草除根。不仅没有斩草除根，连王公大臣本人的性命都没有杀。然而，好心不得好报。保住了性命的六国王公大臣们，却并没有因此对秦始皇感恩戴德。他们利用自己的嘴巴，利用自己的财富，利用自己的名声，网罗党羽，书写文章，制造舆论，掀起动乱。秦始皇不仅好心不得好报，他还不得不为自己的不合时代的过分仁慈付出代价。

统一中国8年之后，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战争的恐惧已经过去，诸侯六国的王宫贵族们从开始为性命担心的恐惧中恢复过来。于是，失去富贵的仇恨开始一天天发酵。六国的落魄将相逐渐开始聚集在他们的周围，否定朝政，诽谤君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本来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感恩其消灭诸侯，消灭战乱，开始过安居乐业生活的秦始皇，突然发现，很多人并不满意秦帝国的统一，他们正在以讲学、清谈的名义积聚起对新朝的不满。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决定烧书。

是要六国王公贵族的脑袋，还是要他们手里的书？秦始皇选择了要书。要书当然比要脑袋仁慈，但是仁慈换来的却是千古的骂名！





四 焚书与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很好听的名词“百家争鸣”，当时各位学者百花齐放，各执其说，可以百家争鸣，那是一个多么开明的时代。因此，后代学者便又给秦始皇的焚书增加了一大罪状：秦始皇焚书是在搞愚民政策，百家争鸣断绝于秦始皇的焚书。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我们又被美丽的词汇给骗了。

（1）百家争鸣和愚民政策是一丘之貉

愚民政策与百家争鸣表面上看起来是尖锐对立，水火不容。诸子百家自由自在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著书立说，招生讲学，各家学说互相争论，多好！一幅自由宽松，阳光明媚的美好画卷。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便会发现：百家争鸣和愚民政策其实是一丘之貉。

研读一下先秦诸子的文章，不管哪一家，其内容核心都是告诉君王如何统治百姓。方法不同，目的只有一个。

儒家孔子讲要礼乐仁义治理国家，道家老庄说应该无为而治，墨家推行兼爱天下，兵家主张攻战，纵横家则主张权谋外交，法家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差别只在于此。

秦末造反者陈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你们来做王侯将相？我们来一个皇帝轮流做行不行？这是不是真理？是。有没有哪一家提出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

如果有会怎么样？结果不是让他自由地争鸣，而是立刻五马分尸，夷灭三族。

所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说到底还是一家之言：如何加强和维护君王的统治。只不过各家主张的方法不同而已。

在如何维护和加强君王的统治上，各家也都主张愚民。只不过有人用了愚民这个字，有人没用。

道家的老子用了。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古之善于统治的君王，不是想方设法让人民明智，而是使他们愚钝。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就是因为智多。所以，以开发百姓智慧的方法治理国家，是国家的乱臣贼子；不以智慧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福分。”[1]

儒家的孔子没用，但却身体力行地这么做了。

比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对不对？当然对了。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吗？当然不是。孔子明白这个道理吗？当然明白。但是他弟子三千，讲学多年，却绝不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告诉学生。

孔子倡导的诗、书、礼、乐，恰恰是极力掩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真理。极力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要守规矩，不要犯上作乱。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宰相子产把郑国的法律铸造在铜鼎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开启民智的措施。可是，孔子坚决反对。

孔子道：“把法律公布在铜鼎上，百姓看到铜鼎的条文就什么都知道了，还会再尊敬权贵者吗？如此一来，权贵者靠什么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这样贵贱无序，还怎么能够统治国家？”[2]

墨子同样也主张愚民。他告诉大家要兼爱天下所有人。可是他不告诉老百姓，本来应该是十份收获上缴一份，现在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却是收获十份要上缴五份。所以《管子》中说：“民食什五之谷”，一亩地的收成十份，百姓只能得到一半。

孟子在《梁惠王上》中批评周天子：“现在的朝廷征收百姓的生产所得过重，以致百姓上不能供养父母，下不能养育妻儿，好的年成也要一年苦到头，如果有了灾害，就可能穷困致死。”

墨子不把这些告诉百姓，只是让你一味地去爱人。你要不愚昧到一定程度，怎么可能去爱天下的所有人？

墨子在《尚同》中说：君王是一个国家中最贤能的人，百姓要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

可是历史上无道昏君有的是，老百姓不识字没读过历史不知道，你墨子也不知道吗？明明君王昏庸无道，还要百姓以他的是非为是非，不愚蠢到一定程度如何办到？

兵家、纵横家就更不要说了。兵不厌诈，辩士欺上瞒下，什么都告诉你了，如何成就侯王霸业。

所以，是不是推行愚民政策不能只看字面，最要紧的是看实质看行动。

两千多年后的美国，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它的政府搞不搞愚民政策？当然也搞，只不过手法不同。政府要打伊拉克，只要一个情报员提供一个假情报，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人民那么多高智商高学历的人，不都轻而易举地被愚弄了吗？伊拉克被占领了，美国人死了几千，是几十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老百姓又能怎么样？

所以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愚民政策，其实是一丘之貉。

（2）诸子百家是否真的同意其他学说争鸣？

诸子百家都希望百家争鸣，但是，他们能够容忍其他学说与自己争鸣吗？没有当权的时候只好容忍，一旦掌握政权恐怕都是要杀无赦的。

音乐和百家学说比较，应该是最没有鲜明政治观点的，孔子主张以礼乐治理国家，可是却只有一种他认可的礼乐能够让百姓乃至君王知晓。除此之外，其他音乐是绝不能允许存在的。为此，他不惜大开杀戒。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年春，齐景公和鲁定公在齐国的夹谷举行会晤，孔子作为鲁国的文化名人，随鲁定公出访。

会见开始，齐国执掌礼仪的官员按照预先准备的礼节，请求演奏四方之乐为会晤助兴，齐景公同意。于是，齐国的演员上来演奏音乐，宾主共同欣赏，鲁国国君没有反对。没想到乐队演奏的音乐不合孔子的口味，孔子便站出来制止，认为演奏的四方之乐粗俗不堪，喝令演奏停止。

听一听其他国家的音乐又能怎么样？

为了两国的关系不受影响，齐景公只好让人停止演奏。

过了一会儿，又该演奏音乐助兴了，齐国的官员又按照会议程序，请演奏齐国的宫中之乐，齐景公大约是心想，我大齐之国的王宫音乐，总不会再粗俗不堪吧，于是又同意了。

乐队又开始演奏，鲁国国君又没说什么，孔子却又上前反对，并说这些人演奏的音乐低俗不堪，污染了君主的耳目，喝令执法人员将演奏音乐的演员全部斩首。[3]

不是百家争鸣吗？不同的政治观点尚可以争鸣，为什么不同的音乐不能争鸣？可怜歌舞伎们何罪之有，演奏音乐是遵王命，曲目是事前排定，主管官员审核同意，低俗还是高雅完全是个人喜好。齐王不认为低俗，鲁国国君也没有认为这些音乐污染了自己的耳目，就孔子一个人在那里胡搞。可见，孔子是不允许争鸣的。

老子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可是，这个无为并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做。老子主张，把聪明人都杀掉，天下就没有笨人了；把视力好的人眼睛弄瞎，天下就没有近视眼了；把顺风耳听力好的人耳朵整聋了，天下便没有听力不好的人了。这样就国泰民安了。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定老子执政，会真的按智商高低判处死刑与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出类拔萃的人和思想是不能被老子的学说容忍的。

所以我们说，人们对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一味赞颂，其实和对“焚书坑儒”的一味批判一样，其根源都是上了文字的当。

（3）李斯的“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是否太严酷

李斯的焚书建议中有一句话：“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一举措是否太严酷了？

是的，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举措是太严酷了。可是，如果我们把事件放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代，结论也许并不是这样。

李悝的《法经》中就规定：“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也就是说，在魏国的法律中，议论国家的法令是要被杀的。其家人和妻子的家人是要被收为奴隶的。

有平民参与立法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也有类似严酷的规定。第八表私犯第一条：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开歌唱有害的歌，处死刑。第九表公法第五条：凡煽动敌人反对自己的国家，或把市民献给敌人的，处死刑。

可见，在那个时代，对于议论朝政或表示不满，各国执政者都是会严厉处罚的。诸子百家之所以可以百家争鸣，没有受到执政者的禁毁和惩罚，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学说都是帮忙的，而不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那些灭亡贵族和他们的门生门客，是在反抗添乱。如若不然，结果一样。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面镜子。

注释：

[1]《道德经·六十五章》：“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2]《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3]《史记·孔子世家》“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





五 焚书造成的文化缺失有多大？


焚书必然造成文化的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这个损失有多大？是不是像有些痛恨秦始皇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焚书灭绝了秦始皇之前的所有文化成果？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仅如此，焚书造成的文化缺失，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

秦始皇焚书的主要对象，是藏于六国贵族和依附于他们的门客、舍人手中的社会科学类图书。实际上，古代书籍要想被保存并流传下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获得统治者的认可，并被整理收录进国家图书馆。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古代书籍，无一例外都是经过了汉、唐、明、清等历代最高统治者主持的图书整理收纳工程，才得以保存下来，而这些整理工作，都有一个筛选取舍的过程，不被采纳的书籍很快便会失传并消失。

即使被上述统治者收藏保护的图书，在漫长的岁月中，尽管没有焚书，大部分还是会毁灭。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毁灭图书有几大元凶：

（1）毁灭书籍的第一元凶是战争

战争不仅毁灭书籍，更毁灭建筑、城市等人类文明，更有甚者，战争还毁灭民族和种族。战争不仅使保存于民间的书籍惨遭毁灭，也经常一同毁灭保存在前朝国家图书馆的书籍。

英籍崔瑞德、鲁惟一编写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认为：

秦始皇“焚书所引起的实际损失，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焚书对文献的损害，不如公元前206年造成的损害，当时造反者焚毁了咸阳秦的宫殿”。这里的造反者指的是项羽和刘邦。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据西汉刘歆编著《七略》记载，西汉皇家藏书3万多卷。到隋炀帝时期达到37万卷。然而隋末一场战火，到唐初只剩下不到8万卷，损失了近五分之四，近30万卷。

藏于皇家书库的书籍尚且如此，民间乡绅和大户人家的藏书就可想而知了。命都没有了，何况书乎？东汉末年全国人口5978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到西晋太康初年，全国只有人口1616万，减少了4362万。全国只有户口246万户。

在这样的浩劫中，藏于民间的书还有多少能够保存下来？

（2）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好恶

历代当权者在认可并收集保存大量书籍时，也会毁灭不认可的大量书籍，这种好恶甚至包括了宗教经典。

皇帝信佛，则佛教经典得以广泛传播，数量剧增；皇帝信道，则道教经典得以广泛传播，并数量剧增。在一方兴盛的同时，其他经典必遭毁灭。

有资料显示，汉代存在秘府的书目总数有677种，其后虽然没有经过焚书，但是其中的524种不复存在，近80%不焚自失。

距今不到三百年的清乾隆时期，对全国所有的图书进行了一次筛选，列出了2320种禁书，另有345种图书准许在一定级别的官员手中部分流传，总计2665种。结果，2189种书籍失传，最终流传下来的书籍只有476种，不足18%。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代统治者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其对思想和书籍的毁灭，要远远大于秦始皇焚毁私人手里收藏的图书。

（3）岁月的自然毁灭

不容置疑，没有家族能兴旺发达地传承几百年，没有一种学派能够兴旺发达地传承几千年，因此，藏于他们手中的书籍几千年中难逃自然毁坏、散失、被毁的命运。

因此我们说，即使秦始皇不焚书，那些藏于民间的书籍，在上述三大元凶的毁灭下，也难逃厄运。我们只要看看秦帝国之后的汉代，它所流传至今的书籍，哪一本是通过民间收藏流传下来的？

综观焚书的整个事件，我们已经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了：

从焚书的决策程序上来看，秦始皇没有利用自己君主的权威独断专行，而是有讨论、有反对、有批驳，最后拍板；

从措施上看，很好地把握了焚书的分寸。过去藏书无罪，现在违令不交超过30日则给予处罚，不使其演变成大规模的人身处罚；秦帝国的博士，即使是提出分封引发焚书的博士淳于越，也可以收藏和使用禁书，同时将整个焚书的范围局限在咸阳，避免了大面积的文化损失。

从结果上看，没有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予以惩罚，没有捕风捉影追查后台，没有新账老账一起算再把丞相王绾连带上。就事论事，以理服人。

中外古代历史上任何开明君主，也不可能比秦始皇做得更好。





六 焚书在历史长河中利大弊大？


民族的生存大于民族文化的生存。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生存并发展，不在于多几本书还是少几本书，首先是这个民族要存在并发展。一个民族的毁灭，才是民族文化的彻底毁灭。基于这点，我们说，焚书利大于弊。

与中国同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埃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这个文明没有继续。

（1）各个击破，阿拉伯大将阿穆尔占领埃及

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古埃及的东西，不是来自地下的墓穴，就是地上搬不走的巨石。前述至公元前3000年的哈谢姆王朝，以及后来的喜克索斯人、努比亚人，以及拉美西斯二世的子孙，那个崇拜阿蒙神的古埃及文明，随着这些民族的种族灭绝，已经消失。

现在的埃及文明，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军事扩张的结果。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第二任阿拉伯王欧默尔发动了对外的征服战争。公元642年，第二任阿拉伯王欧默尔派遣大将阿穆尔攻占了开罗，并各个击破，很快占领了埃及的全境。

阿拉伯人为什么能如此轻松地占领庞大的古埃及？根源在古埃及人自己。

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1450年的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就已经建立过庞大的帝国。它的版图北临小亚细亚，东北至幼发拉底河，西至利比亚，南到尼罗河第四瀑布，这是一个囊括西亚和北非广大地区的军事帝国。

然而，到了拉美西斯十一世，这个庞大的帝国开始衰落。随后古埃及人内战不断，有实力的地区纷纷自立为王。很快，拉美西斯十一世的古埃及帝国彻底崩溃，分裂成一个个诸侯小国。

分裂的结果就是不断遭到其他民族的入侵。在其后的几百年里，利比亚人、底比斯人、亚述人纷纷入侵埃及，建立王朝，又互相战争，不断攻杀，你死我活。

古埃及疆域内的混战给了阿拉伯人机会。阿拉伯大将阿穆尔轻而易举攻陷开罗，并利用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很快便灭掉众多的诸侯小国，完成对这片非洲黄金大陆的占领。

为了巩固阿拉伯人在埃及的统治，从9世纪开始，伴随着对当地原住民的屠杀，跟进的是大规模的阿拉伯移民。到9世纪中叶，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各部落已经遍及埃及各个地区，并进一步深入到北非、东非的其他地区，在这些地方建立起阿拉伯王朝。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并逐渐取代土著文化而流传发展下来。

（2）苏美尔人的古巴比伦文明灭绝

无独有偶，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其文明也如同古埃及文明一样，随着国家、种族的消亡而灭绝。

古巴比伦文明首先要追溯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生活在两河流域，并在公元前4000年创造了自己的楔形文字。现代出土的苏美尔人记载着谷物账目的泥板，精美而详细。

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开始建立城邦国家。由于这些国家都比较小，人口只有几万人，并经常因为争夺财富和奴隶爆发战争，所以，当公元前19世纪，来自叙利亚草原一支强悍的游牧民族入侵苏美尔时，一个个弱小的苏美尔城邦根本无力抵抗，苏美尔文明迅速衰落，苏美尔人也从此销声匿迹。

来自叙利亚的游牧民族不久在苏美尔人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强大的古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留下的最著名的文明，是公元前1791年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主持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被刻在一个高2.25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还有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

然而，叙利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古巴比伦文明并不长久，由于内部矛盾和外族的入侵，古巴比伦王国迅速衰落。公元前1595年，北方入侵的赫梯人灭亡了古巴比伦文明。

（3）玛雅文明和玛雅人一同灭绝

我们再来看看南美洲的玛雅文明。公元300年至1600年，玛雅文明绵延了近1300年。这差不多已经到了中国的汉、唐时期。这个时候的人类文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开始逐渐脱离野蛮。

玛雅人主要生活在南美洲的尤卡坦半岛、恰帕斯东部、危地马拉大部，和洪都拉斯等地区。玛雅人在建筑、历史、象形文字、数学、天文学，及文学宗教方面，都取得了当时人类巅峰的成就。

然而，由于玛雅人都是以一个个城邦为单位生活，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强大的国家，因此，当公元154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尤卡坦半岛的时候，玛雅人根本无力抵抗。玛雅文明连同大部分玛雅人惨遭灭杀，只有塔赫城和伊查城幸免于难，勉强延续到1691年，终于还是无可挽救的灭绝了。

上帝不会因为文明的古老就特别眷顾她，人类历史上，消亡的文明远远多于流传下来的文明。

我们来看看古老的中华文明到秦始皇即位时的状况。

（4）天佑中国，强大的外族入侵擦身而过

如果从周天子分封齐太公于营丘算起，到秦始皇平定六国，其间将近800年。800年间诸侯混战，各立为王。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诸侯间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战争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这种状况，与上述古老文明消失前的情况十分相似。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外敌进入中国，各个击破，并伴随着逐步的移民，中华文明的后来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很难预料。那些散落在诸侯贵族和文人雅士手里的书籍，能否保留下来不遭毁灭？恐怕谁都不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因此，在那个时候，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是民族生存，文明延续的首要任务，既是必然趋势，也是惟一出路。

上述说法并不是耸人听闻。就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从欧洲向东进攻，北线已经抵达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南线沿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东进，经过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直打到了印度，那就是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大军。所幸的是，他们的北线没有再沿帕米尔高原东进，南线在印度遇到了麻烦。

马其顿是爱琴海边上的一个小国，公元前4世纪，大约就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马其顿人迅速崛起，并征服了希腊半岛。在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统治时期，马其顿军队创造了底比斯方阵，这大大提高了马其顿军队的战斗力。

底比斯方阵改变了过去步兵单排作战的薄弱情形，以20排步兵为一方阵，配以长度很长的长矛。当士兵的长矛依次指向前方时，就形成了不同梯队的矛尖杀伤力，较长的武器还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并能抵御较大规模的步兵和骑兵的冲击。底比斯方阵一般有骑兵在两侧护卫，因此，不宜攻破。

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之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开始大规模的东进战争。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3万步兵，5千骑兵，160艘战舰，迅速征服了小亚细亚。接着又于公元前333年向叙利亚推进。

为了抵御马其顿人，波斯帝国的国王大流士三世，集结了10万军队对抗亚历山大。波斯人不去正面迎敌，而是攻占伊苏斯，切断了亚历山大后路。面对意想不到的突然攻击，亚历山大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迅速回军，夺回要津。

本来已经胜券在握的波斯王大流士三世，面对亚历山大的猛烈进攻，心慌意乱，率先后撤逃跑。结果，兵力占据优势，又处在有利位置的波斯人，反而被勇猛的亚历山大和他率领的马其顿大军打得大败。亚历山大乘胜追击，竟然俘获了波斯王大流士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儿女。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攻占埃及，并继续向东推进。三年后，不断东进的亚历山大大军，在底格里斯河的左岸再次与波斯人的主力相遇。亚历山大有步兵4万，骑兵7千，而波斯人号称步兵百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加米拉战役。

波斯人首先发起进攻，试图以装备着锋利镰刀的200辆战车，冲垮亚历山大的底比斯方阵。

当波斯人的战车冲过来的时候，马其顿的步兵方阵迅速向两边分开，避开了波斯人战车的冲击。而此时，亚历山大亲自率领右侧的骑兵，向波斯人的左侧发起进攻，并迅速转向中路，直扑中军波斯主帅大流士三世。与此同时，马其顿步兵迅速合拢，恢复方阵向波斯步兵推进，支援亚历山大的骑兵。

面对无畏的马其顿人，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再次胆怯逃跑。主帅的溃逃立刻引发波斯军队的全线溃败，波斯军团全线溃败，马其顿人大获全胜。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灭亡了波斯帝国。

消灭了波斯帝国，并没有满足亚历山大的征服欲望，公元前327年，就在商鞅被杀的十年之后，亚历山大的军队推进到印度河流域，并在其支流希达斯佩斯河与印度西北部王朝玻鲁斯王的军队相遇。

马其顿人第一次见到庞然大物大象，惊恐万分。当印度人驱赶大象组成的军队，向马其顿人进攻时，马其顿人的底比斯方阵，根本无法抵挡。大象仿佛是刀枪不入。大象巨大的身躯和强大的力量，迅速折断马其顿人的长矛，冲散军阵。马其顿人首战失利。

攻打印度失利并没有动摇亚历山大征服印度的决心。经过仔细研究，亚历山大决定带领军队绕道渡河，从侧翼攻击玻鲁斯王的军队。迂回突袭的战略很快见效。亚历山大一举击败玻鲁斯王的军队，俘获7万俘虏和许多大象。

此后，亚历山大利用印度诸小国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迅速占领了印度河流域上游的广大地区，并继续兵进希帕斯河。

似乎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马其顿人东进的步伐，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抗拒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雄心。

现在，弱小的民族只能祈求上帝的帮助了。

果然，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印度，并乘胜前进的时候，上帝的力量——气候，阻止了亚历山大东进的步伐。

印度的高温和潮湿，使得生活在爱琴海沿岸舒适气候下的士兵不适应，大批士兵和军官中暑或患无名疾病，军队减员厉害，将士痛苦难熬。加之长期在外作战，士兵得不到休息，厌战情绪滋生。这时候，部分将领和士兵拒绝继续东进，甚至发生了兵变。同时，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开始强盛起来，利用夏季印度50多摄氏度的高温，乘机向亚历山大逼近。

面对难耐的气候和厌战的士兵，亚历山大决定停止东进，并于公元前325年，撤回巴比伦。

想象一下，如果亚历山大不是沿南线推进，而是主攻北线，克服眼前的困难努力越过帕米尔高原。一旦他们见到辽阔的黄河平原，肥美的土地，宜人的气候，画地为牢的十几个诸侯小国，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应该庆幸两件事情：第一是帕米尔高原和印度河流域恶劣的自然环境阻挡了马其顿人，第二就是秦始皇在不久之后统一了中国。

由于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才使得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多次南侵不能得逞；才使得蒙古人和满族人虽然一度短暂地统治了中原，但是无法断绝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血脉，反而被中国广大的地域、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所融化。

帕米尔高原阻挡了马其顿人那是偶然的，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它建立成为一个强大的、再也无法分裂的帝国，却是必然的。

为什么秦始皇统一起来的秦帝国，虽然仅仅经历了短短的14年，就被残余的诸侯贵族借着农民的暴动所推翻了，但是，中国却再也没有走向分裂？再也没有分裂成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局面？

为什么秦始皇的赵氏江山虽然灭亡了，继而被刘氏的汉，以及唐宋元明清所取代，但是秦始皇所创造的统一的国家格局、行政体制、法律框架、人口管理、军事机器、农业生产组织等，却基本上被汉代乃至后代所继承下来？

关于这些问题，本书第六章将重点讨论。但是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焚书以断绝各诸侯贵族对祖上荣耀富贵的念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举措。





第二节

“坑儒”是秦始皇惩罚贪污犯罪


所谓的“坑儒”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整个过程简单说来是这样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文化人，包括博士、方术之士等，采取了一系列优待措施。他召集了一大批文化人，国家出钱养着，或著书立说，或研究星相方术，其中有一项工程是研究长寿。秦始皇希望能借此振兴太平盛世。

这时候出了一件意外的事件，有两个方士逃跑了。这两个方士不是一般人，是秦始皇非常信任，拿了政府一大笔钱在研制长生不老药的科研项目负责人。这两人为什么逃跑？《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么记载的：

侯生、卢生为秦始皇研制长生不老药，一直没有结果。怎么办？他们就想办法找借口。

秦始皇三十二年，卢生说找到原因了，他献上了宣扬符命占验的图录之书，上面写着“灭亡秦朝的是胡”。

“胡”在当时的一般意义是匈奴。匈奴很厉害，几百年来中原人拿匈奴没办法。侯生、卢生大约是料定你秦始皇也打不过匈奴，打不过匈奴，长生不老药就不灵验。

于是，秦始皇就派将军蒙恬率兵30万攻打匈奴。没想到蒙恬厉害，几百年都对付不了的胡人匈奴，让蒙恬一举击败。胡人向北逃到大漠深处，从此不敢南下牧马，蒙恬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

侯生、卢生这招没有灵验。怎么办呢？还得想办法骗呀。

三十五年，又过了三年，还是没有见到长生不老药，卢生又找辙。他对秦始皇道：

“我们寻找灵芝、奇药和仙人，一直找不到，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伤害了它们。怎么办呢？解决办法有，就是皇帝要隐秘自己的行踪，这样才能远离恶鬼，恶鬼不近身了，神仙真人才会降临。皇上您住的地方如果让臣子们知道，就会妨害神仙。真人是入水不会沾湿，入火不会烧伤，能够乘驾云气遨游，寿命和天地共久长。现在皇上您治理天下，还没能做到清静恬淡。希望皇上所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够得到。”

秦始皇不信不行呀，钱也花了，时间也耗了，于是令咸阳四旁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都用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人都安置在里边，全部按照侯生、卢生所设计的位置不得移动。

秦始皇照着这些方士的要求做了，长生不老药呢？当然还是没有。

不要笑话秦始皇愚昧，历朝历代的君王，都逃不脱希望长生不老的俗臼，我们老百姓不也一样吗？即使是科学文明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的今天，我们不也一样还这么愚昧吗？一说打鸡血能长寿，全民养公鸡，打鸡血；一说喝牛奶长寿，全民喝牛奶，一说吃地瓜长寿，人人吃地瓜，一说戒烟长寿，90岁人还戒烟，一说某种进口的药吃了能长寿，有钱人不也是一掷千金吗？最后吃出了肝坏死居然还执迷不悟。

科学都是从愚昧中生长出来的。如果说秦始皇开启了中国人的生命学和长寿学研究，应该是讲得通的。

长生不老药当然是找不到的，可是科研经费却贪污挥霍所剩无几，甚至被拿出去牟利。怎么办？侯生、卢生两人骂了一通秦始皇，然后逃走了。

秦始皇听说二人逃跑，十分生气地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先前查收了天下所有不适用的书都把它们烧掉。征召了大批文章博学之士和方术之士，想振兴太平，这些方士说能炼造仙丹寻找奇药，可是却逃跑不见踪影。徐巿等人花费的钱数以万计，最终也没找到奇药，只有他们非法牟利互相告发的消息不时传到我耳朵里。对卢生等人我尊重他们，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诽谤我，企图以此加重我的无德。这些人在咸阳的，我派人去查问过，有的人竟妖言惑众，扰乱民心。”

于是秦始皇派御吏去一一审查，这些人就互相告发，秦始皇亲自把他们从名籍上除名，一共460多人，全部坑杀于咸阳，让天下的人知道，以惩戒以后的人。

这就是所谓“坑儒”事件的前因后果。

由于后世文人把坑杀解释为活埋，把秦始皇惩处贪污犯罪解释为活埋读书人，便激起了读书人持续千年对秦始皇的愤慨。唐代人章竭有一首诗《焚书坑》非常有名，是批评焚书坑儒的：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无独有偶，从公元前550年起，流传了一千二百年的“杞梁妻哭夫”的故事，也是到了唐代，被诗僧贯休的一首《杞梁妻》，硬是栽赃到秦始皇身上：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

一号墙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为什么与秦始皇隔了近千年的唐代人，那么起劲地骂秦始皇？恐怕也与“坑儒”有关。因为唐代开始了科举考试，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出现了。“坑儒”这不就是杀我们读书人吗？所以，读书人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写诗作赋，报仇雪恨。

可是错了！

“坑儒”其实是一个文字错误。坑杀不是活埋，而是杀死坑埋不许收殓；坑的也不是读书人，而是贪污国家科研经费的罪犯。





一 “坑杀”不是活埋，而是杀死坑埋


将“坑杀”解释为活埋是错误的。

考查典籍，把坑杀解释为活埋，一无史料佐证，二也不符合文字本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牵强附会，后人就随声附和。

纵观历代文献所记载的“坑杀”事例，绝大多数情况下，杀人者并不存在活埋以折磨死者的动机。恰恰相反，这些记载中显示的情况是，行刑者是要尽快、便捷地处死人犯。

（1）项羽匆忙中坑杀襄城百姓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项羽为人强悍狡诈。项羽攻克襄城之后，襄城内活着的人，均被项羽坑杀。项军所到之处，没有什么不被毁坏和消灭的。”[1]

这段话中有“襄城无遗类，皆坑之”，就是把襄城里的人，不管是谁，一律坑杀。这里的坑杀显然不是活埋的意思。因为很难想象，项羽的士兵在作战追击当中，屠杀百姓时还要先费时费力地挖个坑，还要费力地制止反抗，再一锹一锹铲土将人掩埋致死，然后再去攻击其他敌人。

襄城是经过围困然后攻入，百姓和官兵大部分没有能够逃脱。项羽的士兵怎么能活埋那么多官兵和百姓？

（2）吕隆坑杀的百姓尸体堵塞了道路

《晋书》记载，十六国大乱时期，有许多有关坑杀的事件。

公元401年，后秦国的军队在姑臧城（今甘肃武威）长期围攻后凉国的吕隆。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百姓饥饿难耐，知道城破也是一死，所以不断有大批百姓出逃。吕隆就命令军队，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全部坑杀，由于坑杀的人太多，以至于尸体堵塞了道路。

该文中的“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的“坑”字，显然不是活埋，而只能是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杀死。不能想象，吕隆先将百姓活埋致死，然后再挖出尸体，弃尸一旁，以至于堵塞了道路。

（3）白起坑杀降卒40万

白起坑杀赵军降卒40万的故事，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例子。可是，考察此次战役，把坑杀40万降卒解释为活埋，就变得很可笑了。

秦昭王四十七年，秦国和赵国发生了长平大战。司马迁记载，长平之战赵国战败，40万军卒向秦军主帅白起投降，白起将其全部坑杀。

然而，仔细分析，活埋40万降卒的动机和实施可能性，都存在疑问。情理讲不通，实施有困难。

从情理上讲，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令白起十分憎恨，杀之太便宜的人，用活埋使其恐惧、痛苦，受尽折磨，说得通。而长平的情况是：白起是后来调任主帅，并没有与赵军进行过艰苦的鏖战，对赵军没有刻骨的仇恨。白起释放了240名年幼的赵军让其回国，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白起之所以要坑杀降卒，是担心赵军降卒人数太多，一旦反叛难以控制。因此，白起迫切要做的事情是，赶紧用最便捷的方法杀死这些人，以免日久生变，而不是活埋虐待他们。

从具体实施来讲，活埋40万人如何能办到？得挖多大的坑？这坑得挖多少天？得准备多少铁锹？得有多少人制止反抗，得有多少人来挥锹埋土？得多少天才能把土埋得足够厚达到活埋致死的目的？即使40万降卒这个数字有很大水分，也不可能办到。

为了使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破绽的事情变得合理，有人解释道：白起是把降卒诱骗到一个峡谷中，然后实施活埋。秦军从峡谷两侧往下推石头，所以不用挖坑。

这也讲不通。除非用炸药在两边的山崖突然实施爆破，否则仅靠山崖两边的人往下推石头掀土，什么时候才能把几十万人活埋致死？而这些人一旦发现秦军意图，必然拼死反抗。满山遍野都是赵军拼死反抗的降卒，岂不与白起迅速处置降卒以免生乱的本意相违背？

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又有人这么解释：为了制止降卒的反抗，白起事先用酒将这些降卒灌醉，也有说白起在降卒的食物中下了蒙汗药，所以活埋得以顺利实施。

这个解释有点可笑了。能够把几十万降卒灌醉得多少酒？从哪儿调集？怎么运来？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呀，为什么要白白浪费？

如果是蒙汗药那就更离谱了。能把几十万人麻倒得多少药？一个人5克就需要两吨的蒙汗药，上哪儿找去？

还有，让降卒醉到什么程度？如果不省人事，根本不知道反抗了，活埋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不省人事，知道自己要死了，醉酒人发起酒疯来，岂不更难对付？

所以，把《史记》[2]中记载的白起坑杀40万赵国降卒，解释为白起活埋赵军40万，是错误的。武断地把“坑杀”解释为“活埋”，显然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要把秦始皇和秦国军队妖魔化，就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而牵强附会地自欺欺人。

（4）坑杀解释为杀死坑埋，不准收殓下葬更为合理

先秦时期对于“活埋”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生埋”。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这样一条司法解释：

“疠者有罪，定杀”。“定杀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或曰生埋，生埋之异事也。”[3]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麻风病人犯罪，应定杀。定杀怎么做的？就是活着扔进水里淹死。有人认为应该活埋。回答：活埋不合法律。

那么，什么是“坑杀”呢？

既然历史典籍中对“坑杀”一词没有明确的解释，我们本着合情理、合逻辑，在其他文字中能够解释得通为原则，把“坑杀”解释为杀死后坑埋，不准收殓下葬更为合理。

对于古人来说，死并不是最坏的下场。死而得以入殓，得以归葬故里，得入宗室庙堂，不失为人生合理的结局。

人固有一死。死不见尸成孤魂野鬼，死无完尸，死后尸体被辱，则是比死更可怕的结果。因此，古代才有五马分尸的车裂、碎尸万段、凌迟、烹杀、暴尸、斩首弃市等不同花样的死刑刑罚。

“坑杀”应该是介乎于“斩首”与“斩首弃市”之间的一种死刑刑种，就是杀死之后不许收尸入殓，草率坑埋。

对“坑杀”做出这样的解释，正好也吻合了史籍上记载的有关坑杀的案例。这些案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大多是针对广大群体，如万人以上的战俘。

第二，大多地处野外，无法收尸入殓。如白起在广阔的战场上坑杀40万赵军；项羽军队在战乱中坑杀襄城的百姓；以及后来不杀秦将章邯而坑杀20万秦兵；吕隆在即将城破身亡的情况下，仓促杀死企图逃出城外的大批百姓等等。如此一来，后人就不必再绞尽脑汁地对上述坑杀的事件，做合理化解释了。

把“坑杀”解释为杀死后坑埋，合情理、合逻辑，是正确地解释。

注释：

[1]《史记·高祖本纪》：“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阬与坑可通用）。

[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3]《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4页。





二 “坑儒”是惩处贪污科研经费的经济犯罪


“坑”字有了正确的解释，我们再来讨论“儒”字。

即使我们认可了“坑”不是活埋，而是杀死后坑埋，杀读书人也还是招人痛恨，因为这很容易让人与独裁、专制、限制言论自由联系起来。

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当读书人想要咒骂当朝统治者而不敢时，就会拿秦始皇焚书坑儒来指桑骂槐。然而“坑儒”真的是杀读书人吗？“坑儒”真的是因为读书人提出不同意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1）坑的是骗取巨额资金的术士

抛开“坑儒”这两个字在我们脑子里造成的习惯认识，纵览整个事件的经过，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坑儒”事情的发生，不是因为读书人给秦始皇提意见，或是读书人传播自己的学说，而是因为术士侯生、卢生骗取国家巨额资金，然后用以牟利、挥霍，最后携款潜逃引起的（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

第二，秦始皇气愤而处置的人，是追随侯生、卢生、徐巿的术士、门客，和参与骗取巨资、非法牟利的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儒生、读书人（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第三，秦始皇是依法办事的，他将案件交给有关官吏审处，而不是自己一言独断（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

第四，官员依法调查卢生等一干随众。这帮人在铁证面前相互揭发。于是官吏依法逮捕涉案罪犯460人，秦始皇批准，将其斩首于咸阳，坑埋不许收殓。其余无罪者不予追究（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第五，秦始皇杀的不是读书人，而是骗取国家钱财贪污巨额科研经费的术士。即使其中有读书人儒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儒生读书人也不应该例外。

贪污国家科研经费的术士该不该杀？该杀，无论哪个朝代都该杀，即使是现代文明的今天，一些西方国家废除了死刑，对于这样的犯罪，大约也要判处最高刑罚，终身监禁。公开诽谤朝廷和君王的人该不该杀，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即使是由平民参与起草制定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对这样的人也是要处死的。秦始皇把案件交给司法官吏，司法官吏依法办事，没有什么不对的。

（2）秦始皇对术士从此斩尽杀绝否

秦始皇根据御史的调查结果，下令将460名犯有贪污、非法牟利和诽谤罪的术士坑杀之后，对于其他没有犯罪的术士是怎么处理的？是继续允许他们从事活动，还是一并取缔，甚至斩尽杀绝？

如果按照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的文字，似乎是从此取缔：“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秦始皇虽然对术士们贪污、非法牟利、诽谤的行为十分痛恨，对他们花费巨资却一无所获十分气恼，但是，处罚起来却是依法办事，区别对待。贪污、诽谤、非法牟利属于犯罪，杀；花费巨资一无所获属于科研遇阻，不予追究。

徐巿是被秦始皇痛骂的人，但是，秦始皇却没有下令处罚徐巿。三十七年秦始皇东巡时，又召见了徐巿，并没有对他耗费巨资入海求仙一无所获加以处罚。由此可见，什么事贪污犯罪，什么事科研无果，秦始皇分得很清楚。

有学者说秦始皇赦免徐巿是被忽悠想长寿昏了头，其实是信口开河自己没脑子不能明辨是非。

有一个问题在此要特别提一下：术士在今天人的眼里，似乎与装神闹鬼、坑蒙拐骗是同义词。因此，相信和容忍术士，便被认为是愚昧无知。其实不尽然。人类早期的科学研究，几乎都是起源于类似术士这样的一个群体。天文学、医学、生物学、冶金、化学等，开始可能是装神闹鬼，逐渐却产生了科学。炼金术和炼丹术，产生了早期的金属冶炼和化学；巫师占卜对上天的崇拜产生了天文学；希望活命和长生不老产生了医学和生物学。能不能容忍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能不能在盛怒之下仍然给罪魁祸首一个宽容，体现了一个君王的胸襟和气度。

秦始皇三十五年坑杀犯有贪污、非法牟利和诽谤罪的术士，并没有演变成对整个术士阶层的取缔和屠杀，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三 秦始皇崇法但并不贬儒


把司马迁的“坑术士”，改一个字变成“坑儒”，不仅把贪污国家巨额资金的罪犯，变成了让人尊敬的读书人，把秦始皇原来应该力挺的好事，变成了遭万世唾骂的恶行，这一字之改还造成一个千古的误解：秦始皇痛恨儒家学说，要兴法家灭儒家。

我们知道，汉代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百家学说被禁被毁，儒家成为统治学说。把“坑术士”改一字为“坑儒”，便既迎合了独尊儒术的政治需要，又贬斥了秦始皇而张扬了汉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一箭双雕满足了汉代统治者的双重政治需要。

汉朝是造反夺了秦始皇的江山而取而代之的，所以秦始皇一定要无道。你看，果不其然，他把尊贵的儒生都杀了，那是要灭绝高贵的儒家学说，是不是很无道？是。尊贵的儒生为了高贵的儒家学说，都悲惨地殉道了，我们后人是不是应该全力保护和抢救儒家学说？是。

改一个字，使得秦始皇无道和秦始皇要灭绝儒家学说两个谎言都得以成立，这个字改得高明。

由于后来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统治学说，儒家学者逐渐成为统治者，受儒家学说影响，为了捍卫儒家学说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被栽赃曾经坑儒的秦始皇自然受到更多的抨击，更加被妖魔化。这就是两个谎言的互相作用，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不断发酵繁殖，无所不在。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字改回来，再用新的读史原则不带偏见地去重读《史记》，我们就会发现，秦始皇并不排斥儒家学说，始终重用儒生，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

（1）儒生始终在秦帝国高层发挥重要作用

陆贾、郦食其、张苍、伏生和叔孙通，都是在秦帝国高层担任职务的儒生。

张苍在秦帝国担任御史，叔孙通是侍奉在秦始皇身边的博士，陆贾和郦食其都是当时有名的儒生。他们在秦始皇执政期间，始终受到重用，从未受到迫害。可见，秦始皇讨厌儒生是一个误解。说秦始皇要灭绝儒生和儒家文化，是汉代以后的谎言。

南宋史学家郑樵在他的史学著作《通志·校雠略一》中说：

“陆贾，秦之巨儒。郦食其，秦之儒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侍诏博士。数岁，陈涉起山东，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未尝替。则知秦时未尝废儒。”

郑樵这段话，其史实引自《史记》等前朝史书。其中说到秦二世的时候，陈涉在山东起事，秦二世曾经召博士和儒生30多位来寻找对策。这些儒生都是拿儒家经典《春秋》里的微言大义做回答。可见儒生在秦帝国很受重用，儒家经典也没有受到禁毁。

郑樵还说，大儒叔孙通投降汉朝的时候，手下有门生一百多人，可见秦始皇并不是不允许聚众讲学，并不是不允许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只是要以秦帝国认可的公职人员为师。从这点意义上讲，秦始皇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更加开明。

近代著名学者康有为也曾说：

“秦虽不尚儒，然博士之员尚七十人，可谓多矣。且召文学甚众。伏生、叔孙通即秦时博士也，张苍即秦时御史。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尤存者也，然而以坑儒为绝儒术，亦妄言也。”

康有为认为，秦帝国中用了很多儒生，这些人都精通儒家经典诗书，精通六艺，一直到汉代建立，仍然发挥着作用。可见说“坑儒”是为了灭绝儒家学说，是不负责任的妄言。

秦始皇留下的多处碑刻，也印证了秦始皇对儒家学说的维护和运用。

碑刻还显示，后世认为秦始皇只是推崇法家的思想，并将其发展到严刑峻法，不近人情的地步的，是完全错误的。

（2）刻石显示，秦始皇提倡儒家的教化作用

帝王的刻石碑文通常都被认为是歌功颂德的阿谀之辞，然而，如果仔细研读，其中透露出的信息，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具有大政方针性质的褒扬什么，贬抑什么，可能比史书中那些生动的小故事，更加真实可信，也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统治者的施政追求。

秦始皇三十七年刻于会稽山的这块碑石，有一段话颇令人惊讶。

这段话的意思是：丈夫在外淫乱，杀了没有罪过，男子须守规程。妻子弃夫逃嫁，子不认她为母，则要教育感化。[1]

从这句话来看，秦始皇对男子婚外情惩处严厉，“杀之无罪”，这是法的严厉；而对女子婚外情，对不守妇道抛弃子女的母亲，则几乎没有惩罚，“咸化廉清”，要教育母子双方，化解怨恨，回到廉清的道德规矩上来。强调要教育感化，这却是儒的宽柔。

从道德层面上看，这与后世男尊女卑，女子要三从四德，严守妇道，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寻花问柳的法律制度、社会风气迥异；从治国执法的层面上分析，分明是把儒家的教育感化，动之以情，完善道德自我，融入其中了。

在二十八年邹峄山勒石时，也有许多儒生参与议事，“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泰山石刻中明确写着“男女礼顺”的内容，这就是要求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礼仪规范，以道德范畴的礼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勒石中还强调移风易俗，创造“廉清”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有儒家社会思想核心。

（3）法是为了社会和谐而不是处罚杀人

中国人对法律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即使是今天，人们一听法律两个字，首先想到是被法律约束，受法律惩罚，因而产生反感，然而却忽略了法律对自己加以保护的一面。这是几千年来的认识偏见。

秦始皇师法，因而不能把相国吕不韦处死，因为吕不韦罪不当死；汉武帝崇儒，就能凭借别人举报听来的悄悄话，把宰相刘屈氂斩首夷族。

汉代学者说秦“赭衣塞途，囹圄成市”，秦律严酷致使整个国家变成了一所大监狱。可是，拿近年出土的汉代法律与秦律比较，秦、汉两代的法律尺度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变化。

秦始皇虽然推崇法律，但是并没有忽略法律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师法是为了社会和谐，而不是将法律置于社会民生之上。

在秦始皇生前的诸多勒石上，多次阐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其意思是：用法律推动国家运转，协调各行各业。其目的是使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生养繁殖皆“得宜”。

琅邪刻石：“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公平的法度，是万事万物的纲纪，只有这样，才能彰明人事的规矩，使得子孝父慈。使人际关系“合同”。

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等等，这些勒石文字，都是强调整个社会的运行要有法可依，公平的法律是包括老百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汉代以后的史学家、政论家所理解的狭隘的刑罚。

（4）秦始皇倡导墨子的节简用事，应时而作的民本思想

秦始皇二十八年在琅邪刻石中有：“要崇尚农业，抑制其他行业，这样百姓才能富裕安宁。为官者要怜惜百姓，努力工作。征发劳役不要耽误农时，要让各行各业都有所发展，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动兵打仗。”[2]

这与墨子的民本思想很相近。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也证明了，秦始皇倡导这样的治国方略，并实际得到了贯彻执行。

里耶秦简中，洞庭郡守礼在给属县下达的公文中说：“农忙时不要劳动百姓服徭役。平时需要动用百姓服徭役的，能简省的不简省，将受到弹劾，还要按律治罪。”[3]

这似乎与我们对秦代滥用民力的印象不相吻合。然而，这却是实实在在见诸于秦始皇具有大政纲领性的刻石，和地方官员具体实施的命令文书。这比带有明显偏好的形容词真实可信。

综上所述，由于把“坑术士”改成了“坑儒”，又由于汉代贬斥秦始皇的政治需要，由此造成了后人的误解。上述的史实可以证明：秦始皇不仅没有要灭绝儒家文化，反而是兼收并蓄。在他的治国思想里，既重儒家教化，又兼有墨子、老庄的安民生、恤百姓的民本思想，并且已将这些思想变成政令，发布到基层落实实施。另外，秦帝国允许博士、御史招收门生，研习诸子百家的兼收并蓄行为，也是很好的佐证。

有一种机械论的研究思想应该摈弃——给历史人物贴标签。

秦始皇在他的治国方略中，较多地采取了商鞅、李斯等人的法家思想，就给秦始皇贴上法家的标签。因此就得出结论，凡是法家人物说过的话，有过的主张，都等同于秦始皇赞成并已经实施或将要实施。并进一步得出结论秦始皇反对儒家排斥道家、墨家。毫无疑问，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任何政治领袖都不会像学术倡导者那样纯粹和偏激。他要应对一个国家千头万绪的复杂局面，必然要兼收并蓄。这就如同比秦始皇更偏激的汉武帝，虽然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在治理国家时，还是毫不犹豫地采纳了法家用法律治理国家的主张，全盘接受了秦始皇的法律体系。

现在我们清楚了，“坑”不是活埋，“坑儒”不是杀读书人，更不是要灭绝儒家学说。“坑儒”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使用的字眼：“坑术士”。那些贪污国家科研经费的术士被坑杀，是罪有应得。

然而，理清了历史的沉冤，并不能彻底消除司马迁在记载坑术士这件事时，给读者造成的误导。《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侯生、卢生逃走前说的那段话，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这段话也被后人广泛引用，以此来批评秦始皇。司马迁再次用人物之口，直接贬损秦始皇。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豭，是公猪。寄豭，意思是养母猪而无公猪的人家，借他人家的公猪以与交配，叫寄豭。“夫为寄豭”，比喻有妻室而在外搞男女关系的男人。

[2]《史记·秦始皇本纪》：“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

[3]“田时，不欲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亟以律令具论。”





四 侯生、卢生当着史官密谋私语骂皇帝


侯生、卢生逃走之前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段话几乎没有哪本写秦始皇的书不引用一二的。文学家、电影编剧们也据此来描写秦始皇，把他概括为：刚愎自用，独断专横，什么事都是一人说了算，从来不与大臣商量讨论，以杀人为乐，大臣博士不敢进忠言，贪恋权力，百官如摆设等等。

侯生、卢生都说了什么？

逃走前他们两人悄悄地私语道：“秦始皇为人，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他出身诸侯，兼并天下，诸事称心，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狱吏们都受到亲近和宠幸。博士虽然有七十人，不过是虚设充数而已。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倚仗皇上办事。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显示威严，官员们都怕获罪，都想保持住禄位，所以没有人敢真正竭诚尽忠。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因而一天比一天骄横。臣子们担心害怕，专事欺骗，屈从讨好。秦法规定，如果方术不能应验就要处死。占卜星象云气以测吉凶的人多达三百，都是良士，然而由于害怕获罪，就得避讳奉承，不敢正直地说出皇帝的过错。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都由皇上决定，皇上甚至规定自己每天要处理完多少重量的奏章，如果日夜不停有奏章送来，不处理完就不休息。他贪于权势到如此地步，咱们不能为他去找仙药。”于是二人逃跑。[1]

这段话可信吗？我们分两个问题来讨论。

（1）侯生和卢生密谋是后人杜撰？

侯生、卢生是私下密谋，两人骂了一通秦始皇，然后就逃走了，从此杳无音信。那么，二人的话是怎么泄露出来的？谁传的话？准确不准确？除非侯生、卢生是当着秦国史官的面说了这通要杀头灭门的话。

根据程步读史原则，这样的隐秘对话，应该不予采信。

日本和德国的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段话的真实性。日本学者的质疑首先是针对陨石事件中“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句话。

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其《秦汉史研究》第14页至24页中指出，虽然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过它，在他统治期间，他人均称他为皇帝。因此，石头上不可能刻写“始皇帝死而地分”字样。

栗原朋信还指出，《史记》中还有一段文字违反了这个原则，就是侯生、卢生密谋的话“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侯生、卢生不应该称秦始皇为“始皇”。正确的说法应该称为皇帝。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内因格尔在其《坑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一文中，支持日本学者的这一论点，认定这段话为后人杜撰。

两位学者的推断，与程步的读史原则不谋而合。这样的密谋之语，属于文学创作，应不予采信。

（2）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批评，与《史记》记载相悖谬

我们否定侯生、卢生两人密谋对话的真实性，不仅因为其不可能被史官记录下来，还因为其中的内容，明显与《史记》本身记载的事实相悖谬。

悖谬一，侯生、卢生的对话说，“秦始皇喜欢以刑杀来显示威严，天下人畏罪持禄，不敢尽忠。从事占卜星象的人有三百人，都不敢言皇上的过错。”

而实际情况是，前有李斯谏《逐客书》，政令已经发出，李斯上书，秦始皇知错就改；后有王翦逼迫秦始皇认错，秦始皇发兵60万给王翦，并亲自送到灞上；再后来是博士淳于越在祝寿宴上，公开说秦始皇的江山不能长久，而并未受到惩罚。

可见群臣并不是不敢尽忠，也不是不敢言皇上过错。而进的忠言，指出的过错，即使不合圣意，即使不正确，也没有受到迫害。

悖谬二，对话说，“天下之事无论小大皆决于皇上，贪于权势至如此。”

明显与事实不符。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共统治秦帝国11年。在这11年中，有五年长时间外出巡游。

二十七年，秦始皇向西巡游，视察陇西郡和北地郡，向西抵达鸡头山，返回的时候经过回中。此次巡游是从陕西的咸阳往西走，一直到宁夏的吉西返回，往返路程大约1400公里。以陕西省的地形和道路状况判断，加上各地的迎来送往，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二十八年，向东视察郡县，上邹峄山，在那里刻立石碑。又登上泰山，再度刻石立碑。然后向东行一直到渤海以东，登之罘山，再立石碑颂扬秦帝国的功德。接下来向南登上琅邪山，并在当地逗留了三月。

这一趟东巡，从陕西咸阳到山东泰山，至少有1500公里，再向北至河北省的渤海，也有300公里。从渤海再向南到达山东的琅邪，有400公里。往返近5000公里。如果再加上在各地刻石树碑，在琅邪逗留的三个月，这一年秦始皇至少有半年不在都城理事。

二十九年，秦始皇再度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遇见刺客。这之后向东一直抵达东海。这一趟往返也有4000公里。

三十二年，秦始皇再度东行到达碣石山，回来后又巡察北方，从上郡返回。碣石山在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离陕西咸阳2000公里，秦始皇从上郡返回，也就是经陕西，过内蒙古、从延安向南返回咸阳，这样又要绕道多走400公里。往返4500公里，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再度出游，直至病死在沙丘平台。

综观上述出巡的情况，难以想象，一个专权的皇帝，一个对臣子不信任，时时提防的君王，怎么敢如此？怎么敢一年有几个月不在朝中？后世再开明的君王，再放任的皇帝，也没有敢像秦始皇这样，一年中有几个月不在朝中，放心让大臣治理国家。

如果秦始皇不是完全信任他的大臣和将军们，如果他不是把治国的事情放心地交给这些将军和大臣们去做决定、去推行，秦帝国还怎么能正常运转？秦始皇又哪得如此潇洒？

悖谬三，对话说，“秦始皇给自己规定了每天要处理完多少重量的奏章，如果日夜不停有奏章送来，不处理完就不休息。贪于权势到如此地步。”

这充分表明了文字含义的多样性。上面这段引文，如果正常的阅读，我们的结论一定是：秦始皇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可是一句“贪于权势至如此”，把读者引向了反面。勤政变成了贪权。

综上所述，侯生、卢生逃跑前的私语对话，不仅是后人杜撰的，其内容也不符合实际，因此我们在评价秦始皇时，应该将其剔除。

清除了侯生、卢生这段私语带给我们的误导，摘掉了司马迁预先戴在我们眼睛上的有色眼镜，我们可以给“焚书坑儒”一个公正的结论了。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僊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姦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





五 焚书坑士，是正确的结论


概括本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的事件，比较准确的称谓应该是“焚书坑士”。

焚书，就是焚毁六国王公贵族手里私藏的文科书籍。坑士，就是坑杀骗取国家巨额资金的术士罪犯。

焚书在今天来看有点过分，但是在当时十分必要，难以避免。

坑士不论是今天还是当时，都是依法办事。被杀的人罪有应得，执法的人是依法办事。

在焚书坑士这两件事情上，秦始皇的举措是谨慎的、开明的，也是依法办事掌握分寸的。坑术士，涉及到贪污金钱，容易证据确凿，所以杀；焚书，涉及到思想问题，界限难以把握，容易捕风捉影造成打击扩大化，所以不杀。

不仅如此，焚书采取的是自动上缴的办法，而不是像后世那样让士兵挨家挨户搜缴；不论你有的书有多么恶毒的内容，交出来都不受处罚，而不是像后世那样，从你家的一本书中找出不敬之辞，便会满门抄斩；规定30天限期，即使存心抗拒，拒不交书，处罚也是适度的，仅仅是刺字罚徭役。只有当有人上街聚众演讲，涉及煽动反叛，动摇国家安定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了，这才依法重处。

所以我们说，无论怎么看，秦始皇“焚书坑士”的举措，在当时都是仁慈的、正确的。

解决了“焚书坑士”的问题之后，便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认可了秦始皇本人是仁慈的，他一生没有妄杀过大臣和将军；我们也认可了“焚书坑士”是正确和适度的举措；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秦帝国的法律是宽柔相济，适应当时的国情；事实也证明秦始皇没有镇压和奴役六国官民，那如何来解释秦帝国仅仅14年就崩溃的原因呢？

搜寻两千年来无数王朝灭亡的诸多原因，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张牌了，那就是赋税徭役过重。

这个解释很容易被人接受。如果百姓不是缺吃少穿，无法活下去，怎么可能铤而走险奋起造反？

细察历史文献，似乎每个朝代的覆灭都会有这一条罪状，很少有人反对，容易让人信服。

秦帝国的崩溃真的是因为赋税徭役过重吗？





第十章


去打仗还是去打工


赋税和徭役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出钱，一个是出力。两个问题又合成一个结果，老百姓出钱出力给国家，供养统治机器，用于公共事业。比如官吏的俸禄，比如防御和修路等。

出钱出力有个度，少了，国家发展受限制；多了，老百姓吃不消。适度了，才能国强民富，老百姓安居乐业。

赋税徭役过重这一条，被用在所有灭亡的王朝身上。人们在总结所有王朝的灭亡原因时，都会有赋税徭役过重这一条。得出这样结论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如果百姓有吃有喝，安居乐业，干吗要造反？

然而，这个逻辑推理虽然合于逻辑学，却不一定符合社会实践。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近代有丰富资料的社会现实，便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造反闹事的时机，恰恰不是在那个政权最贫困的时候，带头闹事的人也恰恰不是交不起赋税马上就要饿死的百姓。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另本书里专题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就事论事，看看秦帝国的赋税徭役究竟有多重？百姓承受的负担，是否真的重于秦帝国建立之前？





第一节

赋税沉重到什么程度


关于秦帝国的赋税情况，没有具体的数据。因此无法与秦始皇统一前作比较。然而奇怪的是，没有具体的数据比较，人们痛斥起来反而都更加理直气壮。

后人最常引用的是汉代的文字，而这些文字无一例外的都是一些形容词，或者数字化了的形容词。





一 形容词造成的假象


《汉书·食货志》说秦帝国是：“男子努力耕作，仍然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女子不停地纺织，仍然没有足够的衣服。天下的所有资财，都上交了国家。老百姓穿的是牛马般衣服，吃的是狗一样的食物。”[1]

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没日没夜当牛做马，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可是，这些形容词被用在所有朝代，只要撰文者对那个朝代不满，都会用这样的形容词来抨击。这种形容词虽然很容易打动人，其实没有实际意义。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上书说：“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此条比较具体，秦朝征收的赋税是过去的20倍，用这段文字来证明秦始皇赋税过重，猛一看好像言之有据，不容置疑。然而，细品，其实也是数字化了的形容词，到底多少，我们还是不知道。如果深究，便会发现其不免荒谬。

我们姑且不论董仲舒此言依据为何，单从文字分析，如果是说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把原来属于列侯和贵族封国的所得，收归国家，造成国家税收大幅增加，田租、口赋、盐铁之利，比过去增加了二十倍，尚可以讲得通；如果是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加重了百姓赋税，导致百姓上缴国家的赋税，是古代先朝的20倍，就有矛盾的地方了。

孟子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

意思是说，百姓收获十份，上交赋税一份，是贤明君主的做法。可见战国时期大家公认的合理赋税是十分之一，同时也说明，那些无道君主的赋税不止十分之一。

东汉的苟悦在《汉纪》中说：“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

苟悦说，古代上交收入的十分之一，是天下公正的赋税。这说明，汉代也认同十税一的赋税标准。

让我们回到董仲舒“二十倍于古”这句话上，如果秦始皇之前，赋税是十之取一，秦始皇增加了二十倍，收获十却要交二十，请问还有可取的吗？如果取不到又如何形成了二十倍于古？杀鸡取卵，连鸡都吃了也不够，明显违背常理。

即使如《汉书·食货志》记载的那样，汉高祖刘邦完成统一之后，曾下诏令，“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十五分收成只上交一份，十五亩地只上交一亩地的收成。这个税收比春秋战国又要减轻了许多。可是，即使按照这个数据，再提高二十倍，变成了十五亩地要上交二十亩地的收成，也还是荒谬的。

更何况，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诸侯各国、周天子的天下远不像后来文字描述的那么仁慈。十税一根本做不到。

《管子》中就有：“民食什五之谷”。一亩地收成十份，百姓只能得到一半。五成的收入要上交，在此基础上，还怎么加收二十倍的赋税？

孟子是商鞅同时代人，《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就用后代贬损秦始皇的形容词，来贬损被后世颂扬的周天子。孟子道：“现在的朝廷征收百姓的生产所得过重，以致百姓上不能供养父母，下不能养育妻儿，好的年成也要一年苦到头，如果有了灾害，就可能穷困致死。”[2]

试想，在此基础上，秦始皇还怎么征收二十倍于古的赋税？

注释：

[1]“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2]“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二 秦简或史籍中断章取义


有学者引用《秦简》写道：“按土地面积征税，每顷土地，不管是否耕种，都要交3石草料，2石禾秸。”[1]然后他又补充道：“除此之外，还要缴粮食。”

然而，这“除此之外，还要缴粮食”没有出处，不知道根据何来？粮食要交多少，也没有记录。可是，引述上述文字的人却得出结论，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上缴了国家。不知道这个三分之二是怎么来的？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秦之田亩“顷”有多大，当时的粮食产量是多少，因此，武断地说百姓要将一年收获的三分之二上缴国家，是没有根据的。再引申出“除此之外还要上缴粮食”，更是不能让人信服。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军攻入咸阳后，“秦国人很高兴，都争着拿着牛羊和美酒来犒劳刘邦军。刘邦推辞不收说：仓库里粮食很多，不麻烦大家了。”[2]

有人借此得出结论，由于秦始皇的横征暴敛，致使老百姓民不聊生，而国库却仓廪充足，以至于有人要给刘邦送吃的，刘邦都不要。

然而，以此来断定秦始皇横征暴敛，国库充足而民不聊生，有点故头不顾腚。刘邦十几万人占据了秦帝国国库的粮食，当然是粮食很多，不用麻烦别人。而反过来，秦国人争着拿牛羊酒食犒劳刘邦军，岂不是证明秦国的百姓都很富有吗？

显然，把秦始皇之前的朝代描绘得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避而不提前人对当时百姓痛苦生活的记录，再信口开河地说秦始皇的赋税“二十倍于古”，目的就是要圆一个谎：秦始皇统治下民不聊生，秦帝国是暴政。

注释：

[1]“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貇，不貇，顷入刍三石，稿二石”。

[2]“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





第二节

徭役是加重还是减轻？


徭役方面，史料相对丰富一些，但是如何解读，就有一个先入为主还是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问题了。





一 董仲舒的数字化形容词


批评秦帝国徭役过重，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汉书·食货志》董仲舒的文字。其中说：秦国一个男丁一生中服兵役一年，服预备役或屯垦一年，然后每年值更卒一个月，这样的徭役是先朝的30倍。[1]

如果单看最后一句，“力役三十倍于古”，不假思考地得出结论，可以。但是，如果上下文通篇分析，便会不屑。“一个男丁一生中服兵役一年，服预备役或屯垦一年，然后每年值更卒一个月”，这样的徭役重吗？如果秦国男子从20岁服更卒。每年一个月，到50岁一共30个月，折合成两年半。这样，一个秦国男子一生的服役时间是四年半。现在很多国家的义务兵役是四年。相差无几呀！

如果这样的徭役太重，是三十倍于古，诸侯列国的男丁只服三十分之一的徭役，岂不是一生只要服不到两个月的徭役了。那战国时期连年的战争，动辄动员几十万的军队，都是什么人在承担兵役和徭役？

显然，董仲舒的描述太过夸张，完全没有一个著名学者应有的严谨，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秦始皇形容成横征暴敛的暴君而已。

注释：

[1]“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二 十大工程耗民百万？


关于秦帝国徭役过重，还有一点经常被后人批评，那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从事的巨大工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确从事了许多巨大工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下列十大工程：

移植诸侯宫殿

二十六年，秦国每灭掉一个诸侯，都按照该国宫室的样子，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进行仿造，南边濒临渭水，从雍门往东直到泾、渭二水交汇处，殿屋之间有天桥和环形长廊互相连接。

关于这些宫殿的使用问题，没有历史资料记载。但是秦始皇消灭六国之后，把六国的豪富都迁来咸阳，这些人来到咸阳都住哪儿？这里是否包括六国王族？如果有，这是否是收拢人心的一个仁政？对此我不便妄下结论，读者自己可以做出判断。

修极庙

二十七年，秦始皇去巡视陇西、北地，穿过鸡头山，路经回中。于是在渭水南面建造信宫。不久，又把信宫改名叫极庙，以象征处于天极的北极星。从极庙开通道路直达骊山，又修建了甘泉前殿。修造两旁筑墙的甬道，从咸阳一直连接到骊山。

修驰道

二十七年，开始大规模修建公路。连接诸侯六国公路，加以改扩建，建成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十条公路干线。

伐木

二十八年，派了三千服刑役的罪犯，把湘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因为当地是红土，所以使山变成了赭红色。

攻打匈奴

三十二年，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去攻打北方的胡人，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

收复广东、广西

三十三年，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犯人，典押给富人做奴隶的人，以及不法商贩，组成军队去夺取陆梁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把受贬谪的人派去防守。

修长城

西北驱逐匈奴后，从榆中沿黄河往东一直连接到阴山，划分成四十四个县。沿河修筑城墙，设置要塞。又派蒙恬渡过黄河去夺取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地方，筑起堡垒以驱逐戎狄。

修高速公路

三十五年，开始修筑高等级道路，经由九原一直修到云阳，劈山填谷，笔直贯通。

修阿房宫

在渭水南上林苑内修建朝宫，先在阿房建前殿。

修骊山陵墓

征派宫中官员和军队、战俘共计七十万人，分别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从北山开采来山石，从蜀地、荆地运来木料。关中总共建造宫殿三百座，关外建四百座。于是在东海边的朐山上竖立大石，作为秦朝国境的东门。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上述浩大的工程，必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由此必将引出大规模的徭役。按当时2000万的人口来计算，保守估计，服徭役的人数达200万。据此得出结论：徭役太重，民不聊生。

我们姑且不去管《史记》中记载的数据是否被夸大，也不去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2000万的人口是否准确，我们就按照这些数字来讨论问题。





三 百姓是愿意打仗，还是愿意打工


按照上述统计的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位11年间，共征发200万人从事战争、建筑、屯垦戍边。这其中有明确数字记载的150万，合理想象100万，两者相加为250万。那么，这个人数会不会造成秦国的徭役重于统一前的六国？

答案是：不会。

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前，投入战争的人数更多！

（1）秦昭王8年间有500万人从军打仗

从秦国的历史上来看，仅秦昭王四十三年至五十一年的8年间，秦国与韩、赵、魏的战争，双方投入的军队按照《史记》的记载，至少在350万以上。加上齐、楚、燕等国的常备军队，整个中国当有接近500万的人在服兵役。

秦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打韩国，拔九城，斩首5万。

四十四年，攻打韩国获得胜利。

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打韩国，占领十座城池。

四十七年，长平之战，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斩首40余万。

四十八年王龁攻克赵国的皮牢城。司马梗占领太原。十月，五大夫陵攻打邯郸。

四十九年十月，将军张唐攻魏。

五十年，张唐攻郑，拔之。王龁攻邯郸，不拔。二月攻打韩赵魏联军，斩首六千，两万人溺水而死。

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人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

上述八年间，秦国一共有白起、五大夫贲、王龁、司马梗、五大夫陵、张唐、将军摎七位将军，各率军队，在不同的地方发动了17次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仅有记载的斩首人数，就达62万人。如果从白起坑杀赵国40万却仍攻不下邯郸来判断，第一，白起能迫使赵国40万军队投降，其兵力当在40万以上；第二，仍不能攻克邯郸，说明赵国仍有足以抗衡白起40万军队的兵力。

最保守的估计，韩赵魏在这17次战役中，至少投入兵力120万以上，秦国也应当有百万之众。同时，韩赵魏三国在不临战的城市，至少也应该有100万军队，分布在各个城池，处于战争状态，随时准备迎击来犯的秦军。

而此时，楚国、燕国、齐国等不直接参战的国家，至少也应该有100万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也就是说，八年间，中国至少有400万以上，接近500万的男丁在直接厮杀，或间接服兵役。

这是秦昭王时代，我们再看秦始皇时代。

（2）秦始皇二十三年当有500万以上服兵役

秦始皇二十三年，王翦率60万秦军攻打楚国，其后至少应该还有60万人服徭役担任后勤保障，楚国也应该有相应的军队与之对抗，故双方投入兵力和劳工当有250万人。

与此同时，秦国在占领的韩、赵、魏，以及燕国的部分地区，当有重兵驻守，以防叛乱，在齐国附近应有重兵防守，以防齐国偷袭。同时，燕、齐也会动员所有男丁，防止秦军来犯，这样算来，整个国家也应该有500万人以上的人或服兵役，或服徭役。

如果我们用500万的战争数字与秦始皇250万建筑徭役相比较，无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兵役、徭役是大大减轻了，伤亡更是大大减少。即使是数字相同，人们也毫无疑问地宁愿去打工，不会愿意去打仗。





四 秦帝国的徭役是发工钱的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记载，秦帝国的徭役政策，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黑暗无道。老百姓服徭役并不是当牛做马，挨打受骂。

（1）服徭役是有工钱的，有的徭役朝廷管饭

《秦律·司空》规定：有罪被判处罚款的人，或欠官府债务无力偿还的，以徭役抵债的，每劳动一天折八钱。需要由官府提供食物的，每劳动一天抵六钱。在官府服徭役依律由官府提供饭食的，男子每天三分之一斗，女子每天四分之一斗。[1]

徭役的工钱也可以折合成粮食。

“男人和女人为官府服徭役，男人每月发粮食二石，女人每月发粮食一石半。如果从事劳动终止则停发。身高不足六尺五的男人，每月发粮食一石半；因伤病等原因暂时不能劳动，粮食减至一石。”[2]

（2）服徭役期间官府可以配发衣服

《秦律·司空》规定：“凡参加城旦舂劳动的，按城旦舂标准给予衣食。隶臣有妻妾且为自由人的，应自备衣服。奴隶被拘从事城旦舂劳作的，由官府借予衣食。劳作时日未满而死，注销其衣食不必偿还。”

《秦律·金布律》对发放衣服的主管部门做出了规定：“在咸阳服徭役的，凭券向大内领取衣服。在其他县服徭役的，凭券向所在县领取衣服。县和大内按照所属机构发放的票券，依律发放衣服。[3]

（3）每户不允许同时征调两人服役

《秦律·戍律》规定，一家不能同时征调两人服徭役。主管此事的县啬夫、县尉以及士吏，如果不按照律法规定同时征调两人服徭役，罚款二甲。[4]

（4）冬季工作量减免三分之一

《秦律·工人程》规定，隶臣、下吏、参与城旦的人和制造器具的工匠，冬季减轻工作量，三天只需完成夏天二日的工作量。[5]

（5）即使是犯罪以徭役抵债的，农忙也有40天假

《秦律·司空》规定，犯罪被判罚款而以徭役偿还的，在播种和管理禾苗的时节，需各放假20天回家务农。[6]

（6）随母亲在官府做杂役的婴幼儿，发口粮

《秦律》规定，没有母亲的婴幼儿，每月发粮食半石。虽然有母亲，但母亲在官府从事零散的杂役，婴幼儿无人照料而跟随母亲的，每月发粮食半石。[7]

（7）女人做擅长的工作，和男人同酬

《秦律·工人程》规定，服徭役时，男子的工钱高于女人25%，但是女人在做针织等女人专长的工作时，每工作一天和男人工钱一样。[8]

上述文字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关百姓服徭役的记载，虽然不全面，但是能够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无论是服徭役的百姓，还是以徭役抵债的欠债人或罪犯，至少法律规定，官府必须保证他们的温饱。如果是一个月两石粮食的工钱，应该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是相当丰厚了。在农闲时节承担部分徭役，既可以省下家里的粮食，又能有所收益，至少不是下地狱。

基于上述资料的证据，再对比战争时期的徭役数量，说秦帝国徭役过重因此造成百姓反抗直至秦帝国崩溃，难以服人。

注释：

[1]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84页：“有罪以赀赎及有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驷。”

[2]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49页：“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未能作者，月禾一石。”

[3]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87页:“其以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隶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者，则衣。人奴妾系城旦舂，贷衣食公，日未备而死者，出其衣食。”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66页。“在咸阳者致其衣大内，在它县者致衣从事之县。县、大内皆听其官致，以律禀衣。”

[4]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147页：“戍律曰：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

[5]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73页：“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

[6]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88页：“居赀赎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

[7]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49页：“婴儿之毋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

[8]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74页：“隶妾及女子用箴为缗绣他物，女子一人当男子一人。”





第三节

筑长城是徭役过重的祸根吗？


后世有许多抨击长城的文字，除了抨击其是闭关锁国、不思进取的象征之外，还把修长城归结为秦帝国崩溃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有文字把长城描写成是用施工者尸骨堆积起来的大坟场。把长城当成秦帝国徭役过重的重要证据。

其实，在秦帝国崩溃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人们并没有对秦始皇修长城提出太多的非议。尤其是汉朝，骂秦始皇由汉朝起，但是汉朝却少有抨击长城的文字。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修建长城，汉代最盛。相对于这些朝代的人口和长城规模，其工程之大，不亚于秦长城。这些朝代却没有因此造成徭役过重，王朝崩溃。





一 汉长城绵延两万里


从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代开始，各诸侯国就开始修建长城。其中秦、赵、燕三国因为直接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所以修建的长城规模最大，公里数最长。

仅燕国，其土地面积不及秦帝国的二十分之一，但是燕国的长城，东起朝鲜清川江，往北至丹东市、抚顺、开原，然后向西一直过张家口以西，长度超过两千公里，几乎相当于半个万里长城。

汉代在汉文帝年间，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汉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向西抵达西域大宛的贰师城，全长近一万公里。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沿长城而行，汉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其长度几乎超过秦长城一倍。而汉文帝时期是刚刚结束秦末战乱不久，人口和国力远不及秦始皇的秦帝国。

女真族修建的金长城，经现代考古学家的勘测，其遗迹的总长度近5000公里。其长度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不相上下。

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最初建都上京会宁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后迁至中都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其后又迁都南京即开封府。金朝最强盛时的疆域，东北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外兴安岭，西北到蒙古，西至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与西夏接界，南以淮河，秦岭与南宋为界。

金王朝建国时，北方蒙古族逐渐强大，为抵御强大的蒙古军的不断侵扰，金王朝接受汉文化，开始在与蒙古相接触的北方沿边地带设置城堡，开挖界壕，进而连堡而筑长城。

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朝都修建过长城。





二 长城之最属明朝


明朝因为一直面临着北方瓦剌、鞑靼及女真的威胁，所以修建了中国历史上最坚固的长城。其东起鸭绿江畔，西止嘉峪关旁，是横亘在中国北方的第三条万里长城。明长城具有最先进的构筑技术和最完善的防御体系，所以其工程量也最为浩大。

秦长城和汉长城基本上是以版筑夯土为主，“因地制宜，据险制塞”，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大大减少材料的运输和施工。

明代长城则不然，其墙体均为砖石结构，坚固抗风化，形制设置灵活多样。因而其工程量、建造难度，大大超过之前的任何一条长城。

明长城沿线分布有烽燧、城障等设施，兼有情报传递和纵深防御的配置。长城内外还增加屯戍城等，而且向纵深发展，形成网络。

屯戍城是屯兵之所，面积一般较大，有数百米见方。长城经过的交通要冲之处，均设立关隘，严密防守。长城的建造者们还在城墙、城堡的外侧有意地设置一些障碍物，如僵落、虎落等。城墙外侧有的还挖有护城河状的堑壕。交通要冲之处还双壕双墙并列，形成外壕、副墙、内壕、主墙几重防线。

例如，作为京畿屏障的北京西北宣府镇长城，因处于蒙古族南下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就筑有内外两道长城。在内长城上置有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组成的“内三关”。形成以外长城掩护内长城，内长城护卫内三关，内三关拱卫京师的纵深防御体系。

明长城重要关口的建置和防御设施非常周全，一般都建有方形和多边形的关城，附筑有瓮城，有的还有罗城与护城河，布防十分严谨。此外，在长城沿线还设立障、堡、敌台、瞭望墩台等设施，构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防卫体系。明长城把军事重镇、关城、隘口等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使其互为掎角，遥相呼应。这样即使某一地失守，也能滞缓敌军行动，迅速集结兵力，重新组织有效的防御。

由于有了如此复杂的防御体制，所以，明长城的工程量便不能简单地以里程来与秦长城相换算了。





三 分片包干修长城


历代长城的修筑，都是采用分区、分片、分段包干的办法来完成的。主要是依靠军队和征调民夫。在这一点上，秦与后朝历代做法相同。

秦帝国在蒙恬率领30万军队击败匈奴之后，遂以军队为主修筑长城。后来秦始皇又在长城沿线设置12个郡，承担维修长城和防守的重任。由于是分片包干，又有原燕赵长城可以利用，加之材料因地制宜，所以，其工程规模不会大于一次黄河大汛之后的掏河固堤。

汉代在修建河西长城时，由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分段负责，然后各郡再依次把任务划给下属县、段，层层分段包干。

明代亦沿用此法。著名的蓟北长城就是戚继光带领军民共同修筑的，在八达岭长城发现了一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石碑，上面详细地记述了修建这段长城的官员分工情况和经过，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材料。

上述这些朝代的事例显示，修筑长城并没有使得这些朝代的百姓民不聊生，以至于王朝崩溃。所谓长城是用百姓的尸骨垒起来的，长城底下填满了修筑者的尸体，不过是文人耸人听闻不负责任的形容词罢了。





四 秦始皇是否修建万里长城


文章至此，有一个问题不妨顺带讨论一下：秦始皇是否真的修建了万里长城。

关于秦始皇有没有修建万里长城有两种观点：

有学者认为，秦长城主要是连接了燕赵魏三国北部长城而成，这样一来，其工程量便不会太大；另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单独修建了新的万里长城。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在描绘万里长城时，吻合连接燕赵魏长城说。在描绘中国北部长城时，都分别标注上燕长城，赵长城。尤其是呼和浩特向西至高阙塞，这段横亘于阴山山脉和大青山山脉的长城，特别标明：赵长城。这段赵长城，把河套地区、呼和浩特、包头，以及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囊括在长城以内。

由历史学家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则吻合秦始皇新建万里长城的观点。它在描绘战国时期形势时，所标出的赵国段长城，从呼和浩特市，即大青山处，没有继续向西延伸至高阙塞，而是折向西南45度延伸，不包括包头，以及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在其地图册“秦统一图”上，新标注了一道长城，东起点与燕国长城东起点一致，向西延伸时，新长城较原燕、赵长城，向北推进了几十至两百公里不等。最显著的区别是，在呼和浩特北部，即大青山处，未向西南折转，而是继续向西，沿阴山山脉，直到高阙塞，再向西南折转。

上述两种观点，相信都有自己的根据，不过，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的观点，其呼和浩特以西长城部分，与《史记》记载相吻合。

（1）呼和浩特以西至高阙塞，为蒙恬战胜所得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二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攻取黄河以南地区。这里的河南地，就是指鄂托克旗和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漠一带。这个时候，秦国军队才攻克高阙塞，占领阴山。接着蒙恬又向北渡过黄河，进一步驱逐匈奴，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包头一带，并把这一带设置为44个县。然后，在这里修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长城东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1]

《史记》对战事和长城走势的描述，与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呼和浩特以西长城的标注完全吻合。

在蒙恬北逐戎、狄之前，呼和浩特北部，大青山处，沿阴山山脉向西直到高阙塞，这段黄河以南的地区，一直被北方少数民族占据。当时赵国和秦国修的诸侯国长城，仅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南面的准格尔旗，就开始折转向西南方向，并沿45度夹角延伸。经过陕西的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向正西折向定边，经过甘肃的华池，再向西南至宁夏的固原，再向西进入甘肃省的会宁、临洮，向南折向岷县。也就是说，蒙恬北逐戎狄之前，榆林、靖边以北，宁夏固原以北包括银川在内的广大地区，甘肃临洮以北、以西地区，包括兰州，都是少数民族占据地区。

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的长城，则显示上述地区战国时期就属赵国，而非戎、狄，如此一来，则无蒙恬北逐匈奴之说了。

在修长城这个问题上，笔者倾向于赞同郭沫若部分观点，即秦始皇使蒙恬修建了呼和浩特向西至高阙塞段长城，不赞成其呼和浩特以东又另修长城之说。呼和浩特以东长城以连接修补燕赵长城为主。关于上述观点的理由，另文详述。

（2）建此长城，获得战略主动

蒙恬北逐戎狄，收复河南之后，建起了新的长城，其战略意义重大。

新的长城建立起来以后，长城以南的地区，皆为大一统秦帝国的版图。这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重要地区；宁夏的全部地区包括银川、陕西的全部地区，甘肃的部分地区包括兰州，都归于秦。有人评价蒙恬北逐戎狄，修筑长城开拓的疆土，不亚于消灭了几个诸侯国。

“于是渡河，据阳山”，寥寥七个字，秦军之于匈奴，从此由被动转为主动。

古阳山在现在阴山的西北面，今天的乌拉特后旗位置。过去戎狄少数民族占据阳山，居高临下，控制着黄河，同时控制着黄河以南的地区。

战国时期，古阳山以南的地区，由于黄河的滋养，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水草丰美。临河、乌海、鄂托克旗、一直到定边，一马平川，天然草场。戎狄等少数民族占据了阳山，渡过黄河，便可以在这片草场饲养牛马，囤积粮草，操练兵壮，一有时机，便可以挥师南下，袭扰赵国、秦国的城池。所以，战国时期的秦国和赵国，都在这一带修筑了规模不等的长城，以抵御北方戎狄的进攻。

但是，由于向南地域广阔，人民分散，军队不可能长期重兵布防。而戎狄则以逸待劳，发现目标，选择合适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突破。所以，这时候的秦、赵长城，实际防御效果并不理想。

现在，蒙恬北渡黄河攻占了阳山，并把长城修到黄河以北，修到了阳山之上，秦国的军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长城以北地区。

更为有利的是，阳山以北沙漠戈壁地区居多，干旱而不适宜居住和放牧，秦国的军队又控制了黄河，控制了水源，这就使得戎狄的军队根本没有办法在阳山附近集结。如果他们想攻打秦国，就必须在北方遥远的草原集结，然后携带大量粮草，长途跋涉穿过沙漠和戈壁。而这时候，秦国军队驻扎阳山，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战略优势已经确立。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蒙恬北逐匈奴，修建起长城之后，受到秦始皇的信任，连带蒙恬的弟弟蒙毅也受到提拔，官至上卿。外出陪着秦始皇同坐一辆车子，回到朝廷就侍奉在国君跟前。蒙恬在外担当着军事重任而蒙毅经常在朝廷出谋划策，被誉为忠信大臣。因此，即使是其他的将相们也没有敢和他们争宠的。[2]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2]“始皇甚尊崇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五 抛开文学描写看阿房、骊山


说到徭役过重，不能不提阿房宫。而提到阿房宫，人们习惯用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来描述其宏伟壮观，从而反过来印证其徭役繁重，以此来谴责秦始皇的骄奢淫逸，其实这是错误的。

杜牧的《阿房宫赋》完全是文学想象的产物。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起来，即使建起来了，也不会像杜牧《阿房宫赋》描写的那样气势磅礴，绚丽多彩。看看2000年后明代修建的故宫就会知道了。

而骊山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它的规模，尽管经过两千年的雨水冲刷，其高度和规模当有很大的缩小，但即使再扩大几倍，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当今老一辈有参加过治理海河、治理淮河等水利工程的，当时的工程全靠锹挖肩挑完全没有机械，而且大多要在冬季三个月内完工，骊山与之相比，其工程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否定后世对秦帝国赋税徭役过重的批评。修筑长城也不足以引发民不聊生，虽然秦始皇建国初期兴建了十大工程，但是其动用的民力，远低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

但是，有人却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不兴建这十大工程，不是会更好吗？不要修长城，不要修公路，不要北逐匈奴，更不要修宫殿造陵墓。如此一来，秦帝国不是会国泰民安了吗？





第四节

大兴土木有玄机


秦始皇为什么要大兴土木？习惯的解释是其好大喜功，视百姓如奴隶。这个解释其实有问题。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王朝的更替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君王们无一例外地都不去坐享太平，而是不甘寂寞，不是发动新的战争，就是大兴土木，为什么？

当然，对外战争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比如收复失地或敌人来犯。大兴土木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需要。可是面对和平突然降临的君王，不管他们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还是承接先祖迎来和平的幸运子孙，仿佛都比前朝后代的君王们不甘寂寞，喜好折腾，总要弄出点东西来青史留名。除了那些表面上的理由之外，会不会还有难以言表的另外原因？





一 伟大的文明都曾兴建宏大的建筑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大兴土木。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文明，都曾进行过宏大的建设，而这些文明却并没有因此而崩溃。

（1）刘邦战乱未定兴修未央宫

汉高祖八年，刘邦还在忙于平定异姓王的叛乱，丞相萧何就主持营建未央宫。未央宫建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回来，看到宫殿非常壮观，很生气，对萧何说：天下动荡纷乱，苦苦争战好几年，成败还不可确知，为什么要把宫殿修造得如此豪华壮美呢？萧何说：正因为天下还没有安定，才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建成宫殿。再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宫殿不壮丽就无法树立天子的威严，而且也不能让后世超过呀。高祖这才高兴了。[1]

刘邦是看过秦始皇的咸阳宫的，然而他看了萧何为他修建的未央宫，也感觉“宫阙壮甚”，怒而责怪萧何。

（2）古埃及修建金字塔

公元前2000多年前，生产力远低于秦始皇时代，国土面积远小于秦帝国的古埃及，就曾在第三王朝至第六王朝期间，不断地修建了工程规模远大于长城、骊山和阿房宫的金字塔。

金字塔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附近，但是开罗附近并不产建造金字塔的岩石。这些巨大的石块，要从尼罗河上游一千公里的地方采集，然后运送到开罗。即使是今天的技术，采集这样巨大的石块，并把它们运送到开罗，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笔者曾经在1999年去埃及，在乘车去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时，沿途不时见到大型的平板拖车，拉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尼罗河上游开往开罗，用于修补金字塔。当我走近那块巨石时，它的巨大体积还是让我吃惊，即使是现代手段，也难以想象如何将它整块地开采下来，并装到需要修补的金字塔上去。日本学者曾经做过一个计算，按照埃及第六王朝的人口数量，建造吉萨金字塔，需要全国所有的人口投入劳动，70年才能建成。

然而，五千年前的第六王朝并没有因为建造金字塔而崩溃。

（3）罗马帝国也曾不断进行浩大工程。

公元前27年，屋大维通过战争统一了分裂的罗马，获得奥古斯都称号，创立元首制。其后，罗马帝国一面不断发动征服战争，一面应付宗教暴力，一面大兴土木，兴建了许多保留至今，举世闻名的伟大建筑。

万神殿、引水渠、阿皮亚古道、斗兽场，堪称世界奇迹。

阿皮亚古道是罗马帝国两千年前修建的，是庞大的罗马29万公里道路系统之一。整条道路以一小层石头用灰泥抹缝后，构成坚实的地基，灰泥上填满沙砾，然后用石板铺就路面。

阿皮亚古道将罗马与南意大利连接起来，是通往希腊和东方的主干道。全长200公里。在罗马时期，为了警示国人遵纪守法，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处决后会被钉死在道路两侧。因此，阿皮亚古道每隔70米就竖着一个十字架。斯巴达克斯起义被镇压之后，曾一次钉死过6000多人。如今，罗马富人的墓地仍排列在这条古道的沿线。

斗兽场，据史料记载，它可容纳令人惊讶的87000人。由240根柱子支撑的巨大雨棚，能保护观众免受风雨之苦。斗兽场内，有时会在注满水的舞台上进行壮观的海战表演。

古罗马引水渠是古代引水工程之一。公元前144年建设了第一条引水明渠，全长90公里，其中空架桥部分长度为16公里。古罗马建设了超过10条引水渠，每天可供应14万吨水。部分渠道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引水渠全部用花岗岩石砌成，完全没有使用泥浆。而位于法国尼姆的古罗马引水渠，全长50公里，高49米，引水渠由三层构成，水是在最上一层的内部流动，中、下两层可以行人走车。

帝国时代的罗马城，建有30道城门。城内有数百座神庙，九个大剧场，两个圆形大竞技场，16所大型公众浴室，其中卡拉卡拉浴场可容纳1600人。同时还兴建了许多宫殿、凯旋门和纪功柱等。古罗马的许多遗迹都保存至今。

上述这些伟大的建筑工程，并没有引发帝国的崩溃，似乎还给王朝带来了新的生机。

注释：

[1]《史记·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二 浩大的工程是可以软化战争机器


一个王朝，当它通过战争的手段建立之后，面对太平天下，立刻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处置几百万的军队和为王朝的建立而功勋卓著的将军。这个巨大的战争机器，不会因为和平的到来自动停止运转。

将军们还想像以前一样，说一不二地左右朝廷，还想用武力来解决所有问题，还想在朝廷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而几百万士兵则需要供养，由于长期从事征战，他们已经荒废了谋生的技能，由于战胜得来的荣耀，也使他们不屑、不满足过去的谋生方式，他们要朝廷兑现当初的许诺，要向刚刚建立，百孔千疮的国家索取荣华富贵。

这些人需要养活，不是一句解甲归田就能解决问题。与其白白地养活着，还不如给他们找点事情干。因此，最好的办法：要不就继续对外扩张，用已经训练有素的军队，有实战经验的将军，和被战争塑造得残忍无畏的士兵，去对沉睡在和平梦乡的异邦，开始新的征服；要不就大兴土木。历朝历代，无一例外。

（1）汉朝的和平在汉武帝手里到来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没有遇到和平的难题，原因是他南面登基之后，一天也没有享受过太平。

汉高祖五年，刘邦与项羽决战垓下，终于打败项羽，取得了胜利。紧接着，他就马不停蹄去夺韩信的兵权。不久，临江王共驩反叛，刘邦攻打了几个月才解决。十月，燕王臧荼又反，刘邦不得不亲自去平叛。这年秋天，利几又反叛，刘邦又亲自将兵攻打。这之后的7年里，刘邦一直忙于与功臣们作战。

汉高祖七年，匈奴在马邑攻打韩王信，有人告韩王信与匈奴联合谋反，刘邦于是亲自率兵前往讨伐。正赶上天气寒冷，士兵冻掉手指的十之二三，当刘邦到达平城的时候，不想被匈奴包围，坚守了七天匈奴粮尽，这才撤围。[1]

第二年，刘邦又率军东进，在东垣一带攻击韩王信。刘邦到东垣，经过柏人县，赵相贯高等人设下埋伏，想要谋杀刘邦，刘邦本想在柏人留宿，可是心里一动，想到“柏人”字音与“迫人”相同，就没有住在那里，幸免一死。第二年，赵相贯高等人企图谋杀刘邦的事情被发觉，刘邦灭了他们的三族。[2]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讨伐陈豨等人还没有完毕，陈豨的部将侯敞带领一万多人在各地往来游击作战，王黄驻扎在曲逆，张春渡过黄河攻打聊城。刘邦派将军郭蒙和齐国的将领去攻打他们，把他们打得大败。太尉周勃从太原攻入，平定了代地。到马邑时，马邑叛军不肯降服，周勃就摧毁了马邑。陈豨的部将赵利坚守东垣，刘邦去攻打，没有攻下。攻了一个多月，东垣的士兵在城上辱骂刘邦，刘邦大怒。等到东垣被攻下以后，下令把辱骂过自己的人全部处死。[3]

十二年春天，刘邦将淮阴侯韩信以谋反罪杀死，夷三族。夏天，将梁王彭越以谋反罪杀死，夷三族。秋季七月，将淮南王黥布杀死于鄱阳。

诛灭了所有功臣，刘邦自己一天也没有享受到太平，便崩于长乐宫。

刘邦死后，汉朝又有吕后作乱等，直到19年后汉武帝登基，这才安定了国内，然而，汉武帝没有坐享太平，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发动了进攻匈奴的河套战役。大破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汉武帝在河套建朔方郡，并建重镇朔方城。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走廊地区发动了两次河西战役，大破匈奴，一举占领河西走廊，汉武帝在河西置张掖郡。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两路并发，发动了目的在于征服匈奴的漠北战役。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在番禺大破南越，灭南越，置南海、交趾等九郡，南海郡治所在今天广州，交趾郡治所在今天越南的河内。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分率水陆军两路向东用兵，进击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降。汉置辽东郡、玄菟郡（今辽宁东北和北朝鲜）、乐郎郡（今平壤）、真番郡（今韩国北部）、临屯郡（今韩国东北）等五郡。

（2）隋唐宋明无一例外

隋朝只有短短37年，隋文帝平定了国内，隋炀帝即位后，即开始大兴土木，修建长城与运河，并先后出兵与吐谷浑、突厥交战，还三次发兵征伐高句丽。

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在安定国内之后，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派兵部尚书李靖率军出兵东突厥，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灭东突厥，建安北都护府。

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军在柏海（今青海黄河源头的鄂陵湖和扎陵湖），大破吐谷浑部，吐谷浑慕容顺率部归唐，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

宋朝从建立到灭亡，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没有大规模对外用兵，是因为内乱未定。这之后是长达22年的明初统一战争。

洪武元年五月，朱元璋亲至汴梁（今河南开封）督战。八月，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随即挥师西向，逐步平定西北。又遣师南下，相继平定福建、两广。继而多次发兵远征漠北。四年，遣军入川，灭夏国。十五年，发兵取云南。二十年，平辽东。至二十二年，才基本统一全国。

朱元璋死后，仅过三年，由于明惠帝朱允炆削藩，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朱棣即位后，前朝逆命诸臣皆被屠杀，并大肆株连。永乐初，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不久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

国内平定之后，明成祖朱棣没有坐享太平，而是开始对外用兵。

五年派兵统一安南（今越南），在河内设立了交趾布政司。

七年出兵女真，在其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

八年至二十二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蒙古。同时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设立贵州布政使司。

在大规模对外战争的同时，于九年疏浚会通河，十三年凿清江浦，随即大规模疏通大运河；十四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并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与此同时，前后七次组建庞大的船队，令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

（3）清康熙面对和平御驾亲征

清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忙于对明朝作战，顺治帝福临虽然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但由于年幼，由叔父多尔衮辅政。

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正月亲政的顺治，二月就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

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多尔衮的坟被挖了，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遭鞭尸。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

剪除多尔衮党羽之后，顺治七年一直到康熙二十年，清王朝一直忙于内部的统一战争。其中包括康熙长达12年的平定吴三桂的三藩之战，持续3年的平耿精忠之战，持续5年的岳州之战，持续两年的建昌之战，以及清康熙二十年的昆明之战。

在肃清了原明朝版图内的地方割据之后，康熙皇帝也没有坐享太平，而是开始向外用兵。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兵锋南指，发动了攻占台湾的战役。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攻占澎湖列岛。

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向北发动雅克萨战役。康熙二十四年，清军对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强大的军事行动，攻占雅克萨地区，迫使俄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

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向西北用兵，打败了噶尔丹，使喀尔喀蒙古各部臣服清朝。清政府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其后，康熙又分别在青海和新疆大规模用兵，占领了伊犁，设立青海办事大臣，分蒙古族为二十九旗，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劣谟大臣、都统等，率兵分驻伊犁、塔城等地。随后又出兵西藏，击败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军。此后，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

历史的记载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不管和平是在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手里到来，还是在若干代以后的子孙们手里到来，手捧着和平果实的君王，都会毫无例外地继续转动手里的战争机器向外用兵，尽管这些军事行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不为人语，却又显而易见：与其花钱白白供养着庞大的战争机器，与其绞尽脑汁地防止凶残的战争猛兽咬伤自己，不如用它去开疆扩土，成就霸业盛名。

所以，秦始皇北逐匈奴、南平百越，修长城、建阿房，其实是很明智的决策。让帝国庞大的军事力量，或消耗在扩土御疆上，或软化在土木建筑中。让秦国这个打了几十年仗的军事帝国，悄悄地，不知不觉中向和平过渡，在法制和教化的作用下，实现刻石上展现的“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的和谐世界。

注释：

[1]“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後罢去”。

[2]“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3]“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馀，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





三 复网友，秦始皇不让经商吗？


有不少学者撰文批评秦始皇及秦国不让经商。他们引用《史记·商君列传》的文字“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他们说：你看，经商的人都要被抓起来做奴隶，这多残暴无道啊！

由于我们曾经干过把经商之人视为投机倒把抓起来关进监狱的荒唐事情，招人痛恨，所以给秦始皇及秦国戴上不让经商的帽子，秦始皇也就自然令人痛恨了，秦国也就自然暴虐了。

秦始皇及秦国政府真的不让经商吗？否！事实恰恰相反，秦始皇不但让经商，对优秀的商人还大家奖励，这方面的证据是很充分的。

我们先来看骂秦始皇者的主要证据“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是一个典型的断章取义的无道做法。很多批评秦始皇的学者经常这样做。这方面的例子我在书中、博文中已经列举了很多了，在此不赘。

这句话的原意是，经商和懒惰导致贫困者，收为官奴。你经商失败了，出房子卖地没法生活了，怎么办？看着你在西北的寒风中冻饿而死？或者免费管你吃住把你养成懒汉？秦国的做法是收为官奴，让你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你得为官府干活不能白吃白住。这不对吗？如果按照《秦律》罪犯服役也有工钱来看，官奴通过在官府劳动，可能还有一些微薄的收入，这不好吗？官奴并非永无出头之日，从军立功便可以赎身甚至加官进爵。官奴也不是如旧社会西藏的农奴，可以任奴隶主随意挖眼睛跺脚杀死扒皮用脑袋壳当饭碗。官奴也是有《秦律》保护的。关于这点我也有很多文字论证了。

本来是合理的做法甚至是善举，经学者们断章取义再胡乱发挥，变成了一桩恶行了。呜呼哀哉！

那么，秦始皇及秦国政府让经商的证据有吗？有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对秦国经商描述道：秦国先祖至秦穆公，由于据雍、陇、蜀的交通要道，货物往来商贾如云。秦献公迁都栎邑，北抵戎翟，东通三晋，所以秦国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王建都咸阳，四方辐射，地少人多，因此百姓很多都经商。巴蜀的丹砂铜铁竹木之器，戎翟的牲畜等，都在这里交易，人民因而富足。

然后司马迁总结道：关中的土地只占天下三分之一，人民不足三分之一，由于商业发达，财富竟达天下十分之六（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由此可见，秦国的商业一直都很发达，即使是商鞅变法之后，商业也没有被抑制。

以上是概述，我们再看具体实例。

赵国有个家族名曰卓氏，秦始皇灭赵后，卓氏夫妻二人推着小车被迁往他乡。他们听说汶山这个地方易于经商，就要求把他们迁到那里去。到了汶山之后，夫妻二人打铁做买卖，“福至家僮千人”。

魏国有个家族曰孔氏，魏国灭亡孔氏被迁到南阳。孔氏在那里“因通商贾之利”和金属铸造，富甲一方。其富贵显赫至“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

由此可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秦国人可以经商，战败被迁的六国人也能经商，并因此发家致富。

那么，秦始皇对百姓经商致富是个什么态度呢？是要打击还没来得及，还是允许甚至鼓励呢？答案是允许并鼓励。

乌氏县有个名叫倮的人，倒卖牲畜赚钱后，买进珍奇完好献给戎王，再从戎王那里得到十倍的牲畜贩回内地。如此买卖，以致巨富。秦始皇知道后，赐予倮封君一样的待遇，让他与大臣一起登殿朝拜议事。

如此丰富的材料证明，秦国乃至秦始皇对商业是允许并鼓励的。那些学者们怎么啦？是治学不谨没有读到这些材料，还是视而不见故意颠倒是非？

人心啊，良心啊，呜呼哀哉！

书至此处，把秦始皇称为开明仁慈的君王，即使你不完全赞成，相信至少已经不会认为程步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家伙了。

秦始皇用尽可能少的杀戮统一了中国；

他对战败的诸侯国的王公大臣没有屠杀和监禁；

他对战败的六国实行宽松的自治管理，没有将那里的人民置于低秦国人一等的奴隶境地来压榨；

他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戍边和建筑，但其徭役的强度大大低于时刻处于战争状态的诸侯列国；

他信任大臣，经常外出巡游，国政朝事经常由丞相来主持管理；

他遵守法律，大臣、博士可以公开反对他的意见，他也知错必改；

秦帝国的法律很早就制订了合理的程序法，开始注意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限制官吏的刑讯逼供，从而导致许多案件无法破案；

他一生没有妄杀过大臣和将军；

焚书是仁慈和正确的，坑士是依法办事惩处贪污犯罪；

他推崇法家，也重用儒家，并兼收并蓄墨子老庄的诸子学说，等等。

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有史料记载做依据，真实可信。

现在，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2229年人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了：

如果秦始皇和他的秦帝国真如前文所言，开明仁慈，为什么秦帝国在建立起来短短14年之后，就被遍布全国的反叛所推翻？

如果秦帝国的崩溃不是由于君王残暴，法律严酷和赋税徭役过重，那么，秦帝国如此迅速的崩溃，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秦帝国崩溃的根源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日，秦帝国统一后的第11个年头，50岁的秦始皇第5次外出巡游。左丞相李斯跟随，右丞相冯去疾留守京城。少子胡亥要求随父王同行，秦始皇应允。不知道胡亥的这个请求是不是事先就有预谋？因为50岁的人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耄耋老人了。

此次秦始皇是东巡，从咸阳出发，向南至江汉平原，过云梦，十一月抵达九嶷山，遥祭虞舜。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观览籍柯，渡过海渚，经过丹阳，到达钱塘。过钱塘江的时候，水波凶险，就向西走了120里，从江面狭窄的地方渡江，然后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在那里刻石立碑。

秦始皇一路祭拜古代明君，可见其并不是一概否定前朝的功绩和思想，对儒家推崇的尧、舜、禹等等古代的明君，心存敬仰。

此次东巡返回的时候，走到平原津（今山东省平原县）秦始皇病了。大约不相信自己的天命已近大限，所以没有安排后事，自己的、国家的。

这样又过了几天，病情日渐恶化，秦始皇这时候大约明白了，人不能与命争，于是司马迁写到：秦始皇写了一封信，加盖上御玺，让赵高派人火速送给远在塞外的长子扶苏，要扶苏把兵权交给蒙恬，回咸阳主持丧事，并继承皇位。

信已封好了，存放在中车府令兼掌印玺事务的赵高处，赵高没有立刻将信交给使者。七月丙寅日，秦始皇在沙丘平台（今河北省广宗县）逝世。

秦始皇病故后，赵高和胡亥胁迫李斯，伪造秦始皇遗诏，令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自杀。几年塞北的戎马生涯，没能改变长子扶苏的懦弱本性。赐死的御信到达，尽管大将蒙恬力劝，扶苏还是自杀身亡。扶苏的自杀，不仅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也放弃了作为一个帝王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

智商低下的少子胡亥继承皇位为秦二世。没过几个月，陈涉、吴广便在大泽乡造反，六国王公贵族乘机竞相起事。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韩成为韩王，韩广为燕王。刘邦、项梁也相继响应，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

就在全国反叛此起彼伏的时候，秦二世胡亥却忙于诛杀自己的兄弟，并在第二年将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下狱。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道：“将相不能受辱。”自杀身亡。

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被判处五刑，判在咸阳街市上腰斩。李斯走出牢房时，跟他的次子一同被押解，他回头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办不到了！”于是父子二人相对痛哭。李斯被处死并夷灭三族。

第二年，赵高暗中跟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密谋，打算杀死胡亥篡位。为了怕阎乐中途有变，赵高事先劫持了阎乐的母亲，安置到赵高府中当人质。让郎中令做内应，谎称有大盗，命令阎乐召集官吏发兵追捕。于是，阎乐带领官兵一千多人冲进宫中，逼迫胡亥自杀。赵高改立胡亥的叔父子婴为秦王。不久，子婴于斋宫诱杀赵高，灭赵高三族，咸阳示众。

子婴做秦王46天，曾被秦始皇的朝廷任命为泗水亭长的楚国人刘邦，率领造反军打败秦军进入武关，子婴用丝带系上脖子，驾着白车白马投降。

不久，项羽赶到。这个因为秦始皇的仁慈而活下来的楚国贵族后裔，一点也没有感念秦始皇的不杀之恩。还有那个刘邦，同样也不感念秦始皇对楚国人的仁慈，和对他本人的提拔使用。项羽杀了秦子婴，项羽和刘邦夷灭了秦始皇的宗亲三族。

扶苏的软弱，胡亥的弱智，赵高的野心，李斯趋利避害的首鼠两端，这一切，表面上看，好像是应验了中央集权下帝王的宿命：社稷存亡，系乎一人。然而，把秦帝国的崩溃归咎于胡亥的弱智，或者归咎于秦始皇没有选定合适的接班人，似乎难以服人。因为从时间上看，秦始皇公元前210年驾崩，九月大丧已毕，第二年陈涉、刘邦、项梁就造反起事，这应该是秦始皇在位时埋下的祸根。胡亥的弱智和赵高的胡作非为，充其量不过是阻碍了帝国的大臣和将军们成功地去平息叛乱。那么，这个祸根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节

根源只有两个字：仇恨


秦帝国的迅速崩溃，原因很简单，两个字：仇恨。

埋藏在被秦始皇灭亡的六国王室、公卿大臣、文人士大夫，以及百姓心里的仇恨。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这其中还有秦始皇本人对这些仇恨的认识不足。

有一句这些年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的话，准确地概括了仇恨的来源：人还在，心不死，日夜梦想恢复其失去的天堂。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不管这段话是人物所言，还是司马迁借人物之口要表达如下意思。

陈涉造反后问计于张耳、陈余，两人回答道：“秦始皇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希望将军你不要称王，赶紧引兵向西，派人去封六国的后人为王，这样可以为自己建立同盟，为秦国树立敌人。”[1]

这段话中有“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道出了仇恨的根源。造反者要做的事情是“立六国后”，其目的也是自己要称王封侯。

然而，秦始皇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由于自己童年亲受战乱之苦，所以其认为，天下苦难的根源是诸侯列国之间的战乱。所以他说：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他以为，只要消灭了诸侯，消灭了造成苦难的根源——战乱，天下人就会感恩戴德，安居乐业。

所以，战争一结束，他就没收散落在民间的兵器，聚集到咸阳，将其熔化铸成12个重达千石的金属人像，置于宫中。帝国惟一一支野战军，被派到塞外抵御匈奴。在原诸侯六国的境内，没有派驻一定数量军队，也没有派遣有足够战争经验的将军驻防。

然而，六国王公贵族的想法却相反。他们宁愿天下重陷战乱之苦，也要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

他们心怀仇恨，虽然秦始皇对他们有不杀之恩，虽然秦始皇对他们有安居乐业的恩德，但是失去富贵的仇恨，任何仁政和宽大都难以化解，所以，一有机会，他们便要拼死反抗，要夺回失去的天堂，要向秦始皇复仇。

而秦始皇的开明和仁慈的恶果却是，一旦诸侯造反，竟然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以抵挡和平叛，以至于造反者无所顾忌，心怀仇恨的人纷纷暴乱，一时间烽火遍地，国家一片混乱。

注释：

[1]“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後世”，“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





一 仇恨最深的是六国王族


六国王族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拥有象征意义，他们的存在，使得那些失去故国的既得利益者心存一线希望。

秦始皇平定六国后，没有对六国王族进行杀戮和灭族。除了燕太子丹，由于其派荆轲行刺，秦始皇指名要取他的首级除外。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十七年，内史腾攻韩，俘获韩王安，将其地命名为颍川郡。

十九年，王翦平定赵国，俘获赵王。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破，魏王投降。

二十三年，王翦攻楚，占领陈城以南至平舆城，虏获楚王。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军，攻打燕国辽东，俘获燕王喜。又攻代地，虏获代王嘉。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宰相後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始皇派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俘获齐王建。[1]

加上代王，秦始皇一共俘获了七个诸侯王，对他们既没有杀，更没有夷族灭门。

然而，对六国王族的不杀，并不能换来其感恩戴德，失去天堂般生活的巨大反差，失去至高无上权威的刻骨屈辱，每天都会折磨这些人，所谓人还在，心不死，真是最贴切的描述。这些人，一遇机会，便会自己乘势而起，或是被其他人利用不得已而起，树起旧国大旗，收聚人心。

本来，一个新朝建立的初期，都会在很长一个时间里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叛，如果没有旧国王室的号召，便难成气候。秦始皇所面对的反叛却不同。

原魏国王子魏豹，起兵为魏王

魏豹是魏王的儿子，他的哥哥魏咎在魏国灭亡前被封为宁陵君。陈涉造反时魏豹相随。

开始，魏国的故人立魏豹的哥哥魏咎为魏王。秦国派章邯率领修骊山的军队攻打陈涉，将其击败并杀死，随即包围魏咎。魏咎派周市去已经自立为王的齐国和楚国求救，齐、楚两国虽然派兵来救援魏咎，无奈均不是章邯对手。章邯击败援兵，斩周市，包围魏咎于临济，魏咎自焚身亡。

魏咎死后，魏豹从临济逃出来，去楚国向项梁借兵，得兵数千。正好此时项羽击败章邯，魏豹回到魏国旧地，以魏国正统王族为号召，队伍迅速扩大，很快占领了20多座城池，后被项羽立为魏王。

项羽灭秦之后，大封诸侯，把魏豹迁到河东封为西魏王，魏豹不满，刘邦东进时，魏豹归顺了刘邦。等到项羽攻打荥阳，刘邦败退之后，魏豹又背叛刘邦，刘邦于是命曹参和韩信攻打魏豹，并将其擒获，裂魏豹封地为三郡，杀魏豹。

魏豹没有被秦始皇杀死，反倒死于刘邦。魏国王室没有被秦始皇夷族，反而灭绝于反叛秦始皇的战乱。[2]

原韩国的王子韩成起兵为韩王

韩成是韩国的王子，韩国灭亡前被封为衡阳君。项梁起事后，封了燕齐赵魏各王子为王，也把韩成封为韩王，以此来号召韩国旧地的反叛。

项梁战死之后，刘邦又把原韩国韩襄王的孙子韩信立为将军，号召韩地。这样便形成了原诸侯韩王的儿子韩成效忠项羽，孙子韩信追随刘邦的局面。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派韩信攻取韩国旧地，韩成闻听，命部下郑昌去抵御韩信，这样，原诸侯韩国的王室骨肉，便在反对秦始皇的战场上刀兵相见，自相残杀了。结果韩信打败郑昌，项羽一怒之下杀了韩成。

几年后刘邦灭亡项羽，正式与韩信剖符为信，立其为韩王。然而，韩王信的命运与韩成和魏豹一样，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刘邦以谋反的名义，杀了韩王信。

韩国王子韩成没有被秦始皇所杀，却命丧项羽。韩国的王孙韩信，同样没有死于秦始皇，而是被刘邦所杀。韩国王室同样没有被秦始皇夷族，反而灭绝于项羽和刘邦。[3]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後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2]其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3]其事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二 因仇恨引发威胁最大的是列国的公卿大臣


诸侯列国的公卿大臣，数量多能力大。文者出谋划策、著书立说，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影响力；武者，树旗造反，攻城略地，是秦王朝最大最直接的威胁。

同样的事实，秦始皇消灭六国之后，没有对六国的公卿贵族进行大规模消灭和镇压。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十二万户豪富，不是一个小数目，分到六国，平均每个诸侯国有两万户。什么人能够在诸侯国里成为豪富，当然是各国的公卿大臣。从文字上推测，秦始皇只是将他们从各自的属国迁至咸阳，很可能将其属国没收充公，但是并没有伤及这些人的性命。这点，从项梁、项羽亡国之后的生活可以印证。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战国时期的诸侯列国，其公卿大臣大部分都有封国。这些贵族上朝为臣，归国为王，享受着不亚于君王的尊贵和富足。封国可以世袭，子子孙孙永保富贵。有些诸侯国的大臣职位也可以世袭，三世为相，子孙权贵。

同样的道理，秦始皇不杀并给予的自在生活，并不会换来这些公卿贵族对秦始皇感恩戴德，失去的天堂般生活的巨大反差，失去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贵的刻骨仇恨，同样也在每时每刻煎熬着这些人。

张良变卖家产刺杀秦始皇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其祖父在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哀王三朝为相。张良的父亲在韩釐王、韩悼惠王两朝为丞相，是韩国掌握实权的望族。张良的父亲在韩悼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50年）去世，19年后韩国灭亡。

秦始皇灭亡韩国后，并没有对两代为韩相的张良一家进行杀戮或籍没家产，当时张良家仍有家童三百。然而，张良却痛恨秦始皇，弟弟死了也不去操办后事，而是变卖家产，四处寻访刺客，以求刺杀秦始皇为家族复仇。

不久，张良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力士，为他制作了一个重达120斤的大铁锤。秦始皇到东方巡游时，张良事先得到消息，与大力士在波浪沙埋伏。当秦始皇的车队经过时，大力士以铁锤袭击车队，没有击中秦始皇乘坐的车子，只中副车。秦始皇下令捉拿刺客，张良逃到下邳。十年以后，陈涉起事，张良聚拢一百多人响应。

像张良这样出身于将相之家的人，不同于陈涉、吴广那样的草莽。陈涉、吴广能够振臂一呼，但不能委屈成事，其最终的命运不是因造反失败被杀，就是死于自己阵营如张良这样的高人之手。张良这样的官宦子弟，饱读史书，足智多谋，善于审时度势，知进退方略。

张良在几个关键的时刻，帮助刘邦做出正确的选择，使其能最先进入咸阳，最终战胜项羽。

第一，项羽拥立的楚怀王惧怕项羽暴虐，不希望他将来为王，就与各诸侯军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随即派刘邦向西进军，而派项羽往北去救援钜鹿。刘邦与张良率军向西进入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时，前遇秦军在峣关阻挡，刘邦想用两万人攻打。

张良劝谏道：“秦军还很强大，强攻不能取胜。我听说峣关的守将是屠夫的儿子，这样市侩的人容易被利益引诱。”

于是，张良一面广布疑兵使秦军胆怯，一面使人以钱财利诱，果然奏效，秦守关将领欲与刘邦共同攻打咸阳。刘邦很高兴，打算受降。

张良又谏道：“秦将虽欲降，其兵卒未必肯降，不如乘其松懈，发起进攻，一举克之。”

刘邦于是领兵发起突然攻击，大破秦军，这样，刘邦才得以顺利进入咸阳，为后来的称王占得了先机。

第二，刘邦进入秦宫，见宫室豪华，宝物美女众多，就想留下住在宫里。樊哙劝谏刘邦不听。张良说：“秦朝暴虐无道，你刘邦才能够来到这里。刚刚攻入秦都，就要安享其乐，这正是人们说的助桀为虐。况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张良的话点醒刘邦，于是刘邦决定回军灞上。刘邦的这一举措，避免了立刻与强大的项羽发生冲突，为日后壮大实力，与项羽争夺天下赢得了时间。

第三，刘邦不甘心做汉中王，但与项羽实力对比相差太多，没有取胜的可能，怎么办？张良给刘邦提出了解决办法。张良道：“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的猛将，同项羽有隔阂；彭越与齐王田荣在梁地反楚。这两个人可立即利用。汉王的将领中惟有韩信可以托付大事，独当一面。如果舍弃一些地方，把它们送给这三个人，那么楚国就可以打败了。”

于是刘邦派随何去游说九江王黥布，又派人去联络彭越。等到魏王豹反汉，刘邦派韩信率兵攻打他，乘势攻占了燕、代、齐、赵等国的领地。而最终击溃项羽的，正是这三个人的力量。

第四，汉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情况危急。郦食其建议刘邦自立为帝，然后重新封立六国的后裔，使他们臣服并帮助共同攻击项羽。刘邦认为对，让人赶快刻制印信即刻出发。

张良闻听此事，赶紧跑来坚决制止，避免了被六国后裔联合攻打的失败。

第五，汉高祖四年，韩信攻下齐国而想自立为齐王，刘邦大怒，欲发兵攻打，张良劝刘邦予韩信齐王印，避免内部分裂，以资项羽。

由于张良在几个关键时刻，帮助刘邦做出了正确的决策，这才使得刘邦在亡秦战争和后来的诸侯混战中，渐渐发展壮大，脱颖而出，最后打败强大的项羽，夺得天下南面称帝。[1]

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杀郡守起事

项梁的父亲是楚国名将项燕，项燕在秦始皇平定楚国的战争中战败自杀。前文已经简述了项氏家族在秦始皇平定楚国之后的自在生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并没有追杀项燕的儿子项梁，项梁能够在自己的家中教侄子项羽学剑术，学兵法，最后杀郡守起事。由于有楚国名将做号召，迅速拉起几万人的队伍。

项梁派项羽去攻打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久攻不下项羽暴怒，城破之后，将城中不死之人“皆坑之”。

项梁听从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怀王，以此号召楚地百姓，自己号称武信君。秦将章邯领兵来拒，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来攻章邯。宋义屯兵不前，项羽便杀宋义自立为将，并迫降秦军于钜鹿，随后坑杀20万降卒。

刘邦攻克咸阳之后，项羽诛灭了秦王子婴，将秦氏诸公子夷灭三族，并焚毁咸阳城。随后，项羽又使人杀死了项梁立的楚怀王以及群臣。

楚国王室宗族同样不是灭绝在秦始皇手里，而是灭绝在世代为楚将的项氏手里。

最后，项羽连同项氏宗族以及江东八千子弟，没有灭绝在秦始皇的手里，而是被刘邦消灭在垓下。[2]

原诸侯齐王田氏的族人田儋起兵为齐王

田儋当年是齐国的贵族。他的堂弟田荣、田横也是当时齐国很有势力的豪门。陈涉造反自立为王后，田儋假装捆绑着自己的家奴，带着家丁来见县令，谎称家奴有罪，请求县令准许杀死家奴。县令不知有诈，放其入室，于是田儋杀死县令，自立为齐王，并率领众人攻打陈涉的部将周市。周市撤退后，田儋向东进军，收复了齐国旧地。

秦将章邯率领修阿房筑骊山的军队，在临济（今河南封丘县）攻打魏王咎，田儋领兵救援。章邯率军乘夜色衔枚疾走，一举击败了魏国、齐国的军队，斩田儋于临济城下。

田儋死后，其弟田荣收拾残兵退往东阿（今山东东阿县），齐人又立原诸侯齐王田建的弟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国，田间为大将。田荣不服，就攻打田假，并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自己为相，其弟田横为将军。如此一来，因为秦始皇的仁慈而活下来的齐国王室宗亲们，便因为争权夺利而刀兵相见了。

这个时候，秦帝国的少府章邯在与项梁率领的造反军作战，项梁不敌，请求田荣发兵救援。田荣提出条件，要项梁杀死齐王田假。由于项梁没有满足田荣的要求，田荣便按兵不动，结果项梁兵败被杀。这样一来，田荣便与项羽结下仇怨。

项羽灭秦之后大封诸侯，改封齐王田市为胶东王，定都即墨；齐国将领田都为齐王，定都临淄；原诸侯齐王建的孙子田安为济北王，定都博阳，惟独不封田荣。田荣大怒，发兵攻打齐王田都、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并杀死了田市、田安二人，自立为齐王。

诸侯齐国的王室宗亲，没有死于秦始皇，却死于自己的宗族子弟之手。

项羽闻听田荣自立为齐王，大怒，发兵攻打田荣。项羽军攻进齐国之后，项羽下令，烧毁夷平了齐国的城墙和房屋，杀死了所有见到的人。[3]

诸侯齐国的豪门贵族田荣没有死于秦始皇，反而死于项羽。齐国的百姓没有遭秦始皇屠杀，反而遭项羽屠杀。齐国都城没有毁灭于秦始皇，反而毁灭于项羽。

田荣死后，其弟田横收拾残兵抵抗项羽，正好此时刘邦东进攻占彭城，项羽只得丢下齐国，去战刘邦。乘此良机，田横又收复齐国，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

田横立王三年，刘邦渐强，已与项羽成僵持之势。此时刘邦一面派大将韩信攻打齐国，一面派郦生前去劝降田横。韩信为争功，采纳蒯通的建议，以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将令为由，向已经准备投降的齐军发起突然攻击，迅速击败齐国军队。田横一怒之下，烹杀了刘邦的使臣郦生。

齐王田广逃到高密，田横逃到博阳，代理国相田光逃到城阳，将军田既率残军在胶东抵抗。

齐国兵败，项羽派司马龙且去救援。韩信与曹参打败齐楚联军，杀司马龙且，杀将军田既，杀齐将田吸。田横只好与几个亲信逃到一个海岛上，最后刘邦称帝，派人令其来朝，田横知道难免一死，遂自杀。

齐国诸多田姓望族，没有被秦始皇所杀，反而灭绝于刘邦。[4]

注释：

[1]其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2]其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3]“项王遂烧夷齐城郭，所过者尽屠之”。

[4]其事见《史记·田儋列传》





三 仇恨影响最广泛的是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在秦始皇灭亡六国中，其损失虽不如王族和将相豪门，为小官的，可能丢失官位，从此失去富足，为望族舍人的，随着豪门的落魄，从此也衣食无着，前途不再，但其对新政权的仇恨程度，可能一点也不亚于前者。这主要是来源于文人士大夫的忠孝节义，以及追求功名的双重思想。

屈原能为楚国的没落投江自尽；申亥因为楚灵王曾经的一点恩惠，而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为落魄的楚灵王殉葬；公孙杵臼和程婴为了报答晋国豪门赵朔的知遇之恩，不惜送死以保全赵朔的遗腹子。

这一层面的人，其人数众多，与百姓联系广泛，对秦帝国根基的动摇，能产生最为广泛的影响。

张耳、陈余乘乱谋富贵

张耳是魏国大梁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魏国王子魏无忌的门客，后来做了魏国外黄县令。

陈余也是大梁人，喜好儒家学说，曾多次游历赵国。陈余年纪小于张耳，于是就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张耳，两人关系交好。

陈涉起事，张耳、陈余立刻去投奔。当时的造反者中，有许多这样的人物，刘邦、萧何、曹参皆如此。

张耳、陈余初被委任为左右校尉，协助武臣攻打赵国旧地。武臣一到赵地便略有斩获，又听从蒯通的建议，赐给投降的范阳县令以侯印，只此一举，不战而降的城池有30多座。

为什么在陈涉的造反之下，秦帝国的县令，甚至郡守迅速背叛？根源可能就与秦始皇消灭六国后的仁慈举措有关。灭亡的诸侯六国的人士出任秦帝国的地方官吏，政权的基础不稳固。如今面对六国贵族的反叛和号召，使得他们很容易倒戈。

武臣占领了赵国的部分城池后，张耳、陈余就游说武臣不要听命于陈涉，而是自立为王。于是武臣自立为赵王，封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陈涉闻此大怒，本想杀光武臣家人然后攻赵，经劝作罢，但还是软禁了武臣的家人。

陈涉要武臣西进攻秦，张耳、陈余又劝道：“陈王一旦灭秦，必然掉头攻打我们，不如不理，而是向北向南扩大地盘，这样即使陈王灭掉秦国，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陈王也就不敢对赵动武。”

武臣觉得有理，便派韩广攻取燕地，派李良攻取常山，派张黡夺取上党。

然而武臣的部将韩广一到燕地就不再听命于武臣，而是自立为燕王。武臣大怒，发兵与张耳、陈余前去攻打。不想，战事不利，赵王武臣反被部将韩广俘获。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把武臣救了回来，却不料想，武臣的另一位部将李良夺取常山后，因受了武臣姐姐的羞辱，一怒之下杀了武臣的姐姐，转而攻打邯郸。邯郸守军没有防备，李良攻进邯郸，杀死赵王武臣。张耳、陈余因耳目报信，得以逃脱。两人遂拥立原诸侯赵王的后代赵歇为赵王。

不久，秦将王离在钜鹿包围了张耳和赵王歇，而此时陈余有兵数万驻扎在钜鹿城北。钜鹿城内兵少粮缺，张耳数次派人请陈余前来救援，陈余估计自己兵力不足，故按兵不动。双方相持了几个月，张耳恼怒，派张黡、陈泽前去催促。张黡、陈泽来到陈余营中，苦苦相求，陈余还是不肯出兵。

陈余道：“即使发兵前去，也不能救赵，只会全军覆没。我之所以不肯与秦军同归于尽，是想日后能为赵王和张先生报仇。”

经张、陈二人苦劝力逼，陈余无奈，给张、陈二人五千人马，让其自去。二人果然有去无回，全军覆没。幸好此时楚军来救，钜鹿大战，秦军投降，赵王歇和张耳这才得以活命。张耳因此和陈余断了多年的交情，结下仇怨。

项羽灭秦，大封诸侯，张耳被封常山王，而陈余只得到南皮周围的三个县，赵王歇也被迁到代地改封代王。陈余不服，遂与田荣等起兵反楚。陈余攻打常山，张耳逃脱，投奔刘邦。

汉高祖二年，刘邦东进攻楚，希望陈余响应。陈余提出条件，要刘邦杀张耳。于是刘邦就找了个长相酷似张耳的人，把他杀了，将首级送给陈余，陈余这才起兵响应刘邦。

汉高祖三年，韩信平定魏地后，与张耳一起攻打陈余，在泜水边杀死陈余，后又杀死赵王歇。

赵国的王族没有死于秦始皇，而是死于拥立他的张耳。

萧何、曹参得秦始皇恩惠终反秦

萧何与曹参都是楚国旧地沛县人。秦始皇平定楚国之后，没有对楚国人歧视和奴役，而是一如既往启用楚国人管理乡里。萧何在沛县县令手下任职，曹参为沛县狱掾。

秦始皇曾经派官员到各地督察工作，秦帝国的一位御史来到沛县所属的泗水郡检查工作，萧何负责协助。由于萧何把各项事情都打理得很好，很得御史赏识，于是萧何被从沛县提拔到泗水郡做卒史。又由于其业绩考核第一，御史打算回朝上奏，把萧何调派重用，只因萧何坚持推辞，这才得以留下。

然而，秦始皇的仁慈，并不能磨灭楚国灭亡改换庙宗，在萧何这样的楚国人心中的仇恨；秦朝官员的秉公办事，唯才是举也无法收复其二心。等到刘邦起事，萧何、曹参立刻相随，并最终帮助刘邦攻入咸阳，并和项羽一道，杀了秦王子婴，夷灭了秦始皇的三族后人。[1]

注释：

[1]其事见《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曹相国世家》





四 百姓的仇恨根深蒂固


百姓对秦始皇的仇恨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因战争中的伤亡而引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虽然诸侯间战争不断，也会有巨大的伤亡，但是，引起伤亡的仇人远在异国，百姓仇恨的对象是赵国、魏国、楚国，是一个虚幻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恶的敌国可能又交好而联合对付新的敌国，所以，百姓的仇恨不持久，没有直接的发泄对象。

现在不同，直接造成父兄死亡的秦始皇、秦国人，实实在在地来到面前，发号施令，征收赋税，征发徭役，仇恨有了直接的目标，而且不会转移和消失。杀父之仇，夺子之痛，刻骨铭心，一触即发。

仇恨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六国吏民对秦法的不适应。

商鞅初行新法，秦国人也不适应，新法推行一两年，成千上万的人抱怨新法不好。等到大家都改变过去的习惯按照新法去做，十年之后终于体会到新法的好处。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庭富足，百姓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事争斗，乡邑大治。秦国百姓过去说新法不好的人，现在都说新法好了。[1]

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带来的新法律秩序，由于夹杂了战争引起的仇恨，自然会遇到更多的反对，引发更多的矛盾，所谓新仇旧恨，干柴烈火。《史记》中记载的很多参与陈涉起事的人，都有命案在身，可见仇恨之深，可见当时治安之混乱。

正是由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刚刚建立起来的秦帝国隐藏着如此众多的仇恨因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对新政权，新国家心存仇恨，而秦始皇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那些可能点燃仇恨烈火的种子没有予以消灭，对有能力兴风助势的人没有予以管制和束缚，没有设置必要的制度和军队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混乱，所以，当六国王公大臣借着秦始皇驾崩和几个民工的暴乱乘势而起的时候，整个国家措手不及，束手无策。

而暴乱的民众遇上六国王族的号召，将相贵族的领导，加上文人士大夫的煽动，很快便蔓延开来。整个国家的百姓一下子处在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毫无约束的亢奋之中，这种亢奋，又进一步扩大了暴乱的范围。人人都有了占山为王的希望，人人都得到了杀人嗜血的快乐。如此一来，再强大的国家，岂有不崩溃的道理？

六国王公贵族和百姓心中狭隘的仇恨，战胜了秦始皇的宽容！

人人血液中都潜伏着兽性的残忍，战胜了秦始皇理智的仁慈。

秦帝国崩溃了！

秦始皇50年克制忍耐，小心谨慎，矢志不渝，梦想建立一个尊法制，重教化，“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的大一统的理想国家，彻底毁灭了！

他曾经极力想避免的战乱和杀戮、流血和死亡，反而更加激烈地加倍上演。

那些用仇恨来报答秦始皇仁慈的人，无一例外最终都被自己的仇恨所消灭。

六国的王公将相，王子王孙，无一例外地在战乱中被杀、被灭门。

盲目跟风的百姓付出的流血代价更加惨痛。不仅陈涉、吴广很快做鬼，跟风起事的武臣、韩广、周市等很快被杀。还有那些无辜的百姓，三分之二的人一千多万在秦末的战乱中死亡。

这就是仇恨的代价。

注释：

[1]《史记·商君列传》：“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





第二节

王朝更替的幸运与不幸


如果把秦帝国崩溃的根源，归结为仇恨，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

秦始皇之后的历次改朝换代，同样有国破家亡的仇恨，为什么其后的朝代如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却能够克服改朝换代的仇恨，而立国久远？

这就是汉以后历代新朝的幸运了。

汉以后所有新朝的建立，都是在经历了一段战乱之后，旧的王朝被战乱彻底打碎，旧朝的王公贵族大部被战乱消灭，然后是武装割据，豪强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当人们已经目睹了战乱的残酷，死亡的容易，人人都在为活命而挣扎的时候，当人们都已经厌倦了战乱，痛恨战乱的时候，当人们猛然醒悟，原来最黑暗的王朝，也要好于战乱的时候，当历史演进到这个时候，才有一位能力超群，手段超群的人来统一全国，这时候人们对新的统一者有的只有感激而没有了仇恨。





一 秦末15年战乱为汉兴铺路


秦末汉兴之前，首先经历了四年的亡秦战乱。

陈涉、吴广于公元前209年7月在大泽乡起事，攻占陈县自立为王，建立张楚政权。刘邦公元前209年8月在沛县起事进攻荥阳及关中。项羽于公元前209年9月在会稽起事，并在钜鹿之战迫降秦军主力。一直到公元前206年，3年之后刘邦率军攻占咸阳，灭亡秦帝国。

秦帝国的灭亡并没有带来和平。

首先是项羽率兵西进，屠杀咸阳百姓，焚毁咸阳城，杀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夷灭了秦氏三族，瓜分了秦朝的财宝和妇女，烧了秦朝的宫室，大火三月不灭。

随后，项羽开始大封诸侯，希望从此能割地为王。

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之地；

章邯为雍王，统治咸阳以西地区；

长史司马欣为塞王，统治咸阳以东到黄河的地区；

董翳为翟王，统治上郡；

改立魏王豹为西魏王，统治河东；

申阳为河南王，建都洛阳；

韩王成仍居旧都，建都阳翟；

赵将司马卬为殷王，统治河内；

改立赵王歇为代王；

赵相张耳一向贤能，又跟随项羽入关，因此立张耳为常山王，统治赵地；

当阳君黥布做楚将，战功在楚军中一直属第一，因此立黥布为九江王，建都六县；

吴芮率领百越将士协助诸侯，又跟随项羽入关，因此立吴芮为衡山王；

共敖率兵攻打南郡，战功多，因此立共敖为临江王，建都江陵；

改立燕王韩广为辽东王；

燕将臧荼跟随楚军救赵，又随军入关，因此立臧荼为燕王，建都蓟县；

改立齐王田市为胶东王；

齐将田都随楚军一起救赵，接着又随军入关，因此立田都为齐王，建都临淄；

当年向秦始皇投降的齐王建的孙子田安，在项羽渡河救赵的时候，曾攻下济水以北的几座城池，率领他的军队投降了项羽，因此立田安为济北王，建都博阳；

田荣多次有背于项梁，又不肯率兵跟随楚军攻打秦军，因此不封。

成安君陈余因与张耳抵牾抛弃将印离去，也不跟随楚军入关，但他一向以贤能闻名，又对赵国有功，项羽知道他在南皮，把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他。

吴芮的部将梅鋗战功多，因此封他为十万户侯。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九个郡，建都彭城。

诸侯受封已毕，罢兵赴国，以为可以永享封国，以遗子孙。可是事与愿违，几乎没有一天的太平，诸侯间立刻烽火重燃。

臧荼到了封国，就驱逐韩广去辽东，韩广不从，臧荼在无终杀了他，把他的土地并为己有。

田荣听说项羽改封齐王市到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非常愤怒，不肯把齐王迁往胶东，就占据了齐地，起而反楚，攻击田都。田都逃往楚国。齐王市害怕项羽，偷偷向胶东逃去，奔赴封国。田荣发现，就追赶上他，把他杀死在即墨。田荣于是自立为齐王，又向西进攻并杀死济北王田安，全部统治了三齐之地。

陈余发动三县全部兵力，跟齐军合力攻打常山，把常山王打得大败。张耳逃走去归附汉王刘邦。

汉王刘邦率军顺原路返回关中，平定了三秦。公元前206年刘邦在关中称王，纪年汉高祖元年。

项羽听说汉王已经兼并了关中，将要东进，齐国、赵国又都背叛了自己，非常生气。于是用以前的吴县令郑昌为韩王，抵挡汉军，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楚汉混战。

公元前202年，刘邦的军队终于把项羽包围在垓下，项羽战败自杀。至此，战乱已达8年。与秦始皇用八年时间平定赵国不同，八年平定赵国的战争，大多数时间里，秦军是在有明确战略目的情况下，谨慎地进行局部战役，而秦末战乱则是各自为王，互相残杀，整个国家一片战火。

然而，项羽的死也没能带来和平，这之后刘邦又经历了长达7年的诛杀诸侯王的战争，这个战争一直延续到刘邦死。

战乱带给人民的是比任何苛政暴君更加残酷的屠杀和毁灭。战乱中没有任何法律可言，杀人易于杀鸡。项梁起事，随随便便就杀了会稽郡府一百多人，稍遇抵抗，便屠灭城郭。

上述在亡秦战争中被项羽封王的22个战胜者，他们应该算是当时的英雄豪杰。他们的封王，是在杀死了许许多多才能实力不如他们的人之后，才得到封王的权势和地盘。这些被杀的人当中，有最初起事的陈涉、吴广，有一心要复仇的六国王公贵族等。说这22个诸侯王是站在22座尸骨垒起来的金字塔的顶尖上，怕是一点也不过分。

然而，就是这些杀了无数人的战胜者，除了刘邦之外，最后无一例外都被杀，被灭门。这22个诸侯王手下的将相门客追随者，几乎也都随着其主子的战败被杀、悉数做鬼。

还能有什么样的无道政权能够比战乱更加黑暗和血腥？

从公元前209年陈涉起事到西汉建立，全国人口锐减70%。全国万户以上的大城邑，战乱之后只剩下两三千户。大城市人口剩下十之二三。甚至出现了天子不能乘四马之驾，将相只能乘牛车，百姓无铺盖的情况。[1]

这锐减的70%的人如果以范文澜谨慎的秦帝国2000万人口计算，就是1400万人。这1400万人不是在服徭役，而是死亡。

正是由于人们经历了最黑暗最血腥的战乱，正是由于有着雄心大志或乱世野心的人，都死在了战乱之中，所以，汉朝建立起来之后，人心思定，人心知足，这才有了200多年的汉朝延续。

注释：

[1]《史记·平准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二 汉末战乱而有西晋


刘邦的汉朝持续了214年，经过王莽篡位，再经过王匡、王凤的绿林造反，公元25年刘秀平定战乱，建立东汉。

东汉经历159年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创立了太平道并发动黄巾暴动，开始了东汉末年的战乱。张角军多次打败汉军，一时声势浩大。然而不久张角病死，造反者发生内乱，终被四方汉军镇压并消灭。

然而，张角的起事彻底打碎了本来就已经柱倾梁折的东汉朝纲。张角军的灭亡，引发的是更大规模的战乱。各地前来镇压黄巾军的豪强武装为争夺权力，开始混战，这之后是著名的三国鏖战。战乱一直延续了88年之后，公元272年东吴灭亡，这才三家归晋，天下太平。

88年的战乱带来的悲惨后果是人口大量死亡。东汉末年全国人口5978万，经过黄巾暴动和三国混战，到西晋太康初年，全国只有家户246万，人口1616万，减少了4362万。

面对4362万锐减的人数，史籍中记载的“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恐怕就不是耸人听闻的夸张描写了。相比这个如此巨大的数字，没有什么文字能够形容出其惨烈和血腥。





三 隋朝建立，同样经过多年战乱的铺垫


隋朝建立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先是匈奴人在北部边镇沃野镇起事，屡败官军。两年后，由于寡不敌众失败。公元525年葛荣又率河北各族人在上谷（今北京延庆）起事。公元528年后，多路人马逐渐集中在葛荣麾下，有军卒几十万人。由于领导轻敌，兵力分散，起事失败，葛荣被俘被杀。

战乱引起国家混乱，各种矛盾尖锐化，也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周的重臣，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爵，他的妻子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又是周宣帝的皇后，因此杨坚在北周政权中有很高的地位。

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继位的周静帝仅八岁，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相州（今河南安阳）、郧州（今湖北安陆）、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地总管先后起兵反对杨坚，都被杨坚武装镇压。杨坚在消灭北周残余势力后，于公元581年废周静帝自立，建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仍都长安。杨坚就是隋文帝。

而这段时间，随着战乱，人口逐渐减少。北朝的齐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隋朝从公元581年建国到公元618年灭亡，一共只有37年。





四 隋朝战乱，遂有唐兴


公元611年前后，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起事，拉开隋朝末年战乱的序幕。紧接着，全国各地暴动四起，有史料记载大规模的暴动就有20多处。[1]

到公元616年，经过几年的联合、兼并，隋末的这些暴动队伍逐渐形成了三大军事力量：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江淮的杜伏威、辅公祏军。

农民的暴动引发了各地官兵前来镇压，全国各地尽是暴动民众与官兵、暴动民众与民众、镇压官兵与官兵的混战。不久，暴动的农民队伍相继战败，主要领导者悉数被杀，大部分参与者化为白骨。

农民暴动的结果是彻底摧毁了隋朝的国家管理机构，在镇压农民暴动中壮大起来的隋朝将领，开始拥兵割据。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就是其中的一个。[2]

李渊当时任太原留守。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宇文泰手下的八柱国之一，封唐国公。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同胞姐妹，因此，李渊也算得上是隋朝的皇亲国戚了，李渊承袭祖父的爵位。因突厥入侵，隋炀帝命令李渊领兵御寇。由于李渊未能在短期内击退突厥，隋炀帝怒，派遣使者到太原，要把李渊押往京都问罪，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于是劝李渊早定大计，起兵造反。由于进不能打败突厥，退难以活命，李渊只好同意了。

公元617年秋，李渊在晋阳誓师出征，并传檄郡县。李渊自称大将军，长子李建成统率左军，二子李世民统率右军，幺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

隋炀帝闻听李渊造反，便派大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守霍邑（今山西霍州），屈突通率兵数万，屯守河东郡城（今山西永济县），以抵抗李渊。

当李渊大军抵近霍邑时，连日大雨，部队不能前进，而且军中又缺乏粮食。忽然又传闻刘武周联络突厥偷袭晋阳，李渊赶紧召集将领商议退兵。裴寂等都认为暂还晋阳为宜。李世民坚决反对，认为传闻不可轻信，应该一鼓作气打败宋老生。李渊求稳，采纳了裴寂等人的退守晋阳的建议，命令部队回师。

李世民的建议不被采纳，心有不甘，当晚又到李渊营帐力谏。当时李渊已睡下，不见李世民，李世民便在帐外嚎啕大哭，声称退兵必然延误战机，被后续赶到的隋军所包围。李渊被帐外的哭声惊扰，只得召李世民入帐。李世民再详细陈说利害，李渊醒悟。当时长子李建成的左路军已经出发回兵，李世民和众将分道夜追，过了两天，粮食运到，天也晴了，李世民领兵攻杀了宋老生，取得霍邑。接着，又降服了临汾、绛郡，韩城、冯翊等地。李渊军大胜。

随后，李渊乘胜西进，杀死了长安守将阴世师、骨仪等十余人，击败隋军攻入长安。李渊不敢自己称帝，立13岁的代王杨侑为皇帝，就是隋恭帝，宣布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关中民众都归附李渊。

晋阳兵变，李渊攻入长安的消息传到江都，隋炀帝大惊，公元618年，江都粮尽，隋炀帝的随从卫士是关中人，谋划逃归故里。将军宇文化及于是煽动卫士兵变，得数万人。宇文化及带领叛军杀入宫中，隋炀帝换装逃到西阁，被叛军俘获。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又杀了隋炀帝子孙及隋氏宗室外戚数百人，还杀了大臣虞世基、裴蕴、来护儿、萧巨、许善心等十余人。隋炀帝侄儿秦王杨浩因平时与宇文化及要好，被立为傀儡皇帝。宇文化及自为大丞相，掌握大权，占了萧皇后及后宫妃嫔，淫侈生活同隋炀帝一样。

听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将军王世充便拥立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隋皇泰帝使人招降瓦岗军首领李密，许以让李密入朝后执掌文武大权的条件，要李密领军攻打宇文化及。

李密于是放弃瓦岗军旗帜，投降了隋皇泰帝，想借入朝名义进洛阳城，实行入城称帝的计谋。于是，李密引全部精兵在童山与宇文化及大战。宇文化及战败，率残部两万人逃到魏县，他哀叹说：“人生固当一死，岂可不一日为帝？”于是毒死秦王杨浩，自称皇帝，国号许，年号天寿。

李密击败宇文化及，回洛阳城，准备入朝。但是，王世充先在洛阳城内发动政变，废隋皇泰帝杨侗，自称皇帝，国号郑，年号开明。不久，他又把杨侗杀死。李密借降隋入洛阳称帝的计谋完全落空。

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便有篡立的念头，于是，召回在外作战的李建成、李世民、胁逼隋恭帝杨侑禅让帝位。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即皇帝位，改国号唐，年号武德，隋朝正式消亡。这之后又经过玄武门事变，李世民杀死兄长李建成，夺兄之位称帝为唐太宗。

隋朝自公元611年王薄在山东邹平县起事，到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经历了16年的战乱，最先起事的造反者连同他们的随众，几乎都战死或被杀，之后起兵的隋朝官员，也悉数做鬼。有了这16年战乱的铺垫，人们见惯杀戮与白骨，已经难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和复仇的斗志，人心思定，活着就是最大的福气，这才有唐朝几百年的和平江山。

注释：

[1]隋末农民起义：清河漳南人孙安祖刺杀县令聚众入高鸡泊起事。清河渝县人张金称率众起事，发展到几万人。后因轻敌，被隋将杨义臣击败，不久又被隋将杨善会俘虏杀死。信都蓨县人高士达率千余人在清河起义，自称东海公，不久与窦建德部会合。平原郡人刘霸道据豆子岗起义，聚众十余万人，号称阿舅军。公元613年，杨玄感、李密起兵黎阳。余杭郡人刘元进、吴郡人朱燮、晋陵县人管崇起义。聚众十万。朱燮、管崇推刘元进为天子，占据吴郡。东郡人翟让在瓦岗寨起事。翟让初任东郡法曹，因故被判死刑，后被人救出，他是瓦岗军最早的首领，单雄信、徐世勣，魏征等人先后聚众归附，很快发展到万余人。齐州章丘人杜伏威、临济人辅公祏率众起义，转战淮南。下邳人苗海潮率众起义，不久并入杜伏威部。济阴人孟海公聚众数万。齐郡人孟让率众起义，一度与王薄联合，占有长白山，有十余万人。北海人郭方预率众起义，自号卢公，发展到三万人，曾攻下北海郡城。渤海人孙宣雅起义于豆子岗，部众发展到十万人，自称齐王。平原人郝孝德，清河漳南人刘黑闼聚众数万人起义，后归瓦岗军。厌次人格谦、沧州阳信人高开道率众起义，以豆子岗为根据地，部众发展到十多万人。后格谦战死，所部由高开道领导。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率众起义，三辅陕西中部农民纷纷参加，众至数万，转战于扶风、安定间。灵武人白瑜娑在灵武起义，夺取官马，转战在陇右一带。后进据平凉今属甘肃，发展至数万人。苍梧郡人梁慧尚聚众四万，攻玻苍梧郡城。涿郡人卢明月率领起义军十多万人屯据视阿，后转战河南、淮北一带。延安人刘伽论率众起义，占据雕阴，自称皇王，有众十余万人。

[2]隋朝将领起兵割据：公元616年，涿郡守将罗艺起兵，占据涿郡及附近诸郡，自称幽州总管，成为威振燕地的大势力。朔方郡守将梁师都在本郡起兵，攻占雕阴、弘化、延安等郡，自称皇帝，国号梁，年号永隆，依附突厥，受封为“解事天子”。马邑郡军官刘武周杀隋官，勾结突厥，受封定杨可汗，又自称皇帝，年号天兴。同州蒲城军士郭子和流放到榆林郡，郭子和在雪地起兵，杀郡丞，自称永乐王，年号丑平，又勾结突厥，受封为屋利设。金城郡军官薛举和儿子薛仁杲逐隋官，占据陇西全境，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年号秦兴，成为西北地区一大势力。武威郡军官李轨逐隋官，占据河西张掖，敦煌等五郡，自称河西大凉王。后又称帝，年号安乐。巴陵郡军官董景珍、雷世猛等起兵，推后梁宣帝萧登的曾孙萧铣为主。萧铣据巴陵郡，自称梁王，年号鸣凤。后又称帝，迁都江陵，割据长江中游等地，有兵四十万，成为一大势力。





五 其后历代，莫不如此


唐朝末年的战乱起于裘甫浙东起事

唐朝经历了232年的李家统治，到公元859年，裘甫造反拉开唐末战乱序幕。随着裘甫造反，各地反叛便风起云涌，其间大小暴动不计其数，最终引发了黄巢暴乱。到公元884年黄巢起事失败，唐末战乱历时25年，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个省，几乎遍及唐朝绝大部分重要地区。

黄巢的失败并没有终止战乱，历史再次重演，率先暴动的农民，不过成为军阀混战的替死鬼。在镇压黄巢的过程中，一批节度使开始拥兵自重，并展开了21年剧烈的兼并战争。其中黄河流域势力最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汴宋节度使朱全忠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三人。

公元903年，汴宋节度使朱全忠拥唐昭宗还京，并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诛杀了内侍省宦官数百人，出使在外的宦官就地诛杀。次年，朱全忠上表逼唐昭宗迁都洛阳，强令朝廷百官随驾东行。百官动身后，朱全忠派人尽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后来，朱全忠使人杀死唐昭宗，另立李柷为哀帝。

天佑二年（公元905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接着又把崔枢等被贬的朝官30余人全部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这次事件史称“白马驿之祸”。政治上的阻力已全部扫除，朱全忠遂于天佑四年逼唐哀帝禅位于己，改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梁太祖，不久，改名晃，改元开平，都于开封。唐朝灭亡。

这其后，又经过了53年的分裂战乱，直到赵匡胤消灭割据，南面称帝，这才建立宋朝。

从唐朝末年的战乱，到宋朝的建立，这其间，全国人口从唐开元年间的5291万，减少到到宋朝建立时的2479万，锐减2812万。

明朝的建立有元末农民起义的铺垫

元朝末年自公元1351年至1367年连续16年的战乱，摧毁了元朝的统治。16年的战乱为明朝的建立，做了清道夫式的铺垫。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民间秘密团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利用政府征发15万人修治黄河的机会，进行反元活动。由于消息走漏，韩山童被杀，刘福通逃回颍州聚众起事，以红巾裹头，称红巾军。尔后率部西进河南，相继攻克项城、罗山、真阳等地，队伍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

在刘福通起事的影响下，许多地方相继爆发叛乱，徐州的李二、赵均用；濠州的郭子兴、孙德崖；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蕲、黄的彭莹玉、徐寿辉等，均属红巾军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张士诚的暴动武装等。诸多的农民武装中，以北方刘福通，南方徐寿辉两支为最强。这两支农民武装的发展，将元统治区切成两段，使南北隔绝，有力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

元军在农民暴动的沉重打击下，损失惨重。为与农民军相抗衡，元朝重新组织军事力量，除元朝军队外，注重对民间地主武装的使用，尤其是对镇压农民军有功的军队将领和地主武装首领，进行迅速提拔。

元朝这一新的军事措施，使北方的农民军陷入被动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刘福通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依然分兵出击，至兵分势寡，加之农民军将领之间互相残杀，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给元军以可乘之机。

孛罗帖木儿围剿山西北部及塞外的农民军获得成功，十九年，察罕帖木儿攻陷汴梁，刘福通顽强抗击后，突围南走安丰。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儿遇刺后，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很快剿灭了山东农民军，河南全境和山东大部又陷入元军手中。

在元军与各地农民军作战的同时，农民军与农民军之间、元军与元军之间，相互亦有战事，国家十分混乱。直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击败其他造反者，结束16年的战乱，建立明朝。

明末战乱始于公元1627年王二起事

明王朝在经过了259年的太平盛世之后，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开始了明末17年的战乱。1628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也相继起事。李自成号称闯王，并传出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以此欺骗各地农民追随起事。怎么可能有不纳粮的政权？国家用度，官吏俸禄从何而来？由于这个诱人的口号，到公元1639年，李自成的随众已达50万以上。

公元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自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这年10月，攻下西北陕、甘、宁地区为根据地。第二年春天，迁都西安，改称大顺王，年号永昌，颁布新历书，铸造永昌钱币，号称雄兵百万，开始向明王朝发动总攻。

1644年李自成攻下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昌平。1644年3月17日，李自成军包围了明朝都城北京，19日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树下，明朝灭亡。

然而，李自成并没有在北京站住脚，当年5月，原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占领北京。李自成退出北京，继续在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抵抗。1645年4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当地武装袭击，被杀身亡。爱新觉罗氏入主北京，清顺治帝南面登基。

从王二起事到李自成被杀，其间17年战乱，全国人口从明朝末年的6000万，锐减到清顺治时的1400万人，减少了4600多万。

王朝建立前的战乱，给新王朝带来了幸运

战乱中，有能力起事造反的人悉数在连年的战乱中被消灭；无数无辜的人莫名其妙的被杀做鬼。战乱中，不仅称王的可以随意诛杀下属，为将的可以随意诛杀士兵，就是最底层的士兵，也可以随意屠杀百姓。不仅如此，百姓中胆大的，可以随意杀死官员，士兵胆壮的可以随意杀死将军，将军也可以随意杀死君王。

那是一个残忍暴虐至上的野兽时代。在这个时间里，谁更残忍，谁更暴虐，谁更狡诈不讲信誉，谁才能杀死别人而存活下来。

经历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战乱，再也没有了前朝的仇恨，侥幸活下来已经是人生最大的愿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提防身边的其他人，哪怕那是跟自己有生死之交的心腹。每个人都为填饱肚子而像野兽一样奔波厮杀。原朝廷在各地囤积的粮食已经被抢光耗尽，原富裕人家囤积的粮食也被抢光耗尽，连年的战乱导致土地荒芜，仅粮食这一个环节上，也遏制了大规模反叛者的生存。在战乱中侥幸活下来的人刻骨铭心的不是仇恨、复仇，而是对战乱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饥饿的恐惧。他们会把这种恐惧传给下一代，再下一代，至少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于是，人心思定，新朝顺利建立并得以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战乱的铺垫是新王朝建立的幸运，但却是人的最大不幸，生命的最大不幸！





第三节

公正的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给秦始皇一个公正的结论了。

秦始皇秦帝国的崩溃，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秦始皇残暴，也不是因为秦帝国的法律严酷，赋税徭役过重，更不是因为仁义不施。秦帝国崩溃的原因，是埋在六国王公贵族、宗亲大臣、文人士大夫，以及百姓心中的仇恨，而秦始皇本人对这些人心里的仇恨，以及因仇恨而引发的后果认识不足。

秦始皇自己在幼年时候，因为曾祖父秦昭王发兵攻打邯郸，而亲身体会到战争的苦难与死亡的恐惧，因而引发了他消灭诸侯，杜绝战乱的决心；他在解决战斗之苦的时候，启用的是王翦这样的将领，他们能以最少的杀戮，以给天下人带来尽可能少的痛苦，来结束战乱。但是列国的王公大臣并没有体会到战乱之苦，文人士大夫也没有体会到战乱之苦。他们甚至依靠诸侯间的战争获得利益，谋取功名。

秦始皇总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原因是“以有侯王”，所以，他认为，只要消灭了侯王，天下人就会对他感恩戴德，就会对大一统的秦帝国赞而颂之。然而，侯王们，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既得利益者不这样认为，他们要拼死恢复失去的一切，要拼死复仇。如若不能在战场上亲刃仇人，他们便用一支笔，将其丑化并诅咒。

我们假设，秦始皇的统一战争不是历史呈现的这个样子，而是如他的曾祖父秦昭王，令他的将军们四面出击，逐城鏖战；不是重用王翦这样充满智慧的将军，而是像桓齮那样使蛮力的将军，蛮攻硬杀；战争不是有计划地巧妙推进，而是如后世战乱一样在整个国家遍地开花；攻防双方都浴血奋战，胜利一方怒火中烧，如后世许多将军那样，将败军斩尽杀绝；而一旦平定一个国家，如后世那样，王侯将相尽夷三族；一旦占领一个地区，便将当地富绅豪杰竞相诛杀，同时撤换所有原官员，尽遣秦人为官统治；通过战争，将那些脑后有反骨的人，消灭在巨大的伤亡之中，以此给天下人一个深深的教育：和平比战乱好一百倍。

如果是这样，秦始皇的帝国会怎么样？

不过秦始皇没有这样做。

他用巧妙的战略迅速击垮了列国的信心，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对抗和杀戮；用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避免了全国范围内长时间的战乱；没有屠杀六国的王侯将相和战俘百姓，甚至没有将他们监禁；没有撤换六国官吏，没有用秦人去奴役六国人。2229年前，人类文明还远没有达到如此进步程度的时候，秦始皇就已经这样做了。面对如此理智和仁义的做法，后世的我们，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公正的评价呢？！





第十二章


秦始皇的根本问题


秦真的灭亡了吗？

如果从封建的家天下意义上来讲，确实是这样。

秦始皇赢姓的子孙被项羽和刘邦杀死灭门，不仅赢氏的秦帝国不复存在，连秦始皇的宗族，也从此灭绝。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抛开宗族家天下的观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秦始皇一心想要建立一个没有诸侯王，没有诸侯王之间的纷争战乱、法令一致、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个理想，不是如愿以偿地得以实现了吗！秦始皇所统一起来的那个秦国，不是已经延续了2229年，至今还生命茁壮，生机蓬勃吗！

秦始皇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国家，在2229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了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八次大的改朝换代的战乱，但却没有再次分裂，为什么？

在2229年变幻莫测的岁月里，经历了三次大的外族入侵，却没有像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那样，种族被入侵者消灭，文化被外来者吞没，却反而能以柔克刚地融化了战胜者，为什么？

秦始皇究竟用了什么样的办法，使当时天下人还不习惯、不能容忍、拼死反对的大一统的国家，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从此断绝了再度分裂的倒退之路？

自春秋至秦始皇统一，285年，诸侯立国天经地义。如果从周武王封齐太公算起，时间更长，约800年。不论是诸侯王、大臣贵族，还是黔首百姓，人们应该更适应分裂的诸侯国，而不是大一统的秦。可是，秦始皇从二十六年统一到三十七年驾崩，只用了11年的时间，就让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人们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在人们的心目中天经地义。人人自谓中国人，不再有齐楚燕韩赵魏，更不用说更早以前灭亡的孔子之鲁，重耳之晋，姜太公之齐，勾践之越，夫差之吴等等。

反过来，我们来看看世界史上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宏大帝国，它们又为什么几乎无一例外地一一分裂崩溃？这其中，我们才能看出秦始皇的远见。





第一节

世界史上曾经的宏大帝国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欧洲、非洲、南美洲当年也是诸侯王国林立，战争不断，情形与中国如出一辙。世界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位强势君主，也曾一度将某个区域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但是，最终又都分崩离析。





一 古老的波斯帝国只维持了60年


公元前20世纪末期，波斯人从中亚迁至伊朗高原西南部。公元前550年，这个时间大约在秦穆公去世后70年，波斯人灭亡了米底人的国家，建立起阿黑门尼德王朝，从此开始了波斯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这之后，波斯人经过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等几代君王的不断扩张，终于建立起了横跨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叙利亚及中东，以及北非的庞大帝国。波斯帝国的疆土，东起印度河，西至爱琴海，南到非洲北部，占据着亚洲、欧洲、非洲的黄金地域。

然而，到了公元前490年，仅仅过了60年，波斯帝国的国王大流士在发动对希腊的马拉松战役中战败，十年后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再战希腊失利，波斯帝国开始衰落，最终崩溃并分裂。

古波斯帝国如此迅速的崩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仅仅只是一个军事帝国。帝国的建立依赖的是强大的军事征服，而一旦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失去了，曾经的被征服者就挣脱锁链，分裂是必然的结果。





二 500年的古罗马帝国也难逃分裂的厄运


古罗马帝国的崛起与秦帝国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其兴起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罗马刚建国时，只是一个小国家。

自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古罗马人先后战胜拉丁同盟中的一些城邦和伊特拉斯坎人等近邻，又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土著和希腊人的城邦，成为地中海西部的大国。

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168年，古罗马人发动了3次马其顿战争，征服了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又发动了3次布匿战争，在公元前146年征服了迦太基并使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又通过叙利亚战争和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亚的部分地区，在波斯帝国覆灭500年之后，古罗马人建成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

罗马帝国版图最大时：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南有埃及、迦太基，北达莱茵河、多瑙河，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如果用今天的国家版图来划分，古罗马包括：

欧洲：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力诺、安道尔、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葡萄牙、列支敦士登、瑞士、比利时、法国、摩纳哥、卢森堡，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罗马尼亚、英国、荷兰部分；

亚洲：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全境，土耳其大部，约旦部分；

非洲：突尼斯全境，埃及、利比亚、摩洛哥部分。

然而，到了公元395年，古罗马帝国在统治了近550年之后，最终还是走向分裂。先是由君士坦丁于公元330年迁都拜占庭，分裂出东罗马。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占领罗马城。公元452年，匈奴王阿提拉进兵意大利。公元455年，汪达尔人再次攻陷罗马城。先后建立起西哥特王国、汪达尔-阿兰王国、勃艮第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等国家。公元476年9月，日耳曼人入侵，其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位君主罗慕卢斯·奥古斯图卢斯，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

一个统一了550年的帝国，最后竟然走向分裂，对比秦始皇只有14年的秦帝国，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分析罗马帝国分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罗马人始终是以一种占领者的身份在统治整个帝国。在550年的漫长岁月里，那些被罗马人强大的军队征服和统一的国家与民族，无时无刻不在被罗马人提醒，你是被罗马人占领的异国人，你是罗马人军事胜利的俘虏。在这样占领与被占领，征服与被征服的敌视中，真正的统一不会实现。一旦罗马人的统治松懈，一旦罗马民族衰落，分裂在所难免。





三 宗教信仰没能使阿拉伯帝国一统千年


西罗马帝国覆灭134年后，阿拉伯帝国兴起。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公元632年在他逝世时，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政教合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出现于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帝国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公元632～661年的四大哈里发时期

穆罕默德之后，阿拉伯国家的首脑称为哈里发，意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最初的四大哈里发由穆斯林公社选举产生。

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在位两年，恢复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在位10年，先后征服拜占庭统治下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占领了从波斯湾到高加索，从伊拉克到波斯本土的广大地区，为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欧麦尔还在辽阔的领土上建立了行政管理体制。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在位12年，东灭萨珊王朝，西达北非昔兰尼加。在位期间，阿拉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和教派分歧日趋激烈，奥斯曼本人和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先后被杀。公元661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即位哈里发，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改为世袭，成为实际上的帝国君主。

（2）倭马亚王朝时期的8世纪初

倭马亚王朝的政权巩固以后，阿拉伯贵族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在东线，征服了布哈拉、撒马尔罕、信德及部分旁遮普地区。在西线，攻占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又于公元711年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安达卢西亚。后在入侵法兰克王国的普瓦提埃战役中战败，退回西班牙。

（3）8世纪中叶倭马亚王朝后期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300年，阿拉伯帝国达到了鼎盛，其版图西临大西洋，东至中亚河外地区，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封建军事帝国。

（4）阿拉伯帝国盛极而衰

就在阿拉伯帝国横跨亚、欧、非不可一世的时候，其盛极而衰的变化却在这一刻不知不觉中神奇地转换。

公元750年，伊拉克大地主阿布·阿拔斯推翻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阿拔斯曾经倚重的柏柏尔人、突厥人开始获得高位和重权，并各行其是，割据一方。公元945年，伊朗的白益人攻陷巴格达，强迫阿拉伯君王哈里发承认他们独立的地位，此后，埃及、北非、西班牙等地也纷纷要求独立，阿拉伯帝国名存实亡。公元1258年，蒙古人的大军攻陷巴格达，阿拉伯帝国灭亡。

为什么宗教信仰也没能使阿拉伯帝国一统千年？为什么阿拉伯帝国实际上只存在了300多年，而不能像秦帝国那样，维持统一的格局2229年？

宗教有统一人心的力量，它是阿拉伯帝国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阿拉伯人在安拉的旗帜下向外开疆扩土的时候，人人团结一心，个个众志成城。然而，当一个个国家被征服，一堆堆财宝被掠取，安拉也无法抑制人们心中的私欲。

紧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帝国在各地的统治者，便开始为自己的私欲各行其是。古兰经被解释出各种教义，教派之间开始出现冲突，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开始无法控制整个国家。各地的统治者开始壮大自己的军队，争夺地盘，宣布独立，甚至发展到最后向最高统治者用兵。

说到底，最虔诚的宗教信徒总是最底层的百姓。宗教，只不过是高层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在这些统治者心目中，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四 奥斯曼帝国分裂于西方列强的炮舰


奥斯曼帝国兴起于13世纪前后，它的建立者是游牧于里海东南部的一支突厥人。13世纪时，蒙古人开始向西扩张，迫使这支突厥人迁移。最初他们依附于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在和拜占庭相邻的萨卡利亚河畔得到一块封地。

公元1242年，罗姆苏丹国在蒙古人的打击下瓦解。于是这支突厥人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从此开始发展壮大。部落酋长埃尔托格鲁尔死后，他的儿子奥斯曼继位。1300年，奥斯曼开始自称苏丹，宣布他的部落为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即爱米尔国。

1301年，奥斯曼侵占了富庶的卑斯尼亚平原。当时奥斯曼的主要敌人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的土地是奥斯曼扩张的主要对象。1326年，奥斯曼夺取拜占庭在小亚的重镇布鲁萨，控制了马尔马拉海峡，并把首都迁到布鲁萨，这一新的国家称为奥斯曼帝国，在国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土耳其人被称作奥斯曼土耳其人。

1331年，奥斯曼军队打败了拜占庭帝国的军队，攻占了尼西亚城。1337年攻占了克米底亚，逼近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拜占庭在小亚的全部领土。

1389年，欧洲联军与奥斯曼军队在科索沃发生了激战。尽管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斯尼亚、瓦拉几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人组成的联军作战英勇，在战斗中甚至击毙了苏丹穆拉德一世，但由于奥斯曼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联军终于被打败。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先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后来又被兼并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

联军的惨败震动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欧洲各国为了拯救拜占庭帝国，派出了援军。1396年，在多瑙河畔的尼科堡战役中，奥斯曼军队一举打败了匈牙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的联军，联军的一万多名十字军被俘，除了用巨款赎回300名贵族骑士外，其余的全部被杀。从此，欧洲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奥斯曼帝国扩张。

公元1451年，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直接进攻。1453年，奥斯曼国王穆罕默德二世，率领20万大军和300艘战舰从陆地和水上同时进攻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虽然有许多要塞和堡垒，军民也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力量对比悬殊，守军只有不足一万人。最后，城中的热那亚人做了土耳其人的内应。奥斯曼帝国以保留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加拉太区的商业殖民地特权为条件，利用涂油板将70多艘土耳其战船运过加拉太后面的陆地，然后用这些船只搭浮桥，从侧面攻城。君士坦丁堡被打开一个缺口。在顽强地坚持了53天之后，君士坦丁堡终于在1453年5月29日被攻陷，皇帝君士坦丁十三世阵亡。

土耳其人攻陷该城之后，大肆劫掠3天，许多居民被杀或被掠为奴隶。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并把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即伊斯兰教的城市，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也被改为清真寺。

苏里曼一世时期，奥斯曼帝国达到了鼎盛。他派兵攻占当时属于匈牙利的贝尔格莱德，进攻奥地利，甚至打到了维也纳。此后，苏里曼开始大举进攻阿拉伯半岛地区和北非，占领巴格达，完全占据两河流域，吞并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占领了非洲的大片土地，攻占了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利亚。他的后代在1574年攻占了突尼斯。到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版图囊括了以前存在过的阿拉伯和拜占庭两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称雄一时。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1571年，曾经拥有强大海军的奥斯曼帝国，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从此，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由于财政拮据，工商业衰落，社会动荡不安，对外战争屡次挫折，失地累累，各地开始独立。埃及已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获得自治。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也先后独立，帝国丧失了83%的领土。

从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庞大的帝国，到1878年战败被迫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4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距古波斯帝国的崩溃3500年，距古罗马的崩溃1000年，距阿拉伯帝国的崩溃500年。然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却没能从这些古老帝国的崩溃中吸取教训，仍然沉迷于军事征服，占领奴役，和宗教驯化，这就使得奥斯曼帝国也难以摆脱分裂的厄运。

当军事上由于高层的奢靡而使帝国的兵锋不再锐利时，当各地的统治者开始利用宗教另立山头的时候，各地的独立和反叛就不可避免。这些来自内部的分裂最终必然导致帝国的崩溃。





五 理想无法支撑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统一


美洲从15世纪起先后沦为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的殖民地，而南美洲的主要殖民者是西班牙人。

18世纪，有着西班牙血统的委内瑞拉人西蒙·玻利瓦尔，领导了南美洲各国驱逐殖民者争取独立的统一战争。

1783年，玻利瓦尔出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个有西班牙血统的贵族家庭，九岁成为孤儿，青年时代得以游学欧洲，接触到启蒙思想，他在法国立下誓言，要把祖国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806年，趁着拿破仑进攻西班牙，西班牙国王被罢免之机，委内瑞拉爆发了独立战争。玻利瓦尔作为一名军官参加了起义，历经磨难而成为领袖式的人物。

后来，因拿破仑在欧洲战场失败，西班牙军队腾出手镇压反叛的殖民地，玻利瓦尔被迫流亡牙买加。在牙买加，他写下了著名的“牙买加来信”，明确勾勒出建立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蓝图，并希望像英国那样设立世袭的上议院和选举产生的下议院。

1818年，玻利瓦尔回到国内，并率领一支骑兵和一支与拿破仑打过仗的英国雇佣军，一路向南推进，连战连捷，终于在1819年8月17日波亚卡战役后，占领了波哥大。在波哥大，玻利瓦尔成立了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在内的统一的国家——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玻利瓦尔当选为总统，并任三军统帅。

1821年6月，玻利瓦尔又亲自率领革命军，在卡拉沃博与效忠于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拉·托雷指挥的保皇军大战。革命军取得决定性胜利，重新解放了加拉加斯。

玻利瓦尔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力量，先后解放了秘鲁、玻利维亚和巴拿马。玻利维亚并用他的名字作为国名。

在解放了南美洲的北部以后，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疆域已经超过了美国建国初期的领土面积。

玻利瓦尔领导和完成了南美独立战争，他坚决反对帝制，宣布解放奴隶，其功绩与华盛顿相比，毫不逊色。可惜南美洲独立以后不久，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内部出现矛盾，玻利瓦尔的一些部将争夺权力，很快出现分裂。

委内瑞拉地区著名的勇士、军人派斯首先发动反对波哥大中央政权的叛乱。

比玻利瓦尔小九岁的副总统桑坦德尔，与玻利瓦尔一心想统一南美的雄心不同，桑坦德尔只想拥有自己的故土，他甚至不愿意把委内瑞拉并入大哥伦比亚的版图。就在两位政治家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发生了刺客刺杀玻利瓦尔的事件，桑坦德尔被认为与这项阴谋有关而被判处死刑，后因找不到证据改判流放。

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宣布脱离大哥伦比亚国独立，玻利瓦尔疾病缠身黯然引退。1830年，孑然一身的玻利瓦尔死于哥伦比亚的圣玛尔塔。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美洲是无法统一的，从事革命的人无异于白费气力。”

玻利瓦尔去世，分裂再也无可挽回。大哥伦比亚国迅速分裂为若干小国，直到今天。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崩溃说明一个道理，仅靠领导者的理想，或是几位当权者的志同道合，是不能建立起一个强大国家的。它需要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有切实有效的方法，来改变人心。





六 近在眼前的苏联，同样的主义不同的结果


20世纪最大的国家苏联诞生于1922年12月30日，是一个横跨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超级大国。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苏联有人口2.901亿，10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51％，乌克兰人占15％，乌兹别克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4％，其他哈萨克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摩尔多瓦人、塔吉克人、立陶宛人、土库曼人、德意志人、吉尔吉斯人、犹太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等约占24％。

苏联的官方语言为俄语。有200多种民族语言和方言，其中斯拉夫语族占75％，印欧语占8％，阿尔泰语占12％，乌拉尔语占3％，高加索语占2％。

苏联的主要宗教为俄罗斯东正教，其他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首都莫斯科。

苏联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15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巴什基尔、布里亚特、达格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尔梅茨达、卡累利阿、科米、马里、莫尔多瓦、北奥塞梯、鞑靼、图瓦、乌德穆尔特、切切诺-印古什、楚瓦什、雅库特、阿布哈兹、阿扎尔、卡拉卡尔帕克、纳希切凡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

1917年11月7日晚9点40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罗斯取得了政权。在随后的几年里，由托洛茨基指挥的红军通过内战，击败了白军和协约国的干涉。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了苏联。

1924年1月21日，苏联的缔造者列宁逝世。约瑟夫·斯大林获得政权。他通过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肃反、国家工业化等手段，迅速把对共产主义抱有不同美好理想的布尔什维克党派，统一到自己的意志之下，把松散的苏维埃联邦，凝聚成新的步调一致的国家，把还处在落后自耕农业的苏联，变成一个工业和军事的强国，使苏联迅速崛起。

1929年10月24日，以纽约股市的疯狂下跌开始，大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袭击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在斯大林格勒破土动工了。十个月后，工厂建成投产。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指挥德军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德国军队突进苏联。一星期内，苏军损失兵力100万人以上，西部工业区全部沦陷。就在整个欧洲即将沦陷之际，斯大林组织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莫斯科等重要城市，全力阻击德军的进攻，并成功地遏制住德军的进攻步伐，将大量德军主力吸引并牵制在莫斯科城下，由此获得战略上的主动。1945年，苏联红军开始全线反击，随后攻占了纳粹德国全境，并攻克德国首都柏林，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苏联以千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捍卫了正义与和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寿命仅仅维持了69年，1991年12月26日，由于经济、政治、民族矛盾等多方面的原因，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失败，苏联各色政治势力乘机发难，蛊惑各自的民族和追随者从苏联分裂出去，在国际上其他势力的干预支持下，苏联终告解体。

苏联和今天的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广大的疆域，同样众多的民族，也曾有同样的主义，也曾经历了同样的改革，然而，结果却不一样。

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除了当今领导者的正确决策之外，我们不能忽略2229年前秦始皇为统一所做出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举措。





第二节

秦始皇统一的远见


与世界历史上覆灭的庞大帝国不同，秦始皇没有无休止地扩张帝国的版图，没有以战胜者的姿态奴役诸侯列国的人民，更没有醉倒在丰功伟绩的梦乡里，秦帝国刚刚建立，他就开始从三个方面着手，巩固统一大业。





一 同货币、尺度、车辙，文字，以同天下人之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刚刚平定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就以“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以理服人地否决了丞相王绾等人重新分封诸侯的建议，“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各郡设守、尉、监三个职位，分别从政务、法务以及监察三个方面进行管理。更名百民为黔首，分发食物全国大庆。

这之后，秦始皇立刻就在全国推行统一工作：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标准，还有就是统一文字。

钱，是一个国家得以完整的基础

俗话说，使谁的钱，听谁的话。清康熙年间，刚刚亲政的康熙，之所以下决心对远在云南的蕃王吴三桂用兵，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吴三桂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发私钱。削藩的战争打了八年，清王朝国库空虚，朝野怨声载道，可是康熙不为所动，咬牙坚持。钱很重要。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诸侯各国皆使用自己的货币。韩、赵、魏使用布币，燕、齐使用刀币，楚国使用形似贝壳的蚁鼻钱，秦则流通圆钱。

货币的不统一，固然影响商业贸易和国家税收，更重要的是，由于使用不同的钱，使得使用相同货币的群体，自然而然地会形成群体的向心力。

秦始皇统一货币，既是国家行政管理、经济运转之需要，又有破除六国藩篱，聚拢黔首之心的作用。

根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结合考古发掘，概括秦始皇统一货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规定了秦帝国的货币分为黄金和铜圆币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一镒约合今天的24两；铜钱为下币，方空圆钱，重半两。黄金主要用于国家储备和大型建设及君王的大规模经济用度，铜钱则用于百姓流通。

第二，六国使用的刀币、布币、蚁鼻钱一律废止。

第三，白银，以及锡、珠宝不作为货币流通。[1]

由于秦始皇统一货币的行动坚决而有效，加之秦国的方孔圆形钱币方便携带和使用，所以被汉朝和后来的历代所使用，并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

统一度量衡看似简单，其实不易

度量衡的不统一，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个换算的麻烦，实际却直接影响人们群体感的心理隔阂。秦国人用秦国的度量单位与魏国人、楚国人进行交易，不只是换算麻烦，它还在每时每刻提醒交易的双方，你是秦国人，我是魏国、楚国人。这种提醒每天都会重复数次，人们心理上国与国的鸿沟，就永远不能填平。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周天子一尺约合23.1厘米，而诸侯如秦、楚，一尺合23厘米。周天子一斗约为1997毫升，赵国一斗则为2114毫升，秦国一斗却只有200毫升，魏国虽然同出于三家分晋而来，却与亲邻赵国相差甚远，一斗约为7140毫升。齐国不用斗，以钟、釜、区、豆、升为单位，一升约合164毫升。

各诸侯国虽然有官方的度量衡，但是由于各诸侯国之下又分封了许多贵族，这些贵族在自己的领地里各自为政。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国人共同拥立悼公的儿子壬即位齐简公后，田常与监止一起任左右相，辅佐简公。田常心中忌妒监止，因为监止受简公宠信，他的权力不能除去。于是田常就重新使用他父亲釐子的措施，用大斗把粮食借出，用小斗收回，用以收买人心。齐国人唱歌颂扬他说：“老太太采芑菜呀，送给田成子！”

齐国大夫上朝，御鞅向简公进谏说：“田常、监止不可两立，请君主来选择吧！”

简公不听。后来果然被御鞅言中，田常不仅杀死了监止，杀死了简公，最后田氏篡夺了整个齐国。

这个故事说的是田常用大斗出，小斗进，收买人心，更多的是小斗出大斗进，从中牟利。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的混乱。

然而，统一度量衡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比如我们中国人买东西好几斤几两，20年前曾经下令于中央，要用公斤、千克，但是20年过去了，老百姓还是习惯于几斤几两，你告诉他几千克，他要在心里换算好了才认账。

秦国在统一中国前，就开始在自己的国家统一度量衡。现存的商鞅铜量就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颁布实施的量具标准。铜量上刻有铭文：“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一尊为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商鞅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在全国实行，并在标准量器上刻秦始皇诏文，以传天下：“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一之。”

在颁布标准量器的同时，废止其他非标准量器的使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举措，不仅上有诏文，而且下有贯彻，卓有成效。考古工作者不仅在陕西发掘出“商鞅方升”，在当年齐国的山东邹城、诸城，楚国的江苏盱眙，燕国的辽宁赤峰，韩国的河南禹县，魏国的山西右玉等地，均有秦标准量器出土。

车同轨，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标准化生产

单看“车同轨”三个字，似乎有点多余。马车不是火车，车轨不同无法连接行驶，其意义与同货币、同尺度、同文字无法相比。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似乎多余且毫无必要。有人为了使其合理，便解释说，古代为黄泥土路，经雨水冲刷，车辙碾轧，会形成深深的车沟，如果车轮宽度不一，行驶起来不便。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同样的车辙，反复碾压，车沟会越来越深，反而不利于行驶；反之，如果车辙宽窄不一，先后碾轧在道路的不同部位，会减轻车沟的形成，即使有车沟形成，也会适合不同车辙的车行驶。解决车沟的办法是加强道路的养护，而不是让全国所有的车辆制造者重新生产新车。

所以，车同轨之目的不在于行驶方便，其深层次的意义，是在全国推行标准化生产。

秦始皇统一的秦帝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标准化生产的国家，比工业革命后兴起的标准化生产早了两千年。

考古学家对秦始皇兵马俑坑的文物进行考古时发现，其生产的标准化程度令人吃惊。铍是一种长柄兵器，样式很多。但是秦俑坑里的铍，尽管生产日期相隔十几年，但造型和尺寸完全一致，几乎分毫不差。

湖北鄂州地处楚国，考古人员在当地发掘出一把秦剑，其与当地楚国的青铜剑完全不同，但与千里之外的陕西秦俑坑中的秦剑完全相同。

兵马俑坑发掘出秦三棱箭头4万多支，制造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误差只有0.8毫米，三个面的误差小于0.15毫米。其造型与现代步枪子弹的流线型弹头惊人相似，因此，其射程、飞行速度、准确性无与伦比。

冶金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出产于不同地方，生产于不同工匠之手的箭头，其金属配比基本相同，真是令人惊叹。

除此之外，像构造比较复杂的弩机，军事上必不可少的战车，其所有部件都采用了标准化生产，任何一个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这不仅保证了战争中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也大大简便了生产和运输。在当时全靠手工制造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样精准的标准化水平，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秦国为什么能够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使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生产的同一种类东西达到完全一致，完全标准化，至今还是一个谜。不过有一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解开这一谜团的有用信息：

在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兵器上，刻着一些文字，经考古学家辨认，那是一些人名，而这些人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相邦吕不韦”。在一只戈的上面，分别刻有“相邦吕不韦”，“詟”，“义”，“成”等字样。为什么相国吕不韦的名字会出现在兵器上？《吕氏春秋》里有答案。

在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的记载：“物勒工名”。意思是说，制造器物的工匠，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我们可以推测，在秦国，为了使器物的制造，尤其是战争器物的制造，在生产过程中，其质量和外形都符合标准，出现次品可以追究到生产者的责任，秦国制定了“物勒工名”的责任制。由于兵器的制造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存亡，因此，上至总负责的相国吕不韦，下到地区负责人“詟”，生产作坊的负责人“义”，制作这只戈的工匠“成”，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件兵器上。

由于有了这样严格的，具体到人的责任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管理网络，再加上合理的工序，使得秦国的标准化生产得以不可思议地变成现实。

有史学家感慨道：秦帝国的标准化生产，即使不生产出实物，仅仅有这样的想法，就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测，秦始皇的车同轨，不仅仅是方便各地之间的运输，而是意在向全国推行秦国的标准化生产，以及一整套实行标准化生产的管理体系和网络。通过这样的方法，使整个国家的制造生产，尤其是军事物资的生产高质量、高效率、快速便捷。并通过这样的管理体系，将当时还不被重视，没有形成群体阶层的工匠人群，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体系中来，让原来分属不同诸侯国的工匠们，能够为帝国的建设出力。

重视文化，避难就易，统一文字

秦始皇在后人的文字中，被塑造成一个残暴的粗人，其实不然。从秦帝国建立的第一天起，他就认识到文化、文字在统一大业中的重要性，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四处刻石，那就相当于今天的广播电视报纸的宣传；比如“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网罗天下有才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懂医药炼丹之科技工作者，集中到首都，著书立说，搞科研，以兴太平。

再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统一文字。

汉字本同源，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进行强有力的规范，所以其发展随地域文化的不同，差异很大。春秋战国时期，由于800多年的诸侯割据，文字的差异有加剧的趋势。

周朝的官方文字为大篆，其特点是笔画繁多，书写困难。春秋战国时期，齐、鲁等国将其简化。简化改革的过程中，文字差异加大，逐渐出现了蝌蚪文、孔壁古文等。

比如一个马字，笔画多的八画，笔画少的只有五画。

《说文解字》序中说：“当时已经是田亩大小不同，车轨道路各异，法律差别很大，服饰五花八门，说话各不相懂，文字出现差异。”[2]

照这样发展下去，再有一个春秋战国的几百年，诸侯列国真正变成完全不同的几个国家，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要想统一语言文字并不容易。语言文字的特点是约定俗成，一旦形成，改变起来十分困难。时至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还存在着百里不同音的现象。各省几乎都有各自的语音特征，长江以南更甚，甚至隔村不同音。这些方言的差异，不仅仅在读音上，包括用词、造句，乃至语法上都有很大不同。不懂当地方言的人，听起来与外语无异。

语言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的交流工具，如果任其发展，有语言文字的隔阂，一旦有利益争端，很容易形成有共同语言的人群抱团，相互对抗，那就是分裂的最大隐患。有史可考的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苏联的分裂，无不与此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如何来消除语言文字的差异？秦始皇聪明地选择了文字，而放弃了语言语音。

语言语音是人们每天频繁使用的交流工具，人们使用语言时大多是下意识，所以改变起来难度大，如果强行统一，不仅困难，不好监督，也容易引起人们因不便而反抗。

文字则多为士大夫和官吏们使用，范围小，使用时多为有意识，统一起来难度小，容易见效。文字在国家统治中，其作用又大于语言。统一文字书写的诏令，可以通过当地官员用当地语言传达给黔首，达到上通下达的作用。

秦始皇指派李斯主持统一文字工作。在秦国通行文字的基础上，参照六国的文字，制定了字形固定，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小篆，史上又称秦篆。之后李斯用小篆撰写了《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作为学童识字课本，推广全国。同时，秦始皇利用巡游全国的机会，用小篆刻石记事，推行统一的文字书写。

这之后，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秦国狱吏，潜心研究小篆，穷十年之功，推陈出一种笔画更简省，字体方形，更便于书写的隶书，并很快得以流行。

文字的统一，如同给语言的变化套上了一个缰绳，尽管各地语音可以千差万别，但最终都要能与文字对应上，语言的表达可以口语生动，千变万化，但却不能脱离文字的语法。这就使得秦帝国之后的2229年，尽管中国地广民众，生活方式和地域特点各异，但语言文字的发展，始终沿着一个方向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秦始皇巧妙决策的卓越成果。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谬论，说秦始皇统一文字没成功，其理由是李斯泰山石刻是小篆，而汉代却流行隶书。关于这点，我已在《真李斯》一书中予以分析驳斥，这一说法不仅逻辑混乱，而且混淆了文字与字体的概念。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真李斯》，在此不赘。

秦始皇通过货币、度量衡、车辆生产和文字的统一，从客观效果上，方便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使人们在经济活动，车辆、工具的制造与使用，语言文化的交流时没有障碍，更加方便。最重要的，也是没有被古波斯、古罗马，以及灭亡的那些宏大帝国统治者所认识到，此举彻底拆除了诸侯国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上，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藩篱。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不会因为花钱而被不经意提醒，你不是秦国人；不会因为买卖交换而被质疑，你用的是魏国的斤两；不需要把皇帝陛下的诏令翻译成楚国文字；也不需要担心齐国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赵国无法使用。

总而言之，如果不是个别念念不忘往日富贵的六国王公贵族们有意煽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再也没有由头想起自己原来是哪个诸侯国的臣民了。这样的状况时间长了，再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更替，统一，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

注释：

[1]《史记·平准书》“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2]“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二 置驰道，修直道，以除天下之隔


仅仅依靠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制造标准，和统一文字，以期逐渐在人们心中消除分裂的诸侯国的影响，虽然是根本的、深远的，但其效果却是缓慢的。要想把战国七雄立刻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通过修路，加强七国间的自然联系，是一个最具体、最现实的举措。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是治安问题，这其中有六国残余的叛乱，也有因为战争在民间所导致的暴力习惯，项羽的叔父项梁，就因为杀人而逃到吴县；其次是在全国重整官吏系统，以开展有效的管理；再其次是发展经济，要使农民归田，赶紧从事劳动生产，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将秦国的关于授田和田赋的法令推广实施起来，还要在全国建立起征集、运输、储存等管理体系。

在这么多当务之急的事情之中，秦始皇清醒地、出乎预料地，把修路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工作来推行，可谓卓有远见。

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统一大业，二十七年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修建连通七国的驰道。驰道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道。

《汉书·贾山传》里说，“秦始皇修建驰道于天下，向东连接燕国、齐国旧地，向南一直延伸到楚国和吴国的江湖之上，道路一直抵达海边，可以遥望广阔的大海。这样的驰道路宽50步，隔三丈植树，两侧筑有坡形路肩，种植青松，以保证道路的坚固持久。”[1]

这大约是当时世界上等级最高、里程最长的高等级公路。驰道宽50步，高出普通地面，道路的两侧夯筑成金锥形斜坡以保护主路坚实。每三丈种植青松。

据考古和其他史籍记载，秦始皇驰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分东、北、西、南共10条干线及支线，其大致走向如下：

（1）东线

始于咸阳，沿黄河南岸向东，经洛阳过三川郡，继续向东经成皋、荥阳，至东郡府濮阳，抵达薛郡府鲁县（今天的山东曲阜）。然后向北至济北郡府博阳（今天的山东省泰安市），再向北抵达历城（今天的济南），折向东经临淄郡府临淄，就是原齐国都城临淄，今天的淄博市。再向东至胶东郡府即墨，然后南折沿海而行，经琅邪郡府琅邪，东海郡府郯县，到达广陵（今天的江苏扬州）。然后渡长江南下，经会稽郡府吴县（今天的江苏苏州），至钱塘（今天的浙江杭州），南渡钱塘江至会稽山。

（2）东支线

东线在曲阜分出一条支线南下，经泗水郡的彭城（今天的江苏徐州），下东南，与至扬州的东线汇合贯通。

（3）东南线

自三川郡东进的东线驰道，在荥阳另辟一道南下，过韩国都城郑，经颍川郡府阳翟向南阳郡，过南阳郡府宛县，南下至邓县，及今天的襄樊处渡汉水至南郡，至南郡府江陵（今天的湖北江陵），渡长江抵湘山入长沙郡，至郡府临湘沿湘江南下至五岭，直达南海郡府番禺，今天的广州。

（4）东北线

东线驰道在过三川郡后，有一路向北过黄河，至河内郡府野王（今天的河南省焦作市南），向东北经钜鹿郡府钜鹿，广阳郡府蓟县（燕国都城蓟，今天的北京），然后向东至碣石山，一直到渤海边。

（5）北线

自咸阳沿渭水向东，至蒲坂东渡黄河到达河东郡府安邑，由安邑沿汾水向北至太原郡府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再向北抵达雁门郡府善无，向西北折至云中郡府云中。

（6）北支线

为了便于长城沿线的补给和兵力调动，自云中郡分别向东西两方向，沿长城以南修建了一条驰道，西至九原郡府九原（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东经雁门郡、代郡、上谷郡、渔阳郡，至右北平郡。

（7）西线

自咸阳还有一条向西的驰道，经过陇西郡府狄道，一路向西至今天的甘肃临洮。

（8）西北线

西线驰道在过陇西郡府狄道后，分道向西北至鸡头山。

（9）南线

秦在统一前，为了加强汉中、巴蜀的联系，修建了咸阳经汉中，直抵蜀郡府成都的大道。秦始皇统一之后，自成都又将驰道向南延伸至长江，并渡江一直抵达今天的云南昆明。自长江至昆明的这段驰道，古又称五尺道，山路崎岖，道窄谓之。

（10）新道

另外，还在长沙郡、桂林郡和南海郡之间，修建了连接彼此的新道。

上述十条驰道，贯通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以及南越的主要城市，形成了主要的道路干线。把分散的、地域广阔的诸侯旧国的疆域，紧密地连结在了一起。方便了中央政府的统治，也方便了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和交流。这些公路干线，再连接上诸侯各国的公路，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公路网。整个秦帝国，被这个公路网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

秦直道和一个历史谜团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开始修筑道路，经九原一直修到云阳，劈山填谷，笔直贯通。”这条新修的公路，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

早年，学界对秦直道是否存在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除道，道九原抵云阳”，修建的是驰道。《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从直道返回咸阳，不过是驰道的笔误。[2]

中央美术学院的靳之林教授，“文革”期间下放到陕西延安，在他担任延安文物管委会主任期间，于上个世纪60年代，亲自徒步考察并找到这条秦直道，拍有照片。

据他的描述，秦直道道宽约6丈，由石灰、石渣、黄泥夯实而成，至今路面寸草不生。与驰道因地势而行不同，秦直道劈山填谷，基本保持向北直行，一直抵达内蒙古包头以北。

靳之林在直道的尽头发现一段秦长城，保存得很完好。这段秦长城之所以能够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而不溃塌，源于其独特的修筑方法。与其他长城不同，这段秦长城既不是夯土而成，也不是砖砌石垒。它的修建方法是，先东西向密植两排树木，密植到什么程度？树与树之间距小于40厘米，两排树之间的距离，就是长城厚度的距离。待树长到碗口粗细，砍去树冠，放火焚烧，再在两排树之间填实夯土，以此为墙。由于有炭化的树木为外墙保护，中间的夯土避免了雨水冲刷，劲风磨砺。

直道的发现，可使历史上的一个谜团，有了较合理的解释：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平台之后，秦二世胡亥为什么要从井陉北上抵达九原，然后再向西走，最后从直道南下抵达咸阳？

秦时的沙丘平台在今天河北省广宗县西北，紧邻秦驰道东北线。依常理，秦始皇在没有立太子的情况下，意外病死在外地，这时候如果在京城的诸皇子得到消息，难免不会生出事端。在这种情况下，密谋篡位的胡亥、李斯、赵高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赶紧赶回咸阳，掌握政权。

这个时候，最便捷的路线应该沿秦驰道东北线从钜鹿南下，经汲邑南渡黄河，然后沿三川郡，过荥阳、成皋，一直向西抵达咸阳。这条路最近，也最好走。

可是令人费解的是，秦二世没有走这条路线，而是从钜鹿北上，经过河北的井陉，至大同，然后从呼和浩特再向西至包头，再向南沿秦直道南下抵达咸阳。这条路线，不仅多山路，行走不便，而且比走秦驰道东北线至少多走了几百公里。

为什么？为什么舍近求远？舍易就难？

靳之林教授的解释：由于秦直道的存在，虽然绕道多走几百公里，但由于秦直道平坦而快速，所以，时间上并不落后；又由于秦直道快速便利，如果在没有确定扶苏和蒙恬已经被解决之前回到咸阳，则蒙恬的30万大军两天即可杀到，篡位者必死无疑。所以，三人选择北上，先至蒙恬大营，视情况变化，随机而动。

靳教授的解释合乎情理，同时亦说明秦直道的存在和它巨大的攻防作用。

秦始皇在短短几年间，通过改扩建旧路，新建交通干线，创造性地修建直道，建成了一个联系全国的交通网。这个交通网的建成，除了发挥战略、经济和统治的功效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作用，是彻底消除了原诸侯各国彼此间的地域隔阂，使得“天下皆一统”不仅仅停留在秦始皇的个人愿望上，不仅仅停留在行政建制上，而成为实实在在的地理现实。此举使得一统天下的现实，在秦帝国的官员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变得习以为常，并在潜移默化中为之认同。

对比灭亡的古代其他帝国，在修建道路以消除地理上的隔阂这一点上，都少有作为。

古波斯帝国只有一条道路，连接首都和东西两端遥远的帝国版图。而此时帝国的首都苏撒位于波斯湾的伊朗，而帝国的西北远到土耳其并接近希腊，东面一直抵达印度，如此遥远的版图只有一条道路连接，而帝国向西南到埃及，甚至没有畅通的道路。这样的交通状况，即使波斯帝国征服了这些地方，最多也就是派一位总督和一定数量的军队去占领统治，不可能把这些遥远的地区真正统一为帝国的疆域。

古罗马的情况也与古波斯帝国十分相像。虽然古罗马帝国在其统治的几百年间，不断进行道路建设，但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半岛周围。而帝国的版图则是围绕整个地中海沿岸，其交通主要靠脆弱的航海运输。

古波斯和古罗马帝国首都与其疆域脆弱的联系，必然导致毫无悬念的结果：不是因为当地人的反叛，就是因为派过去的总督私欲膨胀宣布独立，使帝国最终走向分裂。

注释：

[1]“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宽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2]“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三 巡游、刻石、焚书，以归天下人之心


如果用现在人的眼光看，秦国人是很会做广告宣传的。早年秦孝公时代，商鞅就巧妙地策划了一次广告宣传活动。

商鞅要变法，怎么能让秦国人很快知道新法的内容，理解新政的核心，同时又明了君王推行新政的决心？商鞅采取了悬赏移木，以轰动效应让百姓自发地传播、议论，从而理解执行。

商鞅命人在秦国都城的南门最热闹的市场，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木柱边上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说，谁把木柱搬到北门，赏黄金十镒。

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柱搬到北门，虽然不是一件轻松的的事情，但是对于穷苦的卖力气的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可怕的难事，可是赏黄金十镒，却实在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数字，当然没人相信。告示贴出，立刻吸引了许多人看热闹，但是没有人揭榜动手。

看见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商鞅又下令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镒。想想赵国巨贾吕不韦，倾家荡产去贿赂秦国太子和其他人时，一共也就带了五百镒黄金。一个贫民，搬一根木头就能得到如此巨大的财富，那会是怎样的难以让人相信。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站出来了，扛起木柱就往北门走。估计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算被耍了，也就一把子力气而已。当这个大汉扛着木头往北走的时候，身后一定跟着看热闹的人潮，而且一路上还会吸引来更多的人，人们会互相打听，当这个木柱被搬到北门时，估计都城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北门一定是人山人海。

当着人山人海看热闹的人，商鞅下令，立刻把五十镒黄金赏给扛木柱的人，可想而知当时欢呼雷动的场面。这真是一次极有想像力，极其成功的炒作。赏金发完，立刻颁布新法。省去了宣传到人的麻烦和时间，也打消了人们对新法是否会认真执行的疑虑。

秦始皇统一中国了，怎么能让天下人、各地低阶层官员，尤其是那些劳作于自己营生之中，很少与官家打交道的黔首，知道已经江山易主，天下归秦，从此要适应新政，习惯秦制？仅靠商鞅那样的雕虫小技，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作用。秦始皇选择了巡游和刻石。

巡游、刻石从客观上讲，成为秦始皇为统一而做的一系列宣传活动。

巡游和勒石，轰动效应与长远效应相辅相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11年间5次巡游。向西抵达今天的宁夏，向东远到河北昌黎、山东青岛，向北抵达今天的呼和浩特和包头。

秦始皇巡游的时候，众多帝国的功臣高官陪同。武城侯王离、通武侯王贲、建成侯赵亥、昌武侯成、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都曾随同巡游。

出门巡游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即使是坐专列、乘高级轿车，也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在秦始皇的年代，马车长时间行驶在土石路上，其辛苦劳顿，一般人难以承受。

然而，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当秦始皇庞大的帝王车队，在仪仗和军队的护卫下，在朝廷高官的陪同下，在各地官员跪接伏送下，秦始皇的威严，帝国的宏大与富丽堂皇，前所未有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无论是惊叹、羡慕、渴求还是仇恨，大一统的秦帝国，已经通过亲眼目睹，口口相传，深深地刻印在臣民的心中。过去的诸侯列国与之相比，难免自惭形秽。没野心的人，从此俯首帖耳做泱泱大国的臣民；有野心人，从此不甘心于诸侯列国小国之君，一定要南面称帝一统天下。

无怪乎项羽和刘邦相遇见到巡游的秦始皇，羡慕之心溢于言表。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始皇游会稽郡，渡浙江时，项梁和项羽一起去观看。项羽说：“那个人，我可以取代他！”项梁急忙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胡说，要满门抄斩的！”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曾经到咸阳服徭役，有一次秦始皇出巡，允许人们随意观看，刘邦看到了秦始皇，长叹一声说：“唉，大丈夫就应该如此！”

无论是刘邦的羡慕，还是项羽的取而代之，目的已经达到。再通过刻立石碑，把秦始皇的功绩、秦帝国新政的核心内容公布于众，固定下来，流传后世。

巡游产生的是轰动效应，而刻立石碑则是希求细致长远的功效。巡游的轰动效应因为有刻石而不会流于表面，不会随帝王离去而烟消云散；刻石的细备之功因巡游而广昭天下，不会埋没深山，徒沥风雨。

八年之后的焚书令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过了八年之后，上述为巩固统一所做的各项巨大工程，几乎已经全部或部分完工，到了三十四年，突然下令焚书。

为什么？为什么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八年后下令焚书？事出偶然，其中也许有必然。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推测：上述一系列举措，同法律、同货币、同尺度、同车辙，同文字，置驰道，修直道，巡游刻石，包括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广召文学方术之士以兴太平等，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统一举措，所以，战争一结束，立刻付诸实施。

然而，到了三十四年，八年过去了，秦始皇突然发现，统一与和平，并没有使天下人心满意足，尤其是那些贵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门客舍人，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仁慈保住了性命而感恩戴德。他们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用诸侯各国的典籍，仅提取里面太平盛世君主仁义的部分，来诋毁现行政权，煽动周围人的不满情绪；用故国的宗祀历史，来引发人们对失去家国的怀念，以积聚仇恨；用招收门生著书立说来培植党羽，聚合复仇的力量。

秦始皇也许突然明白了，仅仅依靠已经实施的一系列措施，统一人们的行为，消除彼此间的隔阂，是远远不够的。只要天下人还念念不忘你是赵国人，我是楚国人，我们都曾经被秦国打败；只要白纸黑字存在着被美化了的各国历史，时时提醒人们他们的祖先宗祠是被秦国人灭亡，真正统一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秦帝国早晚要走向分裂。

这种思想也许已经隐约埋藏在秦始皇的内心深处，结果，三十四年那次著名的国宴，博士淳于越与李斯的争论，一下子把这种思想明确化了。李斯的建议正好吻合秦始皇的想法，所以秦始皇一个字“可”，同意实行焚书。

从李斯的建议内容，和后代流传的情况看，焚书是有分寸的：

第一，主要针对六国贵族手中的历史、个人论著等可能危及统治的社会科学类书籍，自然科学书籍不在销毁之列，不似后世不加选择的文化毁灭；

第二，秦国官方和博士以上官员仍然可以收藏、阅读和使用被禁书籍，如此开明，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鲜有；

第三，历经两千多年无数战乱，秦之前的各国历史记载和名家名篇许多流传至今，说明当时执行焚书令中规中矩，没有扩大至灭绝文化。

应该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用巡游和勒石，向天下昭示大一统帝国的建成和气概，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八年后下达焚书令，以消除六国贵族认祖追宗在人心里的影响，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行为隔阂的消除、地域隔阂的消除，再加上心理隔阂的消除，秦始皇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的这些举措，在数年之后便见到了实际的效果：

秦始皇死后，虽然有秦二世的弱智无道、赵高的小人奸诈，虽然有项羽等六国余孽反叛作乱，并一时得逞而武力割据，但终不能长久。天下俊杰，人心思一。没有人愿意满足现状，总有人不甘心偏安一隅。无论战争多么残酷，割据双方实力如何强大，不决出雌雄，没有人肯轻易息兵。不管项羽如何一厢情愿要分封诸侯而做西楚霸王，刘邦却一定要剪灭诸侯南面称帝。

秦始皇的帝王威严已经根深蒂固，秦帝国的一统江山已成根本。江山可以易主，国家不容分裂！





第三节

汉承秦制，凤凰涅槃


公元前206年，也就是汉高祖元年，秦始皇死后，经过3年多的诸强混战，刘邦和项羽终于灭亡了赢秦的帝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正月，在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又夺了韩信的齐王印之后，刘邦决定称帝。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正月，诸侯及将相们共同尊请刘邦为皇帝。

刘邦说：“我听说皇帝的尊号，贤能的人才能据有，空言虚语，不是我所要的，我可承担不了皇帝的尊号。”

大臣们都说：“大王从平民起事，诛伐暴逆，平定四海，有功的分赏土地封为王侯，如果大王不称皇帝尊号，人们对大王的封赏就都不会相信。我们这班人愿意以死请求。”

刘邦辞让再三，似乎是实在推辞不过了，才说：“既然诸位认为这样合适，那我就为了国家的便利吧。”甲午日，刘邦在汜水北面登临皇帝之位。并着手恢复大一统帝国的秩序。[1]

尽管刘邦是推翻了秦始皇的帝国而称帝，尽管从此之后汉代的史书官牍把秦帝国描绘得一片黑暗，但是，汉代却毫不犹豫地基本沿袭了秦帝国的所有国家制度。

注释：

[1]“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徽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一 汉代承袭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


秦帝国确立皇权至高无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各种权力皆决于皇帝，从中央的丞相到地方上的郡守、县令，其任免权最终为皇帝，或由皇帝直接任免，或由皇帝授权上级官吏任免。汉朝建立后，承袭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只在政府管理核心的三公设置上，略有改动。

秦始皇统一后，建立了一套以丞相为核心的文官体制。丞相王绾主管全国政务，御史大夫冯劫司职监察百官、廷尉李斯负责法律事务。三公均为文职官吏，极似现代西方国体的三权分立，各司其职管理国家。而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功勋卓著的将军们，如王贲、王离、蒙恬等，虽皆封侯，但似乎并不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除蒙恬将兵30万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外，其他武将似只有爵位，并无实际职权。

汉代承袭秦代官制，其主要职官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其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管理军事。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司职监察百官。

汉代与秦代不同的是，太尉取代了廷尉。其位次也有变化：秦的廷尉位居御史之后，位列第三；而汉的太尉晋升为第二，而主管法律的廷尉不在三公之列。这一改变可以看出，汉代法律地位下降，军人地位上升。这似乎说明，秦始皇比之刘邦，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也许在秦始皇看来，一旦消灭六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天下则从此太平，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了。所以，帝国的中央集权最高层，没有将军介入。刘邦亲历了秦末的战乱，其政权是在军阀混战中靠武力争得，因此，更重视军事。

如果说汉承秦制，略有所改，其最大的变化就是这点，这一点改动在刚刚建立封建帝国的初期，不为人们在意，也许反而更适合那个时代的客观实际，但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一改动，也许就从此阻绝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流向法制那条腿的血脉，从此，这个巨人就总是一条腿在向前迈进，走不快，还不时总会摔倒。





二 汉代血的教训不得不承袭秦朝郡县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后又在今河套地区建九原郡，在两广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共四十郡，郡下设县。

然而，要否定几百年的诸侯封国的国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秦帝国建国初期，在丞相和廷尉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著名的争论。

丞相王绾等进言说，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它们设王，就无法镇抚那里。请封各皇子为王，希望皇上恩准。

王绾的这个建议，既符合人们的习惯思维，也说出了王族和统治阶层绝大多数人的心里渴望。虽然秦始皇经过讨论，否决了分封诸侯王的建议，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由于人们的利益立场不同，人的智慧有高低之分，人的远见也有远近之别，所以，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被人们接受。刘邦就是分封诸侯王的支持者。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总结秦亡之因就这样认为：秦王政自己为皇帝，而子弟为普通百姓，在内没有骨肉亲人相辅佐，于外失去子孙党羽之护卫。所以陈涉、吴广不过是暴民起事，刘邦、项羽随后就灭亡秦帝国。所以有人说，周朝能够延续数百年，而秦帝国只能维持几十年，就是因为其国家体制的原因。[1]

于是，刘邦还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就封了7个异姓王，然而，项羽一死，这些异姓王有的因为起事造反被杀，有的被诬陷起事造反也被杀。

等到刘邦建国以后，大封子弟九人为诸侯王，其土地面积几乎占据了燕赵齐韩魏楚全部疆土，为当时西汉王朝全部疆土的三分之二，朝廷直接管辖的土地只有15个郡，局促于旧秦国的疆域内。[2]

刘邦以为，就此能永享太平，然而，那仅仅是一厢情愿。刘邦一死，先是吕后杀刘姓王，封吕姓子弟为王，后有周勃等人以“非刘姓为王天下人可诛之”为由，发动宫廷政变，杀吕姓，立刘姓为王。然而，没过多久，这些刘姓的王子皇孙们，小者违法乱纪，荒淫无度，大者图谋不轨，犯上作乱。诸侯王不断发生叛乱。

比如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这两个刘邦的子孙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刘襄为帝的打算，所以汉文帝即位以后，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乘汉文帝亲自领兵攻打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汉文帝废除了济北国。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

继承汉文帝皇位的汉景帝，同样每天都在应付危局，最后还是爆发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联合其他同姓王发动的一次大叛乱，起因是汉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

刘濞发兵20万，号称50万，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联络，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汉景帝惶恐，就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刘濞不仅不退兵，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叛乱平定之后，汉景帝痛定思痛，下决心效法秦始皇废除分封。《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说：这之后汉代的侯王只有俸禄和名分，没有参政的实权。[3]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基本改正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把政治体制又完全恢复到秦始皇制定的框架中来。

这之后，汉代完全承袭了秦代的郡县设置。《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代的县大约方圆百里，民众人口多，则地减；人口少，则地增。乡和亭的设置也是如此。这都是沿袭秦代的制度。”[4]

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秦统一全国后，各郡均设守以掌其民。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郡守是沿袭秦代的官职，他的职责是掌管一个郡的事务。俸禄是两千石。[5]

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县令、县长。《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和县长都是沿袭秦代的官职，其职责是掌管一个县的事务。人口在万户以上的称县令，俸禄一千石至六百石不等。万户以下的称县长，俸禄是五百石至三百石不等。[6]

唐朝著名政论家柳宗元在《柳河东集》中称赞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是废私立公，并一语千钧道：“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注释：

[1]秦王政“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期，国势然也”。

[2]《汉书·诸侯王表序》曰：“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

[3]“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4]“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5]“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

[6]“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三 汉代承袭了秦朝的监察制度


秦始皇消灭诸侯，改变了奴隶相对于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随着自由民的增加，赋税徭役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保证官吏体制的公正、高效、廉洁，就成了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于是，秦帝国建立了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府，亦称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寺。御史府的主管是御史大夫。

秦御史府中还设有御史中丞，直接辅助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初学记·职官下》云：“御史中丞，秦官也，掌贰大夫。”

秦统一后，在郡一级普遍设置了监郡御史，监郡御史隶属于御史大夫。他的主要任务是代表皇权监察地方官吏。由此可见，秦朝已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置御史司监察，并置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这标志着秦朝以御史制度为主体的监察制度已经确立。

汉代的监察制度与秦朝一脉相承。《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

在地方，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对地方的监察。《后汉书·百官志》：“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然而这一省，致使地方吏治日趋腐败。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又部分恢复了地区御史监郡的制度。

汉武帝时期，废除了监郡御史，改为设立十三部刺史，驻当地专司监察地方。《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

十三部刺史皆隶属于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有御史中丞具体督管，在地方设有固定治所。十三部刺史的设立，虽然改变了秦代地方监察头绪过多，不利于上通下达的问题，也造成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十三刺史权力过大，一人掌握几个郡官员的生杀大权，容易产生腐败和冤案。

总而言之，帝国的监察制度始于秦始皇，经过汉代的承袭和完善，趋于成熟。其后两千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沿用至今。





四 汉代承袭了秦朝的官吏选任制度


秦代官吏选任主要有察举与征辟两种方式。

所谓察举，主要是中央与各郡长官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皇帝推荐人才。大约20万人推荐一人，推荐后，由皇帝加以考试，然后任官。

征辟，又分征召与辟举。征召是对全国特别有名望的人才，由皇帝派专人去聘任；辟举也叫辟除，是由中央或各郡长官对所辖部门或地区内有名望的人加以聘任，辟为自己的幕僚属吏。

《史记》中说，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叔孙通因为文章和学问，被征召为待诏博士。

察举和征辟两种方式，开辟了向社会公开招收有用之才的方法，也为有识之士打开了晋阶之门。

汉代完全沿袭了秦帝国的人才选拔方式。刘邦曾于汉十一年下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我能尊显之。”文帝时，下诏举贤良方正。武帝以后，又有秀才、孝廉之选。





五 汉代还承袭了秦朝的赋税制度


秦始皇统一后，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统一和改革。公元前216年，命全国各地自报占有田亩数目，即文献记载的“令黔首自实田”。这是我国历史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登记制度的开始。人民有纳税，服徭役、兵役的义务。

汉代承袭秦朝这一制度，并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封建管理制度和赋税制度。秦帝国的《田律》、《仓律》和《徭律》，主要征收田赋、户赋和口赋。汉朝在这三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田租税律》和《盐铁税律》等税收法规。另外汉代实行了编户齐民，登记人口，加强人口管理。编户齐民制度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征收赋税。

汉高祖建国初期，曾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改秦代田租十税一为十五而税一。实行了一段时间，由于国家用度增加，又恢复为十税一。汉惠帝即位后又恢复为十五税一。汉文帝二年，为了鼓励农民生产，减收当年天下田租之半。此后，由于实行重农积粟政策和募民入粟赐爵政策，国家掌握的粮食大大增加。汉文帝于十二年再次减收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又完全免除民田的租税，以鼓励农业生产。到汉景帝二年又恢复征税，正式规定三十税一。到了东汉光武帝初年，田租又恢复为十税一。

汉代承袭秦代的赋税制度，并发展为灵活的征收方式，以适应国家发展和朝廷政策的需要，这是一个进步。

另外，汉代还基本沿袭了秦代的法律制度，有关内容前已有述，不再赘笔。

至此，我们应该给秦始皇一个公正的结论了。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并不仅仅是统一了中国。

若论国家的庞大，国土的辽阔，汉武帝之汉帝国、唐玄宗之唐帝国、清道光之清帝国，其疆域之辽阔远远超过秦始皇的秦帝国。

秦始皇真正的历史功绩在于：早在2229年前，在那个文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野蛮时代，他就清醒地认识到，百姓苦难的根源是国家之间的战乱。“天下共苦战乱不休，以有侯王”。

同时他又找到了解除这一苦难根源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合天下为一统，用有节制的战争消灭列国，建立起一个强而大的国家，而不是用督促各诸侯王克己复礼，或者教育百姓兼爱天下。

不仅如此，他还为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创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证了这个国家虽大却很坚固。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之上，你怎么来教化百姓，可以独尊儒术，也可以崇佛崇道。可以因时而异。

认识、办法、制度，这三样东西是秦始皇留给这片土地和我们后人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由于有了这三样东西，后世的历朝历代，才能锲而不舍地追求统一，才能行之有效地实现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地维护统一。

历史的事实是最好的答案。

汉承秦制，或有改良，或有发展。秦汉一脉相承，大一统的国家更加牢固，疆域更加辽阔，经济实力提高，人口数量增加。汉之后或有短暂的分裂，终归一统；或有偏远异族的入侵，终被同化。

从公元前221年到今天，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已经经历了2229年。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能够这样长命百岁。

秦始皇创造的秦国灭亡了吗？没有！抛开宗族观念上的家天下尺度，或赢氏、或刘氏、或李氏、或赵氏，秦始皇创造的一统江山的国家，随着时代的变化，经历了不同人的统治，一直在不断完善、发展、富裕，强大。

人生有起伏，国家有兴衰。时至今日，大一统的中国，面临着又一次的崛起，它必将以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重新崛起在亚洲大陆，屹立于世界之巅，给世界和人类带来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后记一


司马迁的泣血苦心


当我写下第一章的标题“司马迁骗了我们”时，我的心中异常地痛苦。

司马迁是我心中的偶像，他忍辱负重，矢志不移的意志，是我每遇困难和挫折时的精神支柱。每当我沉溺在日复一日平淡重复的生活里，感到极度地无聊和惶恐时，司马迁和《史记》是照亮我人生的一盏明灯。司马迁是中国文人的楷模，《史记》是至高无上永远无法逾越的文史巅峰，我怎么可以写下这样的文字，来对司马迁和《史记》品头论足，甚至诋毁？！

然而，当我在新的读史原则下，又一遍重读《史记》的时候，我产生了深深地疑惑。为什么司马迁的文字处处要把秦始皇描绘成一个暴君，而他选取的历史事件，却又给后人诸如我这样的不逊之徒，留下了反驳暴君说的证据？

我给自己想出三个答案：

（1）司马迁史学良心和个人好恶发生冲突

司马迁讨厌秦始皇，所以，他要用被文人大加赞赏的春秋笔法，在记录历史的同时，褒贬他认为应该褒贬的人，而史学的良心又使他忠实地收录前朝留下的史实资料，因而有了《史记》里历史事实与作者观点和文学描写的分裂。

这个可能是有的。

（2）历史典籍过于浩瀚，难以辨别褒贬

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历史巨著的时间过于紧迫，因此，司马迁无法仔细斟酌自己采录的每个历史事件对人物的褒贬作用，因而留下破绽。

这个可能也是有的。

《史记》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记载。有的我们可以解释为司马迁想尽可能保留历史上的不同记载，给后人以自己甄别的可能。但有些却是明显讲不通的谬误，司马迁却没有予以剔除，而是记录在篇幅有限的《史记》中，不免造成浪费和误导。

举个例子，秦帝国的一个重要人物秦子婴，关于这个人物的身份，《史记》有三种说法，自相矛盾。可是有两种明显谬误，司马迁却如实采录，徒然扰乱了视听。

第一种说法，子婴是秦二世胡亥的侄子。

秦始皇死后，胡亥即位。不久，赵高又杀死胡亥，立子婴为秦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立二世之兄子子婴。子婴立，刺杀赵高，夷三族。”这段记载说，子婴是胡亥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胡亥的侄子。子婴即位后，刺杀了赵高，并将其夷灭三族。这是第一种说法侄子说。

第二种说法，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也就是胡亥的叔父。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赵高想篡位，“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受之玺。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淡及其子谋杀高。”这里明确说，秦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秦二世胡亥的叔父。

第三种说法，子婴是秦二世的哥哥。

《史记·六国年表》里记载：“赵高反，二世自杀，高立二世兄子婴。子婴立，刺杀高，夷三族。”

上述三种说法都载于《史记》，而侄子说最为流行。从东汉的班固一直到近现代，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这一说法。近几年修订的《辞海》和《辞源》这两部最著名的大辞典，也都一致认为，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甚至还明确指出是秦二世的哥哥扶苏的儿子。

按说那么多大家和权威都认可，秦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应该没有问题了。其实不然，恰恰是这一说法最站不住脚。

首先从年龄上推算，秦始皇50岁去世，长子扶苏最多32岁左右，子婴如果是扶苏的儿子，即位时不会超过17岁，不可能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可以一起密谋刺杀赵高。而子婴与两个儿子密谋刺杀赵高一事，《史记》多处有载，应当不会有错。除了《李斯列传》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有记载：“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

年纪是一个硬指标，不容置疑。

其次从子婴的社会声望推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杀了秦二世胡亥后，考虑立谁为王时说了一通话：“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赵高说子婴有社会声望，他的话在百姓中传诵。如果子婴是秦二世的侄子，只有17岁，不可能取得如此的社会声望。

这两条理由，足以否定侄子说。

二世兄长说也讲不通。秦二世胡亥篡位之后，大肆诛杀自己的兄长，连扶苏在内，一共杀死了23人，怎么会单留子婴这个兄长不杀？而且在秦二世诛杀大臣时，子婴还站出来反对，他怎么会如此幸运？

三种说法中，叔父说最没毛病，可是却很少有人采信。

奇怪吗？不奇怪。

古代君王登基，即使不是暴君，很多也会诛杀兄弟剪灭竞争。现在人们都相信秦始皇是暴君，秦始皇怎么可能不这样做？人人都要把秦始皇描绘成暴君，所以明知没毛病，大家都视而不见，包括《辞海》《辞源》这样的权威辞书。

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所以年纪可以在40岁以上，这样，有两个成年儿子可以谋杀赵高，符合情理。由于他是秦二世的救父，不具备与秦二世争夺王位的条件，所以没有被加害。又由于是长辈，出面批评秦二世才能全身而退。更由于年长，曾经随兄长秦始皇打江山，能够在百姓中产生影响。

就秦子婴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人物，司马迁就留下了这么多自相矛盾的材料，而且其中的两种存在明显谬误，可见，司马迁忙中出错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不过，我愿意相信第三个答案：司马迁不得已而为之。

（3）不得己而为之

司马迁本心是要如实记录下秦始皇的仁慈和伟大，但是为了让《史记》能被汉朝的当权者所认可，并得以流传后世，不得已，只好在如实记载历史事件的同时，巧妙地加进去一些小零碎，以改变读者对秦始皇的主观判断，从而骗过了汉代的统治者，不幸也在粗心的读者心中造成了秦始皇是暴君的假象。

我们知道，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是秦始皇的臣民，被秦始皇的朝廷任命为泗水亭长，却犯上作乱，篡位而南面称帝。为了说明自己篡位的合法性，就要极力贬低秦始皇，只有秦始皇称帝不合法，秦始皇残暴，自己才是替天行道，才有合法性。所以，汉代统治者都要贬秦，贬秦为了褒汉。

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杀六国的王公大臣；而汉高祖刘邦灭秦之后，与项羽一起杀秦王子婴，夷灭秦始皇宗室三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臣，都高官厚禄，善始善终；而汉高祖刘邦几乎杀光了开国功臣，夷灭了他们的宗族。

秦始皇对待战败的李信，不但没有处罚，反而在平定齐国的战役中让其带兵立功，重树威名；而司马迁的当朝皇帝汉武帝，因为将军王恢随机应变，没有冒险出击，就将其下狱处死。

秦始皇一生从未诛杀过将军和大臣；而汉武帝当朝宰相就杀过数位，还有将军、王子、公主。

秦始皇从来对直言的大臣加以处罚；汉武帝因司马迁替战败的将军李陵仗义执言，就将其处以宫刑。

有上述种种的禁忌，试想，如果司马迁将真实的秦始皇，不加修饰的书写进《史记》，汉武帝读到之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忠心的臣子读到之后禀报上去，又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不仅司马迁会遭灭门之祸，其一生的心血《史记》也将会化为灰烬。

司马迁不愧为文学史学双重高手，他知道在哪里加入一点点零碎，就能在不改变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改变人们对人物，对事件的看法。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零碎，它们骗过了汉武帝，骗过了许许多多忠心的朝臣，《史记》这才得以获得汉代统治者的认可，一直流传到今天。

我们就认定，这是司马迁的一片泣血苦心吧。

2006年8月24日至2007年11月29日一稿

2008年2月4日第二稿

2008年4月18目第三稿

2008年11月6日第四稿





后记二


享受一个大国


有一个问题，过去很长时间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列强的国力、军力远远强于中国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能够吞并中国？

1840年，英国的炮舰，轻而易举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携带着天主的福音，后面跟随着鸦片，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1900年，八国联军更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连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想要废立新君，都不得不看洋人的脸色。

可是，西方列强拼出吃奶的力气，也仅仅是获得在中国租界、通商，以及掠夺资源的好处。

1938年，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其意在吞并中国。历史的事实证明了一点：日本自不量力。与自不量力的德国希特勒一样，他们被大国中国和前苏联打败。日本同样也是拼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把中国的土地走一遍。日本仅仅是短暂地占领了秦始皇时代的燕、赵、齐、魏、韩，和楚国的一小部分地区，还有东北，而中国广大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更加广阔的西北地区，包括秦国旧地，日本根本没有能力涉足。

如今明白了，我们得感谢秦始皇。由于有了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国家，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野蛮的入侵；我们才能在几千年弱肉强食的混乱世道中，安泰千年。

1900年前后，正是世界大变动的时代。与中国同样宏大的奥斯曼帝国，正是在这一时期，被肢解、遭分裂。奥斯曼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始于同中国类似的海战失败。中国曾经在甲午海战败给日本。而奥斯曼帝国则是在勒班多海战中，败于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不同的是，奥斯曼帝国开始分裂，而中国没有。

1878年之后，由奥斯曼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和地区有：

非洲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

亚洲的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部分、沙特阿拉伯部分；

欧洲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格鲁吉亚部分、俄罗斯部分、乌克兰部分。

为什么中国没有分裂？我们还得感谢秦始皇。与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庞大帝国不同，秦始皇完成的丰功伟业，不仅仅是把分散的诸侯或城邦统一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种在当时是全新的国家样式。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全新的国家样式，在匆忙中一经创造出来，就十分适合当时的国情，符合生产力的发展。其国家结构的各个部件，设计合理，咬合紧密，使得这架庞大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的新机器，能够平稳、顺畅地运转。2229年，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改进，虽然也经历了几次大修，至今运转正常，活力如新。

这真让人惊叹：秦始皇究竟是不是得到了上天的神助！

中国人是幸运的，生在大国，几千年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如同浩荡的江河，即使遭遇严重的污染，也有足够的能力自我清涤。

小国巴拿马，被几十个特种兵空降在总统的卧室，便江山易主。

小国南联盟，仅仅被不间断地飞机轰炸，举国人民便无处藏身，只好白旗请降。

小国科威特，虽然富甲一方，但被中等国家伊拉克一张外交照会，便被吞并，几乎亡国。而那个中等国家，竟也被别人倚仗科技优势，一个冲锋，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总统绞死，国家崩溃。

我的父亲是个军人。军人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军事原则：合则强，分则弱。战场上一旦被对手分割，如若不能迅速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络，那接下来的命运就毫无疑问的只有被打败，甚至被消灭。

世界远没有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让我们庆幸自己生在大国。

大国，北有草原，南有群山，东有浩海，西有大漠。一日之间，有盛夏的金色沙滩，有严冬的银色雪峰，有江南的小桥流水，有戈壁的旷野豪情，看不尽的江山如画，数不清的人间风流。

让我们感念秦始皇，享受一个大国！

2006年8月24日至2007年11月29日一稿

2008年2月4日第二稿

2008年4月18日第三稿

2009年1月10日第四稿